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晚上，我夢見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著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複。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沒什麽共同語言。也有個別年齡相仿的，能說些關於電腦和影視的話題，僅此而已。至於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隻遇到過一個，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因為我在單位的電腦裏，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於是，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陸遊和辛棄疾的詞上去。
我連文藝小青年都算不上，因為不會裝逼。心情陰鬱就會激發傾訴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聽眾。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最早記錄在一本寶藍色封麵的筆記本上，後來整個本子都寫滿了，換了好幾本黑麵抄。
認識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靜安區圖書館，在報刊閱覽室裏坐上半天，看詩刊，看收穫，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後來，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圖書館。
我在為前途而彷徨，擔心自己要困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喪失靦腆，學會撲克牌和麻將，為了幾百塊錢或幾包年貨而爭吵，在別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裏隨波逐流。
親愛的小東西，當你為這些而恐懼時，也許你還有機會，如果連恐懼都感覺不到，那才是完蛋！她這樣回答我。
於是，我給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詩。
那天陽光燦爛而刺眼。我拿著寶藍色封麵的筆記本，還有碎米飯粘著廢紙上的文字，發出濃鬱的黴爛氣味，交到她溫暖的手掌心裏。我的後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會批評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麽狗屁不通的玩意兒啊？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果然，她淡淡地說，你沒有寫詩的天賦，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詩，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銀時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詩。我經常獨自藏身在人群裏，聽那些過分煽情的朗誦，偶爾也會遇到讓人終生難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讓你終生難忘的人。
那個人是誰？
卡佳麵無表情地搖頭，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頁說，你看這首詩裏有許多敘事，說明你有說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試著寫小說。
我們認識一年了。偶爾，我會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國泰電影院看電影；去共青森林公園的糙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裏的蘇聯人那樣。她的行動雖然遲緩，興致卻高得很，頭髮與衣服都特意打扮過。她拿出最好吃的罐頭，國產的酸黃瓜，在春天柳絮飛揚的小河邊，用俄語唱起我從未聽過的歌。在郵局的營業大廳裏，我常見到一個叫薛範的翻譯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糙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譯成中文的。他是個拄著拐杖坐在輪椅上的小兒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誰，卻從未跟他搭訕過一句話。而我就是那樣的人，靦腆到跟任何人說話都會臉紅。
但自從認識卡佳，我就變得開朗了些，至少敢與老太太開玩笑了。
坐在野餐墊上，看著上海難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說，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就叫他格奧爾基；如果我有女兒的話，我就叫她亞歷桑德拉。可惜，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更不會有孫輩……但我有回憶。
