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思想
漢晉之際的學術思想發生劇烈的變動，主要受傳統思想的變化與政治鬥爭有關，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遊、重品藻，反動而變為循名責實，歸於申韓。因尚名務虛偽反動而為自然、率直，歸於老莊。
由於東漢晚期政治敗壞，局勢混亂。曹操與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來恢複社會秩序。曹操提倡信賞必罰，主張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觀念打破以門第或名教的標準。諸葛亮也提倡法治觀念，入蜀後修明法製，執法公平。提出“治國之要，務在舉賢”的主張以任才適用。他也重視軍法，如街亭之戰馬謖違反軍令而被斬，他也自貶三等。漢末魏初的名法思想為此後魏晉玄學思潮提供了基礎，使名士基於政治黑暗將焦點由名法的具體問題轉向玄學的抽象思辨。
經學方麵，漢末鄭玄之經學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晉之世，王肅繼承父學而注經，其對經學的見解與鄭玄不同，遂有鄭、王兩派互相駁難。曹魏末年，司馬氏篡魏為晉。當時政治黑暗，知識分子之思想趨向反動、消沉而無出路。傾向曹氏者多是失勢士子，采取清談方式批評政治，主張自然。傾向司馬氏者，則主張維持名教，使儒家作風漸起分化。因晉武帝為王肅外孫，遂被立為官學，一時黜鄭申王，使王學成為宗主。
魏晉時期最突出的思想為玄學。玄學屬於儒家發展的新形態，其基本教義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佛教般若學具有較高的思辨，它的思想被文人學士所吸收和改造利用，在經學向玄學的過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玄學家好談玄理，不談俗事，稱為清談，流行於魏晉時期。在公元240年－248年的醞釀期，以何晏和王弼為代表。玄學家認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後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見的表象“末”，進而提倡“以本統末”的理論。又視“本”為“道”，類比為沒有形體的“無”（原理、趨勢），視“末”為實際現象的“有”，並認為“萬物皆產生於無”。之後到司馬炎篡魏建晉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代表，他們把焦點由思想理論轉移到人生問題上。當時政治黑暗，司馬氏壓抑士大夫，並以崇尚名教自飾。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張禮法壓抑人性且虛偽，強調人性的解放與自然真誠。他們帶頭實現這個理論，形成一股解放個性的風氣。到了西晉之後，清談之風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裴頠對“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
文學著作
三國文學中以曹魏文學最盛，分為前期的建安文學及後期正始文學，其中建安文學反對靡弱詩風，被後人稱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這是因為自曹操等人熱愛文學，各地文士紛紛吸附。建安文學代表人物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學家還有邯鄲淳、蔡琰、繁欽、路粹、丁儀、楊修、荀緯等。曹操具有沉雄豪邁的氣概，古樸蒼涼的風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門行》、《讓縣自明本誌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華洋溢，曹丕著有文學評論《典論》，導致文學開始自覺發展。曹植具浪漫氣質，著有《洛神賦》等文。建安七子與蔡琰、楊修等人關心現實，麵向人生。他們的作品反映了漢末以來的社會變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學時期，由於當時政治形勢受司馬氏操控，文人備受壓抑，難以直接麵對現實。當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賢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莊，好玄學，對於社會現實，不如建安作家那樣執著，持比較衝淡的態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詠懷詩》尚繼承“建安風骨”，敢於麵對司馬氏政權，其文學都有鮮明的特色。《文心雕龍》提到“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誌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說明了阮籍和嵇康皆為正始文學的代表詩人。
東吳作家有張紘、薛綜、華覈、韋昭等。張紘為孫權長史，與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陳琳等友善。薛綜為江東名儒，居孫權太子師傅之位。華覈則是孫吳末年作家。蜀漢作家有諸葛亮、郤正、秦宓、陳壽等。諸葛亮作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師表》等。其文采雖不如他人豔麗，然而內容淺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決心。秦宓所寫的五言詩《遠遊》，是蜀漢流傳下來唯一可靠的詩篇。蜀中亦多有學者為書作注的人，如：許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漢後期有譙周、郤正都醉心於文學，譙周更寫下了《仇國論》討論過度征戰的缺點，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達意見的《釋譏》。東漢末年亦有研究纖圖、術數的學者，如：任安、周舒，之後出現了周群、杜瓊等人。
