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話還是很有道理的，可惜的是沒有人會聽他的，曹操說好吧，你們不打我自己去吧，自己帶了一支部隊西進。這個時候隻有張邈表示同情，派了一支小部隊也隨著曹操西進。但是這個時候曹操的實力是非常的弱小，根本不是董卓那個“西北軍”的對手，所以一敗塗地，曹操自己本人差一點陣亡，是他的堂弟曹洪把馬讓給曹操，曹操才逃出來。當時最緊急的時候曹洪跟曹操說，天下可以沒有我曹洪，不能沒有哥哥你，騎上我的馬，走吧！曹操才逃回了他們的大本營，大本營在酸棗。
等曹操帶著一身的塵土、一身的血汙回到酸棗大營的時候，看見大營裏麵的各路諸侯在幹什麽呢？“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也就是說整天都在開酒會，在泡吧！曹操實在是忍無可忍，說國家民族已經到了這個份上，你們還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憤地說：“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
我們高舉義旗，卻相互猜疑，太讓天下人失望了，我為你們這些人感到恥辱！曹操再一次感到了報國無門。
曹操已經看出，當時那些割據一方的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膽小怕事、無所作為的人。東漢王朝已經不可救藥，天下大亂已不可逆轉。腐朽的朝廷和官場也不需要什麽“治世之能臣”，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選擇他的人生道路。那麽，曹操選擇了一條什麽路呢？
曹操的選擇是自己幹，曹操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
實際上對於曹操人生道路的選擇曆來是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許劭說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另一種說法見於《世說新語》，據說是橋玄說的，說法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所以當曹操處於亂世的時候，他其實是有兩個選擇的：一個是英雄，一個是奸雄。但是我認為至少，從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這十年當中，曹操可以稱為“亂世之英雄”。因為隻有曹操用自己微弱的一己之軀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如果說還有人的話，那就是孫權的父親孫堅，但是孫堅的謀略顯然不如曹操。
那麽在這十年間曹操都幹了什麽事。大體可分為三件事：一是略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這三件事情都與黃巾起義有關係，那麽黃巾起義我們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但是在曹操他們看來，卻是必須予以剿滅的反賊。在這個天下大亂的時候，黃巾軍趁著朝廷的官僚、將領、諸侯們爭權奪利的時候發展壯大起來了，於是在公元190年聚集在青州的黃巾軍進入了兗州，兗州刺史劉岱不聽鮑信的勸告，結果被黃巾軍所殺。這個時候鮑信和陳宮就請曹操來代理兗州牧，曹操代理兗州牧以後就跟黃巾軍作戰，最後戰敗了黃巾軍，黃巾軍向曹操投降。這個黃巾軍是個奇怪的軍事組織，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部隊，它還有隨軍的家屬和農民，就是當時的青州的黃巾軍戰鬥員是三十萬，隨軍家屬和農民加起來一共是一百萬，而且還帶著農具和耕牛。那麽曹操接受了黃巾軍投降以後，就把當中能打仗的人把他編成一隊，叫做“青州兵”。代理了兗州牧，曹操就有了根據地；收編了青州軍，曹操就有了戰鬥部隊。
但是曹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麽多人你如何安置，如何養活？這個時候他的一個重要的謀士叫做毛玠，就向他提出了一個戰略性的意見。