終於，她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遊行。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方陣，紅場上人山人海，剛過瓦西裏升天大教堂，隊伍全散了。我獨自坐地鐵回學校。莫斯科的地鐵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獵人商行站上車，擠在車廂裏喘不過氣。有人從背後拍了拍我，回頭看見一張中國人的臉。他很年輕，大概二十來歲，穿著樸素而簡單，就像個工人，手裏卻拿著本書。他想把座位讓給我。這種事常發生，你知道，我不會假惺惺謙讓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車繼續在莫斯科地底飛馳。他站在我對麵，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著書。封麵正對著我，別列亞耶夫的《陶威爾教授的頭顱》，竟是本科幻小說。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國人在看蘇聯的科幻小說。
你主動問他了？
嗯，這是莫斯科的地鐵一號線，方向是列寧山和莫斯科大學，我問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他搖頭說，我在巴黎公社發動機廠。卡佳模仿年輕男人的口氣惟妙惟肖。
地鐵很吵，他的話很少，像你一樣內向。他說他不是大學生，是在發動機廠實習的電工，也是被國家公派過來的，他的俄語名字叫格奧爾基。我問他為什麽看科幻小說，他卻裝聾作啞不回答。這讓我很生氣，要知道在莫斯科，每個男人都圍在我身邊獻殷勤，要是我跟誰握了下手，他會半個月不捨得洗手。因為分心，我錯過了站下車，直到莫斯科大學站。我跟著他下車，直到一所工廠的大門。外麵有士兵站崗，看來是軍事禁區。他一路對我視而不見，卻突然說，你不能進去了，但可以把宿舍電話號碼留給我。
他喜歡你，對嗎？
當時不太確定，我等了整整一個月，才收到格奧爾基的電話，約我周末去列寧圖書館。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從電影學院到圖書館一路上，不少蘇聯男人為看我而撞上電線桿。在大閱覽室，我問他為什麽不說話。他說，來圖書館不就是看書嗎？他在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年頭在蘇聯也算是前沿科學了。他很著迷的樣子，反覆說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幫助人類實現時間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飛行器上，一天相當於地球上的一年，當你一百天後回到地球，實際上已過去了一百年的孤獨。但是，這樣的旅行隻能抵達未來，如何能夠回到過去呢？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麽，耐著性子等了兩個鍾頭，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憤然離去。等我一個人走到大街上，他卻追出來道歉，然後說，卡佳同誌，我喜歡你。
那麽簡單？
這就夠了！對啊，你們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該這樣簡單！我不喜歡拐彎抹角繁文縟節，我喜歡有一個男人當著我的麵說——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歡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訴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艷陽下，白髮覆蓋青青河邊糙說，我喜歡那樣的男人，格奧爾基這樣的中國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從技校畢業，在天津的一家國有工廠做電工。蘇聯需要中國工人，在西伯利亞還有很多。因為他自學了很多電氣理論，被分配到巴黎公社發動機廠，這家廠裏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每個周末，他都會去列寧圖書館，有些書跟他的專業有關，有些是最先進的科學理論，比如他手抄過整本愛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奧爾基是個異類，因為他不喝酒。你知道，蘇聯男人都是些酒鬼。對了，你不喝酒吧？
嗯，從不喝酒。
希望你永遠保持下去！十月革命節，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盛大節日。格奧爾基卻帶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歡這樣的與眾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覺得很刺激嗎？新處女公墓，埋葬著果戈理、契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愛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屬於自殺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給以上這些墓碑都獻了花，尤其愛森斯坦，那可是我們學電影的老祖宗。從公墓出來，一路逛到莫斯科河邊。那時已經很冷，水麵結了厚厚的冰。忽然竄出七八條壯漢，喝得醉醺醺的，對我動手動腳。在這些人麵前，格奧爾基的個頭就像小孩子。他們看不起中國男人，說了些侮辱的話。格奧爾基啥都沒說，抓住為首的一個，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麵上。打架開始了。後來我才聽說，這些酒鬼都是冰球運動員，怪不得四肢發達。他們以多打少，我怕格奧爾基會被打死，到處尖叫著求救，終於找來兩個警察。那個十月革命節，我們是在警察局裏度過的。格奧爾基受了些外傷，我親手給他包紮了傷口，不很嚴重，但看起來渾身是血——大半都是別人的。那幾個冰球運動員卻被他打慘了。你要記住，為保護女人而受傷的男人，會讓女人記住一輩子。
直到現在？
是啊，此時此刻，在這裏——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髒，從莫斯科的那一夜開始，我深深喜歡上了這個實習電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後半句話，卻說的我滿懷憂傷，結束了這場野餐。
