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一流的小說，顯示了二流的創作才能。背景的創新在於：羅德西亞大平原上的一個火車站，沒有根基、受金錢驅使的白人居民和憂鬱寡歡、被剝奪得一貧如洗的非洲土著形成鮮明對照，烘托出一種特殊的氛圍。故事的創新在於：一個因戰爭而被人派到殖民地去的英國青年與一個半開化的黑人女子之間的愛情。隱匿其中的一個事實是：主題並沒有多大新意，闡述也不夠充分。簡潔是安娜？沃爾夫創作風格的魅力所在。但要評判這種簡潔的風格是出於一種有意識的藝術把握，還是通常所見的一種通過讓小說的形態受強烈的情感支配而隨意獲得某種效果的形式主義的花招，則為時尚早。
但從一九五四年開始，我是這樣寫的：“以非洲為背景的小說繼續大量湧現。《戰爭邊緣》以其對亂鬧鬧的兩性關係的極其敏銳的洞察力，是這類小說中寫得較成功的一部。但關於白人與黑人間的衝突，顯然沒有說出多少新的東西。小說中最具史料價值的是它描寫了種族隔離所引發的仇恨和殘暴。這份來自種族邊界線的最新報告提出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白人留居的非洲大陸上所出現的這種壓抑與緊張狀況早已存在了許多年，為什麽直到最近的四五十年代，它才突然間被文學藝術所曝光呢？如果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那麽我們就能更多地了解社會與它所創造的能力之間、以及藝術與促其發展的動力之間的關係了。安娜？沃爾夫的小說創作是由一種對非正義的溫和的義憤所激發的：這樣做是好的，但僅此還不夠……”
在我撰寫評論文章的那三個月中，我每周閱讀十多本書，結果發現：我對這些書所懷有的興趣與我在閱讀時所感受到的一切毫不相幹———比如說托馬斯？曼 1 吧，他是舊的意義上的最後一位小說家，他就利用小說對生活作了哲學性的闡釋。問題的關鍵是，小說的功能似乎正在變化：它已經成了新聞學的先驅。我們閱讀小說是為了了解那些尚不為我們所知的生活區域：奈及利亞、南非、美國軍隊、礦區、切爾西的社團，等等等等。我們看小說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發生什麽。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說中隻有一部具有小說之所以為其小說的那種特質———即哲學性。我懷著同樣的好奇心閱讀了大多數小說，發現它們都隻是報導性的讀本。稱得上成功的大多數小說都隻是在報導社會某個區域的存在時顯得有些新意，它所描寫的某種類型的人尚未被納入文學的一般意識之中。小說成了支離破碎的社會和意識的一項機能。人類有明確的區分，這種區分越來越細，甚至細分後還可以再分。要想反映這個世界，人們得想方設法去了解本國其他群體的情況，至於別國的群體那就配不上了。要想全麵了解這個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說的報導成了一種媒體。就拿我們英國來說吧，中產階級對工人群眾的生活一無所知，反之亦然。但有關各個行業的報導、文章和小說隨處有售，人們可以閱讀這些書籍，就像考察原始部落一樣。蘇格蘭的漁民是跟我在約克郡時認識的那些礦工完全不同的一類人。他們都來自一個比倫敦市郊的居民區更新奇的世界。
黑色筆記（3）
然而，我卻沒有能力寫出惟一使我自己感興趣的那種小說：即那種充滿理智和道德的熱情，足以營造秩序、提出一種新的人生觀的作品。可供我寫的“題材”不下五十種，但它們都不能讓我得心應手。隻要有一個題材能使我感到有把握，優秀而富有教益的小說便會源源不斷地從出版社印出來。作為寫作所必須具備的素質我隻有一點，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好奇心。一個新聞記者的好奇心。我的生活方式、教養、性別、政治觀念、社會地位等等都阻礙著我進入生活的某些領域，為此我深感失望和遺憾。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某些最優秀的人物的通病。有的人能忍受其中的壓力，有的則被它壓垮了。這是一種全新的感覺，是有意無意間對一種新穎的、富有想像力的理解的嚐試。但它對於藝術卻是毀滅性的。我隻是對如何在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擴展自己感興趣。我把這話說給蘇格大娘聽，她滿意地點點頭，以人們通常用來讚許偉大真理的口吻回答說：藝術家是在無力生存時才寫作的。我記得，在她說這話時，我曾感到過一陣噁心。今天，當我正著手寫作時，仍隱隱感到有些厭惡：這是因為這門屬於藝術或藝術家的行業如今已大大貶值，成了頭腦空空的業餘愛好者的私有財產，弄得那些與藝術真正有聯繫的人一看見他們搖頭晃腦神氣活現的樣子便恨不得逃得遠遠的。再說，當一個真理被窮究時———這一直是本世紀文學藝術的一個主題，簡直成了可怕的老生常談———人們便開始懷疑：這真的是終極的真理嗎？人們會像那天我坐在蘇格大娘麵前那樣想到“藝術家無力生存”這些話來，並讓它們迴響在腦子裏，逐漸淡忘，最後克服了厭惡和迂腐。這些老生常談竟然那麽專斷地出自一個心理分析者之口，這是有點非同尋常的。