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青年時代，中國還沒有中學校。那時滿清政府采用官吏，還是用那科舉製度，憑了八股文取士，讀書人想求仕進，必須“三考出身”，有錢的人出錢“捐官”，那算是例外。第一步是在書房裏念書，先把四書和五經念完，再動手學做八股，名為“開筆”，及至文章“滿篇”，可以出去應考，普通大概總要十年工夫，所謂“十載寒窗”的話就是從這裏出來的了。經過縣府兩重考試，再應“院試”，如果八股文做得及格，考中“秀才”，便可去應“鄉試”，有中“舉人”的希望。舉人上京去“會試”，中了便是“進士”，經過“殿試”，考得好的入翰林院，其次也可以當部員，或者外放去做知縣。不過這應考要有耐心，因為秀才固然可以每年去考一回看，鄉試會試便要隔一二年了，有人“考運”不好，考上多少年，連一個秀才也拿不到手，就須得一年年的等下去。魯迅應考的準備是早已完成了，因為他讀書很快，在四書之外一共還讀了八經，文章也早已滿篇，可是他不能坐等考試，父親於光緒丙申（一八九六）年去世，家境窮困，沒法坐守下去。改業呢，普通是“學幕”去當師爺，不然是學錢業或當業，即是做錢店或當鋪的夥計，這也是他所不願意的。沒有什麽別的辦法，他便決意去進學堂。那時候還沒有中學校，但是類似的教育機關也已有了幾處，不過很是特別，名稱仍舊是“書院”，有如杭州的求是書院，南京的格致書院，教的是一般自然科學，隻可惜學生雖然不要學費，膳雜費還要自備，這在魯迅也是負擔不起的。幸而在這些文書院之外，還有幾個武學堂，都是公費供給，而且還有每月津貼的“贍銀”。魯迅那時便走向南京去，進了江南水師學堂。
魯迅考進水師學堂，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春天，可是因為學校辦得“烏煙瘴氣”，不久就退了學，到冬天改進了礦路學堂。這雖是一個文學堂，卻並不稱書院，因為它不是獨立的，隻附設在江南陸師學堂裏麵，所以一樣的叫作學堂。功課是以開礦為主，造鐵路為輔，期限三年畢業，前半期差不多是補習中學功課，算學，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應有盡有，魯迅也照例學過了。這固然是一切學問和知識的基礎，於他有一定的好處，但是另外還有一門學問，使他特別得益的，乃是所謂地學。這其實是現今的地質學，因為與礦學有關，所以有這一項功課，用的教科書是英國賴耶爾的《地質學綱要》的一部譯本，名為“地學淺說”。原書出版很早，在地質學中已是舊書了，但原是一種名著，說的很得要領，這使他得著些關於古生物學的知識，於幫助他了解進化論很有關係。那時中國也還沒有專講進化論的書，魯迅隻於課外買到一冊嚴複譯的《天演論》，才知道有什麽“物競天擇”這些道理，與進化論初次發生了接觸。不過那《天演論》原本隻是赫胥黎的一篇論文，題名“進化與倫理”，後半便大講其與哲學的關係，不能把進化論說得很清楚，在當時的作用是提出“優勝劣敗”的原則來，給予國人以一個警告罷了。
礦路學堂所學的重在技術，一般自然科學是基本，所以要補習一下，夠得上中學標準，可是文史一部分便是顯得缺乏了。學堂裏也有“漢文”這一門功課，讀的大抵都是《左傳》，作文題目也隻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之類。陸師學堂的總辦也照例由候補道兼充，不過還比較開通些，不像水師方麵那麽的烏煙瘴氣，在看書報方麵可以更為自由。但是魯迅在這一方麵的知識，在學堂裏所得不多，主要還是在家裏讀書時候立下了基礎來的。他讀“正經書”—準備考八股出題目用的四書五經讀得很快，可是因為有反感，不曾發生什麽影響，雖然平心說起來，《詩經》乃是古代歌謠，現在看來有許多是很可喜愛的。他就用餘暇來看別的古書，這在正經用功趕考的人說來是“雜覽”，最是妨礙正業，要不得的。魯迅看了許多正史以外的野史，子部雜家的筆記，不僅使他知識大為擴充，文章更有進益，又給了他兩樣好處，那是在積極方麵了解祖國偉大的文化遺產的價值，消極方麵則深切感到封建禮教的毒害，造成他“禮教吃人”的結論，成為後日發為《狂人日記》以後的那些小說的原因。
