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任摩遜，盡職盡責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個鄉村教育家。媽媽程遠昭，是一個陪伴父親在貧困山區與窮孩子廝混了一生的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園丁。
爸爸是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紮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麽位卑言微。
爺爺是浙江浦江縣的一個做火腿的大師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沒有讀過書。由於爺爺的良心發現，也由於爸爸的執著要求，爸爸才讀了書。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學生運動，進行抗日演講，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還參加過共青團。由於爺爺、奶奶相繼病逝，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輟學回家。是時，正值國共合作開始，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父親在同鄉會的介紹下，到廣州一個同鄉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做會計員。由於戰爭的逼近，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後又遷到貴州桐梓。在廣西融水期間，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餘時間，開了一個生活書店，賣革命書籍，又組織一個“7·7”讀書會，後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有相當多的人解放後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粉碎“四人幫”後，融水重寫黨史時，還把爸爸邀請過去。
爸爸這段歷史，是文革中受磨難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國民黨的兵工廠，而又積極宣傳抗日，同意共產黨的觀點，而又沒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聯繫。你為什麽?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點。在文革時期，如何解釋得清楚。他們總想挖出一條隱藏得很深的大魚，爸爸受盡了百般的折磨。
媽媽其實隻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親，忍受各種屈辱，成為父親的擋風牆,又要照顧我們兄妹7人，放下粉筆就要和煤球為伍，買菜、做飯、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她最後被評為中學的高級教師。她的學生中，不少是省、地級幹部及優秀的技術專家，他們都對母親的教學責任心印象深刻。媽媽這麽低的文化水平，自學成才，箇中艱辛，隻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組成的，不可能隻有一種純潔的物質。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他們去世後，我請同學去幫助複印父母的檔案，同學們看了父母向黨交心的材料，都被他們的真情感動得淚流滿麵。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堅分子，但無愧於黨和人民。父親終在1958年國家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時，入了黨。當時向黨交心，不像今天這樣信息發達，那時，反對個別黨員，有可能被說成反黨。我們親眼看到父母的謹小慎微、忘我地拚其全力工作，無暇顧及我們，就如我拚死工作，無暇孝敬他們一樣。他們對黨和國家、對事業的忠誠，歷史可鑑。我今天要懺悔的，是我沒有抽時間陪陪他們，送送他們。
回想起來，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地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樑。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麽純潔，花上這麽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要求他們，他們達不到也痛苦。我主持華為工作後，我們對待員工，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鬆的，我們隻選拔有敬業精神、獻身精神、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幹部隊伍，隻對高級幹部嚴格要求。這也是親歷親見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過程，形成了我寬容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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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之約篇：任正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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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過3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來還歷歷在目。
我們兄妹7個，加上父母共9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難就更大。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5元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穿著厚厚的外衣，說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麵鋪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時，以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專科學校的校長家，不知有多富，結果都驚住了。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製，最少的一年，每人隻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幹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我度過了5年的大學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時的處境可以明鑑。我那時14—15歲，是老大，其他一個比一個小，而且不懂事。他們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糧食，可他們誰也沒有這麽做。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適當改善一下生活。而媽媽那麽卑微，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而且還要負擔7個孩子的培養、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什麽都幹，消耗這麽大，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製，控製所有人慾望的配給製，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我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爸爸碰上幾次，他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櫃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缸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華為今天這麽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係。)後3個月，媽媽經常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我安心複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199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製度改革，開始向學生收費，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華為集團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
