第一階段從表中“萬年清”到“大雅”的15艘船，是日意格任監督期間所造。在沈葆楨領導下，船政局的製造水平和中國的自造能力是不斷有所提高的。“萬年清”、“湄雲”、“福星”、“伏波’四船的輪機均購自外洋，從第五艘船“安瀾”開始，輪機即由船廠自己製造，這是左宗棠早就定下的“輪船一局，實專為習造輪機而設”的方針的實現。它雖然仍是仿造，雖然從繪圖到製成成品仍是在洋技術人員指導下進行，但都是通過中國自己工匠操作製成，質量且不亞於外國同類產品，表明中國的技術工藝水平大有提高，對船廠的發展有著奠定基礎的意義。一個英國海軍軍官於1876年參觀馬尾船政局後記載說：“中國的工程師……英文說得相當好。船的引擎情況良好，什麽東西看來都幹淨，事事都認真有條理”；“最近造的一隻船……引擎及一切部分，在建築過程中，未曾有任何外國人的幫忙。”“工人由中國工頭監工。工頭是由船政局的學校訓練出來的，……（他們）和歐洲人毫無差別地能夠勝任愉快……；船與引擎的繪圖與設計工作，由船攻局學校訓練的中國製圖員擔任”。般廠所製產品，其“技藝與最後的細工，可以和我們英國自己的機械工廠的任何出品相媲美而無愧色。”這種評價，是比較實事求是的。確實，中國在技術設備一無所有的情況下，短短幾年間，船政局就造成15艘輪船，又訓練了一批年青人熟練掌握一定的技術，應該說成效是較為顯著的。
然而，這些成效同外國先進水平比還遠不能逮，從中國當時軍事形勢和經濟發展需要說，也是距離比較遠的。從表中的“萬年清”到“大雅”的15艘船，全為木質，這在國外已屬過時的舊型式；輪機馬力都較小；載重量較少；船速較慢，所裝炮位不多而且不大，諸如此類，缺陷不少。當時西洋兵輪的長處恰恰與此相反，它們“全在炮位多而馬力大，故能於重洋巨浪之中，縱橫顛簸，履險如夷，製勝確有把握。”這表明馬尾船政局在製造機械、裝配船體等係統工程方麵，還遠沒有得到西洋之“奧秘”。這種技術落後、進展速度尚不理想的原因，固然和中國造船工業及與之相聯繫的鋼鐵、機器製造等工業底子薄、基礎差分不開，也同船政局的造船方針：“意在有事利於攻戰，無事便於轉輸，其製係參兵船商船之度”，以致期望兩利而實則兩不利，不無關係。當然，洋人的刁難是意料中事，洋務官僚管理上缺乏經驗和資金不足等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從1874年後為第二階段，其主要特點，是由靠洋員造船變為華人設計自造，由木殼為主變為鋼鐵殼為主。1873年前後，洋人5年僱傭合同先後到期，陸續撤退。這時船局麵臨不少難題。（1）造船數量雖與左宗棠原計劃大體一致，但技術知識遠未“歸之中土”，誠如有人所說，“彼中萃數千百年之奇秘，始得輪船之巧，一旦欲於五年中盡傳之於中工”，是難以做到的。（2）清廷根據1872年大學士宋晉的“殫竭脂膏以爭此未必果勝之事，殊為無益……暫行停止”造船的奏疏，作了若“徒費帑金，未操勝算，即應迅籌變通”的上諭。顯然，船政局有夭折之險。續造還是停造？沈葆楨等選擇了前者。事實上，閩廠已有較為完整的設備和相當數量的熟練技術工匠，如果是僅為了節省而停造，那其實是莫大的浪費。從社會需要說，也應該毫無疑義地續造，中國的軍事、經濟，都急需輪船，購買隻能是臨時措施，自造才是“永久之計”，這早已辯論清楚了。沈氏堅持續行興造”。這得到清廷的認可。“續造”不能原地踏步。而是必須在原有基礎上提高。要做到這點，一是必須在培養技術人才上下工夫，二是在開發原材料、燃料上下力氣。
為解決技術人才培養問題，除繼續辦前、後學堂和技工培訓班——藝圃外，最主要的措施是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以便“置之莊嶽之間”更易於把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學到手。即將去任的沈葆楨對此認識得很清楚，其繼任者、精於辦洋務的丁日昌認識亦頗明確，丁氏奏稱：“中國學習西法，有始境而無止境。……外國輪船改用康邦機器將十年矣，用煤少而行駛速，而中國閩、滬二廠仍用舊式機器，……此豈我識見之盡不如彼哉？限於財力不足者半，限於隔閡未能得風氣之先者亦半也。”因此亦極力主張派員出國學習。在這一動議未正式被清政府認可前，船局實際上已在進行實際的工作了。1875年沈葆楨趁日意格回國採購之便，在前、後學堂中挑選出魏瀚、陳兆翱、陳季同，劉步蟾、林泰曾5名學生隨同去法國參觀學習。此後，先後派了三批學生去歐洲留學。這些出國的留學生，學習非常勤奮，無論是學駕駛、製造或是學礦務、化學等各種專業，從基礎理論到工藝操作，均力求理解深入，技術全麵，故無論軍用工業或是民用工業，無論是設計或是管理，都能勝任。這些人才的科技水平，比之西洋人才毫不遜色。“南北洋爭先留用，得之唯恐或後”。這種情況，對於馬尾船政局的發展振興，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馬尾船政局所製之船從仿造到設計自造，從木質到鋼鐵質的變化，歸根到底與這些人才的培養有著密切的關係。
