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
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
洋務運動開始的標誌，是1861年1月20日（鹹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準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它是根據奕、桂良、文樣等於是年1月11日所上“通籌夷務全局折”六條章程中的首條：“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的建議而成立的。上諭任命奕和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樣等管理該衙門，其中以奕為首席總理大臣。從此，奕成了洋務派的首領，坐鎮中央。
奕（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從小受到極為嚴格的“三綱五常”為基幹的儒家倫理的封建教育。1850年道光帝病逝，鹹豐帝奕即位，奕被封為恭親王。1853年升任軍機大臣，隨後於1855年以故被撤；不久任為都統、宗人府宗令、內務府大臣等職。具有這種教育素質和地位的奕，很自然地希望清王朝穩固和強大。因此，在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雙重壓力麵前，他的主張是既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又堅定地抵禦外侮。但後來當用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兩個敵人變為不可能時，他採取“兩害取輕”的對外妥協集中力量對內“剿逆”的方針，與英法等國簽訂了屈辱的《北京條約》。1861年鹹豐帝病死，奕以協助西太後發動祺祥政變有功，恢復了軍機大臣職位，並披授為議政王。由於奕權傾朝廷，對於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洋務運動事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他所領導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新的辦理洋務外交的政權機構在其間也有不小貢獻。
奕、桂良、文祥的奏摺，在總理衙門一詞中，本無“通商”兩字，但清廷於批準奕的奏請時，加了“通商”兩字，成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可見在清王朝統治者心目中，這個衙門成立，主要是主持“通商”事務。奕忻對此也不加以否認，隻是借列強“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為由，請禮部鑄造關防時節去“通商”兩字，以免洋人“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的誤解，這得到了“批：依議”的許諾。奕的意思是，總理衙門雖以通商為主，但對外交涉的一切事務均在該機關職權之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可以包括“通商”，如加上“通商”兩字，則限製了“通商”以外的其他交涉等事務。那樣，該衙門的權力就會大大地縮小。這當然是奕所不甘心的。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能以“通商”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見。“通商”的含義是什麽呢？在當時，即意味著在對外開放中取洋人之長，其中心即是“師夷長技”，兼及外交和其他與“師夷”有關的一切事務。而這正是洋務運動的特徵。我早在198o年就曾說過：
“洋務（原來叫‘夷務’），本來是指清政府與外國打交道的一切事務。鴉片戰爭以後，逐漸變為以學習和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中心的包括外交、貿易的一些事務為‘洋務’。”
“夷務”，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處理。鴉片戰爭中闖進國門的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當然不是過去的所謂“四夷”，不能作為“藩”來對待了，於是設立了處理五口事務的欽差大臣，始由兩廣總督兼領，1859年改由兩江總督兼管，1858年《天津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北方天津、牛莊和長江內河漢口、鎮江等增開口岸十餘處，因而南洋欽差大臣由江蘇巡撫兼任，北方則增設三口通商大臣一員。這就是後來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來。它們名為“通商”大臣，實際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務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於1861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了。在洋務運動整個過程中，總理衙門起了樞紐的作用，左宗棠說：“洋務關鍵，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總理衙門攬其全局。”
由此可見，總理衙門是適應對外開放和內部改革的新形勢需要的產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為中心以拯救清朝統治的自強新政（也即我們通常稱之為的洋務運動）成為國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為洋務運動開端的標誌是適當的。
在過去，學術界對洋務運動的開端有1860年、1861年和1862年三種說法。1860年說，是以清政府定下“兩害相權取其輕”政策，向外國侵略者妥協簽訂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從而取得列強的支援以集中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為標誌；1862年說，主要是以李鴻章在上海辦洋炮局和比較係統地使用洋槍洋炮、練洋操以更有效地鎮壓人民革命為標誌。前一說法，突出了妥協投降和反對人民革命，也即傳統的把洋務運動看作是買辦性與反動性相結合的產物，那當然就一無足取了。後一種說法，雖注意到了先進技術的引進和使用以及近代工業的發生，但使用堅船利炮並不自1862年始，新式軍事工業的起點，亦宜以1861年成立的安慶內軍械所為標誌。據《曾文正公年譜》記載，安慶內軍械所設所的時間是鹹豐十年十一月，曾國藩還曾於是年十一月初二日“至子彈局、火藥局一看。”，這一天正是1861年12月3日。因此，1862年開端說，難以成立。因此，即使從辦近代軍用工業說，將洋務運動開端定於1861年也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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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
