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西斯·亨利是個斷了脊椎、需要額外照顧的老病號。醫生們用類似脖套的固定裝置將他的腦袋固定在肩膀上，看起來跟科學怪人弗蘭肯斯坦那個支撐頭部的金屬螺紋鐵圈一樣滑稽，而且這個裝置同樣也是被深深插入頭骨裏的。在我們的庫倫護士看來，亨利先生與其待在療養院，倒不如去醫院更合適一些。
他成了查理的病人，專屬病人。不會有什麽仲裁會幹涉查理的治療，沒有充滿反對意見的投訴信。事實上，他不需要像之前那樣小心翼翼了，他可以隨時拿出個注射器往亨利先生的輸液袋裏打上一管子胰島素。這次注射的不是很多，就是一般劑量，但也足以讓亨利先生在1998年5月6日查理值夜班期間發生糖尿病式休克。這次用藥的結果暴力得令人難以想像，查理讓一個脖子已經斷掉的老人經歷了一次暴風驟雨般的癲癇發作。當天晚上，弗蘭西斯·亨利就陷入了深度昏迷，到了第二天早上，查理的“診斷”立刻得到了驗證，亨利果然是需要在醫院裏待著的人。又過了幾天，亨利被醫院送回了療養院，沒過多久就去世了。三天之後，5月13日，查爾斯·庫倫向銀行申請了破產。
亨利先生的死亡並不是悄無聲息的，隨之而來的懷疑也註定無法避免。查理知道這次肯定還會是自找麻煩。公會展開了內部調查，並且在亨利先生的血液中發現了大量從體外注入的超出常規劑量的胰島素。在亨利先生的醫療圖表裏壓根兒沒有胰島素的影子—給他開出的所有藥物中都不含一點兒胰島素，而在那些記錄的表格裏也沒有顯示有任何員工曾經給他注入過胰島素。這樣一個年老的、無法自由行動的病人完全不可能是自己嗑藥過量。在排除了所有可能之後，這件事自然就被定義為醫療事故。查爾斯·庫倫在療養院工作的時候已經有過一些護理期間發生問題的不良記錄了，他伸著腦袋，時刻等著頭上那把搖搖欲墜的斧頭砍下來。可這一次，公會竟把矛頭指向了另外一名叫金佰利·派佩的高級護士，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亨利先生的死和派佩有聯繫的情況下，就解僱了她。派佩護士的律師立刻發起反擊，成功阻止了這次毫無根據的錯誤指控，且將焦點轉移到了這個看起來更為可疑的查爾斯·庫倫護士身上，讓護理之家公會對他的懷疑逐步加深。
據派佩的律師說，她曾經在亨利先生去世幾天後，接受過上級護理主管的問詢。“那個時候他們可對我沒有一點兒懷疑。”派佩在訴訟中申辯道，“他們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確實或多或少指出過，我的同事查爾斯·庫倫好像有點兒問題。”公會繼續對派佩發起的訴訟提出強烈抗議，並完全否認他們曾經對查爾斯·庫倫先生有過任何的懷疑和指控。後來，公會和派佩選擇庭外調解，將這個案子不了了之。
很難確切地說為什麽派佩成了這次的替罪羔羊，也許真的是個簡單的誤會，但無論怎麽說確實有人毒死了亨利先生，而這個害群之馬要麽還在公會繼續工作，要麽就被轉到其他醫院去了。無論怎樣，後來都沒有以刑事案件的方式展開調查。公會及其母公司hcr莊園護理之家都佯裝糊塗，好像壓根兒沒有意識到曾經發生了一起謀殺案。派佩和她的律師提出了高於5萬美元的賠償，但她最終得到的確切數額誰也不知道，反正是足夠讓她簽署保密協議，永遠封口了。
無論公會到底知不知道真相，反正他們還是把庫倫轉出了重症監護病房，給他重新安排了精神科的輪班崗位。很快查理發現，這邊不少病人都充滿活力，精力相當充沛。於是，10月1日這一天，庫倫帶著注射器跑到了一個老女人的房間，給她送去了醫生沒有開出的藥物，這場混亂以病人斷了手腕草草收場。在亨利先生去世5個月後，殺他的兇手終於被以未遵醫囑亂用藥物的名義開除了。之後查理隻在家裏的沙發上蜷縮了兩天，職介所就為他找到了一份新的護理工作，在放假期間得到替班兼職的機會總是很容易。
每年聖誕節到新年之間的這一周總是讓查理倍感壓力，但能穿上工作服還是很令他開心的。新的工作地點離公會的護理中心也就幾公裏遠，是賓夕法尼亞州伊斯頓的伊斯頓醫院。無論他們給他什麽時間段的班崗，無論哪個病區手忙腳亂需要他的幫忙，他都非常開心。而且大多數情況下，他都能在自己最喜愛最熟悉的重症監護病房裏加班、過夜，這是醫院裏唯一一個夜班時段頻發死亡而不讓人感到意外的地方。
起初，克裏斯蒂娜·托特並沒有過多注意這個拿著注射器亂晃的陌生男子。她甚至都不確定這人是不是護士，她唯一注意到的是這是個男人，一個為她父親的生命負責、保證父親多活一天的穿製服的陌生人。老爸奧特瑪·施拉姆一年前開始中風，他的血栓在體內隨處可見，已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盡管現在他沒法像以前一樣自己穿襪子，沒法上台階;盡管他經常被各種不知名的管子和電線包裹得嚴嚴實實，但他依舊還是那個爸爸。克裏斯蒂娜安慰自己，老爸奧特瑪是個很實際的人，對於遭受幾年前折磨自己和其他幾個老夥計的病痛和屈辱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年齡大了，難免生活會變成這個樣子，隻要有存款，有活下去的信念，就可以，畢竟老爸現在被伊斯頓醫院的專業人士照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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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了查理的病人，專屬病人。