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的“十條”，不為“繁重闊遠之論”，而注重於“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看似“卑無高論”，但卻“切而易行”。綜核其十條建議，可以看出袁世凱變法的總方針是“其驟難興舉者，貴乎循序漸進，不可操切以圖;其亟須變更者，又貴乎明斷力行，不為龐言所動。”其要點在於“熟審治法，慎始圖終”，即“(朝廷)內外合謀，不厭精詳。迨至……擇定施行，便成萬鈞不移之勢，無論如何為難，亦必堅持定見，始終不移。”其根本則在於“廣植眾材，能得人乃能行政”。辦事首要在得人，得人還在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讓人才放手做事，則“其餘理財講武，以次遞進，因時製宜。”(上所引均見於奏摺)袁世凱不僅是這麽想的，這麽說的，從其北洋新政的實踐來看，他也是這麽做的。
袁世凱一生事業的成功，在決定的因素上是他重視並善於籠絡和使用人才，北洋新政就是十分明顯的例證。從他所上奏的“十條”看，除第一條提綱挈領地陳述自己對變法方針的看法而外，後麵六條都是從不同的方麵講人才的作育培養，後三條則分別論列吏治、理財和武備，重點顯然是放在了“廣植眾材，能得人乃能行政”上麵。聯繫到直隸北洋新政的實際，我們可以看到，袁世凱是把“十條”中的想法完全貫徹於變法的實踐之中了。北洋新政，其侔侔大者，在大辦學堂，在振興實業，在擴練新軍。在這三大方麵，都可以看到袁世凱知人善任和作育人才的傑出表現。
什麽叫知人善任?把最合適的人選放在他們才能最得施展的位置上就是知人善任。下麵我們來看看袁世凱的做法。
北洋新政最為人所稱道的就是大辦學堂，作育人才。袁世凱上任伊始，即把普及教育，作為“經國要圖”，在布政、按察二司之外，設立學校司，作為全省興辦教育的最高管理機關。截至1906年6月，直隸所辦大學計有北洋大學堂、高等學堂、北洋醫學堂、高等工業學堂、高等農業學堂五所，初等農工業學堂暨工藝局附設藝徒學堂(相當於現代的專科學校)二十一所，優級師範學堂一所，初級師範學堂及傳習所八十九所，中學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學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學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師範學堂一所，女學堂四十所，胥吏學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學堂、圖算學堂、電報學堂各一所。“凡已見冊報者，入學人數共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學堂不計焉。合諸武備、巡警等學堂以及冊報未齊者，總數不下十萬人17。”僅就直隸總督任內，袁世凱所辦的重要學堂就有：
北洋醫學堂(1902年);
北洋武備學堂、北洋巡警學堂、北洋工藝學堂、北洋大學堂(1903年);
北洋軍醫學堂、馬醫學堂、軍械學堂、經理(軍需)學堂、圖算學堂(1904年);
天津高等女學堂、天津初級師範學堂、憲兵學堂(1905年);
北洋師範學堂、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保定軍官學堂、測繪學堂(1906年);
北洋法政學堂(1907年)。18
而且如此眾多的學堂，絕大部分不是靠公費，而是通過民間募集資金建立起來的;“官紳協力，風氣潛移。故以凋敝之餘，而捐資設學者不絕，公立、私立，月有所聞”。辦學成績，蔚為可觀。而這個成績的取得，與袁世凱慧眼識人，放手任用嚴修等人是分不開的。
嚴修(1860—1929)，字範孫，直隸天津人。光緒癸未年(1883)進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後出任貴州學政。嚴修年輕時師事陳奉周，“奉周博文，通西學，深受講貫之益。”此後嚴一直鑽研西學，自修過數學、幾何、音律、天文、格致、醫學、化學和外語等多門新學，在貴州學政任上，創建了貴州第一座經世學堂，並把算學作為考試科目之一。學生入學後，須學習格致、算學等新學科目，在缺乏新學師資的情況下，他自己先行學習，然後為學生答疑解惑19。戊戌變法時嚴修因奏設經濟特科而出名，梁啓超曾評論此事說：“當時八股未廢，得此亦稍足新耳目，蓋實新政最初之起點也20。”嚴修與徐世昌為翰林院的同僚，戊戌年四月，嚴因倡議經濟特科開罪於守舊派官僚21，憤而辭官，返津後曾到小站拜訪徐，得遇袁世凱，暢談變法22，嚴“深佩其才及其強兵禦侮之誌。同時，袁氏亦主倡新學，於是引為知己23。”嚴辭官歸裏後，一心辦學，認為教育是強國的基礎，曾自費赴日本考察教育，後來天津著名的南開大學就是嚴修創辦的。袁世凱設立學校司之初，委派布政使胡景桂為督辦，但胡是舊學出身，對現代教育所知不多，因而袁力聘嚴修出長學校司。嚴就任學校司督辦之後，於1904年再次東渡日本考察教育，實地參觀各級各類學校，親自到日本文部省聽講達十次之多。