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浪漫傳奇文學立刻以行動回應了這股沃波爾之風，並迅速成為了怪奇與恐怖的代名詞。而在英國，備受矚目的巴鮑德夫人則位居沃波爾仿寫者之首，以1773年——當時她還名叫艾金女士——的殘篇《貝特蘭德勳爵》中熟稔的手筆傳達了名副其實的恐懼：一位名叫貝特蘭德的貴族獨身在一片漆黑的沼澤之中，趕路時被遠處的燈光與鍾聲吸引，走入了一座塔樓聳立的詭異古堡內——一扇扇房門會自動開合，蒼白幽藍的鬼火將他帶上了一個個神秘的階梯，引向死亡之手與黑暗的活雕像。最終他發現了一口棺材，棺中躺著的便是古堡的女主人，雖然死去多時，卻在貝特蘭德的親吻下復活，周圍的斷壁殘垣也隨之變幻為一間富麗堂皇的屋室。之後，女主人為了答謝自己的救星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宴會。沃波爾讀後對此文評價頗高，但他卻未能留意另一篇更為傑出的仿寫——這便是克拉拉·裏夫的《老英國男爵》(the old english baron)，出版於1777年。雖然其文筆較之沃波爾的原作更加高明，並且因其中隻存在一位恐怖的人物而使得作品對恐怖氣氛的表現更為精湛，但這篇故事還是缺乏巴鮑德夫人筆下對不可知的黑暗與神秘的暗示，與真正的傑作相去甚遠——這裏我們再次遭遇了作為城堡繼承人的英勇主人公，偽裝成農夫，在父親的鬼魂的導引下重新奪回了屬於自己的遺產。即使如此，這部作品也如其前輩一般，享受了許多版翻印以及戲劇改編，並最終被譯為法語。裏夫女士之後還完成了另一部怪奇小說，可惜未能出版便遺失了。
由此哥特小說終於進入了主流文學界，各種作品在18世紀末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幽屋》(the recess)由索菲亞·李女士於1785年寫成，其創新在於加入了歷史元素——劇情圍繞著蘇格蘭女王瑪麗的雙胞胎女兒展開。雖然其中缺少哥特作品一貫擁有的超自然元素，文中對沃波爾式的場景和手法的運用卻遊刃有餘。不過僅在五年後，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便使當下一切哥特作品均顯蒼白——她便是安·拉德克利夫女士。雖然她向來喜歡在文章末尾以生硬的解釋刻意摧毀自己所營造的一切，令人扼腕，其聞名遐邇的作品仍然提高了恐怖作品中對氣氛營造的水準，更是一度使恐怖懸疑成為了一股時尚。拉德克利夫女士的確對大眾熟知的傳統哥德式元素增添了另一股無可比擬的詭異，場景與事件的描寫的確可謂神來之筆：每一筆對場景與動作的描寫均增強了她文中那無可抵禦的恐懼氣氛。城堡石階上的斑斑血跡、地下深處某個地穴中傳出的陣陣呻吟，或飄蕩於漆黑的夜之叢林中的詭異歌聲，在她的筆下時刻潛伏著恐懼，盡數成為了極具感染力的景觀，遠勝於其他同時代作者筆下那些浮誇冗雜的描寫。即使拋去文中其他部分，將這些景觀拿來獨立欣賞時，它們並不會因為文章結尾處的解釋而黯然失色。由此可見，拉德克利夫女士的視覺想像力十分強大，不僅在於她對怪奇的刻畫，更是從她對風景的描繪——一向以大手筆描寫，從不拘泥於細節，使得其筆下的場景如風景畫一般迷人——中也略見一斑。不過她最大的弱點，除去文中玩世不恭的輕浮態度，便是反覆出現的各種地理與歷史錯誤，以及為了突出對人物的刻畫而不厭其煩地在文中穿插乏味小詩的致命傷。
拉德克利夫女士共著有六部小說：《阿斯林與敦貝恩的城堡》(the castles of athlin and dunbayne，1789)，《西西裏式浪漫》(a sicilian romance，1790)，《林中的羅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1791)，《烏朵菲奧之謎》(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義大利人》(the italian，1797)於1802年成稿，在其死後於1826年方才出版的《加斯頓·德布朗德維爾》(gaston de blondeville)。這些作品中《烏朵菲奧之謎》可能是最為出名的一部，並能稱得上是早期哥特文學的典範，故事講述了年輕的法國姑娘艾米莉的遭遇。她在雙親亡故後因姨媽的婚事而移居到一座古老宏偉的城堡內，她的姨父正是這座城堡的主人——詭計多端的貴族蒙托尼。