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這種自信，時而潛在轉化為自豪。白羽很少正麵直接表現自豪，卻時而在心情不暢時對家人感慨說：“我不幸生在戰亂的中國，要在歐美大國，我也能成為中國的大仲馬，也能發大財！”（關於此點，筆者甚欽佩台灣葉洪生的慧眼，他曾以此喻贊白羽，觸動了筆者的回憶。）白羽晚年也常酒後吐真言，感慨懷才不遇。
白羽的自卑和自豪的矛盾，到四十年代中期，逐漸產生了自暴自棄。大約年起厭寫武俠，每周周末像趕鴨子上架似地撰寫一篇《大澤龍蛇傳》字（立言畫刊預留版麵和規定最遲截稿日期），並常斷稿；年底連最後一部小說也不寫了。年出版抗戰時期的最後一部小說單行本《牧野雄風》，此稿報刊連載時本是鄭證因代筆；編輯單行本時，白羽一改過去做法，在開頭胡亂加了個“緣起”，中間隨意插進幾個小故事（如“高紅錦潰圍喪儷”章等），連書中個別人物性別前後不一，也置之不動，就這樣出版了。據白羽文字自白，說是疾病纏身，筆者卻認為是從自卑到自棄了。
抗日勝利，白羽一度精神狀態轉佳，二度重操編輯舊業，不足半年，便被“地下”“飛來”的勝利者（指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天津地下黨員和重慶飛來的接收人員）當頭一棒，再度淪陷生活，並一蹶不振，更加自棄。始而允長子以智代撰《雁翅鏢》，進而賣名了，書商拿來他人的書稿，請白羽修訂，白羽粗粗一閱，便允許以白羽之名印行，代價不過是兩三袋白麵而已。據筆者近年查實：白羽一生撰武俠十八部，而為他人作品署名者六部以上。能夠反映白羽寫作水平，僅有《錢鏢四部作》和《偷拳》五部而已。（年報刊連載稿《趁火打劫》等，未完，筆者未統計在內。）
三
筆者不諱是白羽後人為先人寫傳。其優勢是了解內情，通過日常瑣事，對待生活寫作的隻言片語，理會其細微心理變化，比較準確地把握其人際交往、寫作過程和內心世界。缺陷是唯恐摻雜個人情感，難於把握分寸。筆者經歷了中國近幾十年的重大歷史變遷，很想以白羽武俠小說為綱，反映從戊戌維新到“文化大革命”這個時代的部分百姓、知識界的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演變；白羽一生思想比較活躍，也比較典型。筆者就大膽地作這一嚐試，力圖客觀、公正，並“心平靜氣些”（魯迅語）。客觀而言，白羽一生歷史相當清白，但他要在亂世生活、吃飯，接觸的人就不可能那麽“純潔”。筆者也想客觀地反映出來，如充當了漢jian的何海鳴介紹白羽刊出《十二金錢鏢》，《話柄》書名是周作人題寫，等等。筆者覺得客觀反映現實，現實意義就更大一些。筆者覺得用第一人稱寫回憶來，很受拘束，所以還是用第三人稱寫傳記。
為了行文方便，全書使用白羽這個名字。
筆者從職稱、學歷來說，勉強算個知識分子，但非中文專業科班出身；因整理白羽遺作被逼與文學結緣，現又涉及歷史、文學理論，寫起傳記來，真有點班門弄斧。好在筆者平日常高攀“文學”、“武林”同道，多有請教，有不當之處，諸位道友、前輩會樂於賜正的。
☆、附錄二：《淚灑金錢鏢》（白羽傳記小說）序
白羽怎樣開始寫武俠小說
宮以仁
天津作家、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副會長馮育楠先生撰寫已故武俠小說名家白羽傳記小說《淚灑金錢鏢》近萬字，即將在天津《小說家》雜誌刊出和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育楠來函囑我作序，我胡亂寫上幾句話。
育楠名為寫先父宮白羽的傳記小說，實在是寫舊社會一代文人悲慘的生活、暗淡的寫作生涯，以及被摧殘的藝術才能和作品。
在此以前，育楠寫過兩篇報告文學，題為《文壇悲士宮白羽》、《一個小說家的悲劇》。兩個“悲”字和這個“淚”字，都用得好，既反映了作者對先父一生的同情和惋惜，以及對先父藝術才華的欣賞，也反映了先父八年間（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其間中斷四年寫作）撰寫數十部近千萬言武俠小說的矛盾心境。
先父白羽一九三九年在自傳《話柄》的自序中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這是先父生前的真心話。
先父白羽在“五四”前後，投身文學事業。二十年代初多次親聆魯迅先生的教誨，白羽的許多創作和譯文，得到魯迅先生巨筆的精心潤色，並向報刊推薦。可惜這類珍貴資料，我現在手頭上僅殘存一篇了，這就是先父以竹心署名、根據英譯本翻譯的俄國文學大師契訶夫的《壞孩子》，魯迅先生又據德文本校正，推薦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先父本來可以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一員，但舊社會奪去了他的藝術生命。二十年代，他是在饑寒、冷眼中掙紮的十年；三十年代，他是在忙累、打擊中奮鬥的十年。在這二十年間，他總算寫過許多同情勞苦大眾、揭露社會黑暗麵的創作，也寫過大量宣傳抗日救國的雜文。到了三十年代末，日寇侵占天津，他不得不寫武俠小說餬口。