蘇格大娘絕對是一個有教養的女人，一個受過藝術薰陶的歐洲人。她是以一個女巫師的身份說出這些陳詞濫調的，如果她是跟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對診所裏的病人說這番話，她會感到慚愧。針對生活是一個水準，而對著診察台又是一個水準。我無法忍受這種情況。我最終不能忍受的就是這一點。因為這意味著生活具有一個道德水準，病人又有著另一個道德水準。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說《戰爭邊緣》處在一個什麽樣的水準上。當我著手寫它時，我心裏就有數了。我當時就討厭它，至今仍討厭它，因為它在我身上變得那麽專橫霸道，已經威脅著吞噬我的一切。我於是手拎著自己的靈魂去見那位女巫師。然而，這位治病救人的人一聽見藝術這個詞便洋洋自得地笑了起來。藝術家這頭神聖的動物認為萬事萬物都是正當的，認為藝術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當的。那種自鳴得意的微笑、寬容的讚許，並非為有文化的巫師或教授之流所獨具。靠兌換貨幣為生的人，出版社的小醜，以及你的敵人都具有這一德性。當一位電影巨子想購買一位藝術家時，他搜尋創造力或創造的火花的真實企圖隻是為了將它摧毀，通過搗毀有價值的東西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這就是他不知不覺中所追求的一切———他把他的犧牲品稱為藝術家。你是一個藝術家，當然……而那位受害者則總是傻笑，並把他的厭惡囫圇吞下。
如今有那麽多藝術家熱衷於政治、甘願“獻身於”什麽事業，其真正原因在於他們急巴巴想讓自己置身於某種戒律之中。不管那是什麽戒律，隻要能將他們從曾被他們的敵人所利用過的“藝術家”這個名稱的毒害中解救出來就行。
我記得十分清楚：在那部小說處於醞釀階段的那段時間，我的心髒就怦怦跳個不停。後來，當我知道我會去寫它時，便詳盡地策劃了想寫的一切。“主題”幾乎是抽象的。然而，如今我所感興趣的卻是：當初我為什麽不把所發生的一切如實予以報導，而偏要編造一個與原始材料毫不相幹的“故事”來呢？當然，直截了當、樸實無華、無形無式的報導不可能成為一部“小說”，因此也就無法出版，但我對“成為一名作家”或賺錢什麽的玩意並不感興趣。我這話並不是說遊戲人生的作家寫作時在拿自己開玩笑，開心理的玩笑———所寫的事件得來自真實的事件，所寫的人物得脫胎於生活中的真人。我隻是在問自己：為什麽偏得寫成一個故事呢？這當然並非因為故事不好，不真實，或者它使什麽東西貶值了，我隻是在問：為什麽不能用簡捷的報導來揭示真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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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一九五四年開始，我是這樣寫的：“以非洲為背景的小說繼續大量湧現。《戰爭邊緣》以其對亂鬧鬧的兩性關係的極其敏銳的洞察力，是這類小說中寫得較成功的一部。但關於白人與黑人間的衝突，顯然沒有說出多少新的東西。小說中最具史料價值的是它描寫了種族隔離所引發的仇恨和殘暴。這份來自種族邊界線的最新報告提出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白人留居的非洲大陸上所出現的這種壓抑與緊張狀況早已存在了許多年，為什麽直到最近的四五十年代，它才突然間被文學藝術所曝光呢？如果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那麽我們就能更多地了解社會與它所創造的能力之間、以及藝術與促其發展的動力之間的關係了。安娜？沃爾夫的小說創作是由一種對非正義的溫和的義憤所激發的：這樣做是好的，但僅此還不夠……”
在我撰寫評論文章的那三個月中，我每周閱讀十多本書，結果發現：我對這些書所懷有的興趣與我在閱讀時所感受到的一切毫不相幹———比如說托馬斯？曼 1 吧，他是舊的意義上的最後一位小說家，他就利用小說對生活作了哲學性的闡釋。問題的關鍵是，小說的功能似乎正在變化：它已經成了新聞學的先驅。我們閱讀小說是為了了解那些尚不為我們所知的生活區域：奈及利亞、南非、美國軍隊、礦區、切爾西的社團，等等等等。我們看小說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發生什麽。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說中隻有一部具有小說之所以為其小說的那種特質———即哲學性。我懷著同樣的好奇心閱讀了大多數小說，發現它們都隻是報導性的讀本。稱得上成功的大多數小說都隻是在報導社會某個區域的存在時顯得有些新意，它所描寫的某種類型的人尚未被納入文學的一般意識之中。小說成了支離破碎的社會和意識的一項機能。人類有明確的區分，這種區分越來越細，甚至細分後還可以再分。要想反映這個世界，人們得想方設法去了解本國其他群體的情況，至於別國的群體那就配不上了。要想全麵了解這個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說的報導成了一種媒體。就拿我們英國來說吧，中產階級對工人群眾的生活一無所知，反之亦然。但有關各個行業的報導、文章和小說隨處有售，人們可以閱讀這些書籍，就像考察原始部落一樣。蘇格蘭的漁民是跟我在約克郡時認識的那些礦工完全不同的一類人。他們都來自一個比倫敦市郊的居民區更新奇的世界。
