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
我腦海裏卻閃現出了健治讓我脫光衣服，以及我緊閉雙眼咬緊牙根的情景。
澤登鬆了口氣似的說道：
“真幸運啊!以前曾經還有孩子因此而懷孕呢。”
“健治很善良，而且一點也不笨，還會寫文章呢。”
我滔滔不絕地說著，有意隱瞞那段與性有關的事實，我不由自主地講起夜晚溫柔的健治來。
“你怎麽知道他會寫文章呢?”
“在新聞報導上麵看到過。”
“哦?”澤登理了理製服上的皺褶，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接著我們聊起了我出院的事。剛才差一點就暴露了日記的事，現在我鬆了口氣，順口說道： “我想早點回家。”但這句話是否真心，連我自己都不太清楚，因為我預感到自己與父母之間已產生了不和諧，回家後一定會變得很奇怪的。
第二天，木突然來了，沒有預約。她手裏拿著黑色外套，像以往那樣微笑著坐在椅子上。之前她每次來總會帶一樣小禮物來，但今天是空著手來的。
“聽說要出院啦，景子，出院之後繼續到我的診所來吧。”
“嗯。”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不管怎樣，我的受害程度還未明了，不管是肉體的還是精神的。唯有這一點是父母、警察、醫生都不能插手的領域——隻要我不說的話。我意識到了這一點，並決定對此永遠保持沉默。那我們以後就看誰更有耐心了。
“有一個名詞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通俗地說就是指受到極度打擊後，人的心受傷了。假如不徹底進行治療的話，不管經過多長時間都有可能突然出現症狀，很可怕的。我想，景子如果有這樣的外傷的話，我們就一起來把它治好，好嗎?你一定要相信我。”
木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邊。
“你不願意講也沒關係，上次給了你一本日記本，試著在上麵寫點什麽。”木轉過頭來： “不喜歡寫嗎?”
“不是不喜歡……”
“景子看過健治寫的文章吧?”
這時，我像是解開了一個謎：木與澤登是同夥!澤登與我接近而向木提供情報，大人們全都在拚命地想探尋我的秘密，不，是我與健治的秘密。我感覺我處在無助的境地。那境地在我喜歡時可以自由來往，也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沒有人能理解我。我第一次感覺到被健治誘拐而獲得的體驗是孤獨，無論在什麽地方、無論和誰在一起，都隻會讓我更孤獨。
由於發現了屍體，健治又多了一連串的嫌疑：連續誘拐女童、殺人棄屍。這樣一來，警察又把我的證詞看得很重要了，聽說由於我沒有說出事件的核心部分，對健治的審訊便是極端的嚴酷。但是，健治也幾乎什麽都沒有說，說“是阿美自己來我家的”。健治所說的“阿美”是指我呢還是指“太田美智子”?或者是那個十八歲的女孩?一切皆處在混沌之中，於是開始了漫長的審判。我從未出庭過，那是因為澤登與精神科醫生木說如果我出庭的話會“精神打擊太大”而免掉了。對此，我非常感激她們二人，但是我所相信的人，一個也沒有。
待我體力恢復正常後，我在父母與澤登的陪同下，終於要回到闊別一年零兩個月的家了。護士們異口同聲地說“一定很高興吧”，還對著我微笑。但我卻感到害怕，這是為什麽呢?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獲救後感受到的小小不和諧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得越來越強烈。與以前相比，我重新返回的這個世界像是已發生了少許的變化。
被健治監禁期間，我無數次夢見自己在家裏安然無恙地生活著，現在有些情節還能記起，比如自己閑適地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聽到母親的歌聲後便起身到處去尋找，母親藏在壁櫃裏，我拉開櫃門大聲笑著嚷道：找到啦!但是醒來後環視現實的世界：狹窄骯髒的房間;身旁躺著的陌生男子，他打著呼嚕正熟睡著;透過黯淡的光線能依稀看見壁櫃裏放著的紅色的書包。我每次醒來都會異常地沮喪，心想：希望這個現實是一場噩夢。那時我會閉上眼睛，努力讓自己再次進入夢中。在夢中我要是快樂的話，那我情願整天在夢的世界裏遊蕩。監禁期間我逐漸變得嗜睡，大概是想逃避現實吧。
但是大人們為我的平安歸來而歡欣鼓舞，他們能為我提供與誘拐前完全相同的世界;他們張開雙臂迎接我：來吧，這裏有安全和平的世界!其實，我對眼前這個世界的變化深感不安，變得怯懦，但誰也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我在醫院裏能平靜地住上一陣子，完全是因為那裏沒有榻榻米，沒有拉門，更沒有糊著黑紙的窗戶、釘有數層膠合板的又舊又髒的門，除了醫生我也不必見到別的男人。但是我家有榻榻米，有拉門，也有壁櫃;我的書包是紅色的;父親與健治一樣是個男人;另外，你隻要走到社區的通道上便能見到無數的男人……任何讓我想起健治房間、想起健治這個人的東西，都會讓我產生恐懼。
一月中旬的一個晴朗的午後，我出院了。我們避開媒體，悄悄地從醫院的後門離開。在院長、醫生、護士、警察署署長等人的目送下，我坐上了前來接我的汽車。那是一輛車身寬大的黑色計程車。父親喜滋滋地說，這是他們公司社長專門找來的。北風呼嘯，插在車頭的公司旗幟像是要被撕裂似的飄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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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腦海裏卻閃現出了健治讓我脫光衣服，以及我緊閉雙眼咬緊牙根的情景。
澤登鬆了口氣似的說道：
“真幸運啊!以前曾經還有孩子因此而懷孕呢。”
“健治很善良，而且一點也不笨，還會寫文章呢。”
我滔滔不絕地說著，有意隱瞞那段與性有關的事實，我不由自主地講起夜晚溫柔的健治來。
“你怎麽知道他會寫文章呢?”
