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隨後幾年時間裏又對肯珀進行了幾次長時間的訪談，每次訪談都使我們得到不少信息，都讓我們了解到更多令人痛心的犯罪細節。眼前的這個人冷酷地屠殺了正處於豆蔻年華的聰明女性。然而，我要是不承認我喜歡埃德，那麽我就不夠誠實。他待人友好坦誠，生性敏感，不乏幽默感。在這樣的氛圍中，你盡可以這樣去評說，我喜歡待在他身邊。我並不希望他在外麵的馬路上隨意遊蕩，他自己在最清醒的時刻也不想這樣。可是我個人當時對他有好感——至今依然如此。與暴力累犯打交道的人都應當對這種感覺保持警惕。我覺得這些人中不少都頗具魅力，能言善辯。
這個人怎麽能幹出這種可怕的事情?一定是出了什麽差錯，或者有什麽情有可原的具體情況。如果是在訪談他們中的某個人，你會這樣對自己說的。你無法充分理解他們的滔天罪行。這也是為什麽精神病醫生、法官以及辦理假釋的官員時常會上當受騙的原因所在。我們在後麵還會更詳細地探討這個話題。
不過眼前必須關注的是：如果你想理解藝術家，不妨去觀賞他的作品。我總是這樣告訴我手下的人。沒有仔細研究過畢卡索的油畫，你就不可自詡能夠理解或欣賞畢卡索。成功的係列殺人犯構思其行動的精心程度足以與畫家構思其油畫的精心程度相媲美。他們將其所作所為視為“藝術品”，在行事的過程中不斷對其加以完善。所以說，我對於埃德·肯珀一類人的評價部分來自於會見他以及在個人基礎上與他的交流，其餘則來自於研究和理解他的“作品”。
無論何時，隻要鮑勃·雷斯勒或者我外出巡迴講課，倘若能夠抽出時間並得到監獄方麵的合作，去監獄做訪談就成為我們的一項常規活動。無論走到何地，我都會查明附近有什麽監獄，有什麽令我感興趣的人物在此“常駐”。
我們照此行動一個階段後，便改進了辦案技巧。一般而言，我們一星期裏有四天半日程是排滿了的，因此我試著利用晚上和周末時間進行一些訪談。利用晚上時間可能比較困難，因為大多數監獄在晚飯後要點名，此後便不準任何人進入。但過了一段時間，你便開始掌握監獄的那一套起居製度並找到對策了。我發現，隻要佩戴一枚聯邦調查局的徽章，你就可以出入大部分監獄，就能會見典獄長，於是我開始事先不通知就出現在那裏，這種方式通常效果最佳。進行訪談的次數越多，我對傳授給那些老資格警察的知識就越有自信心。最後，我終於覺得我的講課有了某種一手材料做基礎，不再僅僅是從那些親身參與者嘴裏聽來的老生常談的戰鬥故事。
那些受訪者未必能夠對其罪行和思想提供什麽深邃的見解。極少有人做到這一點，即便連肯珀這樣的聰明人也不例外。他們告訴我們的許多內容是在重複其接受審訊時的證詞，或者在重複其以前多次做過的利己的陳述。他們所說的一切都得經過我們的反覆推敲和廣泛覆審來做出詮釋。不過，訪談所起到的作用在於，我們看到了兇犯是如何思維的，獲得了對他們的某種直感，開始設身處地從他們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在我們非正式研究計劃啟動的頭幾個星期和頭幾個月裏，我們設法訪談了不止六名殺人犯和未遂殺人犯。其中包括刺殺喬治·華萊士州長未遂的阿瑟·布雷默(關押於巴爾的摩監獄)，曾經試圖殺害福特總統的薩拉·簡·穆爾和萊內特·“尖叫”·弗雷默(關押於西維吉尼亞州奧爾德森監獄)，以及弗雷默的精神導師查爾斯·曼森(關押於聖昆廷監獄，位於舊金山灣及阿爾卡特拉斯島那艘老掉牙的監獄船北麵不遠)。
執法界的所有人都對曼森一案抱有興趣。發生在洛杉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塔特以及拉比安卡被殺案已經過去了10年，曼森一直堪稱世界上名聲最響、最令人膽寒的兇犯。此案在匡蒂科屬於固定教學內容，雖說案情的基本事實已經水落石出，我卻覺得我們並沒有真正洞察出促使他作案的動機是什麽。我不知道從他那裏我們能指望有何收穫，但是我認為，像他這樣成功地操縱他人服從自己意誌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案犯。我和鮑勃·雷斯勒在聖昆廷監獄主分區旁邊的一個小會議室裏見到了他。那地方三麵圍有用鐵絲網加固的玻璃窗，這種房間是專為犯人與律師會麵準備的。
我對曼森的第一印象截然不同於對肯珀的第一印象。他怒目而視，眼神警覺，兩個眼球滴溜溜轉個不停。他比我想像的還要身材瘦小，身高不足5英尺2或是5英尺3。這個貌似文弱的小矮子怎麽會對他那臭名昭著的“家族”施以如此巨大的影響呢?