毛玠說：“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民生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國之誌，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毛玠的這一段話，水平是相當高啊，我覺得不次於諸葛亮的隆中對，他是從一個很高的角度對曹操提出了一種戰略性的意見。毛玠說現在國家的局勢是什麽樣的？天下大亂，四分五裂，國本動搖，皇帝被人劫持著走過來走過去，經濟崩潰，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樂業，災難流行，又是天災又是人禍。那麽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我們要把現任皇帝把他安定下來，這樣國本就保住了，做什麽都師出有名了，然後發展自己的實力。毛玠實際上講出了這樣兩個道理，就是在這樣一個動亂的時代你要成就一番事業，也就是他所說的霸王之業，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正義，二是實力。而實力當中首先是經濟實力，戰爭確實拚的是武力，但是戰爭武力比拚的背後是經濟實力的支撐，之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支持，你這場戰才能打得久，才能打得贏，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所以你必須修耕植、蓄軍資。除了經濟實力的比拚以外，戰爭作為政治的延續，還要比拚政治實力，政治實力靠什麽呢？靠正義的旗幟，你必須表現自己是師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義之師，至少你必須有一麵正義的旗幟。
所以毛玠的這個建議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包括三個內容：“奉天子”，就是整治策略；“修耕植”，就是發展農業生產，這是經濟策略；“蓄軍資”，這是軍事策略。這番話說下來以後，曹操非常地高興，《三國誌》用了四個子，叫做“敬納其言”，馬上實行。
公元196年，曹操開始屯田，當時因為連年的戰爭，許多土地都已經沒有業主了，也沒有人耕種。曹操下令，無主田畝收歸國有，統統收給他自己的政府所有。然後把這些田地拿出來一部分交給自己的軍隊和黃巾軍投降的那些士兵去耕種，叫做軍屯，還有一部分招募了那些失地的農民，那些流民來耕種叫民屯。耕牛和農具是由政府提供，然後軍人和農民向政府交五成到六成的地租，這個就叫做屯田。屯的意思就是居住方式軍事化，耕作方式集體化。也就是說，曹操建設了一個古代的生產建設兵團，曹操的軍政府就變成了農場主。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政策，也是一筆非常合算的買賣：第一，土地是人家丟下來的，耕牛和農具是從黃巾軍那裏繳獲的，曹操沒有一點本錢的投入，叫做無本生意；第二點，收五成到六成的地租，這是高利啊，因為漢代初年定下的地租是十五分之一，後來收得最少的時候甚至到了三十分之一，你現在變成了二分之一，暴利，但是對於士兵和農民來說現在有飯吃了，總比原來餓肚子好，所以大家也願意；第三，屯田製度是居住方式軍事化、耕作方式集體化，這就等於建設了一個軍民合一的新社會，和一支耕戰合一的新軍隊，這些人平時能幹，急時能戰，既是兵源，又是糧庫，豈不是一舉兩得，而且還解決了一個讓人頭疼的流民問題，這豈不是一舉多得。
曹操的屯田製，證明他不愧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曹操在頒布他的《屯田令》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就說怎樣才能平定天下呢？第一要強兵，第二要足食，兵不強、食不足，你何以得天下？而其他的那些諸侯就沒有這個戰略眼光，後來《魏書》有這麽一段話：“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這話什麽意思呢？就是說在天下大亂、諸侯並起的時候，除了曹操，沒有一支軍隊有一個長遠的打算。“饑則寇略”，肚子餓了就去搶老百姓的，“飽則棄餘”，吃飽了以後就把多餘的糧食都扔了。最後是什麽呢？最後是不攻自破，因為你如果斷了糧你就沒有戰鬥力了。實際上就在曹操的軍隊豐衣足食的時候，袁紹的軍隊在河北吃桑椹，袁術的軍隊在江南吃河蚌，沒有桑椹和河蚌吃的，就吃人。我們去讀《三國誌》可以多處發現這樣的字眼，大災人相食，蝗蟲起人相食，人饑相食，人吃人啊。那樣的軍隊怎麽可能會有戰鬥力呢？這樣的人怎麽可能和曹操爭雄？和這樣的人相比曹操又怎麽可能不是英雄？
從“首倡義兵”到“屯田備戰”，曹操在戰爭中已經由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將領成長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高手。其他那些和他一起起兵的那些人卻沒有什麽長進和出息，他們或者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者醉生夢死、得過且過，或者心懷鬼胎、混水摸魚，或者爭權奪利、自相殘殺。那邊西北軍還在肆虐，這邊關東軍已經開始自相殘殺；先是兗州刺史劉岱殺死了東郡太守橋瑁，後是渤海太守袁紹幹掉了冀州牧韓馥。那麽這個事情鬧完了以後，接下來就是袁紹和袁術兄弟兩個開始窩裏鬥，當時袁紹在北方，袁術在南方，袁術怎麽做呢？袁術聯絡更北方的公孫瓚來牽製袁紹；袁紹怎麽辦呢？袁紹聯絡更南方的劉表來對付袁術，兄弟兩個都玩起了“遠交近攻”，禍起蕭牆。
