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洋務運動以應該變而變，從而順應歷史潮流而開始和發展，以應該變而不變，從而違反歷史潮流而結束。
二、經濟學與歷史學相結合
我對洋務運動如上所說的一套看法，最大特點是更多的從經濟發展上分析和理解問題，這絕非偶然。它的形成與自己的邏輯思維和經濟學理論素養，以及在這一前提下，進行長期醞釀和研究的過程密切相聯。這個過程在本文以下幾節中敘述，這裏先講經濟學與歷史學的結合。
理論，尤其是經濟學理論，是同邏輯思維密切攸關的。我對經濟理論特別感興趣，與邏輯思維曾受到相當薰陶有一定的關係。我早年就讀於上海誠明文學院國學專修科，專攻國學。專修科畢業後，雖轉本科中國文學係肆業，但對於文學興趣並不大。而對於邏輯思維的課程，如傅統先先生的《邏輯學》、《哲學概論》等則印象很深，對他的《現代哲學之科學基礎》中的《唯心歟唯物欽》一節，受的影響尤大。蔣維喬先生為我們上過很多門課，其中《易經》所講的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變為六十四卦，……以及關於幹與坤、否與泰、損與益等等一係列對立統一的樸素的辯證法和變易發展現，至今記憶猶新。
由於青年時受到邏輯思維的薰陶較深，所以在我參加革命工作後，對理論學習興趣特別大。1945年在華中建設大學學習一段時間之後，即轉山東大學（解放區）政治係學習。在各種課程中，我最喜歡政治經濟學。1946年夏卒業，到一所幹部學校山東濱海公學教中國近百年革命史。在教學過程中，與他人合寫了《中國近百年史》課本。通過編寫，使我對中國近代史發生濃厚的興趣。在那時，我對政治經濟學和中國近代史兩種興趣，還未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教中國近百年革命史的時候，仍然兼學政治經濟學。除1947年上半年一段時間在魯南前線工作之外，沒有中斷過學習。當時，不少同誌背包內往往帶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文學書，我的背包中卻常常帶著《僱傭勞動與資本》和政治經濟學方麵的理論書。那時書籍很少，一次，我搞到了一本分上下兩冊的《資本論》第一卷，如獲至寶。從此開始讀起《資本論》來。讀《資本論》困難很多，不少章節要閱讀多遍。經過反覆學習，逐漸有所領悟。這樣一直持續到1955年才把三卷讀完。我體會到，《資本論》不但要當作政治經濟學讀，更要當作哲學書來讀。它那種史論結合的方法，辯證邏輯的嚴密，至今還沒有一本書可以代替。通過學習《資本淪》，開闊了思路，加深了對社會科學廣闊領域中的問題的理解，對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也有了更多的想法。而對於邏輯思維能力的鍛鍊，尤能潛移默化於無形。由於自己切身體會到《資本論》的好處，它對於我一生治學道路方法和學術發展，影響至為深遠。所以，現在，我帶的研究生，一入學即要他們學《資本論》，以便掌握堅實的理論基礎。我認為，研究生對於導師，既要繼承，又必須跳出框框。要跳出導師的框框，沒有較先進的理論武器是難能的。
1948年夏秋間，由於工作需要，我專從事政治理論的教學工作。始而曲阜師範，繼而華東白求恩醫學院（後改名山東醫學院）。1951年華東師範大學成立後不久，即調該校工作。那些時候，雖也教過《社會發展史》、《馬列主義基礎》、《中國革命史》和時事政策等課程，但主要是多次反覆地教政治經濟學。在教政治經濟學過程中，《資本論》當然是不離手邊。到這時，才逐漸得到啟示，比較自覺地把經濟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
我參加革命工作以後，多年所學的理論和所教的課程，名目雖多，但基本不外乎政治經濟學和革命史。經濟學是研究經濟規律的學科，革命史則主要是研究戰略策略、路線政策等問題的。前者是客觀的東西，後者是人們主觀製定的。主觀製定的戰略策略路線政策，是以客觀規律為依據的。路線政策正確的程度，視其主觀反映客觀規律的正確程度。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學理論得出科學共產主義結論，就是要製定實現共產主義的戰略策略路線的。由於我在這兩個方麵均有一定造詣，所以在教授《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等主要談戰略策略問題的課時，習慣性地較深刻地分析經濟原因等客觀規律，以知其所以然；在教授客觀經濟規律經濟學課程時，習慣性地聯繫路線政策的製訂等主觀如何反映客觀規律及其對客觀規律的作用。而且習慣運用經濟學理論解釋和分析歷史社會政治問題，習慣於到經濟史中找尋革命史中所發生的現象，找革命史所發生的歷史背景。這樣，我意識到中國現代史和現實問題的一切現象，大多和中國近代80年的歷史關係至深。
從上麵的敘述看，教中國近百年史轉教政治理論課多年，表麵上脫離了中國近代史，實際上恰恰為深入了解和研究它，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所以不是走彎路，而是走了捷徑。由於理論教學和研究的擴大和深入，才意識到過去所教中國近百年史是政治史，對於經濟史、文化思想史等，均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對政治與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麵的相互關係，都不理解。很多問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中國近代史上所訂不平等條約為什麽是那些條款？它與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關係如何？資本家為了剝削剩餘價值，為了實現商品的價值，必須有市場競爭能力，必須廉價出售其商品，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成為主要形式，所以《江寧條約》等條約才規定開口岸，辟租界，有5％的關稅和每兩“不過某分”的內地稅乃至2.5％的子口半稅，《馬關條約》等條約才規定在中國內地可以從事工藝製造和其他資本輸出條款等等。有了理論武器，總更想重溫和專攻中國近代史。1956年終於如願以償。從此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係開始專門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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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學與歷史學相結合
