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栻為人"表裏之同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重"(《宋史本傳》).他正直無私,每遇君臣問對時,不投人主之所好,不視君主之臉色行事,敢於"犯顏直諫".據《宋史》記載:
孝宗嚐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孝宗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從上麵問對之中,可以看出張栻就是犯顏直諫之人,他公然敢於同皇帝頂嘴,大膽說出自己與那個具有無尚權威的人的不同意見.在多次問對中,孝宗為他的忠義所惑動,還賜手書進行褒獎.甚至在臨終前,還寫了奏疏勸說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團丕圖."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忠義形象受到了世人的傳誦.宋寧宗嘉定年間追賜諡宣,理宗淳祐初再下詔從祀孔廟以示表彰.
二、以古聖賢自期 上承二程學統
張栻出生於一個忠義之風十分濃厚的家庭,從小接受儒家傳統思想的薰陶,"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因以得夫忠孝之傳"(《南軒文集序》)28歲以前,沒有做官,一直在家讀書,接受聖賢之教.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遵從父命,去衡山拜胡宏為師.胡宏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家,全祖望對此人在儒學上的造詣十分推崇,認為"中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卒開湖湘之學統"(《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在這樣的老師指導之下,張栻所受教益匪淺.關於師事胡宏一事,張栻有如下記載:
仆自惟念妄意於斯道有年矣.始時聞五峰先生之名,見其話言而.心服之,時時以書質疑求益.辛己之歲(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即公元1161年)方獲拜之於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國)書堂.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長善救失,蓋自在言語之外者.
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沒.自爾以來,仆亦困於憂患,倖存視息於先廬,細繹舊簡,反之吾身,寢識義理之所存,……如是有五載…….(《南軒全集》卷26,《答陳平甫》)
在上麵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張栻在師事胡宏之前,就非常佩眼他,並且經常用書信方式向胡宏請教.正式拜師之後,得到了老師的言傳身教.可惜第二年胡宏就去逝了,故謂"僅得一再見矣."永別之情,形於言表.然而自此以後,他謹遵其師之遺教,以老師為榜樣,"反之吾身",漸漸積識義理之所存.說明他在學問和道理上的成就,基本上得益於胡宏.
對張栻在胡宏門下的受業情況,朱熹也有記載,他說:"(栻)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視省,以自警策"(《朱文公全集》卷89)o在這裏,朱熹既證實了張栻拜胡宏為師的事實,又指出了他在那裏求學情況,並且說明了張栻之學上承二程文遺緒,又得到胡宏之傳授,而他自己也作了《希顏錄》,以古聖賢自期,這為他成就為一位正統的理學大師,具備了堅實可靠的條件.張栻在敘述其師的學術淵博時說:"先生自幼誌於大道,嚐見楊中立(二程高足楊時).先生於京師,又以侯師聖(二程弟子)於荊門,而卒於傳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國)之學,優遊南山下二十載"(《全集》卷十四).胡安國雖非二程嫡傳,但他服膺於二程,曾多次聲稱其學得之於"伊川書",又與二程之高足謝良佐、楊時交遊切磋,因而接受了二程的學統;胡宏是他的兒子,又從其父接受了二程學統,然後傳給張栻.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序錄》中說:"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遊,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日三先生又兼師友,然吾之自得於遺書者為多……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又說:"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所以從根本上講,張栻之學上承二程統緒是毫無疑問的.
張栻的著作經朱熹審定的有《南軒文集》44卷刊行於世;還有《論語解》10卷,《孟子說》7卷.清康熙年間由無錫華希閔重刊,道光年間又由陳仲詳將《南軒文集》
和《論語解》、《孟子說》合刊為《張雨軒公全集》或稱《南軒全集》.
三、發揮程氏理學 闡述天人精蘊
人們歷來認為,朱熹繼承二程理學,並使之發展成為更加豐富更加完備的思想體係,從而集其大成,事實的確如此.然而,從朱熹和張栻的學術交往來看,他們是互相促進的.《宋史·道學傳序》指出."張栻之學,亦出於程氏,既見朱熹,相與,約,又大進焉."另一方麵,朱熹對張栻也很敬服,他認為張栻對他"多有啟益",並且說:"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以得而知哉!"(《南軒文集序》).黃宗羲在《宋元學案》卷58《南軒學案》的按語中說:"朱子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惟於南軒為所佩服.一則,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覆開益為多."由此可見,朱熹的成就,也是同張栻分不開的.遺憾的是張栻早亡,其成就當然不及朱熹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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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嚐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孝宗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從上麵問對之中,可以看出張栻就是犯顏直諫之人,他公然敢於同皇帝頂嘴,大膽說出自己與那個具有無尚權威的人的不同意見.在多次問對中,孝宗為他的忠義所惑動,還賜手書進行褒獎.甚至在臨終前,還寫了奏疏勸說孝宗"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團丕圖."真是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忠義形象受到了世人的傳誦.宋寧宗嘉定年間追賜諡宣,理宗淳祐初再下詔從祀孔廟以示表彰.