宗教發展
本時期為佛教與道教的發展時期。由於天災人禍不斷，人民紛紛尋求宗教慰藉心靈，使得能夠逐漸發展。
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迄今尚不明確，但至遲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已成公論。三國時期，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洛陽，從事翻譯。曇柯迦羅譯出《僧祇戒心》，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後世即以迦羅為律宗始祖。魏明帝曾大起浮屠，曹植也喜讀佛經，並創作梵唄。支謙、康僧會等先後入吳。孫權拜支謙為博士，輔導東宮。支謙的翻譯廣泛涉及大小乘經律，其中重要的有《維摩詰經》《大明度無極經》《太子瑞應本起經》等。康僧會得舍利，孫權為之建寺塔，號建初寺。康僧會先後譯出《六度集經》等。舊錄載蜀國譯有《首楞嚴》及《普曜經》。中土沙門也開始西行求法，朱士行於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出發前往於闐，寫得《大品般若》梵本九十章，於晉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遣弟子送回洛陽，後由竺叔蘭譯出，名《放光般若經》。
在佛教的影響下，方士把陰陽五行、服食煉養、導引行氣、辟穀延年、神仙長生、鬼神祭祀、圖讖符籙、巫術迷信等互相雜糅，並同《老子》牽合，構成原始道教。張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張道陵建立的五鬥米道，都是道教的雛型，到西晉時則稱為天師道。張角的太平道，在道術方麵較重“守一”。以《太平經》為主要經典，又稱《太平青領書》。內容龐雜，“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其社會思想既有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部分，也有呼籲公平、同情貧苦人民的部分。張角擁有廣大教眾後，於東漢末期率其弟張梁、張寶與部屬張曼成發起“黃巾之亂”，最後被東漢朝廷擊敗而漸漸勢微。張道陵於漢順帝時入四川鶴鳴山，造作符書，創建五鬥米道。一說五鬥米道真正創始人是張修，張魯殺張修奪取教權後托名張陵創教。該教可能是黃老之學與當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自巴蜀巫術。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淵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五鬥米道與太平道教理教義基本相同。張魯使教內“祭酒”誦習《老子五千文》，《老子想爾注》反映早期道教對《老子五千文》的解釋。張魯投降曹操後，五鬥米道由巴、漢流傳到江南一帶。
藝術
三國在藝術方麵，東吳有八位擅長各種藝術的名士，時人稱為八絕。有吳範、劉惇、趙達、嚴武、皇象、曹不興、宋壽和鄭嫗等人。例如嚴武擅下圍棋，同輩中無人能勝，有“棋聖”之稱。至於曹不興則擅繪畫、皇象則擅書法。
繪畫
東漢末期動亂不堪，許多畫作被破壞或遺失，造成損失。佛教的發展，開始出現以佛教為題材的繪畫。三國時期的繪畫，因政治動蕩、社會混亂而沒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國之前，繪畫主要屬於“百工之苑”的技術性職業，尚未藝術化，在本時期開始出現現實題材的內容，亦是由禮教宣傳過祖”，作品有《維摩詰圖》、《釋迦牟尼說法圖》等等。畫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傳的時期。畫家也由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轉移到長江流域。當時有名的畫家有曹不興、吳王趙夫人，其他擅長繪畫的有桓範、楊修、魏帝曹髦、諸葛瞻等人。孫吳曹不興，擅長寫生與繪佛畫，被譽為“佛畫之運筆而成。其作品富有立體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稱，號“曹家樣”。孫吳吳王趙夫人，吳丞相趙遠之妹，善於書法山水繪畫，時人譽為“針絕”。她為孫權繪各國山川地形圖，是開山水畫之首。漢末楊修相傳有《西京圖》等畫。曹魏桓範擅長丹青，魏帝曹髦繪畫人物史實。蜀漢諸葛瞻亦工書畫。
書法
書法藝術興起於東漢末期。從三國到西晉，隸書仍是官方通行的書體，當時的碑刻大都用隸書寫成。曹魏碑文書體方正、氣度莊嚴，少有生趣。孫吳的著名碑刻有《天發神讖碑》、《禪國山碑》、《穀朗碑》等。其中《天發神讖碑》以圓馭方，勢險局寬，氣勢雄偉奇恣。本時期主要的書法家有張芝、張昶、韋誕、鍾繇及皇象等人。張芝擅章草，並創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軍帖》、《今欲歸帖》等。張昶為張芝季弟，擅長章草與隸書。韋誕總結書法經驗，著有《筆經》。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鍾繇《宣示表》、《薦季直表》等作品為楷書經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隸書，尤精章草。流傳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將隊帖》及《天發神讖碑》等。