我對洋務運動如上所說的一套看法，最大特點是更多的從經濟發展上分析和理解問題，這絕非偶然。它的形成與自己的邏輯思維和經濟學理論素養，以及在這一前提下，進行長期醞釀和研究的過程密切相聯。這個過程在本文以下幾節中敘述，這裏先講經濟學與歷史學的結合。
理論，尤其是經濟學理論，是同邏輯思維密切攸關的。我對經濟理論特別感興趣，與邏輯思維曾受到相當薰陶有一定的關係。我早年就讀於上海誠明文學院國學專修科，專攻國學。專修科畢業後，雖轉本科中國文學係肆業，但對於文學興趣並不大。而對於邏輯思維的課程，如傅統先先生的《邏輯學》、《哲學概論》等則印象很深，對他的《現代哲學之科學基礎》中的《唯心歟唯物欽》一節，受的影響尤大。蔣維喬先生為我們上過很多門課，其中《易經》所講的太極生二儀，二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變為六十四卦，……以及關於幹與坤、否與泰、損與益等等一係列對立統一的樸素的辯證法和變易發展現，至今記憶猶新。
由於青年時受到邏輯思維的薰陶較深，所以在我參加革命工作後，對理論學習興趣特別大。1945年在華中建設大學學習一段時間之後，即轉山東大學（解放區）政治係學習。在各種課程中，我最喜歡政治經濟學。1946年夏卒業，到一所幹部學校山東濱海公學教中國近百年革命史。在教學過程中，與他人合寫了《中國近百年史》課本。通過編寫，使我對中國近代史發生濃厚的興趣。在那時，我對政治經濟學和中國近代史兩種興趣，還未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教中國近百年革命史的時候，仍然兼學政治經濟學。除1947年上半年一段時間在魯南前線工作之外，沒有中斷過學習。當時，不少同誌背包內往往帶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文學書，我的背包中卻常常帶著《僱傭勞動與資本》和政治經濟學方麵的理論書。那時書籍很少，一次，我搞到了一本分上下兩冊的《資本論》第一卷，如獲至寶。從此開始讀起《資本論》來。讀《資本論》困難很多，不少章節要閱讀多遍。經過反覆學習，逐漸有所領悟。這樣一直持續到1955年才把三卷讀完。我體會到，《資本論》不但要當作政治經濟學讀，更要當作哲學書來讀。它那種史論結合的方法，辯證邏輯的嚴密，至今還沒有一本書可以代替。通過學習《資本淪》，開闊了思路，加深了對社會科學廣闊領域中的問題的理解，對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也有了更多的想法。而對於邏輯思維能力的鍛鍊，尤能潛移默化於無形。由於自己切身體會到《資本論》的好處，它對於我一生治學道路方法和學術發展，影響至為深遠。所以，現在，我帶的研究生，一入學即要他們學《資本論》，以便掌握堅實的理論基礎。我認為，研究生對於導師，既要繼承，又必須跳出框框。要跳出導師的框框，沒有較先進的理論武器是難能的。
1948年夏秋間，由於工作需要，我專從事政治理論的教學工作。始而曲阜師範，繼而華東白求恩醫學院（後改名山東醫學院）。1951年華東師範大學成立後不久，即調該校工作。那些時候，雖也教過《社會發展史》、《馬列主義基礎》、《中國革命史》和時事政策等課程，但主要是多次反覆地教政治經濟學。在教政治經濟學過程中，《資本論》當然是不離手邊。到這時，才逐漸得到啟示，比較自覺地把經濟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
我參加革命工作以後，多年所學的理論和所教的課程，名目雖多，但基本不外乎政治經濟學和革命史。經濟學是研究經濟規律的學科，革命史則主要是研究戰略策略、路線政策等問題的。前者是客觀的東西，後者是人們主觀製定的。主觀製定的戰略策略路線政策，是以客觀規律為依據的。路線政策正確的程度，視其主觀反映客觀規律的正確程度。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學理論得出科學共產主義結論，就是要製定實現共產主義的戰略策略路線的。由於我在這兩個方麵均有一定造詣，所以在教授《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等主要談戰略策略問題的課時，習慣性地較深刻地分析經濟原因等客觀規律，以知其所以然；在教授客觀經濟規律經濟學課程時，習慣性地聯繫路線政策的製訂等主觀如何反映客觀規律及其對客觀規律的作用。而且習慣運用經濟學理論解釋和分析歷史社會政治問題，習慣於到經濟史中找尋革命史中所發生的現象，找革命史所發生的歷史背景。這樣，我意識到中國現代史和現實問題的一切現象，大多和中國近代80年的歷史關係至深。
從上麵的敘述看，教中國近百年史轉教政治理論課多年，表麵上脫離了中國近代史，實際上恰恰為深入了解和研究它，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所以不是走彎路，而是走了捷徑。由於理論教學和研究的擴大和深入，才意識到過去所教中國近百年史是政治史，對於經濟史、文化思想史等，均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對政治與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麵的相互關係，都不理解。很多問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中國近代史上所訂不平等條約為什麽是那些條款？它與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關係如何？資本家為了剝削剩餘價值，為了實現商品的價值，必須有市場競爭能力，必須廉價出售其商品，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成為主要形式，所以《江寧條約》等條約才規定開口岸，辟租界，有5％的關稅和每兩“不過某分”的內地稅乃至2.5％的子口半稅，《馬關條約》等條約才規定在中國內地可以從事工藝製造和其他資本輸出條款等等。有了理論武器，總更想重溫和專攻中國近代史。1956年終於如願以償。從此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係開始專門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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