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沒錯。”
“我看過你的側寫。簡直是屁話。”我不敢肯定他是在評價我的工作，還是在強調報上頻頻出現的、認為根本沒有什麽黑人係列殺手的斷言。這種說法不大符合實際。我們就曾經辦過黑人係列殺手的案子，他們既殺害妓女也殺害自己的家人，但是不大採用謀殺陌生人的方法，也不具有我們現在所見到的任何慣用手法。
“聽著，我不是非要來這裏不可，”我說，“我可不是自己要求來的。”不管怎麽說，我們遇到了很大挫折。每個參與辦案的人都希望案子能偵破，不過每個人都希望由自己破案。我和羅伊都知道，我們在這裏會遇到不小的阻力，而且要是把事情辦砸了，還要被人指責，情況往往如此。
除了有關三k黨陰謀的說法以外，還流傳著各種各樣的推測，一個比一個離奇。不同的受害兒童被發現缺少了不同的衣物，但沒有一件衣物是完全相同的。難道這個兇手是在用這些衣物打扮他家裏的人體模型，就像埃德·蓋因曾試圖收集婦女的不同部位的皮膚那樣嗎?在後來的殺人案中，作案者棄置屍體於更為公開的地方，難道他身上在發生某種變化嗎?抑或最初的作案者可能已經自殺，而另一個效仿者可能已經取而代之呢?
對我來說，第一個真正的突破是在我回到匡蒂科以後出現的。有人給科尼爾斯警察局打了電話，科尼爾斯是距離亞特蘭大大約20英裏的一個小鎮。警方認為他們可能終於有了一條線索。我和帕克·迪茨博士一起在拉裏·門羅的辦公室裏收聽了電話錄音。在成為行為科學科負責人之前，門羅曾經是匡蒂科的一位出色教官。和安·伯吉斯一樣，帕克·迪茨也是通過羅伊·黑茲爾伍德介紹來科裏提供諮詢的。他當時在哈佛工作，在執法界已開始嶄露頭角。如今，帕克在加利福尼亞定居，或許堪稱國內最傑出的司法精神病學家，而且經常為我們科提供諮詢。
電話錄音中的致電人聲稱，他就是亞特蘭大兒童謀殺案的兇手，並且提到了最近的已知受害者的名字。此人顯然是個白人，聽口音很像是典型的“紅脖人”1。他揚言“還要殺害更多的黑鬼小孩”。他還特別提到了羅克代爾縣西格蒙路的一個地點，說警方可以在那裏找到另一具屍體。
我還記得屋裏的人一陣激動，我恐怕給他們潑了一盆涼水。“這不是殺人兇手，”我斷言，“不過我們得抓住他，因為隻要他還逍遙自在，就會不斷打來電話，既令人厭煩，又分散注意力。”
雖然警方興奮不已，我卻深信我對這個鄉巴佬的看法沒有錯。就在不久前，我剛剛碰到過類似的情況。當時，我和鮑勃·雷斯勒到了英國，在位於布拉姆斯希爾的英國警察學院(相當於我們的匡蒂科)講授一門課程，那地方離倫敦有一小時車程。英國警方當時正被約克郡碎屍案搞得焦頭爛額。兇手顯然是在模仿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懷特查佩爾區的那個殺手，用棒擊與刀捅的方式殺害北方一帶的女子，多半是妓女。當時已有八人被害。另有三人設法逃脫了魔爪，卻無法提供對襲擊者的描敘。其年齡範圍估計在十三四歲至近六十歲之間。如同亞特蘭大一樣，整個英國陷入了恐慌之中。這是英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搜捕行動。警方最終在全國各地對近二十五萬人次進行了訪談。
1 指美國南方未受過教育的貧苦白人農民。
警察局和報社都收到了碎屍者傑克的認罪信。接著，一盤有兩分鍾長的錄音帶寄到了喬治·奧德菲爾德局長那裏，錄音的人嘲弄了警方的無能，並揚言還要出擊。就像亞特蘭大一案，這似乎是個重大的突破口。錄音帶被翻錄並在全國各地播放——在電視上，在收音機裏，在免費電話線路上，在足球賽的廣播中。警方希望能有人辨認出那個聲音。
我們被告知，我們在布拉姆斯希爾時，約翰·多馬爾也在那裏。他是大名鼎鼎的警察，也是約克郡碎屍案的首席調查人員。有人告訴他，聯邦調查局的兩位側寫師就在此地，或許大家應該聚一下。下課以後，我和鮑勃坐在警察學院的小酒館裏，這個傢夥走了進來，並被吧檯處的某個人認了出來。他走了過去，跟那人攀談起來。我們從他的動作和表情裏可以看出，他正在取笑這兩個從美國來的傢夥。我對雷斯勒說：“我敢打賭，那就是他。”
果然，有人把我們指給了他，隨後他和其他人來到我們桌前，做了自我介紹。我說：“我注意到你沒有隨身攜帶任何案卷。”
他開始找藉口，說這個案子是如何複雜，要讓我們在短時間內了解案情又是如何困難，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很好，”我說，“我們自己手頭的案子已經夠多的了。我倒寧願坐在這裏好好喝上幾杯。”
這種悉聽尊便的態度引起了那些英國人的興趣。其中一人問道，我們側寫一件案子都需要些什麽。我告訴他可以先描述一下案發現場。他告訴我，作案者似乎先讓被害女子處於易受攻擊的姿勢，然後用刀子或錘子突然襲擊她們。她們死後，他又肢解屍體。錄音帶上的那個人相當有口才，也頗為老練，不像是個殺害妓女的人。於是我說：“根據你們所描述的案發現場以及我們在美國所聽到的錄音帶來判斷，這個人不是碎屍者。你們這是在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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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過你的側寫。簡直是屁話。”我不敢肯定他是在評價我的工作，還是在強調報上頻頻出現的、認為根本沒有什麽黑人係列殺手的斷言。這種說法不大符合實際。我們就曾經辦過黑人係列殺手的案子，他們既殺害妓女也殺害自己的家人，但是不大採用謀殺陌生人的方法，也不具有我們現在所見到的任何慣用手法。
“聽著，我不是非要來這裏不可，”我說，“我可不是自己要求來的。”不管怎麽說，我們遇到了很大挫折。每個參與辦案的人都希望案子能偵破，不過每個人都希望由自己破案。我和羅伊都知道，我們在這裏會遇到不小的阻力，而且要是把事情辦砸了，還要被人指責，情況往往如此。
除了有關三k黨陰謀的說法以外，還流傳著各種各樣的推測，一個比一個離奇。不同的受害兒童被發現缺少了不同的衣物，但沒有一件衣物是完全相同的。難道這個兇手是在用這些衣物打扮他家裏的人體模型，就像埃德·蓋因曾試圖收集婦女的不同部位的皮膚那樣嗎?在後來的殺人案中，作案者棄置屍體於更為公開的地方，難道他身上在發生某種變化嗎?抑或最初的作案者可能已經自殺，而另一個效仿者可能已經取而代之呢?