漢晉之際的學術思想發生劇烈的變動，主要受傳統思想的變化與政治鬥爭有關，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遊、重品藻，反動而變為循名責實，歸於申韓。因尚名務虛偽反動而為自然、率直，歸於老莊。
由於東漢晚期政治敗壞，局勢混亂。曹操與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來恢複社會秩序。曹操提倡信賞必罰，主張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觀念打破以門第或名教的標準。諸葛亮也提倡法治觀念，入蜀後修明法製，執法公平。提出“治國之要，務在舉賢”的主張以任才適用。他也重視軍法，如街亭之戰馬謖違反軍令而被斬，他也自貶三等。漢末魏初的名法思想為此後魏晉玄學思潮提供了基礎，使名士基於政治黑暗將焦點由名法的具體問題轉向玄學的抽象思辨。
經學方麵，漢末鄭玄之經學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晉之世，王肅繼承父學而注經，其對經學的見解與鄭玄不同，遂有鄭、王兩派互相駁難。曹魏末年，司馬氏篡魏為晉。當時政治黑暗，知識分子之思想趨向反動、消沉而無出路。傾向曹氏者多是失勢士子，采取清談方式批評政治，主張自然。傾向司馬氏者，則主張維持名教，使儒家作風漸起分化。因晉武帝為王肅外孫，遂被立為官學，一時黜鄭申王，使王學成為宗主。
魏晉時期最突出的思想為玄學。玄學屬於儒家發展的新形態，其基本教義為《老子》、《莊子》和《周易》，合稱三玄。佛教般若學具有較高的思辨，它的思想被文人學士所吸收和改造利用，在經學向玄學的過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玄學家好談玄理，不談俗事，稱為清談，流行於魏晉時期。在公元240年－248年的醞釀期，以何晏和王弼為代表。玄學家認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後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見的表象“末”，進而提倡“以本統末”的理論。又視“本”為“道”，類比為沒有形體的“無”（原理、趨勢），視“末”為實際現象的“有”，並認為“萬物皆產生於無”。之後到司馬炎篡魏建晉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為代表，他們把焦點由思想理論轉移到人生問題上。當時政治黑暗，司馬氏壓抑士大夫，並以崇尚名教自飾。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張禮法壓抑人性且虛偽，強調人性的解放與自然真誠。他們帶頭實現這個理論，形成一股解放個性的風氣。到了西晉之後，清談之風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權的達官顯要也大談玄理，呈現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權貴。裴頠對“自然”提出修正，主張“崇有論”，以矯“虛誕之弊”。郭象進一步證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學發展至此已臻終結。
文學著作
三國文學中以曹魏文學最盛，分為前期的建安文學及後期正始文學，其中建安文學反對靡弱詩風，被後人稱為“建安風骨”或“漢魏風骨”。這是因為自曹操等人熱愛文學，各地文士紛紛吸附。建安文學代表人物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學家還有邯鄲淳、蔡琰、繁欽、路粹、丁儀、楊修、荀緯等。曹操具有沉雄豪邁的氣概，古樸蒼涼的風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門行》、《讓縣自明本誌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華洋溢，曹丕著有文學評論《典論》，導致文學開始自覺發展。曹植具浪漫氣質，著有《洛神賦》等文。建安七子與蔡琰、楊修等人關心現實，麵向人生。他們的作品反映了漢末以來的社會變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難，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學時期，由於當時政治形勢受司馬氏操控，文人備受壓抑，難以直接麵對現實。當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賢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莊，好玄學，對於社會現實，不如建安作家那樣執著，持比較衝淡的態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詠懷詩》尚繼承“建安風骨”，敢於麵對司馬氏政權，其文學都有鮮明的特色。《文心雕龍》提到“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誌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說明了阮籍和嵇康皆為正始文學的代表詩人。
東吳作家有張紘、薛綜、華覈、韋昭等。張紘為孫權長史，與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陳琳等友善。薛綜為江東名儒，居孫權太子師傅之位。華覈則是孫吳末年作家。蜀漢作家有諸葛亮、郤正、秦宓、陳壽等。諸葛亮作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師表》等。其文采雖不如他人豔麗，然而內容淺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決心。秦宓所寫的五言詩《遠遊》，是蜀漢流傳下來唯一可靠的詩篇。蜀中亦多有學者為書作注的人，如：許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漢後期有譙周、郤正都醉心於文學，譙周更寫下了《仇國論》討論過度征戰的缺點，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達意見的《釋譏》。東漢末年亦有研究纖圖、術數的學者，如：任安、周舒，之後出現了周群、杜瓊等人。