二、以古聖賢自期 上承二程學統
張栻出生於一個忠義之風十分濃厚的家庭,從小接受儒家傳統思想的薰陶,"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因以得夫忠孝之傳"(《南軒文集序》)28歲以前,沒有做官,一直在家讀書,接受聖賢之教.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遵從父命,去衡山拜胡宏為師.胡宏是南宋著名的理學家,全祖望對此人在儒學上的造詣十分推崇,認為"中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卒開湖湘之學統"(《宋元學案》卷42《五峰學案》).在這樣的老師指導之下,張栻所受教益匪淺.關於師事胡宏一事,張栻有如下記載:
仆自惟念妄意於斯道有年矣.始時聞五峰先生之名,見其話言而.心服之,時時以書質疑求益.辛己之歲(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即公元1161年)方獲拜之於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國)書堂.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長善救失,蓋自在言語之外者.
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沒.自爾以來,仆亦困於憂患,倖存視息於先廬,細繹舊簡,反之吾身,寢識義理之所存,……如是有五載…….(《南軒全集》卷26,《答陳平甫》)
在上麵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張栻在師事胡宏之前,就非常佩眼他,並且經常用書信方式向胡宏請教.正式拜師之後,得到了老師的言傳身教.可惜第二年胡宏就去逝了,故謂"僅得一再見矣."永別之情,形於言表.然而自此以後,他謹遵其師之遺教,以老師為榜樣,"反之吾身",漸漸積識義理之所存.說明他在學問和道理上的成就,基本上得益於胡宏.
對張栻在胡宏門下的受業情況,朱熹也有記載,他說:"(栻)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視省,以自警策"(《朱文公全集》卷89)o在這裏,朱熹既證實了張栻拜胡宏為師的事實,又指出了他在那裏求學情況,並且說明了張栻之學上承二程文遺緒,又得到胡宏之傳授,而他自己也作了《希顏錄》,以古聖賢自期,這為他成就為一位正統的理學大師,具備了堅實可靠的條件.張栻在敘述其師的學術淵博時說:"先生自幼誌於大道,嚐見楊中立(二程高足楊時).先生於京師,又以侯師聖(二程弟子)於荊門,而卒於傳文定公(胡宏之父安國)之學,優遊南山下二十載"(《全集》卷十四).胡安國雖非二程嫡傳,但他服膺於二程,曾多次聲稱其學得之於"伊川書",又與二程之高足謝良佐、楊時交遊切磋,因而接受了二程的學統;胡宏是他的兒子,又從其父接受了二程學統,然後傳給張栻.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序錄》中說:"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遊,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日三先生又兼師友,然吾之自得於遺書者為多……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又說:"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所以從根本上講,張栻之學上承二程統緒是毫無疑問的.
張栻的著作經朱熹審定的有《南軒文集》44卷刊行於世;還有《論語解》10卷,《孟子說》7卷.清康熙年間由無錫華希閔重刊,道光年間又由陳仲詳將《南軒文集》
和《論語解》、《孟子說》合刊為《張雨軒公全集》或稱《南軒全集》.
三、發揮程氏理學 闡述天人精蘊
人們歷來認為,朱熹繼承二程理學,並使之發展成為更加豐富更加完備的思想體係,從而集其大成,事實的確如此.然而,從朱熹和張栻的學術交往來看,他們是互相促進的.《宋史·道學傳序》指出."張栻之學,亦出於程氏,既見朱熹,相與,約,又大進焉."另一方麵,朱熹對張栻也很敬服,他認為張栻對他"多有啟益",並且說:"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以得而知哉!"(《南軒文集序》).黃宗羲在《宋元學案》卷58《南軒學案》的按語中說:"朱子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惟於南軒為所佩服.一則,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覆開益為多."由此可見,朱熹的成就,也是同張栻分不開的.遺憾的是張栻早亡,其成就當然不及朱熹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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