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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奧爾施塔特會戰 作者：佚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作為戰略家，拿破崙可說是前無古人，而他所處的時代也使他深受其利，因為當時的道路情況已經大大改善。因為繁榮的增進需要較好的道路，而道路發展之後，這個地區就會進一步繁榮。結果使軍隊在行軍時較易就地覓食，於是從馬爾波羅和杜倫尼時代起的倉庫兵站舊有體係，就可以完全棄之不用了。
拿破崙本人是一個偉大的道路建築家，他充分認識到這個變化，他的戰略大都是以此為基礎的。在烏爾姆戰役中，他的部下說：“皇帝已經發現了一種新的戰爭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們的兩腿，而不是我們的刺刀。”或是如他自己所說：“戰爭的藝術也和力學一樣，時間是重量與力量之間的一個重要因素。”（註：在耶拿戰役中，普軍每天的行軍距離很少超過十二英裏半到十五英裏。而在法軍方麵有些行軍的速度是很驚人的。有一次，蘭納斯軍在五十小時中走過了六十五英裏；另一次，貝爾納多特軍在六十九小時中走過了七十五英裏。拿破崙的許多成功都是高速行軍的功勞。）
如果說速度為其戰略的靈魂，那麽計劃就可以算是它的軀殼。拿破崙心中總是有一個計劃的----這是戰略性的，而不一定是戰術性的----擬定這個計劃的根據是他自己的意圖，他對敵人的意圖很少加以考慮，甚至完全不考慮。1807年，他對蘇爾特說：“一個人永遠不必去猜想敵人的意圖，因為我的意圖總是一樣的。”這句話的意義也就他把主動精神發揮到了極限。他的計劃總是採取攻勢的。早在1793年，他就曾經說過：“躲在塹壕後麵的人必敗無疑，在這一點上經驗與理論是一致的”。
以後在聖海倫斯島上，他還是說：“簡而言之，我的思想與腓特烈一致，一定要先下手為強。”
他的戰術也和戰略一樣，幾乎全是採取攻勢。在他所有的戰役中，隻有一個戰例是完全防禦性的會戰，那就是1813年10月18日的萊比錫會戰。原因之一是他的進取精神，另一個原因是他自己所說的：“從防禦的態勢改變為攻擊的態勢，實在是最微妙的行動之一。”
作為戰術家，他具有奇特的眼光。他說：“會戰的命運就是一個單獨時間、單獨思想的問題。決定性的時機到了，精神的火花點燃了，於是一支最小的預備隊就足以解決一切。”他又說：“在會戰中有時隻需採取一個最小的行動就具有決定性，從而獲得勝利。一滴水就可以使水瓶中的水溢出來。”考蘭科在評論他的戰術才能時，也有這樣一段話：“即使是在對敵人作乘勝追擊時，或者是在他的最偉大勝利的熱浪中，皇帝不管自己如何睏乏，他對地形總是特別注意，準備一旦遭遇挫折時，可以有個退守之地。在這方麵，他對於各地的局部情形有著驚人的記憶力。一個地區的圖形好像已經印在他的大腦中，形成模型一樣。從來沒有第二個人同時有這樣的記憶力和創造性的天才。他幾乎是在一碗泥土中，撮成了人馬和槍炮。”
在他的戰爭延長之後，他的步兵水準降低了，雖然他曾經說：“士兵隻會射擊還不夠，一定還要能命中。”事實上，他對步槍的射擊術卻並沒有過多的興趣。比如說在1800年，當他的大軍越過聖貝納德隘路的前一天，他的參謀長布歇曾經命令所有的新兵都射擊幾發子彈，以便知道用哪隻眼睛瞄準和怎樣的裝子彈。一直到1811年，我們才聽說拿破崙批準新兵應作實彈射擊練習，即使如此，還是隻準用次等火藥。事實上，在他全部的戰爭中，拿破崙所依賴的主要的是火炮而不是火槍。他說：“無論是攻城戰、還是野戰，擔負主角的都是炮兵，它已經帶來一個全新的革命……製造戰爭的就是炮兵。”下述數字可以支持這種說法：在馬爾普拉奎特之戰中，法軍發射了炮彈11,000發；在瓦格拉姆之戰中，為71,000發；而在萊比錫之戰則為175,000發。在亨利四世時代，法軍所有的火炮為400門，在路易十四時代已增加到7,192門；路易十五世時又增為8,683門；路易十六時再增加到10,007門。1815年，在拿破崙的指揮之下，共有火炮27,976門。