這一年，我開始上網，也開始寫小說。我嚐試把最初的小說，貼到“榕樹下”網站。我不太在意外麵真實的生活，小說也多是內心寫照，或是天馬行空的想像，大多跟歷史有關。幾乎每篇小說，我都會事先拿給卡佳看一眼。她總是又快又認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說，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邊，又為了掩飾自己的心情，隨手拿出一本《遠大前程》或《青年近衛軍》。她有時候說很好，有時候拍案叫絕，有時又會大罵狗屁不通。
她用紅筆劃出一個段落，告訴我要刪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虛詞、副詞、形容詞全部刪除！不會損害你要表達的意思，千萬不要囉唆，不要追求語言上的華麗，那些都是女人的塗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張真正的臉，哪怕是個像我一樣的老太婆，但這沒關係！隻要是真的就可以，簡單，直接，該有力量的時候就爆發出來，一個字勝過千言萬語！對了，你必須多讀海明威。有朝一日，當你開始寫長篇小說，就會明白更多。
卡佳說這些話的時候，鏡片底下的雙眼，一下子變得很年輕。
能給我看看你年輕時候的照片嗎？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當然有不少，我還上過蘇聯的雜誌封麵呢，作為中蘇友好的代表。不過回國以後，陸陸續續都被燒光了。
為什麽？
因為，我有記憶啊——每道亮光，每片陰影，每個嘴角，每個眼神，每分鍾每秒，全都在心裏頭清清楚楚，還需要照片嗎？
卡佳，你是什麽時候回國的？
1958年，最後一天，莫斯科大雪紛飛，我提前終止了學業，坐上從莫斯科到北京的國際列車。因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發表了一些反動言論，我當然也受到了牽連。他們後來又去了美國，墓地還在舊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沒有去過。
格奧爾基呢？
我再沒見過他，也沒有音訊，不知道他現在還活著嗎。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學沒有畢業，又是叛徒的女兒，沒有一家單位敢要我。還有些人風言風語，說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臉的事，是上海話所說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進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員？
卡佳淺淺一笑。你好聰明呢。我坐在十三路電車上，每天從曹家渡到提籃橋，賣了一輩子車票。至於這棟房子嘛，我就出生在這裏，以前一樓是客廳、餐廳和廚房，二樓是我和父母臥室和書房，三樓是儲藏室。六十年代，這套房子被許多人占據了，我一度被掃地出門，暫住在單位宿舍。後來國家落實政策，把最破的頂層還給了我。其餘部分，永遠不再屬於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個人過，那麽大房子也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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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做著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簡單重複。我很少跟同事們說話，沒什麽共同語言。也有個別年齡相仿的，能說些關於電腦和影視的話題，僅此而已。至於和我一樣喜愛文學的隻遇到過一個，年紀比我大了十幾歲，因為我在單位的電腦裏，發現了她打的古典詩詞。於是，我也經常暗中打幾段陸遊和辛棄疾的詞上去。
我連文藝小青年都算不上，因為不會裝逼。心情陰鬱就會激發傾訴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聽眾。從十八歲到二十歲，每星期悄悄寫三首詩。最早記錄在一本寶藍色封麵的筆記本上，後來整個本子都寫滿了，換了好幾本黑麵抄。
認識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靜安區圖書館，在報刊閱覽室裏坐上半天，看詩刊，看收穫，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後來，思南路的頂層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圖書館。
我在為前途而彷徨，擔心自己要困在一個平凡之地度過一個平凡人生。我害怕會像身邊那些成年人那樣，漸漸喪失靦腆，學會撲克牌和麻將，為了幾百塊錢或幾包年貨而爭吵，在別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裏隨波逐流。
親愛的小東西，當你為這些而恐懼時，也許你還有機會，如果連恐懼都感覺不到，那才是完蛋！她這樣回答我。
於是，我給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詩。
那天陽光燦爛而刺眼。我拿著寶藍色封麵的筆記本，還有碎米飯粘著廢紙上的文字，發出濃鬱的黴爛氣味，交到她溫暖的手掌心裏。我的後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會批評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麽狗屁不通的玩意兒啊？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果然，她淡淡地說，你沒有寫詩的天賦，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廣場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詩，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銀時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詩。我經常獨自藏身在人群裏，聽那些過分煽情的朗誦，偶爾也會遇到讓人終生難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讓你終生難忘的人。