早在我國新文學運動初興的時代，一些文學批評家曾對武俠、言情小說掀起一陣批評運動。先父少年時很愛看俠義小說，青年時卻也寫過雜文指責俠義小說對青少年的毒害。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卻想借用讀者喜愛的這種文學形式，宣傳抗日救國，並在報刊上發表了一部歷史武俠小說《黃花劫》（署名杏呆）。這部小說當時影響很小，也可以說寫作沒有成功，早被人們忘卻了。
到了三十年代，先父攜眷由鄉下重返天津謀生。自命具有五種謀生手段的宮竹心（先父真姓名），到此時際，卻有四種本領無所施展。做機關小吏、編報採訪、寫雜文，就等於當漢jian，先父不想幹。想教書，學校大都停辦。隻剩下一種謀生手段寫小說；又被報社文藝編輯套了一個小小的緊箍隻準寫不要歷史背景的純武俠小說。為了吃飯，先父隻得束手就擒，開始從事不願做而又隻得做的武俠小說寫作生涯。這總比當漢jian強。先父本是一介書生，對武術是一竅不通，甚至連切菜刀也沒拿過（這一點也不誇大，先父從未操過家務）；怎麽辦呢？當時已寫過武林技擊小說、自稱會武功的鄭證因老伯，也苦於沒飯吃，兩位落拓文人便搭手寫起長篇武俠小說《十二金錢鏢》來了。
武俠小說的當代研究者，包括台灣的葉洪生先生諸專家，都認為：先父寫武俠小說，得助於鄭證因先生、張玉峰武師，鄭先生是精於武功的。其實不然，鄭先生也隻是“紙上談兵”的武術家。鄭先生寄寓我家多年，我從來沒見他練過一招一式（鄭先生離我家時，我已經是中學生了）。據敝友王慰曾先生最近採訪鄭先生在天津的親屬（如鄭連增等），其親屬也說，家中隻有為數很少的幾本拳譜劍譜而已。先父結識張玉峰老武師甚晚，那是在先父寫武俠小說成名之後，張武師才慕名而來，請先父為之寫傳（即先父撰寫之《子午鴛鴦鉞》）。可惜此書出版後，張武師未再光臨寒舍，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先父生前總以此為一憾事）。當此時，先父已熟知寫作武打之套數，也成了“紙上談兵”的大俠，並未再向張武師請教武功。這是插入的一段題外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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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的自卑和自豪的矛盾，到四十年代中期，逐漸產生了自暴自棄。大約年起厭寫武俠，每周周末像趕鴨子上架似地撰寫一篇《大澤龍蛇傳》字（立言畫刊預留版麵和規定最遲截稿日期），並常斷稿；年底連最後一部小說也不寫了。年出版抗戰時期的最後一部小說單行本《牧野雄風》，此稿報刊連載時本是鄭證因代筆；編輯單行本時，白羽一改過去做法，在開頭胡亂加了個“緣起”，中間隨意插進幾個小故事（如“高紅錦潰圍喪儷”章等），連書中個別人物性別前後不一，也置之不動，就這樣出版了。據白羽文字自白，說是疾病纏身，筆者卻認為是從自卑到自棄了。
抗日勝利，白羽一度精神狀態轉佳，二度重操編輯舊業，不足半年，便被“地下”“飛來”的勝利者（指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天津地下黨員和重慶飛來的接收人員）當頭一棒，再度淪陷生活，並一蹶不振，更加自棄。始而允長子以智代撰《雁翅鏢》，進而賣名了，書商拿來他人的書稿，請白羽修訂，白羽粗粗一閱，便允許以白羽之名印行，代價不過是兩三袋白麵而已。據筆者近年查實：白羽一生撰武俠十八部，而為他人作品署名者六部以上。能夠反映白羽寫作水平，僅有《錢鏢四部作》和《偷拳》五部而已。（年報刊連載稿《趁火打劫》等，未完，筆者未統計在內。）
三
筆者不諱是白羽後人為先人寫傳。其優勢是了解內情，通過日常瑣事，對待生活寫作的隻言片語，理會其細微心理變化，比較準確地把握其人際交往、寫作過程和內心世界。缺陷是唯恐摻雜個人情感，難於把握分寸。筆者經歷了中國近幾十年的重大歷史變遷，很想以白羽武俠小說為綱，反映從戊戌維新到“文化大革命”這個時代的部分百姓、知識界的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演變；白羽一生思想比較活躍，也比較典型。筆者就大膽地作這一嚐試，力圖客觀、公正，並“心平靜氣些”（魯迅語）。客觀而言，白羽一生歷史相當清白，但他要在亂世生活、吃飯，接觸的人就不可能那麽“純潔”。筆者也想客觀地反映出來，如充當了漢jian的何海鳴介紹白羽刊出《十二金錢鏢》，《話柄》書名是周作人題寫，等等。筆者覺得客觀反映現實，現實意義就更大一些。筆者覺得用第一人稱寫回憶來，很受拘束，所以還是用第三人稱寫傳記。