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發言而埋頭在學問中，可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他還是被揪出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歷史有問題的人……萬劫難逃。他最早被關進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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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民族山區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紮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有些還是中央院校的校級領導，而父親還是那麽位卑言微。
爺爺是浙江浦江縣的一個做火腿的大師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沒有讀過書。由於爺爺的良心發現，也由於爸爸的執著要求，爸爸才讀了書。爸爸在北京上大學期間，也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學生運動，進行抗日演講，反對侵華的田中奏章，還參加過共青團。由於爺爺、奶奶相繼病逝，爸爸差一年沒有讀完大學，輟學回家。是時，正值國共合作開始，全國掀起抗日高潮，父親在同鄉會的介紹下，到廣州一個同鄉當廠長的國民黨軍工廠做會計員。由於戰爭的逼近，工廠又遷到廣西融水，後又遷到貴州桐梓。在廣西融水期間，爸爸與幾個朋友在業餘時間，開了一個生活書店，賣革命書籍，又組織一個“7·7”讀書會，後來這個讀書會中有幾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線，有相當多的人解放後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粉碎“四人幫”後，融水重寫黨史時，還把爸爸邀請過去。
爸爸這段歷史，是文革中受磨難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國民黨的兵工廠，而又積極宣傳抗日，同意共產黨的觀點，而又沒有與共產黨地下組織聯繫。你為什麽?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點。在文革時期，如何解釋得清楚。他們總想挖出一條隱藏得很深的大魚，爸爸受盡了百般的折磨。
媽媽其實隻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親，忍受各種屈辱，成為父親的擋風牆,又要照顧我們兄妹7人，放下粉筆就要和煤球為伍，買菜、做飯、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學任務，她最後被評為中學的高級教師。她的學生中，不少是省、地級幹部及優秀的技術專家，他們都對母親的教學責任心印象深刻。媽媽這麽低的文化水平，自學成才，箇中艱辛，隻有她自己知道。
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是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組成的，不可能隻有一種純潔的物質。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他們去世後，我請同學去幫助複印父母的檔案，同學們看了父母向黨交心的材料，都被他們的真情感動得淚流滿麵。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堅分子，但無愧於黨和人民。父親終在1958年國家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時，入了黨。當時向黨交心，不像今天這樣信息發達，那時，反對個別黨員，有可能被說成反黨。我們親眼看到父母的謹小慎微、忘我地拚其全力工作，無暇顧及我們，就如我拚死工作，無暇孝敬他們一樣。他們對黨和國家、對事業的忠誠，歷史可鑑。我今天要懺悔的，是我沒有抽時間陪陪他們，送送他們。
回想起來，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地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樑。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麽純潔，花上這麽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要求他們，他們達不到也痛苦。我主持華為工作後，我們對待員工，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鬆的，我們隻選拔有敬業精神、獻身精神、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幹部隊伍，隻對高級幹部嚴格要求。這也是親歷親見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過程，形成了我寬容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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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之約篇：任正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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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過3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來還歷歷在目。
我們兄妹7個，加上父母共9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與勉強可以用工資來解決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難就更大。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5元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穿著厚厚的外衣，說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麵鋪的是稻草。“文革”造反派抄家時，以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專科學校的校長家，不知有多富，結果都驚住了。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製，最少的一年，每人隻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幹淨，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我度過了5年的大學生活。
父母的不自私，那時的處境可以明鑑。我那時14—15歲，是老大，其他一個比一個小，而且不懂事。他們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糧食，可他們誰也沒有這麽做。爸爸有時還有機會參加會議，適當改善一下生活。而媽媽那麽卑微，不僅要同別的人一樣工作，而且還要負擔7個孩子的培養、生活。煮飯、洗衣、修煤灶……什麽都幹，消耗這麽大，自己卻從不多吃一口。我們家當時是每餐實行嚴格分飯製，控製所有人慾望的配給製，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我高三快高考時，有時在家複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爸爸碰上幾次，他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櫃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缸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否則也有一、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華為今天這麽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係。)後3個月，媽媽經常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我安心複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也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199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製度改革，開始向學生收費，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華為集團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
父親一生謹小慎微，自知地位不高，從不亂發言而埋頭在學問中，可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運動中，他還是被揪出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歷史有問題的人……萬劫難逃。他最早被關進牛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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