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而未能得逞.史書上記載這一事件時說:"(帝)欲以(歆)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劉歆隻得到了一個待詔宦者署的黃門郎職位.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漢成帝下令謁者陳農到各地搜求遺書,同時,將太常、太史博士、延閣、廣內、秘室藏書集中到一起,由光祿大夫劉向負責、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鹹、侍醫李柱國、黃門郎劉歆等參加,對中秘之書,進行係統的整理編目工作.劉向逝世不久,漢哀帝下令劉歆領校五經,以完成其父未竟之業.兩年以後,經過劉向、劉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終於圓滿地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圖書整理編目工作.
劉向、劉歆父子領導的這次校理群書的工作,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讎和勘定,他們首先兼備眾本,廣搜異本;然後選定篇目,去除重複;再後糾理錯簡,校讎文字;最後勘定書名,謄清新本.總共整理出圖書33,090卷,收藏於天祿閣、石渠閣,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圖書館,並為先秦古籍的流傳,為圖書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間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係統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偽、考據等學問開始產生.劉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編製目錄,首先是在每一本書校勘謄清後,由劉向父子集其篇目,敘其旨意,寫成敘錄,也就是後代的提要.然後,又將各書的敘錄集合一起,按部類抄成一書,稱為《別錄》.這主要是劉向完成的.最後是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敘錄,其餘六卷,"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注]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的目錄學更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範.
劉歆本來從其父學習《詩》《書》《易》和《穀梁傳》,在經學上很有造詣.
在勘校中秘藏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用先秦古文抄寫的《春秋左氏傳》,特別喜愛.
於是,他一邊向研治《左傳》有師承的尹成和翟方進學習,請教書中的許多問題及其義理,同時,和父親劉向一起討論、辨析《左傳》的內容.還以《左傳》"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注]將《左傳》與當時已立於學官的《公羊傳》
《穀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左傳》的價值,在《公羊》、《穀梁》
之上.他提出《左傳》以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都應該立於學官.哀帝讓他與五經博士商量,但博士們根本就不理睬劉歆的意見,而採取"不肯置對"的態度.原因很簡單,研治儒家經書早已成為"祿利之路",[注]同意《左傳》等立於學官,豈不是要五經博士們讓出一些祿利來哩!劉歆見無法溝通語言,於是寫了《讓太常博士書》,敘述五經產生與流傳的歷史,古文經發現的經過及其價值,說明皇帝同意研究將《左傳》等立於學官,是"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嚴厲地批評博士們"專己守殘,黨同門,拓道真,違明詔,失聖意"的狹窄胸襟.這封信捅了馬蜂窩,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習今文經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辭職表示抗議,以治《詩》起家的大司空師丹則上書控告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劉歆得罪了執政大臣,又經受不住眾多儒者的攻擊,雖然得到哀帝的回護,也覺得無法在京師立足,於是請求到外地做官,從而先後任河內、五原、琢郡太守.後來因病免官,再起為安定屬國都尉.
可以說,在50歲以前,劉歆主要是潛心於撰述的一個學者,雖然他在經學、目錄學等方麵造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卻屢屢受挫,最後竟然被排擠出京師,申張古文經的願望也成為泡影.
在遠謫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選初賦》[注]
就是他這一反思的流露.在賦中,他追憶"遂初之顯祿",把自己遠離京華為五原太守說成是因自己"好直""為群邪之所惡",聯想到仲尼陳蔡之厄,屈原放沉於湘淵,他痛感古來"方直"之士必為世俗"難容".從而深深地悟出一個人生的真諦——單純做學問是毫無出路的,說:"玩琴書以條囗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攬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從此"守信保己比老彭",卻又不甘心"降皮弁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覺得自己如"韞寶而求賈",總希望有一天"賴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這個"祁子"終於出現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漢 位至國師
原來,當劉歆初入仕途為黃門郎不久,以孤貧恭儉而聲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鳳臨終之託而為黃門郎.兩個出身豪貴而又博學的年輕人從此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經過幾十年的奮鬥,野心勃勃的王莽終於"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注]哀帝死後,他更被舉為大司馬,獨掌政權.為了給最終篡權作準備,王莽脅持上下,設計誅滅政敵,拔擢黨羽.失意的劉歆成為王莽拉攏的對象.王莽把劉歆召回京師,先任命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遷官為中壘校尉.不久,王莽為安漢公,隨即任劉歆為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讓他"典儒林史卜之官".這時的劉歆已成為學術文化事業的最高領導人.他藉助王莽的權力,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注]為名,將《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於學官,不久又立《樂經》,從而將過去的五經增為六經,每一經的博士增為五名,六經共30名,每一博士領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徵召各地通曉一藝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逸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學問的人數千人,到京城來"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注].在全國興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古文經學宣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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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漢成帝下令謁者陳農到各地搜求遺書,同時,將太常、太史博士、延閣、廣內、秘室藏書集中到一起,由光祿大夫劉向負責、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鹹、侍醫李柱國、黃門郎劉歆等參加,對中秘之書,進行係統的整理編目工作.劉向逝世不久,漢哀帝下令劉歆領校五經,以完成其父未竟之業.兩年以後,經過劉向、劉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終於圓滿地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圖書整理編目工作.