為了行文方便，全書使用白羽這個名字。
筆者從職稱、學歷來說，勉強算個知識分子，但非中文專業科班出身；因整理白羽遺作被逼與文學結緣，現又涉及歷史、文學理論，寫起傳記來，真有點班門弄斧。好在筆者平日常高攀“文學”、“武林”同道，多有請教，有不當之處，諸位道友、前輩會樂於賜正的。
☆、附錄二：《淚灑金錢鏢》（白羽傳記小說）序
白羽怎樣開始寫武俠小說
宮以仁
天津作家、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副會長馮育楠先生撰寫已故武俠小說名家白羽傳記小說《淚灑金錢鏢》近萬字，即將在天津《小說家》雜誌刊出和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育楠來函囑我作序，我胡亂寫上幾句話。
育楠名為寫先父宮白羽的傳記小說，實在是寫舊社會一代文人悲慘的生活、暗淡的寫作生涯，以及被摧殘的藝術才能和作品。
在此以前，育楠寫過兩篇報告文學，題為《文壇悲士宮白羽》、《一個小說家的悲劇》。兩個“悲”字和這個“淚”字，都用得好，既反映了作者對先父一生的同情和惋惜，以及對先父藝術才華的欣賞，也反映了先父八年間（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其間中斷四年寫作）撰寫數十部近千萬言武俠小說的矛盾心境。
先父白羽一九三九年在自傳《話柄》的自序中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這是先父生前的真心話。
先父白羽在“五四”前後，投身文學事業。二十年代初多次親聆魯迅先生的教誨，白羽的許多創作和譯文，得到魯迅先生巨筆的精心潤色，並向報刊推薦。可惜這類珍貴資料，我現在手頭上僅殘存一篇了，這就是先父以竹心署名、根據英譯本翻譯的俄國文學大師契訶夫的《壞孩子》，魯迅先生又據德文本校正，推薦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先父本來可以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一員，但舊社會奪去了他的藝術生命。二十年代，他是在饑寒、冷眼中掙紮的十年；三十年代，他是在忙累、打擊中奮鬥的十年。在這二十年間，他總算寫過許多同情勞苦大眾、揭露社會黑暗麵的創作，也寫過大量宣傳抗日救國的雜文。到了三十年代末，日寇侵占天津，他不得不寫武俠小說餬口。
早在我國新文學運動初興的時代，一些文學批評家曾對武俠、言情小說掀起一陣批評運動。先父少年時很愛看俠義小說，青年時卻也寫過雜文指責俠義小說對青少年的毒害。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卻想借用讀者喜愛的這種文學形式，宣傳抗日救國，並在報刊上發表了一部歷史武俠小說《黃花劫》（署名杏呆）。這部小說當時影響很小，也可以說寫作沒有成功，早被人們忘卻了。
到了三十年代，先父攜眷由鄉下重返天津謀生。自命具有五種謀生手段的宮竹心（先父真姓名），到此時際，卻有四種本領無所施展。做機關小吏、編報採訪、寫雜文，就等於當漢jian，先父不想幹。想教書，學校大都停辦。隻剩下一種謀生手段寫小說；又被報社文藝編輯套了一個小小的緊箍隻準寫不要歷史背景的純武俠小說。為了吃飯，先父隻得束手就擒，開始從事不願做而又隻得做的武俠小說寫作生涯。這總比當漢jian強。先父本是一介書生，對武術是一竅不通，甚至連切菜刀也沒拿過（這一點也不誇大，先父從未操過家務）；怎麽辦呢？當時已寫過武林技擊小說、自稱會武功的鄭證因老伯，也苦於沒飯吃，兩位落拓文人便搭手寫起長篇武俠小說《十二金錢鏢》來了。
武俠小說的當代研究者，包括台灣的葉洪生先生諸專家，都認為：先父寫武俠小說，得助於鄭證因先生、張玉峰武師，鄭先生是精於武功的。其實不然，鄭先生也隻是“紙上談兵”的武術家。鄭先生寄寓我家多年，我從來沒見他練過一招一式（鄭先生離我家時，我已經是中學生了）。據敝友王慰曾先生最近採訪鄭先生在天津的親屬（如鄭連增等），其親屬也說，家中隻有為數很少的幾本拳譜劍譜而已。先父結識張玉峰老武師甚晚，那是在先父寫武俠小說成名之後，張武師才慕名而來，請先父為之寫傳（即先父撰寫之《子午鴛鴦鉞》）。可惜此書出版後，張武師未再光臨寒舍，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先父生前總以此為一憾事）。當此時，先父已熟知寫作武打之套數，也成了“紙上談兵”的大俠，並未再向張武師請教武功。這是插入的一段題外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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