等曹操帶著一身的塵土、一身的血汙回到酸棗大營的時候，看見大營裏麵的各路諸侯在幹什麽呢？“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也就是說整天都在開酒會，在泡吧！曹操實在是忍無可忍，說國家民族已經到了這個份上，你們還居然天天都在喝酒！曹操悲憤地說：“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
我們高舉義旗，卻相互猜疑，太讓天下人失望了，我為你們這些人感到恥辱！曹操再一次感到了報國無門。
曹操已經看出，當時那些割據一方的諸侯都是一些自私自利、膽小怕事、無所作為的人。東漢王朝已經不可救藥，天下大亂已不可逆轉。腐朽的朝廷和官場也不需要什麽“治世之能臣”，所以曹操不得不重新選擇他的人生道路。那麽，曹操選擇了一條什麽路呢？
曹操的選擇是自己幹，曹操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
實際上對於曹操人生道路的選擇曆來是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許劭說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另一種說法見於《世說新語》，據說是橋玄說的，說法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所以當曹操處於亂世的時候，他其實是有兩個選擇的：一個是英雄，一個是奸雄。但是我認為至少，從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這十年當中，曹操可以稱為“亂世之英雄”。因為隻有曹操用自己微弱的一己之軀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如果說還有人的話，那就是孫權的父親孫堅，但是孫堅的謀略顯然不如曹操。
那麽在這十年間曹操都幹了什麽事。大體可分為三件事：一是略地，二是募兵，三是屯田。這三件事情都與黃巾起義有關係，那麽黃巾起義我們知道是地地道道的官逼民反，但是在曹操他們看來，卻是必須予以剿滅的反賊。在這個天下大亂的時候，黃巾軍趁著朝廷的官僚、將領、諸侯們爭權奪利的時候發展壯大起來了，於是在公元190年聚集在青州的黃巾軍進入了兗州，兗州刺史劉岱不聽鮑信的勸告，結果被黃巾軍所殺。這個時候鮑信和陳宮就請曹操來代理兗州牧，曹操代理兗州牧以後就跟黃巾軍作戰，最後戰敗了黃巾軍，黃巾軍向曹操投降。這個黃巾軍是個奇怪的軍事組織，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部隊，它還有隨軍的家屬和農民，就是當時的青州的黃巾軍戰鬥員是三十萬，隨軍家屬和農民加起來一共是一百萬，而且還帶著農具和耕牛。那麽曹操接受了黃巾軍投降以後，就把當中能打仗的人把他編成一隊，叫做“青州兵”。代理了兗州牧，曹操就有了根據地；收編了青州軍，曹操就有了戰鬥部隊。
但是曹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麽多人你如何安置，如何養活？這個時候他的一個重要的謀士叫做毛玠，就向他提出了一個戰略性的意見。
毛玠說：“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民生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國之誌，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強，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毛玠的這一段話，水平是相當高啊，我覺得不次於諸葛亮的隆中對，他是從一個很高的角度對曹操提出了一種戰略性的意見。毛玠說現在國家的局勢是什麽樣的？天下大亂，四分五裂，國本動搖，皇帝被人劫持著走過來走過去，經濟崩潰，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安居樂業，災難流行，又是天災又是人禍。那麽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我們要把現任皇帝把他安定下來，這樣國本就保住了，做什麽都師出有名了，然後發展自己的實力。