黑色筆記（3）
然而，我卻沒有能力寫出惟一使我自己感興趣的那種小說：即那種充滿理智和道德的熱情，足以營造秩序、提出一種新的人生觀的作品。可供我寫的“題材”不下五十種，但它們都不能讓我得心應手。隻要有一個題材能使我感到有把握，優秀而富有教益的小說便會源源不斷地從出版社印出來。作為寫作所必須具備的素質我隻有一點，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好奇心。一個新聞記者的好奇心。我的生活方式、教養、性別、政治觀念、社會地位等等都阻礙著我進入生活的某些領域，為此我深感失望和遺憾。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某些最優秀的人物的通病。有的人能忍受其中的壓力，有的則被它壓垮了。這是一種全新的感覺，是有意無意間對一種新穎的、富有想像力的理解的嚐試。但它對於藝術卻是毀滅性的。我隻是對如何在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擴展自己感興趣。我把這話說給蘇格大娘聽，她滿意地點點頭，以人們通常用來讚許偉大真理的口吻回答說：藝術家是在無力生存時才寫作的。我記得，在她說這話時，我曾感到過一陣噁心。今天，當我正著手寫作時，仍隱隱感到有些厭惡：這是因為這門屬於藝術或藝術家的行業如今已大大貶值，成了頭腦空空的業餘愛好者的私有財產，弄得那些與藝術真正有聯繫的人一看見他們搖頭晃腦神氣活現的樣子便恨不得逃得遠遠的。再說，當一個真理被窮究時———這一直是本世紀文學藝術的一個主題，簡直成了可怕的老生常談———人們便開始懷疑：這真的是終極的真理嗎？人們會像那天我坐在蘇格大娘麵前那樣想到“藝術家無力生存”這些話來，並讓它們迴響在腦子裏，逐漸淡忘，最後克服了厭惡和迂腐。這些老生常談竟然那麽專斷地出自一個心理分析者之口，這是有點非同尋常的。蘇格大娘絕對是一個有教養的女人，一個受過藝術薰陶的歐洲人。她是以一個女巫師的身份說出這些陳詞濫調的，如果她是跟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對診所裏的病人說這番話，她會感到慚愧。針對生活是一個水準，而對著診察台又是一個水準。我無法忍受這種情況。我最終不能忍受的就是這一點。因為這意味著生活具有一個道德水準，病人又有著另一個道德水準。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說《戰爭邊緣》處在一個什麽樣的水準上。當我著手寫它時，我心裏就有數了。我當時就討厭它，至今仍討厭它，因為它在我身上變得那麽專橫霸道，已經威脅著吞噬我的一切。我於是手拎著自己的靈魂去見那位女巫師。然而，這位治病救人的人一聽見藝術這個詞便洋洋自得地笑了起來。藝術家這頭神聖的動物認為萬事萬物都是正當的，認為藝術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當的。那種自鳴得意的微笑、寬容的讚許，並非為有文化的巫師或教授之流所獨具。靠兌換貨幣為生的人，出版社的小醜，以及你的敵人都具有這一德性。當一位電影巨子想購買一位藝術家時，他搜尋創造力或創造的火花的真實企圖隻是為了將它摧毀，通過搗毀有價值的東西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這就是他不知不覺中所追求的一切———他把他的犧牲品稱為藝術家。你是一個藝術家，當然……而那位受害者則總是傻笑，並把他的厭惡囫圇吞下。
如今有那麽多藝術家熱衷於政治、甘願“獻身於”什麽事業，其真正原因在於他們急巴巴想讓自己置身於某種戒律之中。不管那是什麽戒律，隻要能將他們從曾被他們的敵人所利用過的“藝術家”這個名稱的毒害中解救出來就行。
我記得十分清楚：在那部小說處於醞釀階段的那段時間，我的心髒就怦怦跳個不停。後來，當我知道我會去寫它時，便詳盡地策劃了想寫的一切。“主題”幾乎是抽象的。然而，如今我所感興趣的卻是：當初我為什麽不把所發生的一切如實予以報導，而偏要編造一個與原始材料毫不相幹的“故事”來呢？當然，直截了當、樸實無華、無形無式的報導不可能成為一部“小說”，因此也就無法出版，但我對“成為一名作家”或賺錢什麽的玩意並不感興趣。我這話並不是說遊戲人生的作家寫作時在拿自己開玩笑，開心理的玩笑———所寫的事件得來自真實的事件，所寫的人物得脫胎於生活中的真人。我隻是在問自己：為什麽偏得寫成一個故事呢？這當然並非因為故事不好，不真實，或者它使什麽東西貶值了，我隻是在問：為什麽不能用簡捷的報導來揭示真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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