當他爬靠在放在會議桌上首的一張椅子背，以便在他講話時能俯視我們時，我們立即找到了一個答案。在我為這次訪談了解他的背景情況時曾經讀到：當他對信徒宣講教義時，習慣就坐於沙漠之中的一塊大石頭上，從而為他的山上布道增強身材效果。他從一開始就向我們表明，盡管審判引起了廣泛關注，媒體做了空前報導，他並不理解為什麽要關押他。畢竟他沒有殺害任何人。他反倒認為自己是社會的替罪羊、美國陰暗麵的無辜犧牲者的象徵。他在審判期間刻於額頭上的萬字飾已經褪色，但還依稀可見。通過第三者的合作，他依然與囚禁在其他監獄的女性追隨者保持有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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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怎麽能幹出這種可怕的事情?一定是出了什麽差錯，或者有什麽情有可原的具體情況。如果是在訪談他們中的某個人，你會這樣對自己說的。你無法充分理解他們的滔天罪行。這也是為什麽精神病醫生、法官以及辦理假釋的官員時常會上當受騙的原因所在。我們在後麵還會更詳細地探討這個話題。
不過眼前必須關注的是：如果你想理解藝術家，不妨去觀賞他的作品。我總是這樣告訴我手下的人。沒有仔細研究過畢卡索的油畫，你就不可自詡能夠理解或欣賞畢卡索。成功的係列殺人犯構思其行動的精心程度足以與畫家構思其油畫的精心程度相媲美。他們將其所作所為視為“藝術品”，在行事的過程中不斷對其加以完善。所以說，我對於埃德·肯珀一類人的評價部分來自於會見他以及在個人基礎上與他的交流，其餘則來自於研究和理解他的“作品”。
無論何時，隻要鮑勃·雷斯勒或者我外出巡迴講課，倘若能夠抽出時間並得到監獄方麵的合作，去監獄做訪談就成為我們的一項常規活動。無論走到何地，我都會查明附近有什麽監獄，有什麽令我感興趣的人物在此“常駐”。
我們照此行動一個階段後，便改進了辦案技巧。一般而言，我們一星期裏有四天半日程是排滿了的，因此我試著利用晚上和周末時間進行一些訪談。利用晚上時間可能比較困難，因為大多數監獄在晚飯後要點名，此後便不準任何人進入。但過了一段時間，你便開始掌握監獄的那一套起居製度並找到對策了。我發現，隻要佩戴一枚聯邦調查局的徽章，你就可以出入大部分監獄，就能會見典獄長，於是我開始事先不通知就出現在那裏，這種方式通常效果最佳。進行訪談的次數越多，我對傳授給那些老資格警察的知識就越有自信心。最後，我終於覺得我的講課有了某種一手材料做基礎，不再僅僅是從那些親身參與者嘴裏聽來的老生常談的戰鬥故事。
那些受訪者未必能夠對其罪行和思想提供什麽深邃的見解。極少有人做到這一點，即便連肯珀這樣的聰明人也不例外。他們告訴我們的許多內容是在重複其接受審訊時的證詞，或者在重複其以前多次做過的利己的陳述。他們所說的一切都得經過我們的反覆推敲和廣泛覆審來做出詮釋。不過，訪談所起到的作用在於，我們看到了兇犯是如何思維的，獲得了對他們的某種直感，開始設身處地從他們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在我們非正式研究計劃啟動的頭幾個星期和頭幾個月裏，我們設法訪談了不止六名殺人犯和未遂殺人犯。其中包括刺殺喬治·華萊士州長未遂的阿瑟·布雷默(關押於巴爾的摩監獄)，曾經試圖殺害福特總統的薩拉·簡·穆爾和萊內特·“尖叫”·弗雷默(關押於西維吉尼亞州奧爾德森監獄)，以及弗雷默的精神導師查爾斯·曼森(關押於聖昆廷監獄，位於舊金山灣及阿爾卡特拉斯島那艘老掉牙的監獄船北麵不遠)。
執法界的所有人都對曼森一案抱有興趣。發生在洛杉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塔特以及拉比安卡被殺案已經過去了10年，曼森一直堪稱世界上名聲最響、最令人膽寒的兇犯。此案在匡蒂科屬於固定教學內容，雖說案情的基本事實已經水落石出，我卻覺得我們並沒有真正洞察出促使他作案的動機是什麽。我不知道從他那裏我們能指望有何收穫，但是我認為，像他這樣成功地操縱他人服從自己意誌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案犯。我和鮑勃·雷斯勒在聖昆廷監獄主分區旁邊的一個小會議室裏見到了他。那地方三麵圍有用鐵絲網加固的玻璃窗，這種房間是專為犯人與律師會麵準備的。
我對曼森的第一印象截然不同於對肯珀的第一印象。他怒目而視，眼神警覺，兩個眼球滴溜溜轉個不停。他比我想像的還要身材瘦小，身高不足5英尺2或是5英尺3。這個貌似文弱的小矮子怎麽會對他那臭名昭著的“家族”施以如此巨大的影響呢?
當他爬靠在放在會議桌上首的一張椅子背，以便在他講話時能俯視我們時，我們立即找到了一個答案。在我為這次訪談了解他的背景情況時曾經讀到：當他對信徒宣講教義時，習慣就坐於沙漠之中的一塊大石頭上，從而為他的山上布道增強身材效果。他從一開始就向我們表明，盡管審判引起了廣泛關注，媒體做了空前報導，他並不理解為什麽要關押他。畢竟他沒有殺害任何人。他反倒認為自己是社會的替罪羊、美國陰暗麵的無辜犧牲者的象徵。他在審判期間刻於額頭上的萬字飾已經褪色，但還依稀可見。通過第三者的合作，他依然與囚禁在其他監獄的女性追隨者保持有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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