這裏須得來敘述一件事，雖然看似煩瑣，其實卻是相當重要的。魯迅對於古來文化有一個特別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統”的東西，他都不看重，卻是另外去找出有價值的作品來看。他對於唐朝的“韓文公”韓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這兩個大人物，絲毫不感受影響，雖然沒有顯明的攻擊過，但這總是值得注意的一點。他愛《楚辭》裏的屈原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淵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傳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由此引伸又多讀佛經，本來並無宗教信仰，隻是去當作古書來看，因為中國自後漢起便翻譯佛經，到六朝為止譯出了不少，所以當作六朝文來讀，也是很有興趣的事情。佛經倒也就是那麽一回事，隻是作為印度文學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國“撰述”類中卻有一部《弘明集》，是討論佛教的書，中間有梁朝範縝作的一篇《神滅論》，這給了他很大的益處。中國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諸子中間已有萌芽，後漢王充的《論衡》裏也有表示，不過未能徹底，到了範縝才毫不客氣的提出神滅論來了。大意是說神附於形而存在，形滅則神亦滅，他用刀來作比喻，說刀是形，刀的銳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毀滅則利也自然不存了。當時轟動一世，連信佛的梁武帝也親自出馬，和他辯難，可是終於無法折服他。這便給魯迅種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後來與科學知識，馬列主義相結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確定了。
礦路學堂因為是用中文教授的，所以功課中獨缺外國語這一門。這一個缺陷是他後來在日本，自己來補足的。他當初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那裏學的是德文，第二學年末了退學後，他在東京繼續自修，後來便用這當唯一的工具，譯出了果戈理的《死魂靈》等許多世界名著。日本語他也學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所譯日本現代作品，隻有在《現代日本小說集》中夏目漱石等幾個人的小說而已。他也曾學過俄文，一九〇六年春夏之交，同了陶望潮許季茀等一共六個人，去找亡命東京的馬利亞孔特夫人教讀，每人學費六元，在每月收入三十三元的官費留學生未免覺得壓手，所以幾個月後就停止了。那時所用教本係托教師從海參崴去買來，每冊五十戈比，書名可以叫做“看圖識字”吧，是很簡單的一種本子。事隔五十年，不意至今保存，上有魯迅親筆注上的小字，現存放在“故居”，大家還可以看得到。
《文匯報》）
魯迅考進水師學堂，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春天，可是因為學校辦得“烏煙瘴氣”，不久就退了學，到冬天改進了礦路學堂。這雖是一個文學堂，卻並不稱書院，因為它不是獨立的，隻附設在江南陸師學堂裏麵，所以一樣的叫作學堂。功課是以開礦為主，造鐵路為輔，期限三年畢業，前半期差不多是補習中學功課，算學，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應有盡有，魯迅也照例學過了。這固然是一切學問和知識的基礎，於他有一定的好處，但是另外還有一門學問，使他特別得益的，乃是所謂地學。這其實是現今的地質學，因為與礦學有關，所以有這一項功課，用的教科書是英國賴耶爾的《地質學綱要》的一部譯本，名為“地學淺說”。原書出版很早，在地質學中已是舊書了，但原是一種名著，說的很得要領，這使他得著些關於古生物學的知識，於幫助他了解進化論很有關係。那時中國也還沒有專講進化論的書，魯迅隻於課外買到一冊嚴複譯的《天演論》，才知道有什麽“物競天擇”這些道理，與進化論初次發生了接觸。不過那《天演論》原本隻是赫胥黎的一篇論文，題名“進化與倫理”，後半便大講其與哲學的關係，不能把進化論說得很清楚，在當時的作用是提出“優勝劣敗”的原則來，給予國人以一個警告罷了。
