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煙管”和“菸絲”製成後，我們就開始“抽老煙”。爸爸喝老酒;我們“抽老煙”。其樂融融。
如今，我對蓮蓬還有忘不了的情誼。每到夏天，馬路上隻要有賣蓮蓬的，我看見必買。家裏人以為我特別喜歡吃蓮蓬，其實主要是懷舊心情在起作用。不過，現在我再也沒有時間和心情來製作老煙管了。
唉!童年已成夢影，緣緣堂時期一去不復返了!
石門鎮不在鐵路旁，交通不便，況且爸爸不常住在緣緣堂，所以外地來的訪客較少。爸爸在日本時認識的黃涵秋先生倒是來過。據說他是頸子上掛了杭州買來的一串串玩具小竹籃進來的。
另外，據染坊職工章桂哥的回憶，戴葆流夫婦來過一次。章桂在《懷念敬愛的老師豐子愷先生》一文中說：
大約是1934年吧，我們故鄉遭遇百年難逢的大旱災。災情嚴重，古運河河底朝天。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束手無策，聽憑老百姓在死亡線上掙紮。《大旱之望雲霓》這張畫，是先生對當時勞苦農民日夜車水、艱苦掙紮的情景，發自內心的深表同情之作。此畫作後，懸掛在緣緣堂樓下西書房內門後。就是那年，我國駐瑞士公使戴葆流先生夫婦，專程由滬來石灣訪問先生，而先生卻適去莫幹山看望他的姐姐去了。因戴先生要求得到先生一點作品留作紀念，是我做主，將此畫初稿贈給了戴先生。現在不知有否保留。
我也住過“行宮”
爸爸的性格，既喜歡悠閑安靜，又喜歡變換花樣。總之，他不喜歡受束縛，而喜歡任著自己的性子，想怎樣就怎樣。
如今我家住的房間，家具一旦擺好後，很難得做大變動。這大概是因為房間小、家具多的緣故。但更大的因素恐怕是好靜不好動或者缺少革新思想吧。爸爸在緣緣堂剛住下來時感到很新鮮。沒多久，就想換換花樣，於是，把自己房間裏的家具搬來搬去，力求搬到妥帖的位置。我們戲稱他為“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
爸爸不僅把房間當作一幅畫看待，時時改變構圖，連壁上的鍾也不放過。他看厭了鍾麵上枯燥乏味的數字，便取下來用油畫顏料把鍾麵塗成天藍色，蓋沒了數字，再在上麵畫幾根楊柳枝。然後用黑紙剪兩隻燕子，粘貼在長短針的針頭上。這就變成了一幅《雙燕逐柳圖》。雖然數字沒了，照樣能猜出時間。如今在緣緣堂展示的那口鍾不是原物，但也可給參觀者留下一個印象。
在緣緣堂住了一年半，到1934年夏天，在西竺庵小學讀完了六年級的姐姐哥哥們都要升初中了。爸爸把他們送到杭州去入學。我和元草哥則還在石門讀小學，由媽媽照顧。
杭州的美景吸引了這位藝術家，加之四個子女寄宿在中學裏，周末無家可歸，也不是辦法。於是爸爸就在杭州皇親巷6號租了一個樓麵，自己當上了“陪讀”。寒暑假則回到緣緣堂來。這段時期，他享盡了杭州春秋的美景和故鄉冬夏濃厚的鄉情，度過了三年黃金時代。
杭州的別寓被戲稱為“行宮”。這皇親巷的“行宮”從1934年住到了1936年。夏天遷到馬市街156號。住了兩個月後又遷到田家園3號。在這裏一直住到抗日戰爭爆發，時局緊張起來，才關閉了“行宮”回到緣緣堂。
我和二哥有幸隨媽媽去皇親巷的“行宮”住過一段時期。爸爸設法讓我們插班進寶極觀小學讀書。但我和二哥如今都記不起來是讀了一學期還是兩學期。我隻記得自己還很不懂事。入學前進行了一次測驗。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手寫的油印考卷。數學卷子上的數字不像手寫那麽一清二楚，我竟看不懂，交了一張白卷。不知怎麽的也讓我插入了二年級。我入學後，連課程表也看不懂。五爹爹的學校裏哪有這種玩意兒!