劉向、劉歆父子領導的這次校理群書的工作,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讎和勘定,他們首先兼備眾本,廣搜異本;然後選定篇目,去除重複;再後糾理錯簡,校讎文字;最後勘定書名,謄清新本.總共整理出圖書33,090卷,收藏於天祿閣、石渠閣,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圖書館,並為先秦古籍的流傳,為圖書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間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係統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偽、考據等學問開始產生.劉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編製目錄,首先是在每一本書校勘謄清後,由劉向父子集其篇目,敘其旨意,寫成敘錄,也就是後代的提要.然後,又將各書的敘錄集合一起,按部類抄成一書,稱為《別錄》.這主要是劉向完成的.最後是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敘錄,其餘六卷,"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注]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後世的目錄學更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範.
劉歆本來從其父學習《詩》《書》《易》和《穀梁傳》,在經學上很有造詣.
在勘校中秘藏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用先秦古文抄寫的《春秋左氏傳》,特別喜愛.
於是,他一邊向研治《左傳》有師承的尹成和翟方進學習,請教書中的許多問題及其義理,同時,和父親劉向一起討論、辨析《左傳》的內容.還以《左傳》"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注]將《左傳》與當時已立於學官的《公羊傳》
《穀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左傳》的價值,在《公羊》、《穀梁》
之上.他提出《左傳》以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都應該立於學官.哀帝讓他與五經博士商量,但博士們根本就不理睬劉歆的意見,而採取"不肯置對"的態度.原因很簡單,研治儒家經書早已成為"祿利之路",[注]同意《左傳》等立於學官,豈不是要五經博士們讓出一些祿利來哩!劉歆見無法溝通語言,於是寫了《讓太常博士書》,敘述五經產生與流傳的歷史,古文經發現的經過及其價值,說明皇帝同意研究將《左傳》等立於學官,是"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嚴厲地批評博士們"專己守殘,黨同門,拓道真,違明詔,失聖意"的狹窄胸襟.這封信捅了馬蜂窩,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習今文經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辭職表示抗議,以治《詩》起家的大司空師丹則上書控告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劉歆得罪了執政大臣,又經受不住眾多儒者的攻擊,雖然得到哀帝的回護,也覺得無法在京師立足,於是請求到外地做官,從而先後任河內、五原、琢郡太守.後來因病免官,再起為安定屬國都尉.
可以說,在50歲以前,劉歆主要是潛心於撰述的一個學者,雖然他在經學、目錄學等方麵造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卻屢屢受挫,最後竟然被排擠出京師,申張古文經的願望也成為泡影.
在遠謫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選初賦》[注]
就是他這一反思的流露.在賦中,他追憶"遂初之顯祿",把自己遠離京華為五原太守說成是因自己"好直""為群邪之所惡",聯想到仲尼陳蔡之厄,屈原放沉於湘淵,他痛感古來"方直"之士必為世俗"難容".從而深深地悟出一個人生的真諦——單純做學問是毫無出路的,說:"玩琴書以條囗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攬陰陽兮,總萬物之珍怪.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從此"守信保己比老彭",卻又不甘心"降皮弁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覺得自己如"韞寶而求賈",總希望有一天"賴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這個"祁子"終於出現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漢 位至國師
原來,當劉歆初入仕途為黃門郎不久,以孤貧恭儉而聲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鳳臨終之託而為黃門郎.兩個出身豪貴而又博學的年輕人從此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經過幾十年的奮鬥,野心勃勃的王莽終於"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注]哀帝死後,他更被舉為大司馬,獨掌政權.為了給最終篡權作準備,王莽脅持上下,設計誅滅政敵,拔擢黨羽.失意的劉歆成為王莽拉攏的對象.王莽把劉歆召回京師,先任命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遷官為中壘校尉.不久,王莽為安漢公,隨即任劉歆為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讓他"典儒林史卜之官".這時的劉歆已成為學術文化事業的最高領導人.他藉助王莽的權力,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注]為名,將《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於學官,不久又立《樂經》,從而將過去的五經增為六經,每一經的博士增為五名,六經共30名,每一博士領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徵召各地通曉一藝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逸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學問的人數千人,到京城來"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注].在全國興起了一個大規模的古文經學宣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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