</br>
然而，這些成效同外國先進水平比還遠不能逮，從中國當時軍事形勢和經濟發展需要說，也是距離比較遠的。從表中的“萬年清”到“大雅”的15艘船，全為木質，這在國外已屬過時的舊型式；輪機馬力都較小；載重量較少；船速較慢，所裝炮位不多而且不大，諸如此類，缺陷不少。當時西洋兵輪的長處恰恰與此相反，它們“全在炮位多而馬力大，故能於重洋巨浪之中，縱橫顛簸，履險如夷，製勝確有把握。”這表明馬尾船政局在製造機械、裝配船體等係統工程方麵，還遠沒有得到西洋之“奧秘”。這種技術落後、進展速度尚不理想的原因，固然和中國造船工業及與之相聯繫的鋼鐵、機器製造等工業底子薄、基礎差分不開，也同船政局的造船方針：“意在有事利於攻戰，無事便於轉輸，其製係參兵船商船之度”，以致期望兩利而實則兩不利，不無關係。當然，洋人的刁難是意料中事，洋務官僚管理上缺乏經驗和資金不足等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從1874年後為第二階段，其主要特點，是由靠洋員造船變為華人設計自造，由木殼為主變為鋼鐵殼為主。1873年前後，洋人5年僱傭合同先後到期，陸續撤退。這時船局麵臨不少難題。（1）造船數量雖與左宗棠原計劃大體一致，但技術知識遠未“歸之中土”，誠如有人所說，“彼中萃數千百年之奇秘，始得輪船之巧，一旦欲於五年中盡傳之於中工”，是難以做到的。（2）清廷根據1872年大學士宋晉的“殫竭脂膏以爭此未必果勝之事，殊為無益……暫行停止”造船的奏疏，作了若“徒費帑金，未操勝算，即應迅籌變通”的上諭。顯然，船政局有夭折之險。續造還是停造？沈葆楨等選擇了前者。事實上，閩廠已有較為完整的設備和相當數量的熟練技術工匠，如果是僅為了節省而停造，那其實是莫大的浪費。從社會需要說，也應該毫無疑義地續造，中國的軍事、經濟，都急需輪船，購買隻能是臨時措施，自造才是“永久之計”，這早已辯論清楚了。沈氏堅持續行興造”。這得到清廷的認可。“續造”不能原地踏步。而是必須在原有基礎上提高。要做到這點，一是必須在培養技術人才上下工夫，二是在開發原材料、燃料上下力氣。
為解決技術人才培養問題，除繼續辦前、後學堂和技工培訓班——藝圃外，最主要的措施是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以便“置之莊嶽之間”更易於把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學到手。即將去任的沈葆楨對此認識得很清楚，其繼任者、精於辦洋務的丁日昌認識亦頗明確，丁氏奏稱：“中國學習西法，有始境而無止境。……外國輪船改用康邦機器將十年矣，用煤少而行駛速，而中國閩、滬二廠仍用舊式機器，……此豈我識見之盡不如彼哉？限於財力不足者半，限於隔閡未能得風氣之先者亦半也。”因此亦極力主張派員出國學習。在這一動議未正式被清政府認可前，船局實際上已在進行實際的工作了。1875年沈葆楨趁日意格回國採購之便，在前、後學堂中挑選出魏瀚、陳兆翱、陳季同，劉步蟾、林泰曾5名學生隨同去法國參觀學習。此後，先後派了三批學生去歐洲留學。這些出國的留學生，學習非常勤奮，無論是學駕駛、製造或是學礦務、化學等各種專業，從基礎理論到工藝操作，均力求理解深入，技術全麵，故無論軍用工業或是民用工業，無論是設計或是管理，都能勝任。這些人才的科技水平，比之西洋人才毫不遜色。“南北洋爭先留用，得之唯恐或後”。這種情況，對於馬尾船政局的發展振興，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馬尾船政局所製之船從仿造到設計自造，從木質到鋼鐵質的變化，歸根到底與這些人才的培養有著密切的關係。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