神秘怪異的聲響、自動開合的房門，與隱藏在黑色帷幕後的壁龕中那無可名狀的恐怖，接連降臨在主人公與她忠實的僕人安妮特身上。艾米莉最終於姨媽死後在城堡中囚徒的幫助下出逃，而在回家的路途中，她又在暫住的莊園裏遭遇了一係列新的恐怖——已故女主人那覆著漆黑裹棺布的死亡之床，與作為其停屍之所、廢棄已久的莊園宅室——不過最終在情人瓦蘭科特的幫助下，澄清了一件與她出身相關的身世之謎，並因此重新獲得了幸福與安寧。顯而易見，這篇故事中的內容不過是對傳統元素的一種新的演繹，卻因作者精湛的手法使其不失為一部經典之作。雖然拉德克利夫女士筆下的人物仍趨於臉譜化，她對人物的運用還是優於前人數倍，營造氣氛的功力在當時也實屬絕無僅有。
正因為如此，拉德克利夫女士有著數不勝數的效仿者。在文風與精髓上最為相似的非美國小說家查爾斯·布羅克·布朗莫屬——與拉德克利夫相同，布朗喜歡用看似符合邏輯的解釋來摧殘其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氣氛;但也正如她一般，布朗營造氣氛的手法高超嫻熟，隻要不予解釋，他筆下的恐懼會栩栩如生地縈繞在讀者的腦海中。與拉德克利夫不同的是，布朗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傳統哥特文學中的種種背景套路，轉而以當代美國作為故事背景。這一決策並沒有影響他在取材和行文中對哥特精神的貫徹——布朗的作品中包含了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而在對淩亂不安的心智的描寫上甚至比拉德克利夫女士更勝一籌。《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以一位掘墳的夢遊者開篇，可惜後文的氣氛卻被戈德溫式的教條主義削弱;《奧爾蒙德》(ormond)牽扯到一位邪惡的秘密兄弟會的成員，並和他的另一篇文章《亞瑟·默文》(arthur mervyn)相同，布朗依照其親身經歷詳盡地描述了肆虐費城與紐約的黃熱病瘟疫。不過他最為出名的作品則是《威蘭或變形記》(wind;or the transformation，1798)：敘事人克拉拉講述了其兄長——一位居住在費城的德國人如何被宗教狂熱所控製，開始出現幻聽，最終殺害妻兒以作獻祭，自己僥倖逃生的故事。這篇文章對斯庫爾基縣人跡罕至的農場樹林中的梅廷根宅邸的描寫尤為逼真，而克拉拉所經歷的一係列恐怖事件，與她極具吸引力的生動口吻，和由此而逐漸積累的恐懼氣氛，伴隨著空蕩大宅中幽幽迴響的腳步聲，在布朗充滿藝術性的筆下一起得到了完美的詮釋。盡管文末用“口技腹語”這一蹩腳的解釋未免有些不盡如人意，文中還是一貫保持著令人可信的氣氛，而充當反麵角色的邪惡口技藝人卡爾文，則是與曼弗雷德或蒙托尼類似的傳統哥德式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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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哥特小說終於進入了主流文學界，各種作品在18世紀末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幽屋》(the recess)由索菲亞·李女士於1785年寫成，其創新在於加入了歷史元素——劇情圍繞著蘇格蘭女王瑪麗的雙胞胎女兒展開。雖然其中缺少哥特作品一貫擁有的超自然元素，文中對沃波爾式的場景和手法的運用卻遊刃有餘。不過僅在五年後，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便使當下一切哥特作品均顯蒼白——她便是安·拉德克利夫女士。雖然她向來喜歡在文章末尾以生硬的解釋刻意摧毀自己所營造的一切，令人扼腕，其聞名遐邇的作品仍然提高了恐怖作品中對氣氛營造的水準，更是一度使恐怖懸疑成為了一股時尚。拉德克利夫女士的確對大眾熟知的傳統哥德式元素增添了另一股無可比擬的詭異，場景與事件的描寫的確可謂神來之筆：每一筆對場景與動作的描寫均增強了她文中那無可抵禦的恐懼氣氛。城堡石階上的斑斑血跡、地下深處某個地穴中傳出的陣陣呻吟，或飄蕩於漆黑的夜之叢林中的詭異歌聲，在她的筆下時刻潛伏著恐懼，盡數成為了極具感染力的景觀，遠勝於其他同時代作者筆下那些浮誇冗雜的描寫。即使拋去文中其他部分，將這些景觀拿來獨立欣賞時，它們並不會因為文章結尾處的解釋而黯然失色。由此可見，拉德克利夫女士的視覺想像力十分強大，不僅在於她對怪奇的刻畫，更是從她對風景的描繪——一向以大手筆描寫，從不拘泥於細節，使得其筆下的場景如風景畫一般迷人——中也略見一斑。不過她最大的弱點，除去文中玩世不恭的輕浮態度，便是反覆出現的各種地理與歷史錯誤，以及為了突出對人物的刻畫而不厭其煩地在文中穿插乏味小詩的致命傷。