礦路學堂所學的重在技術，一般自然科學是基本，所以要補習一下，夠得上中學標準，可是文史一部分便是顯得缺乏了。學堂裏也有“漢文”這一門功課，讀的大抵都是《左傳》，作文題目也隻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之類。陸師學堂的總辦也照例由候補道兼充，不過還比較開通些，不像水師方麵那麽的烏煙瘴氣，在看書報方麵可以更為自由。但是魯迅在這一方麵的知識，在學堂裏所得不多，主要還是在家裏讀書時候立下了基礎來的。他讀“正經書”—準備考八股出題目用的四書五經讀得很快，可是因為有反感，不曾發生什麽影響，雖然平心說起來，《詩經》乃是古代歌謠，現在看來有許多是很可喜愛的。他就用餘暇來看別的古書，這在正經用功趕考的人說來是“雜覽”，最是妨礙正業，要不得的。魯迅看了許多正史以外的野史，子部雜家的筆記，不僅使他知識大為擴充，文章更有進益，又給了他兩樣好處，那是在積極方麵了解祖國偉大的文化遺產的價值，消極方麵則深切感到封建禮教的毒害，造成他“禮教吃人”的結論，成為後日發為《狂人日記》以後的那些小說的原因。
這裏須得來敘述一件事，雖然看似煩瑣，其實卻是相當重要的。魯迅對於古來文化有一個特別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統”的東西，他都不看重，卻是另外去找出有價值的作品來看。他對於唐朝的“韓文公”韓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這兩個大人物，絲毫不感受影響，雖然沒有顯明的攻擊過，但這總是值得注意的一點。他愛《楚辭》裏的屈原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淵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傳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由此引伸又多讀佛經，本來並無宗教信仰，隻是去當作古書來看，因為中國自後漢起便翻譯佛經，到六朝為止譯出了不少，所以當作六朝文來讀，也是很有興趣的事情。佛經倒也就是那麽一回事，隻是作為印度文學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國“撰述”類中卻有一部《弘明集》，是討論佛教的書，中間有梁朝範縝作的一篇《神滅論》，這給了他很大的益處。中國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諸子中間已有萌芽，後漢王充的《論衡》裏也有表示，不過未能徹底，到了範縝才毫不客氣的提出神滅論來了。大意是說神附於形而存在，形滅則神亦滅，他用刀來作比喻，說刀是形，刀的銳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毀滅則利也自然不存了。當時轟動一世，連信佛的梁武帝也親自出馬，和他辯難，可是終於無法折服他。這便給魯迅種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後來與科學知識，馬列主義相結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確定了。
礦路學堂因為是用中文教授的，所以功課中獨缺外國語這一門。這一個缺陷是他後來在日本，自己來補足的。他當初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那裏學的是德文，第二學年末了退學後，他在東京繼續自修，後來便用這當唯一的工具，譯出了果戈理的《死魂靈》等許多世界名著。日本語他也學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所譯日本現代作品，隻有在《現代日本小說集》中夏目漱石等幾個人的小說而已。他也曾學過俄文，一九〇六年春夏之交，同了陶望潮許季茀等一共六個人，去找亡命東京的馬利亞孔特夫人教讀，每人學費六元，在每月收入三十三元的官費留學生未免覺得壓手，所以幾個月後就停止了。那時所用教本係托教師從海參崴去買來，每冊五十戈比，書名可以叫做“看圖識字”吧，是很簡單的一種本子。事隔五十年，不意至今保存，上有魯迅親筆注上的小字，現存放在“故居”，大家還可以看得到。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