說也奇怪，雖然拿破崙是炮兵出身的軍官，可是他卻緩慢地改革他的炮兵戰術。一直遲到艾勞（1807年），弗裏德蘭（1807年）和阿斯佩恩（1809年）會戰，他的步兵還是直向敵方的炮兵衝鋒，而被敵人擊成碎片。在阿斯佩恩戰役以後，他才開始把炮兵集中在攻擊點上。在瓦格拉姆（1809年）和博羅迪諾（1812年）兩個會戰中，他都是用炮兵在敵人的戰線和縱隊中，撕開了巨大的缺口。如果因為缺乏武器而使炮兵不能完成任務時，拿破崙就不免要採取一連串的攻擊，結果使他消耗了不少人力和時間。在滑鐵盧戰役中，因為缺乏榴彈炮，或者說是使用不恰當，結果才使拿破崙無法把威靈頓從他的掩蔽陣地中趕出來，終於喪失了這場會戰。如果用腓特烈代替拿破崙，則可能在兩小時之內就把威靈頓完全擊潰。雖然如此，拿破崙依然是一個偉大的炮兵專家。
如果普王威廉·腓特烈參加了1801年的對法同盟，那麽他對於這位傑出的軍人還可說是處於有利的挑戰地位，但是到1806年來進行這個挑戰，卻可以說是愚蠢之至；因為奧地利已經被打垮了，俄國人也已經逃過了維斯托拉河；英國因為惱恨普魯士占領漢諾瓦，已經與瑞典聯合起來向它宣戰；而納普爾斯已經不再算是一個強權。此外，在1805年時，拿破崙還得要從包羅根前進到多瑙河上；現在他的勝利之師早已宿營在法蘭克福與因河之間，到普魯士邊界不過十四天的行程。在這種環境之下向拿破崙挑戰，實在無異於自殺。那麽為什麽威廉·腓特烈會這樣做呢？因為普魯士還是嚮往腓特烈大帝的全盛時代，他們還在靠腓特烈的餘蔭生活，回憶著羅斯巴赫一戰的餘威。威廉·腓特烈本人和他的將領臣民，對當前的事實完全是一抹黑，他們沒有認識到自1792年以來戰爭性質已經完全改變了。戰爭已經不再是兩個有野心的國王之間進行的榮譽性的決鬥，而是兩個民族之間的生死之爭，在這種戰爭中應該重視的是狂熱的精神、個人的主動和機動性，而不是思想的服從；集體行動和巧妙的迂迴運動還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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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本人是一個偉大的道路建築家，他充分認識到這個變化，他的戰略大都是以此為基礎的。在烏爾姆戰役中，他的部下說：“皇帝已經發現了一種新的戰爭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們的兩腿，而不是我們的刺刀。”或是如他自己所說：“戰爭的藝術也和力學一樣，時間是重量與力量之間的一個重要因素。”（註：在耶拿戰役中，普軍每天的行軍距離很少超過十二英裏半到十五英裏。而在法軍方麵有些行軍的速度是很驚人的。有一次，蘭納斯軍在五十小時中走過了六十五英裏；另一次，貝爾納多特軍在六十九小時中走過了七十五英裏。拿破崙的許多成功都是高速行軍的功勞。）
如果說速度為其戰略的靈魂，那麽計劃就可以算是它的軀殼。拿破崙心中總是有一個計劃的----這是戰略性的，而不一定是戰術性的----擬定這個計劃的根據是他自己的意圖，他對敵人的意圖很少加以考慮，甚至完全不考慮。1807年，他對蘇爾特說：“一個人永遠不必去猜想敵人的意圖，因為我的意圖總是一樣的。”這句話的意義也就他把主動精神發揮到了極限。他的計劃總是採取攻勢的。早在1793年，他就曾經說過：“躲在塹壕後麵的人必敗無疑，在這一點上經驗與理論是一致的”。
以後在聖海倫斯島上，他還是說：“簡而言之，我的思想與腓特烈一致，一定要先下手為強。”
他的戰術也和戰略一樣，幾乎全是採取攻勢。在他所有的戰役中，隻有一個戰例是完全防禦性的會戰，那就是1813年10月18日的萊比錫會戰。原因之一是他的進取精神，另一個原因是他自己所說的：“從防禦的態勢改變為攻擊的態勢，實在是最微妙的行動之一。”
