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參考《洋務運動》（三）《練兵篇》製成。
除海口雇洋人練兵外，此後在內地如湖北、貴州、雲南、陝西、甘肅等省亦有雇洋人練兵者，均規模小，且旋練旋輟。這裏不一一列舉。顯然，在海口洋人練兵的問題上，清政府是被動的，但它為整頓八旗、綠營而設神機營、練軍，則是主動的。
鹹豐十一年，管理神機營事務大臣擬定神機營章程十條，為神機營的營地、兵員、官製、經費、武器、操練等作了全麵落實。它的奏準實行，標誌了京營八旗練兵的開始。接著神機營於京營八旗、內務府挑選精壯旗兵1000名，按營隊分設公所，就地操練，各營隊設專操大臣、幫操侍衛章京統帶，並以俄國贈送的洋槍武裝。從1862年起，分別派出官兵赴津接受英國軍官訓練。1864年，神機營奏準將受訓的京營八旗調回，並添槍兵、炮車入內，成立威遠隊名目。以後又逐年擴充，發展馬隊，到1868年，威遠隊內已有受英車訓練兩年之久的洋槍步兵600名、馬隊兵1000名，成為一支擁有洋槍洋炮達5600多人的馬、步、炮綜合的洋槍隊。它是神機營的核心。
除訓練京營八旗之外，清政府又有整頓各省駐防旗兵，挑選精壯，編成“八旗練營”之議。其間特別重視東三省旗兵的整頓。其實早於1860年奕在提出訓練京營八旗的同時，就已建議諭飭“東三省各營兵丁，勤加訓練，弓馬之外，兼有技藝抬槍，按期操練。”於是鹹、同間，盛京將軍於六十六佐領屬下挑選精壯旗兵2500人，加練火器，是為奉天練營之始。吉林將軍亦於1867年組成吉林練營。隨後黑龍江將軍於1875年抽調精壯組成黑龍江練營。
以上是八旗的整頓辦法。至於綠營的整頓辦法則是練軍。綠營的練軍始自直隸。1863年即有以直隸營伍廢弛應“酌改練兵”之議，由直督劉長佑負責練兵。1866年劉長佑選練直隸六軍，計劃在遵化、易州、天津、河間、古北口、宣化六處，各駐一軍。每軍步兵2000人，馬兵500人，共2500人，分為前、後、左、右、中五營。六軍共15000人。練軍需用的餉項稱“練餉”，由各省協濟。但六軍未練成，劉長佑即於次年去職。1868年才由曾國藩接辦。曾氏改變劉的章程，基本上仿湘淮軍成規重訂章程。嗣後為各省練軍所仿效。
繼直隸之後，各省也陸續設練軍。據兵部於1873年統計，除京師神機營、直隸練軍六軍外，閩、浙、蘇、粵、晉、魯、湘、豫、甘肅等九省設置了練軍。這些練兵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神機營和直隸練軍為代表，其特點是朝廷直接主持，由戶部統籌練餉，特設營製。第二類是以山西、山東、湖南為代表，即仿直隸之法，兵於額外抽練，費於餉外略增。第三類是以福建、浙江、江蘇、廣東為代表，將疲弱營兵裁汰，所剩之餉，加於所練之兵，費用不另增加。除上述九省加直隸共十省已設練軍外，內地另八省及新疆先後也有練兵之舉。
湘、淮軍的練兵用洋槍炮練洋操，似乎與各省練軍相似，但實標上近代化程度要快得多，淮軍尤其是這樣。這是由於他們是自己統帥主持，可自行其事，受洋人影響多而受清王朝牽製較少的緣故。這種情況雖不合清政府“固本”政策本意，但因湘淮勇營已具有國防主力的實際地位，清廷對這一事實也不得不予以默認。
牽一髮而動全身。練兵既是使用洋槍洋炮和與之相適應的訓練方法的改變，它就有力地突破了傳統牢籠。這種“突破”，促使科學技術的引進和學習，促使近代軍用、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乃至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也就必然促進意識形態的近代化。
第三章 “借師助剿”及其對洋務運動興起的作用
第三章 “借師助剿”及其對洋務運動興起的作用
一、“借師助剿”的正義
一、“借師助剿”的正義
借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軍隊和外國軍事人員之力，在江浙、上海等部分沿海地區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清王朝把這一勾結帝國主義的特殊形式稱之為“借師助剿”。“借師助剿”與洋務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我把“借師助剿”列為洋務運動史的重要內容之一，主要不是為了分析和說明“借師助剿”具有鎮壓人民革命的反動性，勾結和藉助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力量的買辦性，而主要是因為“借師助剿”體現了洋務運動的中心內容：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首先是軍事技術，以期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統治。
之所以這樣說，可用幾個“為什麽”來表達。為什麽要“借師”？因為清軍不是人民起義軍的對手，而“洋兵”卻有可能戰勝起義軍：為什麽“洋兵”能戰勝起義軍而清軍卻不能？因為清軍除士氣低落外，裝備很窳陋，而“洋兵”的武器精良，訓練亦係新式；為什麽“洋兵”武器裝備能那樣精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先進，工業發展水平較高。因此，“借師助剿”給清政府及其官吏們以一係列啟迪：要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統治，必須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裝備的軍隊；要擁有一支新式武器裝備的軍隊，必須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新型的近代工業。本書第二章第三、四節所述的“堅船利炮的購求”、“推動洋務運動全麵開展的練軍”，在一定意義上說，可以認為是“借師助剿”的邏輯發展。進一步說，舉辦近代軍用工業、民用工業企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科學技術人才培養等，均與“借師助剿”不無歷史的聯繫。因此，從洋務運動史的全過程看，“借師助剿”盡管隻是它的醞釀準備和前奏序幕，卻體現了洋務運動兩個重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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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海口雇洋人練兵外，此後在內地如湖北、貴州、雲南、陝西、甘肅等省亦有雇洋人練兵者，均規模小，且旋練旋輟。這裏不一一列舉。顯然，在海口洋人練兵的問題上，清政府是被動的，但它為整頓八旗、綠營而設神機營、練軍，則是主動的。