宗教發展
本時期為佛教與道教的發展時期。由於天災人禍不斷，人民紛紛尋求宗教慰藉心靈，使得能夠逐漸發展。
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具體時間，迄今尚不明確，但至遲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已成公論。三國時期，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洛陽，從事翻譯。曇柯迦羅譯出《僧祇戒心》，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後世即以迦羅為律宗始祖。魏明帝曾大起浮屠，曹植也喜讀佛經，並創作梵唄。支謙、康僧會等先後入吳。孫權拜支謙為博士，輔導東宮。支謙的翻譯廣泛涉及大小乘經律，其中重要的有《維摩詰經》《大明度無極經》《太子瑞應本起經》等。康僧會得舍利，孫權為之建寺塔，號建初寺。康僧會先後譯出《六度集經》等。舊錄載蜀國譯有《首楞嚴》及《普曜經》。中土沙門也開始西行求法，朱士行於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出發前往於闐，寫得《大品般若》梵本九十章，於晉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遣弟子送回洛陽，後由竺叔蘭譯出，名《放光般若經》。
在佛教的影響下，方士把陰陽五行、服食煉養、導引行氣、辟穀延年、神仙長生、鬼神祭祀、圖讖符籙、巫術迷信等互相雜糅，並同《老子》牽合，構成原始道教。張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張道陵建立的五鬥米道，都是道教的雛型，到西晉時則稱為天師道。張角的太平道，在道術方麵較重“守一”。以《太平經》為主要經典，又稱《太平青領書》。內容龐雜，“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其社會思想既有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部分，也有呼籲公平、同情貧苦人民的部分。張角擁有廣大教眾後，於東漢末期率其弟張梁、張寶與部屬張曼成發起“黃巾之亂”，最後被東漢朝廷擊敗而漸漸勢微。張道陵於漢順帝時入四川鶴鳴山，造作符書，創建五鬥米道。一說五鬥米道真正創始人是張修，張魯殺張修奪取教權後托名張陵創教。該教可能是黃老之學與當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自巴蜀巫術。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淵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五鬥米道與太平道教理教義基本相同。張魯使教內“祭酒”誦習《老子五千文》，《老子想爾注》反映早期道教對《老子五千文》的解釋。張魯投降曹操後，五鬥米道由巴、漢流傳到江南一帶。
藝術
三國在藝術方麵，東吳有八位擅長各種藝術的名士，時人稱為八絕。有吳範、劉惇、趙達、嚴武、皇象、曹不興、宋壽和鄭嫗等人。例如嚴武擅下圍棋，同輩中無人能勝，有“棋聖”之稱。至於曹不興則擅繪畫、皇象則擅書法。
繪畫
東漢末期動亂不堪，許多畫作被破壞或遺失，造成損失。佛教的發展，開始出現以佛教為題材的繪畫。三國時期的繪畫，因政治動蕩、社會混亂而沒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國之前，繪畫主要屬於“百工之苑”的技術性職業，尚未藝術化，在本時期開始出現現實題材的內容，亦是由禮教宣傳過祖”，作品有《維摩詰圖》、《釋迦牟尼說法圖》等等。畫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傳的時期。畫家也由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轉移到長江流域。當時有名的畫家有曹不興、吳王趙夫人，其他擅長繪畫的有桓範、楊修、魏帝曹髦、諸葛瞻等人。孫吳曹不興，擅長寫生與繪佛畫，被譽為“佛畫之運筆而成。其作品富有立體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稱，號“曹家樣”。孫吳吳王趙夫人，吳丞相趙遠之妹，善於書法山水繪畫，時人譽為“針絕”。她為孫權繪各國山川地形圖，是開山水畫之首。漢末楊修相傳有《西京圖》等畫。曹魏桓範擅長丹青，魏帝曹髦繪畫人物史實。蜀漢諸葛瞻亦工書畫。
書法
書法藝術興起於東漢末期。從三國到西晉，隸書仍是官方通行的書體，當時的碑刻大都用隸書寫成。曹魏碑文書體方正、氣度莊嚴，少有生趣。孫吳的著名碑刻有《天發神讖碑》、《禪國山碑》、《穀朗碑》等。其中《天發神讖碑》以圓馭方，勢險局寬，氣勢雄偉奇恣。本時期主要的書法家有張芝、張昶、韋誕、鍾繇及皇象等人。張芝擅章草，並創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軍帖》、《今欲歸帖》等。張昶為張芝季弟，擅長章草與隸書。韋誕總結書法經驗，著有《筆經》。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鍾繇《宣示表》、《薦季直表》等作品為楷書經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隸書，尤精章草。流傳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將隊帖》及《天發神讖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