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往往不是按人們臆想的模式發展。中國近代史上的“師夷長技”，不是在“製夷”中興起的，而是在“製人民”開始認真實行的。甚至某種程度還是在革命人民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實行的。事實表明，在封建地主和農民兩大敵對階級的鬥爭中，雙方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同步實行“師夷長技”。兩軍對陣，指揮員和士兵對於敵方武器銳利程度感觸最為敏銳，追求新式而有效戰勝敵人的武器，最沒有保守觀點。太平軍為了製勝清王朝而“師夷長技”，清軍為了製勝太平軍而“師夷長技”，這是歷史的必然。觀將這一必然的歷史作一簡單回顧。
太平軍在廣西起義時，尚不知有先進新式武器，它的購置和使用洋槍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後。其使用洋槍炮的具體思想雖無從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卻是事實。兩江總督怡良的一段活可以證明：
“據吳健彰（蘇鬆太道）稟稱：盤獲寧波釣船一隻，內有夷人三名，洋劍一把，洋槍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藥一罐，並在夷人身上搜出夷書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國等字樣，當即拆閱，查係英吉利奸商勒吶吐致鎮江逆酋羅大綱一書，又附帶上海逆首劉麗川逆書一件。訊據船戶王阿莫等供稱：係夷人雇裝兵器至鎮江賣給賊匪者。”
這段話清楚他說明，太平軍於1853年已與洋人有聯繫併購求新式武器了。事實上此後即不斷有太平軍使用洋武器的記載。例如：1856年曾國藩攻陷安福縣時，“奪獲洋槍炮械藤牌四百餘件”；1859年，曾國藩說太平右軍主將韋誌俊向湘軍投降時所帶“器械甚精，洋槍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稱太平軍楊輔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槍子落如雨。”1860年後李秀成經營江浙時洋槍洋炮就更多了，李鴻章說李秀成部“洋槍最多”，不為虛語。這些洋槍炮均為洋人所供給無疑。據蕭一山《清代通史》（三）第393頁上記載：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給太平軍步槍3046枝，野炮795尊，火藥484桶萬餘磅，子彈18000發。太平軍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購買外，從敵軍那裏繳獲的也不在少數，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圍中，殺洋兵600餘人，得洋槍2000餘條、炮10餘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戰鬥力大增，當他於1862年率13萬大軍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圍，轟擊湘軍時，“洋槍洋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炸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事後曾國荃向郭嵩燾敘述太平軍洋武器的情況說：
“賊之火器精利於我百倍之多，又無日不以開花大炮打壘年，洋槍隊多至兩萬杆。”
左宗棠於1865年對此也有概括敘述：
“從前賊匪打仗，並無外國槍械。數年以來，無一枝賊匪不有洋槍洋火，……上年陳炳文赴鮑軍門處投誠，稟繳洋槍七千餘杆，而本部堂一軍截剿湖州逆賊於皖、浙、江三省邊境，所得洋槍亦不下萬餘杆。”
上述材料表明太平軍使用新式武器已相當普遍。這一方麵固然說明時勢之必然性，另一方麵也形成了一種促使清軍加快洋式武器購求的壓力。
清軍中追求武器裝備近代化，認真購求和使用新式武器並堅持下去加以發展擴大的，首推湘軍和淮軍。曾國藩於1853年在湖南湘鄉辦團練時，即派員赴廣州購買洋式武器，1854年湘軍水師已有夷炮六百餘尊，並說“湘潭、嶽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此後，胡林翼、彭玉麟等軍將領均不時購求洋炮，其中多數用於水軍。然而，曾國藩雖是較早倡導購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於他是以封建衛道者自居，他意識到過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後果將是“用夷變夏”，放進展不速，並屢戒其弟國荃少用或有限製地使用西洋武器。他隻是迫於太平軍的威脅和出於速勝太平軍的考慮，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給曾國荃。這種指導思想，就規定了湘軍對洋武器的購求與使用進程是緩慢的。故總的看湘軍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麵使用洋式武器當推李鴻章的淮軍。李鴻章於1862年4月間率淮軍從安徽來到上海，一與外國軍隊接觸，即驚嘆洋槍洋炮的“神技”，他致書曾國藩說：“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並推崇洋人的“戰守攻具，天下無敵”。李鴻章要比曾國藩開明得多，他“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受辱”，以學習西人“秘法”。這樣一種較為開明的視野，加上他所遇強敵李秀成部的洋槍洋炮最多，使李氏認識到“我軍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製之”始克有濟，促使他更“堅意要學洋人”。這就使李鴻章淮軍的洋槍化的速度較之湘軍要快得多，據統計，淮軍1864年使用洋槍占全軍80％以上，到1865年，據李鴻章自己記載：5萬人中“約有洋槍三四萬杆”，基本上做到“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鳥槍而變洋槍隊”。反觀曾國藩的湘軍不及淮軍遠矣：湘軍“每營五百人僅用抬槍小槍一百二十餘杆”，而淮軍“每營則用洋槍四百餘，少亦三百餘杆”。淮軍於1864年且另設有洋炮隊四營。淮軍比之湘軍的武器質優而量多，與淮軍洋槍化武器相適應，練兵的方麵也加以改變，這又是湘軍所不能與之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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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軍在廣西起義時，尚不知有先進新式武器，它的購置和使用洋槍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後。其使用洋槍炮的具體思想雖無從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卻是事實。兩江總督怡良的一段活可以證明：