那個人是誰？
卡佳麵無表情地搖頭，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頁說，你看這首詩裏有許多敘事，說明你有說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試著寫小說。
我們認識一年了。偶爾，我會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國泰電影院看電影；去共青森林公園的糙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裏的蘇聯人那樣。她的行動雖然遲緩，興致卻高得很，頭髮與衣服都特意打扮過。她拿出最好吃的罐頭，國產的酸黃瓜，在春天柳絮飛揚的小河邊，用俄語唱起我從未聽過的歌。在郵局的營業大廳裏，我常見到一個叫薛範的翻譯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糙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譯成中文的。他是個拄著拐杖坐在輪椅上的小兒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誰，卻從未跟他搭訕過一句話。而我就是那樣的人，靦腆到跟任何人說話都會臉紅。
但自從認識卡佳，我就變得開朗了些，至少敢與老太太開玩笑了。
坐在野餐墊上，看著上海難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說，如果我有兒子的話，我就叫他格奧爾基；如果我有女兒的話，我就叫她亞歷桑德拉。可惜，我既沒有兒子，也沒有女兒，更不會有孫輩……但我有回憶。
終於，她說出了那個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遊行。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的方陣，紅場上人山人海，剛過瓦西裏升天大教堂，隊伍全散了。我獨自坐地鐵回學校。莫斯科的地鐵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獵人商行站上車，擠在車廂裏喘不過氣。有人從背後拍了拍我，回頭看見一張中國人的臉。他很年輕，大概二十來歲，穿著樸素而簡單，就像個工人，手裏卻拿著本書。他想把座位讓給我。這種事常發生，你知道，我不會假惺惺謙讓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車繼續在莫斯科地底飛馳。他站在我對麵，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著書。封麵正對著我，別列亞耶夫的《陶威爾教授的頭顱》，竟是本科幻小說。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國人在看蘇聯的科幻小說。
你主動問他了？
嗯，這是莫斯科的地鐵一號線，方向是列寧山和莫斯科大學，我問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他搖頭說，我在巴黎公社發動機廠。卡佳模仿年輕男人的口氣惟妙惟肖。
地鐵很吵，他的話很少，像你一樣內向。他說他不是大學生，是在發動機廠實習的電工，也是被國家公派過來的，他的俄語名字叫格奧爾基。我問他為什麽看科幻小說，他卻裝聾作啞不回答。這讓我很生氣，要知道在莫斯科，每個男人都圍在我身邊獻殷勤，要是我跟誰握了下手，他會半個月不捨得洗手。因為分心，我錯過了站下車，直到莫斯科大學站。我跟著他下車，直到一所工廠的大門。外麵有士兵站崗，看來是軍事禁區。他一路對我視而不見，卻突然說，你不能進去了，但可以把宿舍電話號碼留給我。
他喜歡你，對嗎？
當時不太確定，我等了整整一個月，才收到格奧爾基的電話，約我周末去列寧圖書館。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從電影學院到圖書館一路上，不少蘇聯男人為看我而撞上電線桿。在大閱覽室，我問他為什麽不說話。他說，來圖書館不就是看書嗎？他在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年頭在蘇聯也算是前沿科學了。他很著迷的樣子，反覆說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幫助人類實現時間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飛行器上，一天相當於地球上的一年，當你一百天後回到地球，實際上已過去了一百年的孤獨。但是，這樣的旅行隻能抵達未來，如何能夠回到過去呢？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什麽，耐著性子等了兩個鍾頭，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憤然離去。等我一個人走到大街上，他卻追出來道歉，然後說，卡佳同誌，我喜歡你。
那麽簡單？
這就夠了！對啊，你們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該這樣簡單！我不喜歡拐彎抹角繁文縟節，我喜歡有一個男人當著我的麵說——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歡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訴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艷陽下，白髮覆蓋青青河邊糙說，我喜歡那樣的男人，格奧爾基這樣的中國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從技校畢業，在天津的一家國有工廠做電工。蘇聯需要中國工人，在西伯利亞還有很多。因為他自學了很多電氣理論，被分配到巴黎公社發動機廠，這家廠裏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每個周末，他都會去列寧圖書館，有些書跟他的專業有關，有些是最先進的科學理論，比如他手抄過整本愛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奧爾基是個異類，因為他不喝酒。你知道，蘇聯男人都是些酒鬼。對了，你不喝酒吧？