不會有什麽仲裁會幹涉查理的治療，沒有充滿反對意見的投訴信。事實上，他不需要像之前那樣小心翼翼了，他可以隨時拿出個注射器往亨利先生的輸液袋裏打上一管子胰島素。這次注射的不是很多，就是一般劑量，但也足以讓亨利先生在1998年5月6日查理值夜班期間發生糖尿病式休克。這次用藥的結果暴力得令人難以想像，查理讓一個脖子已經斷掉的老人經歷了一次暴風驟雨般的癲癇發作。當天晚上，弗蘭西斯·亨利就陷入了深度昏迷，到了第二天早上，查理的“診斷”立刻得到了驗證，亨利果然是需要在醫院裏待著的人。又過了幾天，亨利被醫院送回了療養院，沒過多久就去世了。三天之後，5月13日，查爾斯·庫倫向銀行申請了破產。
亨利先生的死亡並不是悄無聲息的，隨之而來的懷疑也註定無法避免。查理知道這次肯定還會是自找麻煩。公會展開了內部調查，並且在亨利先生的血液中發現了大量從體外注入的超出常規劑量的胰島素。在亨利先生的醫療圖表裏壓根兒沒有胰島素的影子—給他開出的所有藥物中都不含一點兒胰島素，而在那些記錄的表格裏也沒有顯示有任何員工曾經給他注入過胰島素。這樣一個年老的、無法自由行動的病人完全不可能是自己嗑藥過量。在排除了所有可能之後，這件事自然就被定義為醫療事故。查爾斯·庫倫在療養院工作的時候已經有過一些護理期間發生問題的不良記錄了，他伸著腦袋，時刻等著頭上那把搖搖欲墜的斧頭砍下來。可這一次，公會竟把矛頭指向了另外一名叫金佰利·派佩的高級護士，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亨利先生的死和派佩有聯繫的情況下，就解僱了她。派佩護士的律師立刻發起反擊，成功阻止了這次毫無根據的錯誤指控，且將焦點轉移到了這個看起來更為可疑的查爾斯·庫倫護士身上，讓護理之家公會對他的懷疑逐步加深。
據派佩的律師說，她曾經在亨利先生去世幾天後，接受過上級護理主管的問詢。“那個時候他們可對我沒有一點兒懷疑。”派佩在訴訟中申辯道，“他們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確實或多或少指出過，我的同事查爾斯·庫倫好像有點兒問題。”公會繼續對派佩發起的訴訟提出強烈抗議，並完全否認他們曾經對查爾斯·庫倫先生有過任何的懷疑和指控。後來，公會和派佩選擇庭外調解，將這個案子不了了之。
很難確切地說為什麽派佩成了這次的替罪羔羊，也許真的是個簡單的誤會，但無論怎麽說確實有人毒死了亨利先生，而這個害群之馬要麽還在公會繼續工作，要麽就被轉到其他醫院去了。無論怎樣，後來都沒有以刑事案件的方式展開調查。公會及其母公司hcr莊園護理之家都佯裝糊塗，好像壓根兒沒有意識到曾經發生了一起謀殺案。派佩和她的律師提出了高於5萬美元的賠償，但她最終得到的確切數額誰也不知道，反正是足夠讓她簽署保密協議，永遠封口了。
無論公會到底知不知道真相，反正他們還是把庫倫轉出了重症監護病房，給他重新安排了精神科的輪班崗位。很快查理發現，這邊不少病人都充滿活力，精力相當充沛。於是，10月1日這一天，庫倫帶著注射器跑到了一個老女人的房間，給她送去了醫生沒有開出的藥物，這場混亂以病人斷了手腕草草收場。在亨利先生去世5個月後，殺他的兇手終於被以未遵醫囑亂用藥物的名義開除了。之後查理隻在家裏的沙發上蜷縮了兩天，職介所就為他找到了一份新的護理工作，在放假期間得到替班兼職的機會總是很容易。
每年聖誕節到新年之間的這一周總是讓查理倍感壓力，但能穿上工作服還是很令他開心的。新的工作地點離公會的護理中心也就幾公裏遠，是賓夕法尼亞州伊斯頓的伊斯頓醫院。無論他們給他什麽時間段的班崗，無論哪個病區手忙腳亂需要他的幫忙，他都非常開心。而且大多數情況下，他都能在自己最喜愛最熟悉的重症監護病房裏加班、過夜，這是醫院裏唯一一個夜班時段頻發死亡而不讓人感到意外的地方。
起初，克裏斯蒂娜·托特並沒有過多注意這個拿著注射器亂晃的陌生男子。她甚至都不確定這人是不是護士，她唯一注意到的是這是個男人，一個為她父親的生命負責、保證父親多活一天的穿製服的陌生人。老爸奧特瑪·施拉姆一年前開始中風，他的血栓在體內隨處可見，已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盡管現在他沒法像以前一樣自己穿襪子，沒法上台階;盡管他經常被各種不知名的管子和電線包裹得嚴嚴實實，但他依舊還是那個爸爸。克裏斯蒂娜安慰自己，老爸奧特瑪是個很實際的人，對於遭受幾年前折磨自己和其他幾個老夥計的病痛和屈辱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年齡大了，難免生活會變成這個樣子，隻要有存款，有活下去的信念，就可以，畢竟老爸現在被伊斯頓醫院的專業人士照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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