作為戰術家，他具有奇特的眼光。他說：“會戰的命運就是一個單獨時間、單獨思想的問題。決定性的時機到了，精神的火花點燃了，於是一支最小的預備隊就足以解決一切。”他又說：“在會戰中有時隻需採取一個最小的行動就具有決定性，從而獲得勝利。一滴水就可以使水瓶中的水溢出來。”考蘭科在評論他的戰術才能時，也有這樣一段話：“即使是在對敵人作乘勝追擊時，或者是在他的最偉大勝利的熱浪中，皇帝不管自己如何睏乏，他對地形總是特別注意，準備一旦遭遇挫折時，可以有個退守之地。在這方麵，他對於各地的局部情形有著驚人的記憶力。一個地區的圖形好像已經印在他的大腦中，形成模型一樣。從來沒有第二個人同時有這樣的記憶力和創造性的天才。他幾乎是在一碗泥土中，撮成了人馬和槍炮。”
在他的戰爭延長之後，他的步兵水準降低了，雖然他曾經說：“士兵隻會射擊還不夠，一定還要能命中。”事實上，他對步槍的射擊術卻並沒有過多的興趣。比如說在1800年，當他的大軍越過聖貝納德隘路的前一天，他的參謀長布歇曾經命令所有的新兵都射擊幾發子彈，以便知道用哪隻眼睛瞄準和怎樣的裝子彈。一直到1811年，我們才聽說拿破崙批準新兵應作實彈射擊練習，即使如此，還是隻準用次等火藥。事實上，在他全部的戰爭中，拿破崙所依賴的主要的是火炮而不是火槍。他說：“無論是攻城戰、還是野戰，擔負主角的都是炮兵，它已經帶來一個全新的革命……製造戰爭的就是炮兵。”下述數字可以支持這種說法：在馬爾普拉奎特之戰中，法軍發射了炮彈11,000發；在瓦格拉姆之戰中，為71,000發；而在萊比錫之戰則為175,000發。在亨利四世時代，法軍所有的火炮為400門，在路易十四時代已增加到7,192門；路易十五世時又增為8,683門；路易十六時再增加到10,007門。1815年，在拿破崙的指揮之下，共有火炮27,976門。
說也奇怪，雖然拿破崙是炮兵出身的軍官，可是他卻緩慢地改革他的炮兵戰術。一直遲到艾勞（1807年），弗裏德蘭（1807年）和阿斯佩恩（1809年）會戰，他的步兵還是直向敵方的炮兵衝鋒，而被敵人擊成碎片。在阿斯佩恩戰役以後，他才開始把炮兵集中在攻擊點上。在瓦格拉姆（1809年）和博羅迪諾（1812年）兩個會戰中，他都是用炮兵在敵人的戰線和縱隊中，撕開了巨大的缺口。如果因為缺乏武器而使炮兵不能完成任務時，拿破崙就不免要採取一連串的攻擊，結果使他消耗了不少人力和時間。在滑鐵盧戰役中，因為缺乏榴彈炮，或者說是使用不恰當，結果才使拿破崙無法把威靈頓從他的掩蔽陣地中趕出來，終於喪失了這場會戰。如果用腓特烈代替拿破崙，則可能在兩小時之內就把威靈頓完全擊潰。雖然如此，拿破崙依然是一個偉大的炮兵專家。
如果普王威廉·腓特烈參加了1801年的對法同盟，那麽他對於這位傑出的軍人還可說是處於有利的挑戰地位，但是到1806年來進行這個挑戰，卻可以說是愚蠢之至；因為奧地利已經被打垮了，俄國人也已經逃過了維斯托拉河；英國因為惱恨普魯士占領漢諾瓦，已經與瑞典聯合起來向它宣戰；而納普爾斯已經不再算是一個強權。此外，在1805年時，拿破崙還得要從包羅根前進到多瑙河上；現在他的勝利之師早已宿營在法蘭克福與因河之間，到普魯士邊界不過十四天的行程。在這種環境之下向拿破崙挑戰，實在無異於自殺。那麽為什麽威廉·腓特烈會這樣做呢？因為普魯士還是嚮往腓特烈大帝的全盛時代，他們還在靠腓特烈的餘蔭生活，回憶著羅斯巴赫一戰的餘威。威廉·腓特烈本人和他的將領臣民，對當前的事實完全是一抹黑，他們沒有認識到自1792年以來戰爭性質已經完全改變了。戰爭已經不再是兩個有野心的國王之間進行的榮譽性的決鬥，而是兩個民族之間的生死之爭，在這種戰爭中應該重視的是狂熱的精神、個人的主動和機動性，而不是思想的服從；集體行動和巧妙的迂迴運動還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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