那所小學隻給我留下丟醜的回憶。有一回，雨天剛晴，我們到操場上去打滑梯。滑梯盡頭著地處自然形成一個坑窪，雨後積滿了水。我滑下去，一屁股正好坐在水坑裏。我還沒來得及“啊呀”一聲，後麵滑下來的人倒“啊呀”一聲叫起來：
“啊呀!豐一吟，你把我的絲襪濺滿了泥!要你賠!要你賠!”
這個女同學好厲害!她馬上拉了我去找老師告狀。我嚇得要命。在老師麵前，我一句話都不敢講，全是她一人滔滔不絕地告狀。她咬定要我賠。絲襪我從未見過，這玩意兒一定很貴吧。我那時的驚慌，比現在遇到車禍相差無幾。幸而老師公正，指著我那一屁股爛泥說：
“人家也不是有意的。她自己一屁股爛泥好受嗎!”
這件事總算了結了。我竟仍舊穿著這又濕又髒的褲子坐到課椅上，一直熬到放學回家。我家杭州的女工徐家娘娘為我“善後”時，我才向她哭訴了經過情況。
現在想想，當時我真傻。如果第一個滑下來的不是我，而是她，那就有她的好戲看了。而我哪怕被她濺了一身泥，也絕不會拉她去見老師，我可能還會幫她擦屁股呢。長大後，我發現社會上像她這樣的人竟有不少。家庭教育如此不同!
弟子鮑慧和
鮑慧和可說是爸爸黑白漫畫唯一的一個弟子。我之所以用“弟子”這稱呼，是想區別於在校學習的學生。在校學習的學生，如今隻有遵義時在浙大學習過的王質平先生。另外如“次愷”之類仿豐風格的畫家也頗有幾位，都不是爸爸教過的學生，而且均未謀麵。還有一位上海的胡治均先生，我也稱他為“弟子”。他和我一樣，是在爸爸逝後才開始學爸爸畫的。我隻是臨摹，他還創作過一些。但我們學的都是彩色人物風景畫;鮑先生則學的黑白漫畫，而且隻創作，不臨摹。如果他壽命長些，在畫壇上會發出異彩，可惜於1969年57歲的壯年時期死於肝癌，比老師早走了6年。
爸爸於1930年把全家遷往嘉興，好像就是為了結下這師生之緣似的。
我那時才一兩歲，事後聽媽媽、寶姐她們敘述這件事。據說有一天，鄰居某君來對爸爸說，有一位叫鮑慧和的青年，高中畢業，因仰慕豐先生的書畫藝術，請求拜豐先生為師，並送來拜師禮100元。(當時的100元)爸爸同意收下這個徒弟，但“拜師禮”不受，托鄰居退回。
後來鮑慧和果然來拜師求學了。等到師徒二人較熟悉時，不知怎的偶然談起這件事。鮑先生卻說他並未收到這100元。原來是那鄰居中飽了自己的私囊。不過那鄰居後來自覺慚愧，送了一些東西來以示補償。
鮑先生為了那100元沒送到老師手裏，頗有歉意。其實爸爸發現了這個人才，很高興，才不在乎這“拜師禮”呢。為了讓鮑慧和安心，同時也是為了實際需要，爸爸請他擔任我姐姐哥哥的家庭教師，教他們數學，自己則以義大利亞米契斯著夏丏尊老師在白馬湖時翻譯的《愛的教育》為課本，教他們語文。這樣一來，鮑先生就成了我家常客，關係十分親密。
後來爸爸勸鮑先生進正規的美術學校學素描。爸爸認為，隻有打好素描基礎，有了畫人物速寫的能力，那時再學子愷漫畫的風格，才是正途。如沒有素描根底，臨摹得再好，也隻能止於“依樣畫葫蘆”。(就像我現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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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對蓮蓬還有忘不了的情誼。每到夏天，馬路上隻要有賣蓮蓬的，我看見必買。家裏人以為我特別喜歡吃蓮蓬，其實主要是懷舊心情在起作用。不過，現在我再也沒有時間和心情來製作老煙管了。
唉!童年已成夢影，緣緣堂時期一去不復返了!