對我來說，第一個真正的突破是在我回到匡蒂科以後出現的。有人給科尼爾斯警察局打了電話，科尼爾斯是距離亞特蘭大大約20英裏的一個小鎮。警方認為他們可能終於有了一條線索。我和帕克·迪茨博士一起在拉裏·門羅的辦公室裏收聽了電話錄音。在成為行為科學科負責人之前，門羅曾經是匡蒂科的一位出色教官。和安·伯吉斯一樣，帕克·迪茨也是通過羅伊·黑茲爾伍德介紹來科裏提供諮詢的。他當時在哈佛工作，在執法界已開始嶄露頭角。如今，帕克在加利福尼亞定居，或許堪稱國內最傑出的司法精神病學家，而且經常為我們科提供諮詢。
電話錄音中的致電人聲稱，他就是亞特蘭大兒童謀殺案的兇手，並且提到了最近的已知受害者的名字。此人顯然是個白人，聽口音很像是典型的“紅脖人”1。他揚言“還要殺害更多的黑鬼小孩”。他還特別提到了羅克代爾縣西格蒙路的一個地點，說警方可以在那裏找到另一具屍體。
我還記得屋裏的人一陣激動，我恐怕給他們潑了一盆涼水。“這不是殺人兇手，”我斷言，“不過我們得抓住他，因為隻要他還逍遙自在，就會不斷打來電話，既令人厭煩，又分散注意力。”
雖然警方興奮不已，我卻深信我對這個鄉巴佬的看法沒有錯。就在不久前，我剛剛碰到過類似的情況。當時，我和鮑勃·雷斯勒到了英國，在位於布拉姆斯希爾的英國警察學院(相當於我們的匡蒂科)講授一門課程，那地方離倫敦有一小時車程。英國警方當時正被約克郡碎屍案搞得焦頭爛額。兇手顯然是在模仿維多利亞時代後期的懷特查佩爾區的那個殺手，用棒擊與刀捅的方式殺害北方一帶的女子，多半是妓女。當時已有八人被害。另有三人設法逃脫了魔爪，卻無法提供對襲擊者的描敘。其年齡範圍估計在十三四歲至近六十歲之間。如同亞特蘭大一樣，整個英國陷入了恐慌之中。這是英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搜捕行動。警方最終在全國各地對近二十五萬人次進行了訪談。
1 指美國南方未受過教育的貧苦白人農民。
警察局和報社都收到了碎屍者傑克的認罪信。接著，一盤有兩分鍾長的錄音帶寄到了喬治·奧德菲爾德局長那裏，錄音的人嘲弄了警方的無能，並揚言還要出擊。就像亞特蘭大一案，這似乎是個重大的突破口。錄音帶被翻錄並在全國各地播放——在電視上，在收音機裏，在免費電話線路上，在足球賽的廣播中。警方希望能有人辨認出那個聲音。
我們被告知，我們在布拉姆斯希爾時，約翰·多馬爾也在那裏。他是大名鼎鼎的警察，也是約克郡碎屍案的首席調查人員。有人告訴他，聯邦調查局的兩位側寫師就在此地，或許大家應該聚一下。下課以後，我和鮑勃坐在警察學院的小酒館裏，這個傢夥走了進來，並被吧檯處的某個人認了出來。他走了過去，跟那人攀談起來。我們從他的動作和表情裏可以看出，他正在取笑這兩個從美國來的傢夥。我對雷斯勒說：“我敢打賭，那就是他。”
果然，有人把我們指給了他，隨後他和其他人來到我們桌前，做了自我介紹。我說：“我注意到你沒有隨身攜帶任何案卷。”
他開始找藉口，說這個案子是如何複雜，要讓我們在短時間內了解案情又是如何困難，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很好，”我說，“我們自己手頭的案子已經夠多的了。我倒寧願坐在這裏好好喝上幾杯。”
這種悉聽尊便的態度引起了那些英國人的興趣。其中一人問道，我們側寫一件案子都需要些什麽。我告訴他可以先描述一下案發現場。他告訴我，作案者似乎先讓被害女子處於易受攻擊的姿勢，然後用刀子或錘子突然襲擊她們。她們死後，他又肢解屍體。錄音帶上的那個人相當有口才，也頗為老練，不像是個殺害妓女的人。於是我說：“根據你們所描述的案發現場以及我們在美國所聽到的錄音帶來判斷，這個人不是碎屍者。你們這是在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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