“據吳健彰（蘇鬆太道）稟稱：盤獲寧波釣船一隻，內有夷人三名，洋劍一把，洋槍六千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藥一罐，並在夷人身上搜出夷書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國等字樣，當即拆閱，查係英吉利奸商勒吶吐致鎮江逆酋羅大綱一書，又附帶上海逆首劉麗川逆書一件。訊據船戶王阿莫等供稱：係夷人雇裝兵器至鎮江賣給賊匪者。”
這段話清楚他說明，太平軍於1853年已與洋人有聯繫併購求新式武器了。事實上此後即不斷有太平軍使用洋武器的記載。例如：1856年曾國藩攻陷安福縣時，“奪獲洋槍炮械藤牌四百餘件”；1859年，曾國藩說太平右軍主將韋誌俊向湘軍投降時所帶“器械甚精，洋槍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稱太平軍楊輔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槍子落如雨。”1860年後李秀成經營江浙時洋槍洋炮就更多了，李鴻章說李秀成部“洋槍最多”，不為虛語。這些洋槍炮均為洋人所供給無疑。據蕭一山《清代通史》（三）第393頁上記載：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給太平軍步槍3046枝，野炮795尊，火藥484桶萬餘磅，子彈18000發。太平軍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購買外，從敵軍那裏繳獲的也不在少數，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圍中，殺洋兵600餘人，得洋槍2000餘條、炮10餘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戰鬥力大增，當他於1862年率13萬大軍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圍，轟擊湘軍時，“洋槍洋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炸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事後曾國荃向郭嵩燾敘述太平軍洋武器的情況說：
“賊之火器精利於我百倍之多，又無日不以開花大炮打壘年，洋槍隊多至兩萬杆。”
左宗棠於1865年對此也有概括敘述：
“從前賊匪打仗，並無外國槍械。數年以來，無一枝賊匪不有洋槍洋火，……上年陳炳文赴鮑軍門處投誠，稟繳洋槍七千餘杆，而本部堂一軍截剿湖州逆賊於皖、浙、江三省邊境，所得洋槍亦不下萬餘杆。”
上述材料表明太平軍使用新式武器已相當普遍。這一方麵固然說明時勢之必然性，另一方麵也形成了一種促使清軍加快洋式武器購求的壓力。
清軍中追求武器裝備近代化，認真購求和使用新式武器並堅持下去加以發展擴大的，首推湘軍和淮軍。曾國藩於1853年在湖南湘鄉辦團練時，即派員赴廣州購買洋式武器，1854年湘軍水師已有夷炮六百餘尊，並說“湘潭、嶽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此後，胡林翼、彭玉麟等軍將領均不時購求洋炮，其中多數用於水軍。然而，曾國藩雖是較早倡導購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於他是以封建衛道者自居，他意識到過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後果將是“用夷變夏”，放進展不速，並屢戒其弟國荃少用或有限製地使用西洋武器。他隻是迫於太平軍的威脅和出於速勝太平軍的考慮，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給曾國荃。這種指導思想，就規定了湘軍對洋武器的購求與使用進程是緩慢的。故總的看湘軍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麵使用洋式武器當推李鴻章的淮軍。李鴻章於1862年4月間率淮軍從安徽來到上海，一與外國軍隊接觸，即驚嘆洋槍洋炮的“神技”，他致書曾國藩說：“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並推崇洋人的“戰守攻具，天下無敵”。李鴻章要比曾國藩開明得多，他“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受辱”，以學習西人“秘法”。這樣一種較為開明的視野，加上他所遇強敵李秀成部的洋槍洋炮最多，使李氏認識到“我軍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製之”始克有濟，促使他更“堅意要學洋人”。這就使李鴻章淮軍的洋槍化的速度較之湘軍要快得多，據統計，淮軍1864年使用洋槍占全軍80％以上，到1865年，據李鴻章自己記載：5萬人中“約有洋槍三四萬杆”，基本上做到“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鳥槍而變洋槍隊”。反觀曾國藩的湘軍不及淮軍遠矣：湘軍“每營五百人僅用抬槍小槍一百二十餘杆”，而淮軍“每營則用洋槍四百餘，少亦三百餘杆”。淮軍於1864年且另設有洋炮隊四營。淮軍比之湘軍的武器質優而量多，與淮軍洋槍化武器相適應，練兵的方麵也加以改變，這又是湘軍所不能與之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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