拉德克利夫女士共著有六部小說：《阿斯林與敦貝恩的城堡》(the castles of athlin and dunbayne，1789)，《西西裏式浪漫》(a sicilian romance，1790)，《林中的羅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forest，1791)，《烏朵菲奧之謎》(the mysteries of udolpho，1794)，《義大利人》(the italian，1797)於1802年成稿，在其死後於1826年方才出版的《加斯頓·德布朗德維爾》(gaston de blondeville)。這些作品中《烏朵菲奧之謎》可能是最為出名的一部，並能稱得上是早期哥特文學的典範，故事講述了年輕的法國姑娘艾米莉的遭遇。她在雙親亡故後因姨媽的婚事而移居到一座古老宏偉的城堡內，她的姨父正是這座城堡的主人——詭計多端的貴族蒙托尼。神秘怪異的聲響、自動開合的房門，與隱藏在黑色帷幕後的壁龕中那無可名狀的恐怖，接連降臨在主人公與她忠實的僕人安妮特身上。艾米莉最終於姨媽死後在城堡中囚徒的幫助下出逃，而在回家的路途中，她又在暫住的莊園裏遭遇了一係列新的恐怖——已故女主人那覆著漆黑裹棺布的死亡之床，與作為其停屍之所、廢棄已久的莊園宅室——不過最終在情人瓦蘭科特的幫助下，澄清了一件與她出身相關的身世之謎，並因此重新獲得了幸福與安寧。顯而易見，這篇故事中的內容不過是對傳統元素的一種新的演繹，卻因作者精湛的手法使其不失為一部經典之作。雖然拉德克利夫女士筆下的人物仍趨於臉譜化，她對人物的運用還是優於前人數倍，營造氣氛的功力在當時也實屬絕無僅有。
正因為如此，拉德克利夫女士有著數不勝數的效仿者。在文風與精髓上最為相似的非美國小說家查爾斯·布羅克·布朗莫屬——與拉德克利夫相同，布朗喜歡用看似符合邏輯的解釋來摧殘其作品中的超自然恐怖氣氛;但也正如她一般，布朗營造氣氛的手法高超嫻熟，隻要不予解釋，他筆下的恐懼會栩栩如生地縈繞在讀者的腦海中。與拉德克利夫不同的是，布朗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傳統哥特文學中的種種背景套路，轉而以當代美國作為故事背景。這一決策並沒有影響他在取材和行文中對哥特精神的貫徹——布朗的作品中包含了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而在對淩亂不安的心智的描寫上甚至比拉德克利夫女士更勝一籌。《埃德加·亨特利》(edgar huntly)以一位掘墳的夢遊者開篇，可惜後文的氣氛卻被戈德溫式的教條主義削弱;《奧爾蒙德》(ormond)牽扯到一位邪惡的秘密兄弟會的成員，並和他的另一篇文章《亞瑟·默文》(arthur mervyn)相同，布朗依照其親身經歷詳盡地描述了肆虐費城與紐約的黃熱病瘟疫。不過他最為出名的作品則是《威蘭或變形記》(wind;or the transformation，1798)：敘事人克拉拉講述了其兄長——一位居住在費城的德國人如何被宗教狂熱所控製，開始出現幻聽，最終殺害妻兒以作獻祭，自己僥倖逃生的故事。這篇文章對斯庫爾基縣人跡罕至的農場樹林中的梅廷根宅邸的描寫尤為逼真，而克拉拉所經歷的一係列恐怖事件，與她極具吸引力的生動口吻，和由此而逐漸積累的恐懼氣氛，伴隨著空蕩大宅中幽幽迴響的腳步聲，在布朗充滿藝術性的筆下一起得到了完美的詮釋。盡管文末用“口技腹語”這一蹩腳的解釋未免有些不盡如人意，文中還是一貫保持著令人可信的氣氛，而充當反麵角色的邪惡口技藝人卡爾文，則是與曼弗雷德或蒙托尼類似的傳統哥德式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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