“在新聞報導上麵看到過。”
“哦?”澤登理了理製服上的皺褶，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接著我們聊起了我出院的事。剛才差一點就暴露了日記的事，現在我鬆了口氣，順口說道： “我想早點回家。”但這句話是否真心，連我自己都不太清楚，因為我預感到自己與父母之間已產生了不和諧，回家後一定會變得很奇怪的。
第二天，木突然來了，沒有預約。她手裏拿著黑色外套，像以往那樣微笑著坐在椅子上。之前她每次來總會帶一樣小禮物來，但今天是空著手來的。
“聽說要出院啦，景子，出院之後繼續到我的診所來吧。”
“嗯。”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不管怎樣，我的受害程度還未明了，不管是肉體的還是精神的。唯有這一點是父母、警察、醫生都不能插手的領域——隻要我不說的話。我意識到了這一點，並決定對此永遠保持沉默。那我們以後就看誰更有耐心了。
“有一個名詞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通俗地說就是指受到極度打擊後，人的心受傷了。假如不徹底進行治療的話，不管經過多長時間都有可能突然出現症狀，很可怕的。我想，景子如果有這樣的外傷的話，我們就一起來把它治好，好嗎?你一定要相信我。”
木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邊。
“你不願意講也沒關係，上次給了你一本日記本，試著在上麵寫點什麽。”木轉過頭來： “不喜歡寫嗎?”
“不是不喜歡……”
“景子看過健治寫的文章吧?”
這時，我像是解開了一個謎：木與澤登是同夥!澤登與我接近而向木提供情報，大人們全都在拚命地想探尋我的秘密，不，是我與健治的秘密。我感覺我處在無助的境地。那境地在我喜歡時可以自由來往，也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沒有人能理解我。我第一次感覺到被健治誘拐而獲得的體驗是孤獨，無論在什麽地方、無論和誰在一起，都隻會讓我更孤獨。
由於發現了屍體，健治又多了一連串的嫌疑：連續誘拐女童、殺人棄屍。這樣一來，警察又把我的證詞看得很重要了，聽說由於我沒有說出事件的核心部分，對健治的審訊便是極端的嚴酷。但是，健治也幾乎什麽都沒有說，說“是阿美自己來我家的”。健治所說的“阿美”是指我呢還是指“太田美智子”?或者是那個十八歲的女孩?一切皆處在混沌之中，於是開始了漫長的審判。我從未出庭過，那是因為澤登與精神科醫生木說如果我出庭的話會“精神打擊太大”而免掉了。對此，我非常感激她們二人，但是我所相信的人，一個也沒有。
待我體力恢復正常後，我在父母與澤登的陪同下，終於要回到闊別一年零兩個月的家了。護士們異口同聲地說“一定很高興吧”，還對著我微笑。但我卻感到害怕，這是為什麽呢?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獲救後感受到的小小不和諧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變得越來越強烈。與以前相比，我重新返回的這個世界像是已發生了少許的變化。
被健治監禁期間，我無數次夢見自己在家裏安然無恙地生活著，現在有些情節還能記起，比如自己閑適地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聽到母親的歌聲後便起身到處去尋找，母親藏在壁櫃裏，我拉開櫃門大聲笑著嚷道：找到啦!但是醒來後環視現實的世界：狹窄骯髒的房間;身旁躺著的陌生男子，他打著呼嚕正熟睡著;透過黯淡的光線能依稀看見壁櫃裏放著的紅色的書包。我每次醒來都會異常地沮喪，心想：希望這個現實是一場噩夢。那時我會閉上眼睛，努力讓自己再次進入夢中。在夢中我要是快樂的話，那我情願整天在夢的世界裏遊蕩。監禁期間我逐漸變得嗜睡，大概是想逃避現實吧。
但是大人們為我的平安歸來而歡欣鼓舞，他們能為我提供與誘拐前完全相同的世界;他們張開雙臂迎接我：來吧，這裏有安全和平的世界!其實，我對眼前這個世界的變化深感不安，變得怯懦，但誰也沒有察覺到這一點。
我在醫院裏能平靜地住上一陣子，完全是因為那裏沒有榻榻米，沒有拉門，更沒有糊著黑紙的窗戶、釘有數層膠合板的又舊又髒的門，除了醫生我也不必見到別的男人。但是我家有榻榻米，有拉門，也有壁櫃;我的書包是紅色的;父親與健治一樣是個男人;另外，你隻要走到社區的通道上便能見到無數的男人……任何讓我想起健治房間、想起健治這個人的東西，都會讓我產生恐懼。
一月中旬的一個晴朗的午後，我出院了。我們避開媒體，悄悄地從醫院的後門離開。在院長、醫生、護士、警察署署長等人的目送下，我坐上了前來接我的汽車。那是一輛車身寬大的黑色計程車。父親喜滋滋地說，這是他們公司社長專門找來的。北風呼嘯，插在車頭的公司旗幟像是要被撕裂似的飄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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