鹹豐十一年，管理神機營事務大臣擬定神機營章程十條，為神機營的營地、兵員、官製、經費、武器、操練等作了全麵落實。它的奏準實行，標誌了京營八旗練兵的開始。接著神機營於京營八旗、內務府挑選精壯旗兵1000名，按營隊分設公所，就地操練，各營隊設專操大臣、幫操侍衛章京統帶，並以俄國贈送的洋槍武裝。從1862年起，分別派出官兵赴津接受英國軍官訓練。1864年，神機營奏準將受訓的京營八旗調回，並添槍兵、炮車入內，成立威遠隊名目。以後又逐年擴充，發展馬隊，到1868年，威遠隊內已有受英車訓練兩年之久的洋槍步兵600名、馬隊兵1000名，成為一支擁有洋槍洋炮達5600多人的馬、步、炮綜合的洋槍隊。它是神機營的核心。
除訓練京營八旗之外，清政府又有整頓各省駐防旗兵，挑選精壯，編成“八旗練營”之議。其間特別重視東三省旗兵的整頓。其實早於1860年奕在提出訓練京營八旗的同時，就已建議諭飭“東三省各營兵丁，勤加訓練，弓馬之外，兼有技藝抬槍，按期操練。”於是鹹、同間，盛京將軍於六十六佐領屬下挑選精壯旗兵2500人，加練火器，是為奉天練營之始。吉林將軍亦於1867年組成吉林練營。隨後黑龍江將軍於1875年抽調精壯組成黑龍江練營。
以上是八旗的整頓辦法。至於綠營的整頓辦法則是練軍。綠營的練軍始自直隸。1863年即有以直隸營伍廢弛應“酌改練兵”之議，由直督劉長佑負責練兵。1866年劉長佑選練直隸六軍，計劃在遵化、易州、天津、河間、古北口、宣化六處，各駐一軍。每軍步兵2000人，馬兵500人，共2500人，分為前、後、左、右、中五營。六軍共15000人。練軍需用的餉項稱“練餉”，由各省協濟。但六軍未練成，劉長佑即於次年去職。1868年才由曾國藩接辦。曾氏改變劉的章程，基本上仿湘淮軍成規重訂章程。嗣後為各省練軍所仿效。
繼直隸之後，各省也陸續設練軍。據兵部於1873年統計，除京師神機營、直隸練軍六軍外，閩、浙、蘇、粵、晉、魯、湘、豫、甘肅等九省設置了練軍。這些練兵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神機營和直隸練軍為代表，其特點是朝廷直接主持，由戶部統籌練餉，特設營製。第二類是以山西、山東、湖南為代表，即仿直隸之法，兵於額外抽練，費於餉外略增。第三類是以福建、浙江、江蘇、廣東為代表，將疲弱營兵裁汰，所剩之餉，加於所練之兵，費用不另增加。除上述九省加直隸共十省已設練軍外，內地另八省及新疆先後也有練兵之舉。
湘、淮軍的練兵用洋槍炮練洋操，似乎與各省練軍相似，但實標上近代化程度要快得多，淮軍尤其是這樣。這是由於他們是自己統帥主持，可自行其事，受洋人影響多而受清王朝牽製較少的緣故。這種情況雖不合清政府“固本”政策本意，但因湘淮勇營已具有國防主力的實際地位，清廷對這一事實也不得不予以默認。
牽一髮而動全身。練兵既是使用洋槍洋炮和與之相適應的訓練方法的改變，它就有力地突破了傳統牢籠。這種“突破”，促使科學技術的引進和學習，促使近代軍用、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乃至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也就必然促進意識形態的近代化。
第三章 “借師助剿”及其對洋務運動興起的作用
第三章 “借師助剿”及其對洋務運動興起的作用
一、“借師助剿”的正義
一、“借師助剿”的正義
借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軍隊和外國軍事人員之力，在江浙、上海等部分沿海地區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清王朝把這一勾結帝國主義的特殊形式稱之為“借師助剿”。“借師助剿”與洋務運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我把“借師助剿”列為洋務運動史的重要內容之一，主要不是為了分析和說明“借師助剿”具有鎮壓人民革命的反動性，勾結和藉助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力量的買辦性，而主要是因為“借師助剿”體現了洋務運動的中心內容：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首先是軍事技術，以期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統治。
之所以這樣說，可用幾個“為什麽”來表達。為什麽要“借師”？因為清軍不是人民起義軍的對手，而“洋兵”卻有可能戰勝起義軍：為什麽“洋兵”能戰勝起義軍而清軍卻不能？因為清軍除士氣低落外，裝備很窳陋，而“洋兵”的武器精良，訓練亦係新式；為什麽“洋兵”武器裝備能那樣精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技術先進，工業發展水平較高。因此，“借師助剿”給清政府及其官吏們以一係列啟迪：要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統治，必須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裝備的軍隊；要擁有一支新式武器裝備的軍隊，必須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新型的近代工業。本書第二章第三、四節所述的“堅船利炮的購求”、“推動洋務運動全麵開展的練軍”，在一定意義上說，可以認為是“借師助剿”的邏輯發展。進一步說，舉辦近代軍用工業、民用工業企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科學技術人才培養等，均與“借師助剿”不無歷史的聯繫。因此，從洋務運動史的全過程看，“借師助剿”盡管隻是它的醞釀準備和前奏序幕，卻體現了洋務運動兩個重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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