嗯，從不喝酒。
希望你永遠保持下去！十月革命節，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盛大節日。格奧爾基卻帶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歡這樣的與眾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覺得很刺激嗎？新處女公墓，埋葬著果戈理、契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愛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屬於自殺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給以上這些墓碑都獻了花，尤其愛森斯坦，那可是我們學電影的老祖宗。從公墓出來，一路逛到莫斯科河邊。那時已經很冷，水麵結了厚厚的冰。忽然竄出七八條壯漢，喝得醉醺醺的，對我動手動腳。在這些人麵前，格奧爾基的個頭就像小孩子。他們看不起中國男人，說了些侮辱的話。格奧爾基啥都沒說，抓住為首的一個，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麵上。打架開始了。後來我才聽說，這些酒鬼都是冰球運動員，怪不得四肢發達。他們以多打少，我怕格奧爾基會被打死，到處尖叫著求救，終於找來兩個警察。那個十月革命節，我們是在警察局裏度過的。格奧爾基受了些外傷，我親手給他包紮了傷口，不很嚴重，但看起來渾身是血——大半都是別人的。那幾個冰球運動員卻被他打慘了。你要記住，為保護女人而受傷的男人，會讓女人記住一輩子。
直到現在？
是啊，此時此刻，在這裏——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髒，從莫斯科的那一夜開始，我深深喜歡上了這個實習電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後半句話，卻說的我滿懷憂傷，結束了這場野餐。
這一年，我開始上網，也開始寫小說。我嚐試把最初的小說，貼到“榕樹下”網站。我不太在意外麵真實的生活，小說也多是內心寫照，或是天馬行空的想像，大多跟歷史有關。幾乎每篇小說，我都會事先拿給卡佳看一眼。她總是又快又認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說，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邊，又為了掩飾自己的心情，隨手拿出一本《遠大前程》或《青年近衛軍》。她有時候說很好，有時候拍案叫絕，有時又會大罵狗屁不通。
她用紅筆劃出一個段落，告訴我要刪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虛詞、副詞、形容詞全部刪除！不會損害你要表達的意思，千萬不要囉唆，不要追求語言上的華麗，那些都是女人的塗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張真正的臉，哪怕是個像我一樣的老太婆，但這沒關係！隻要是真的就可以，簡單，直接，該有力量的時候就爆發出來，一個字勝過千言萬語！對了，你必須多讀海明威。有朝一日，當你開始寫長篇小說，就會明白更多。
卡佳說這些話的時候，鏡片底下的雙眼，一下子變得很年輕。
能給我看看你年輕時候的照片嗎？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當然有不少，我還上過蘇聯的雜誌封麵呢，作為中蘇友好的代表。不過回國以後，陸陸續續都被燒光了。
為什麽？
因為，我有記憶啊——每道亮光，每片陰影，每個嘴角，每個眼神，每分鍾每秒，全都在心裏頭清清楚楚，還需要照片嗎？
卡佳，你是什麽時候回國的？
1958年，最後一天，莫斯科大雪紛飛，我提前終止了學業，坐上從莫斯科到北京的國際列車。因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發表了一些反動言論，我當然也受到了牽連。他們後來又去了美國，墓地還在舊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沒有去過。
格奧爾基呢？
我再沒見過他，也沒有音訊，不知道他現在還活著嗎。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學沒有畢業，又是叛徒的女兒，沒有一家單位敢要我。還有些人風言風語，說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臉的事，是上海話所說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進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員？
卡佳淺淺一笑。你好聰明呢。我坐在十三路電車上，每天從曹家渡到提籃橋，賣了一輩子車票。至於這棟房子嘛，我就出生在這裏，以前一樓是客廳、餐廳和廚房，二樓是我和父母臥室和書房，三樓是儲藏室。六十年代，這套房子被許多人占據了，我一度被掃地出門，暫住在單位宿舍。後來國家落實政策，把最破的頂層還給了我。其餘部分，永遠不再屬於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個人過，那麽大房子也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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