石門鎮不在鐵路旁，交通不便，況且爸爸不常住在緣緣堂，所以外地來的訪客較少。爸爸在日本時認識的黃涵秋先生倒是來過。據說他是頸子上掛了杭州買來的一串串玩具小竹籃進來的。
另外，據染坊職工章桂哥的回憶，戴葆流夫婦來過一次。章桂在《懷念敬愛的老師豐子愷先生》一文中說：
大約是1934年吧，我們故鄉遭遇百年難逢的大旱災。災情嚴重，古運河河底朝天。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束手無策，聽憑老百姓在死亡線上掙紮。《大旱之望雲霓》這張畫，是先生對當時勞苦農民日夜車水、艱苦掙紮的情景，發自內心的深表同情之作。此畫作後，懸掛在緣緣堂樓下西書房內門後。就是那年，我國駐瑞士公使戴葆流先生夫婦，專程由滬來石灣訪問先生，而先生卻適去莫幹山看望他的姐姐去了。因戴先生要求得到先生一點作品留作紀念，是我做主，將此畫初稿贈給了戴先生。現在不知有否保留。
我也住過“行宮”
爸爸的性格，既喜歡悠閑安靜，又喜歡變換花樣。總之，他不喜歡受束縛，而喜歡任著自己的性子，想怎樣就怎樣。
如今我家住的房間，家具一旦擺好後，很難得做大變動。這大概是因為房間小、家具多的緣故。但更大的因素恐怕是好靜不好動或者缺少革新思想吧。爸爸在緣緣堂剛住下來時感到很新鮮。沒多久，就想換換花樣，於是，把自己房間裏的家具搬來搬去，力求搬到妥帖的位置。我們戲稱他為“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
爸爸不僅把房間當作一幅畫看待，時時改變構圖，連壁上的鍾也不放過。他看厭了鍾麵上枯燥乏味的數字，便取下來用油畫顏料把鍾麵塗成天藍色，蓋沒了數字，再在上麵畫幾根楊柳枝。然後用黑紙剪兩隻燕子，粘貼在長短針的針頭上。這就變成了一幅《雙燕逐柳圖》。雖然數字沒了，照樣能猜出時間。如今在緣緣堂展示的那口鍾不是原物，但也可給參觀者留下一個印象。
在緣緣堂住了一年半，到1934年夏天，在西竺庵小學讀完了六年級的姐姐哥哥們都要升初中了。爸爸把他們送到杭州去入學。我和元草哥則還在石門讀小學，由媽媽照顧。
杭州的美景吸引了這位藝術家，加之四個子女寄宿在中學裏，周末無家可歸，也不是辦法。於是爸爸就在杭州皇親巷6號租了一個樓麵，自己當上了“陪讀”。寒暑假則回到緣緣堂來。這段時期，他享盡了杭州春秋的美景和故鄉冬夏濃厚的鄉情，度過了三年黃金時代。
杭州的別寓被戲稱為“行宮”。這皇親巷的“行宮”從1934年住到了1936年。夏天遷到馬市街156號。住了兩個月後又遷到田家園3號。在這裏一直住到抗日戰爭爆發，時局緊張起來，才關閉了“行宮”回到緣緣堂。
我和二哥有幸隨媽媽去皇親巷的“行宮”住過一段時期。爸爸設法讓我們插班進寶極觀小學讀書。但我和二哥如今都記不起來是讀了一學期還是兩學期。我隻記得自己還很不懂事。入學前進行了一次測驗。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手寫的油印考卷。數學卷子上的數字不像手寫那麽一清二楚，我竟看不懂，交了一張白卷。不知怎麽的也讓我插入了二年級。我入學後，連課程表也看不懂。五爹爹的學校裏哪有這種玩意兒!