洋務運動開始的標誌，是1861年1月20日（鹹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準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它是根據奕、桂良、文樣等於是年1月11日所上“通籌夷務全局折”六條章程中的首條：“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的建議而成立的。上諭任命奕和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樣等管理該衙門，其中以奕為首席總理大臣。從此，奕成了洋務派的首領，坐鎮中央。
奕（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從小受到極為嚴格的“三綱五常”為基幹的儒家倫理的封建教育。1850年道光帝病逝，鹹豐帝奕即位，奕被封為恭親王。1853年升任軍機大臣，隨後於1855年以故被撤；不久任為都統、宗人府宗令、內務府大臣等職。具有這種教育素質和地位的奕，很自然地希望清王朝穩固和強大。因此，在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雙重壓力麵前，他的主張是既將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又堅定地抵禦外侮。但後來當用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兩個敵人變為不可能時，他採取“兩害取輕”的對外妥協集中力量對內“剿逆”的方針，與英法等國簽訂了屈辱的《北京條約》。1861年鹹豐帝病死，奕以協助西太後發動祺祥政變有功，恢復了軍機大臣職位，並披授為議政王。由於奕權傾朝廷，對於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洋務運動事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他所領導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新的辦理洋務外交的政權機構在其間也有不小貢獻。
奕、桂良、文祥的奏摺，在總理衙門一詞中，本無“通商”兩字，但清廷於批準奕的奏請時，加了“通商”兩字，成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可見在清王朝統治者心目中，這個衙門成立，主要是主持“通商”事務。奕忻對此也不加以否認，隻是借列強“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為由，請禮部鑄造關防時節去“通商”兩字，以免洋人“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的誤解，這得到了“批：依議”的許諾。奕的意思是，總理衙門雖以通商為主，但對外交涉的一切事務均在該機關職權之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可以包括“通商”，如加上“通商”兩字，則限製了“通商”以外的其他交涉等事務。那樣，該衙門的權力就會大大地縮小。這當然是奕所不甘心的。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能以“通商”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見。“通商”的含義是什麽呢？在當時，即意味著在對外開放中取洋人之長，其中心即是“師夷長技”，兼及外交和其他與“師夷”有關的一切事務。而這正是洋務運動的特徵。我早在198o年就曾說過：
“洋務（原來叫‘夷務’），本來是指清政府與外國打交道的一切事務。鴉片戰爭以後，逐漸變為以學習和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中心的包括外交、貿易的一些事務為‘洋務’。”
“夷務”，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處理。鴉片戰爭中闖進國門的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當然不是過去的所謂“四夷”，不能作為“藩”來對待了，於是設立了處理五口事務的欽差大臣，始由兩廣總督兼領，1859年改由兩江總督兼管，1858年《天津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北方天津、牛莊和長江內河漢口、鎮江等增開口岸十餘處，因而南洋欽差大臣由江蘇巡撫兼任，北方則增設三口通商大臣一員。這就是後來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來。它們名為“通商”大臣，實際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務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於1861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了。在洋務運動整個過程中，總理衙門起了樞紐的作用，左宗棠說：“洋務關鍵，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總理衙門攬其全局。”
由此可見，總理衙門是適應對外開放和內部改革的新形勢需要的產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為中心以拯救清朝統治的自強新政（也即我們通常稱之為的洋務運動）成為國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為洋務運動開端的標誌是適當的。
在過去，學術界對洋務運動的開端有1860年、1861年和1862年三種說法。1860年說，是以清政府定下“兩害相權取其輕”政策，向外國侵略者妥協簽訂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從而取得列強的支援以集中力量鎮壓太平天國為標誌；1862年說，主要是以李鴻章在上海辦洋炮局和比較係統地使用洋槍洋炮、練洋操以更有效地鎮壓人民革命為標誌。前一說法，突出了妥協投降和反對人民革命，也即傳統的把洋務運動看作是買辦性與反動性相結合的產物，那當然就一無足取了。後一種說法，雖注意到了先進技術的引進和使用以及近代工業的發生，但使用堅船利炮並不自1862年始，新式軍事工業的起點，亦宜以1861年成立的安慶內軍械所為標誌。據《曾文正公年譜》記載，安慶內軍械所設所的時間是鹹豐十年十一月，曾國藩還曾於是年十一月初二日“至子彈局、火藥局一看。”，這一天正是1861年12月3日。因此，1862年開端說，難以成立。因此，即使從辦近代軍用工業說，將洋務運動開端定於1861年也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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