直隸學界在有了這麽一位熱愛並懂得現代教育的長官之後，麵貌大為改觀。袁世凱還聘請了美國駐天津副領事丁家立為西學總教習，聘請了東京音樂學校校長渡邊龍聖為教育顧問。袁世凱自己也帶頭捐銀兩萬兩贊助辦學，清廷頒發給他“嘉惠儒林”和“興賢育材”兩塊匾額以資褒獎。袁對嚴修十分尊重，放手使用，他曾對人說：“我治理直隸的政策是，練兵的事情我自任之，辦學的事情則聽任嚴先生所為，我供其指揮而已24。”1905年，清廷中央機構改革，設立學部，袁世凱即保舉嚴修出任學部侍郎。當時學部尚書由袁在山東時的另一熟人、軍機大臣榮慶25兼任，榮、嚴二人都與袁有很深的淵源(袁任山東巡撫時，榮為山東學政)，而嚴修在學校教育上尤有心得造詣，故榮慶也樂於與之配合，二人和衷共濟，相得益彰。此期間學部的措置興革，都明顯帶有直隸的色彩。
北洋新政的另一突出成就在於興辦實業。袁世凱大力振興工商的一個重要動機是為其推行新政和擴充軍力籌措款項。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來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但農業的收入微薄，是所謂“豐年僅止於溫飽，荒年不免於溝壑”的產業，政府不可能通過大幅度提高稅賦增加財政收入。中國甲午以來內亂外患不斷，政府財政一直處於嚴重匱乏狀態，甲午和庚子的戰敗又背負了高額的戰爭賠款，因而財力支絀到了極點。庚子之後，清朝的國防主力軍——武衛軍除袁世凱的右軍之外，基本上已被打散擊垮，京畿防務空虛，亟須重新組建新軍，這個任務不用說又落到了袁世凱的頭上。但編練新軍，在在離不開金錢，可以說袁世凱自小站練兵以來，就一直為籌餉的問題所苦惱。現在他出任封疆，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擁有了地方行政大權，又趕上了改革的好年頭，因而上任之初，就把自己在山東打算幹而沒有來得及幹的事情，作為在直隸大展拳腳的重頭戲來辦。大辦實業，廣開富源，可以說是北洋新政的另一塊基石。
庚子以前，天津由民族資本創辦的企業不過四五家，資本額約為一百一十一萬元;但自新政開始後至辛亥革命前夕，近代工業企業已經發展到一百三十五家，資本總額達倒二千九百二十萬元。1910年農曆五月，南京舉辦了全國第一次勸業會(相當於現代的博覽會)，直隸提供的展品達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件，獲得特別優秀獎六個，超等獎八個，優秀獎十八個，金牌獎五十八個，銀牌獎一百四十二個;會後得獎展品還送到國外參展26。當時以辦實業知名，素來看不起袁世凱的張謇參觀了直隸館，也不得不承認袁辦實業的成就，“頗覺得袁作為直隸總督之能任事，畢竟與人不同。(直隸展品)工藝真有獨特高明之處，江蘇不如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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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一生事業的成功，在決定的因素上是他重視並善於籠絡和使用人才，北洋新政就是十分明顯的例證。從他所上奏的“十條”看，除第一條提綱挈領地陳述自己對變法方針的看法而外，後麵六條都是從不同的方麵講人才的作育培養，後三條則分別論列吏治、理財和武備，重點顯然是放在了“廣植眾材，能得人乃能行政”上麵。聯繫到直隸北洋新政的實際，我們可以看到，袁世凱是把“十條”中的想法完全貫徹於變法的實踐之中了。北洋新政，其侔侔大者，在大辦學堂，在振興實業，在擴練新軍。在這三大方麵，都可以看到袁世凱知人善任和作育人才的傑出表現。
什麽叫知人善任?把最合適的人選放在他們才能最得施展的位置上就是知人善任。下麵我們來看看袁世凱的做法。
北洋新政最為人所稱道的就是大辦學堂，作育人才。袁世凱上任伊始，即把普及教育，作為“經國要圖”，在布政、按察二司之外，設立學校司，作為全省興辦教育的最高管理機關。截至1906年6月，直隸所辦大學計有北洋大學堂、高等學堂、北洋醫學堂、高等工業學堂、高等農業學堂五所，初等農工業學堂暨工藝局附設藝徒學堂(相當於現代的專科學校)二十一所，優級師範學堂一所，初級師範學堂及傳習所八十九所，中學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學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學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師範學堂一所，女學堂四十所，胥吏學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學堂、圖算學堂、電報學堂各一所。“凡已見冊報者，入學人數共八萬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學堂不計焉。合諸武備、巡警等學堂以及冊報未齊者，總數不下十萬人17。”僅就直隸總督任內，袁世凱所辦的重要學堂就有：