那所小學隻給我留下丟醜的回憶。有一回，雨天剛晴，我們到操場上去打滑梯。滑梯盡頭著地處自然形成一個坑窪，雨後積滿了水。我滑下去，一屁股正好坐在水坑裏。我還沒來得及“啊呀”一聲，後麵滑下來的人倒“啊呀”一聲叫起來：
“啊呀!豐一吟，你把我的絲襪濺滿了泥!要你賠!要你賠!”
這個女同學好厲害!她馬上拉了我去找老師告狀。我嚇得要命。在老師麵前，我一句話都不敢講，全是她一人滔滔不絕地告狀。她咬定要我賠。絲襪我從未見過，這玩意兒一定很貴吧。我那時的驚慌，比現在遇到車禍相差無幾。幸而老師公正，指著我那一屁股爛泥說：
“人家也不是有意的。她自己一屁股爛泥好受嗎!”
這件事總算了結了。我竟仍舊穿著這又濕又髒的褲子坐到課椅上，一直熬到放學回家。我家杭州的女工徐家娘娘為我“善後”時，我才向她哭訴了經過情況。
現在想想，當時我真傻。如果第一個滑下來的不是我，而是她，那就有她的好戲看了。而我哪怕被她濺了一身泥，也絕不會拉她去見老師，我可能還會幫她擦屁股呢。長大後，我發現社會上像她這樣的人竟有不少。家庭教育如此不同!
弟子鮑慧和
鮑慧和可說是爸爸黑白漫畫唯一的一個弟子。我之所以用“弟子”這稱呼，是想區別於在校學習的學生。在校學習的學生，如今隻有遵義時在浙大學習過的王質平先生。另外如“次愷”之類仿豐風格的畫家也頗有幾位，都不是爸爸教過的學生，而且均未謀麵。還有一位上海的胡治均先生，我也稱他為“弟子”。他和我一樣，是在爸爸逝後才開始學爸爸畫的。我隻是臨摹，他還創作過一些。但我們學的都是彩色人物風景畫;鮑先生則學的黑白漫畫，而且隻創作，不臨摹。如果他壽命長些，在畫壇上會發出異彩，可惜於1969年57歲的壯年時期死於肝癌，比老師早走了6年。
爸爸於1930年把全家遷往嘉興，好像就是為了結下這師生之緣似的。
我那時才一兩歲，事後聽媽媽、寶姐她們敘述這件事。據說有一天，鄰居某君來對爸爸說，有一位叫鮑慧和的青年，高中畢業，因仰慕豐先生的書畫藝術，請求拜豐先生為師，並送來拜師禮100元。(當時的100元)爸爸同意收下這個徒弟，但“拜師禮”不受，托鄰居退回。
後來鮑慧和果然來拜師求學了。等到師徒二人較熟悉時，不知怎的偶然談起這件事。鮑先生卻說他並未收到這100元。原來是那鄰居中飽了自己的私囊。不過那鄰居後來自覺慚愧，送了一些東西來以示補償。
鮑先生為了那100元沒送到老師手裏，頗有歉意。其實爸爸發現了這個人才，很高興，才不在乎這“拜師禮”呢。為了讓鮑慧和安心，同時也是為了實際需要，爸爸請他擔任我姐姐哥哥的家庭教師，教他們數學，自己則以義大利亞米契斯著夏丏尊老師在白馬湖時翻譯的《愛的教育》為課本，教他們語文。這樣一來，鮑先生就成了我家常客，關係十分親密。
後來爸爸勸鮑先生進正規的美術學校學素描。爸爸認為，隻有打好素描基礎，有了畫人物速寫的能力，那時再學子愷漫畫的風格，才是正途。如沒有素描根底，臨摹得再好，也隻能止於“依樣畫葫蘆”。(就像我現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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