毛玠實際上講出了這樣兩個道理，就是在這樣一個動亂的時代你要成就一番事業，也就是他所說的霸王之業，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正義，二是實力。而實力當中首先是經濟實力，戰爭確實拚的是武力，但是戰爭武力比拚的背後是經濟實力的支撐，之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支持，你這場戰才能打得久，才能打得贏，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所以你必須修耕植、蓄軍資。除了經濟實力的比拚以外，戰爭作為政治的延續，還要比拚政治實力，政治實力靠什麽呢？靠正義的旗幟，你必須表現自己是師出有名，是堂堂正正的正義之師，至少你必須有一麵正義的旗幟。
所以毛玠的這個建議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包括三個內容：“奉天子”，就是整治策略；“修耕植”，就是發展農業生產，這是經濟策略；“蓄軍資”，這是軍事策略。這番話說下來以後，曹操非常地高興，《三國誌》用了四個子，叫做“敬納其言”，馬上實行。
公元196年，曹操開始屯田，當時因為連年的戰爭，許多土地都已經沒有業主了，也沒有人耕種。曹操下令，無主田畝收歸國有，統統收給他自己的政府所有。然後把這些田地拿出來一部分交給自己的軍隊和黃巾軍投降的那些士兵去耕種，叫做軍屯，還有一部分招募了那些失地的農民，那些流民來耕種叫民屯。耕牛和農具是由政府提供，然後軍人和農民向政府交五成到六成的地租，這個就叫做屯田。屯的意思就是居住方式軍事化，耕作方式集體化。也就是說，曹操建設了一個古代的生產建設兵團，曹操的軍政府就變成了農場主。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政策，也是一筆非常合算的買賣：第一，土地是人家丟下來的，耕牛和農具是從黃巾軍那裏繳獲的，曹操沒有一點本錢的投入，叫做無本生意；第二點，收五成到六成的地租，這是高利啊，因為漢代初年定下的地租是十五分之一，後來收得最少的時候甚至到了三十分之一，你現在變成了二分之一，暴利，但是對於士兵和農民來說現在有飯吃了，總比原來餓肚子好，所以大家也願意；第三，屯田製度是居住方式軍事化、耕作方式集體化，這就等於建設了一個軍民合一的新社會，和一支耕戰合一的新軍隊，這些人平時能幹，急時能戰，既是兵源，又是糧庫，豈不是一舉兩得，而且還解決了一個讓人頭疼的流民問題，這豈不是一舉多得。
曹操的屯田製，證明他不愧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曹操在頒布他的《屯田令》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就說怎樣才能平定天下呢？第一要強兵，第二要足食，兵不強、食不足，你何以得天下？而其他的那些諸侯就沒有這個戰略眼光，後來《魏書》有這麽一段話：“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這話什麽意思呢？就是說在天下大亂、諸侯並起的時候，除了曹操，沒有一支軍隊有一個長遠的打算。“饑則寇略”，肚子餓了就去搶老百姓的，“飽則棄餘”，吃飽了以後就把多餘的糧食都扔了。最後是什麽呢？最後是不攻自破，因為你如果斷了糧你就沒有戰鬥力了。實際上就在曹操的軍隊豐衣足食的時候，袁紹的軍隊在河北吃桑椹，袁術的軍隊在江南吃河蚌，沒有桑椹和河蚌吃的，就吃人。我們去讀《三國誌》可以多處發現這樣的字眼，大災人相食，蝗蟲起人相食，人饑相食，人吃人啊。那樣的軍隊怎麽可能會有戰鬥力呢？這樣的人怎麽可能和曹操爭雄？和這樣的人相比曹操又怎麽可能不是英雄？
從“首倡義兵”到“屯田備戰”，曹操在戰爭中已經由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將領成長為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高手。其他那些和他一起起兵的那些人卻沒有什麽長進和出息，他們或者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者醉生夢死、得過且過，或者心懷鬼胎、混水摸魚，或者爭權奪利、自相殘殺。那邊西北軍還在肆虐，這邊關東軍已經開始自相殘殺；先是兗州刺史劉岱殺死了東郡太守橋瑁，後是渤海太守袁紹幹掉了冀州牧韓馥。那麽這個事情鬧完了以後，接下來就是袁紹和袁術兄弟兩個開始窩裏鬥，當時袁紹在北方，袁術在南方，袁術怎麽做呢？袁術聯絡更北方的公孫瓚來牽製袁紹；袁紹怎麽辦呢？袁紹聯絡更南方的劉表來對付袁術，兄弟兩個都玩起了“遠交近攻”，禍起蕭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