北洋醫學堂(1902年);
北洋武備學堂、北洋巡警學堂、北洋工藝學堂、北洋大學堂(1903年);
北洋軍醫學堂、馬醫學堂、軍械學堂、經理(軍需)學堂、圖算學堂(1904年);
天津高等女學堂、天津初級師範學堂、憲兵學堂(1905年);
北洋師範學堂、北洋女子師範學堂、保定軍官學堂、測繪學堂(1906年);
北洋法政學堂(1907年)。18
而且如此眾多的學堂，絕大部分不是靠公費，而是通過民間募集資金建立起來的;“官紳協力，風氣潛移。故以凋敝之餘，而捐資設學者不絕，公立、私立，月有所聞”。辦學成績，蔚為可觀。而這個成績的取得，與袁世凱慧眼識人，放手任用嚴修等人是分不開的。
嚴修(1860—1929)，字範孫，直隸天津人。光緒癸未年(1883)進士，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後出任貴州學政。嚴修年輕時師事陳奉周，“奉周博文，通西學，深受講貫之益。”此後嚴一直鑽研西學，自修過數學、幾何、音律、天文、格致、醫學、化學和外語等多門新學，在貴州學政任上，創建了貴州第一座經世學堂，並把算學作為考試科目之一。學生入學後，須學習格致、算學等新學科目，在缺乏新學師資的情況下，他自己先行學習，然後為學生答疑解惑19。戊戌變法時嚴修因奏設經濟特科而出名，梁啓超曾評論此事說：“當時八股未廢，得此亦稍足新耳目，蓋實新政最初之起點也20。”嚴修與徐世昌為翰林院的同僚，戊戌年四月，嚴因倡議經濟特科開罪於守舊派官僚21，憤而辭官，返津後曾到小站拜訪徐，得遇袁世凱，暢談變法22，嚴“深佩其才及其強兵禦侮之誌。同時，袁氏亦主倡新學，於是引為知己23。”嚴辭官歸裏後，一心辦學，認為教育是強國的基礎，曾自費赴日本考察教育，後來天津著名的南開大學就是嚴修創辦的。袁世凱設立學校司之初，委派布政使胡景桂為督辦，但胡是舊學出身，對現代教育所知不多，因而袁力聘嚴修出長學校司。嚴就任學校司督辦之後，於1904年再次東渡日本考察教育，實地參觀各級各類學校，親自到日本文部省聽講達十次之多。直隸學界在有了這麽一位熱愛並懂得現代教育的長官之後，麵貌大為改觀。袁世凱還聘請了美國駐天津副領事丁家立為西學總教習，聘請了東京音樂學校校長渡邊龍聖為教育顧問。袁世凱自己也帶頭捐銀兩萬兩贊助辦學，清廷頒發給他“嘉惠儒林”和“興賢育材”兩塊匾額以資褒獎。袁對嚴修十分尊重，放手使用，他曾對人說：“我治理直隸的政策是，練兵的事情我自任之，辦學的事情則聽任嚴先生所為，我供其指揮而已24。”1905年，清廷中央機構改革，設立學部，袁世凱即保舉嚴修出任學部侍郎。當時學部尚書由袁在山東時的另一熟人、軍機大臣榮慶25兼任，榮、嚴二人都與袁有很深的淵源(袁任山東巡撫時，榮為山東學政)，而嚴修在學校教育上尤有心得造詣，故榮慶也樂於與之配合，二人和衷共濟，相得益彰。此期間學部的措置興革，都明顯帶有直隸的色彩。
北洋新政的另一突出成就在於興辦實業。袁世凱大力振興工商的一個重要動機是為其推行新政和擴充軍力籌措款項。中國自古以農立國，歷來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但農業的收入微薄，是所謂“豐年僅止於溫飽，荒年不免於溝壑”的產業，政府不可能通過大幅度提高稅賦增加財政收入。中國甲午以來內亂外患不斷，政府財政一直處於嚴重匱乏狀態，甲午和庚子的戰敗又背負了高額的戰爭賠款，因而財力支絀到了極點。庚子之後，清朝的國防主力軍——武衛軍除袁世凱的右軍之外，基本上已被打散擊垮，京畿防務空虛，亟須重新組建新軍，這個任務不用說又落到了袁世凱的頭上。但編練新軍，在在離不開金錢，可以說袁世凱自小站練兵以來，就一直為籌餉的問題所苦惱。現在他出任封疆，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擁有了地方行政大權，又趕上了改革的好年頭，因而上任之初，就把自己在山東打算幹而沒有來得及幹的事情，作為在直隸大展拳腳的重頭戲來辦。大辦實業，廣開富源，可以說是北洋新政的另一塊基石。
庚子以前，天津由民族資本創辦的企業不過四五家，資本額約為一百一十一萬元;但自新政開始後至辛亥革命前夕，近代工業企業已經發展到一百三十五家，資本總額達倒二千九百二十萬元。1910年農曆五月，南京舉辦了全國第一次勸業會(相當於現代的博覽會)，直隸提供的展品達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件，獲得特別優秀獎六個，超等獎八個，優秀獎十八個，金牌獎五十八個，銀牌獎一百四十二個;會後得獎展品還送到國外參展26。當時以辦實業知名，素來看不起袁世凱的張謇參觀了直隸館，也不得不承認袁辦實業的成就，“頗覺得袁作為直隸總督之能任事，畢竟與人不同。(直隸展品)工藝真有獨特高明之處，江蘇不如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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