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逝世後，傅漢斯、張充和從美國電傳來一副挽詞。字是晉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張充和寫的。詞想必也是她擬的。隻有四句：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貼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麵。這位四妹對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蕪同誌編了一本《我所認識的沈從文》，寫得最好的一篇，我以為也應該是張充和寫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裏有少數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曆表時，“民族”一欄裏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選擇。湘西有少數民族血統的人大都有一股蠻勁、狠勁，做什麽都要做出一個名堂。黃永玉就是這樣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發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時是個頑童，愛遊泳（他叫“遊水”）。進城後好像就不遊了。三姐（師母張兆和）很想看他遊一次泳，但是沒有看到。我當然更沒有看到過。他少年當兵，漂泊轉徙，很少連續幾晚睡在同一張床上。吃的東西，最好的不過是切成四方的大塊豬肉（煮在豆芽菜湯裏）。行軍、拉船，鍛煉出一副極富耐力的體魄。二十歲冒冒失失地闖到北平來，舉目無親。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經常為弄不到一點東西“消化消化”而發愁。冬天屋裏生不起火，用被子圍起來，還是不停地寫。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他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麽！”他在信裏說了一些他剛到北京時的情形，同時又叫三姐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筆打出了一個天下了。一個隻讀過小學的人，竟成了一個大作家，而且積累了那麽多的學問，真是一個奇跡。
沈先生很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他應當算是個天才），隻是耐煩。他對別人的稱讚，也常說“要算耐煩”。看見兒子小虎搞機床設計時，說“要算耐煩”。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時，也說“要算耐煩”。他的“耐煩”，意思就是鍥而不舍，不怕費勁。一個時期，沈先生每個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都要出幾本書，被稱為“多產作家”，但他寫東西不是很快的，從來不是一揮而就。他年輕時常常日以繼夜地寫。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來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時夜間寫作，竟致暈倒，伏在自己的一攤鼻血裏，第二天才被人發現。我就親眼看到過他的帶有鼻血痕跡的手稿。他後來還常流鼻血，不過不那麽厲害了。他自己知道，並不驚慌。很奇怪，他連續感冒幾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他的作品看起來很輕鬆自如，若不經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來的。《邊城》一共不到七萬字，他告訴我，寫了半年。他這篇小說是《國聞周報》上連載的，每期一章。小說共二十一章，21x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這篇東西是他新婚之後寫的，那時他住在達子營。巴金住在他那裏。他們每天寫，巴老在屋裏寫，沈先生搬個小桌子，在院子裏樹蔭下寫。巴老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寫了《邊城》。他稱他的小說為“習作”，並不完全是謙虛。有些小說是為了教創作課給學生示範而寫的，因此試驗了各種方法。為了教學生寫對話，有的小說通篇都用對話組成，如《若墨醫生》；有的，一句對話也沒有。《月下小景》確是為了履行許給張家小五的諾言“寫故事給你看”而寫的。同時，當然是為了試驗一下“講故事”的方法（這一組“故事”明顯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談》和《一千零一夜》的影響）。同時，也為了試驗一下把六朝譯經和口語結合的文體。這種試驗，後來形成一種他自己說是“文白夾雜”的獨特的沈從文體，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燭虛》）中尤為成熟。他的親戚，語言學家周有光曾說“你的語言是古英語”，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講創作，不大愛說“結構”，他說是“組織”。我也比較喜歡“組織”這個詞。“結構”過於理智，“組織”更帶感情，較多作者的主觀。他曾把一篇小說一條一條地裁開，用不同方法組織，看看哪一種形式更為合適。沈先生愛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頭地腳頁邊，都是修改的字跡，蜘蛛網似的，這裏牽出一條，那裏牽出一條。作品發表了，改。成書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總要改。有時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來的，以致三姐後來不許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個極其細心、極其認真的義務責任編輯）。沈先生的作品寫得最快、最順暢、改得最少的，隻有一本《從文自傳》。這本自傳沒有經過冥思苦想，隻用了三個星期，一氣嗬成。
他不大用稿紙寫作。在昆明寫東西，是用毛筆寫在當地出產的竹紙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鋼筆，蘸水鋼筆。他抓鋼筆的手勢有點像抓毛筆（這一點可以證明他不是洋學堂出身）。《長河》就是用鋼筆寫的，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簿上，直行，兩麵寫。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寫的是行書。不熟悉他的字體的排字工人是會感到困難的。他晚年寫信寫文章愛用禿筆淡墨。用禿筆寫那樣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頓挫有致，真是一個功夫。
他很愛他的家鄉。他的《湘西》《湘行散記》和許多篇小說可以作證。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談起楓樹坳，——一到秋天滿城落了楓樹的紅葉。一說起來，不勝神往。黃永玉畫過一張鳳凰沈家門外的小巷，屋頂牆壁頗零亂，有大朵大朵的紅花——不知是不是夾竹桃，畫麵顏色很濃，水氣泱泱。沈先生很喜歡這張畫，說：“就是這樣！”八十歲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鳳凰，領著她看了他小說中所寫的各處，都還沒有大變樣。家鄉人聞知沈從文回來了，簡直不知怎樣招待才好。他說：“他們為我捉了一隻錦雞！”錦雞毛羽很好看，他很愛那隻錦雞，還抱著它照了一張相，後來知道竟做了他的盤中餐，對三姐說：“真煞風景！”錦雞肉並不怎麽好吃。沈先生說及時大笑，但也表現出對鄉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鄉聽了儺戲，這是一種古調猶存的很老的弋陽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對年輕人打鼓失去舊範很不以為然。沈先生聽了，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著“楚聲”，淚流滿麵。
沈先生八十歲生日，我曾寫了一首詩送他，開頭兩句是：
猶及回鄉聽楚聲，
此身雖在總堪驚。
端木蕻良看到這首詩，認為“猶及”二字很好。我寫下來的時候就有點覺得這不大吉利，沒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鄉聽一次了！他的家鄉每年有人來看他，沈先生非常親切地和他們談話，一坐半天。每當同鄉人來了，原來在座的朋友或學生就隻有退避在一邊，聽他們談話。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輩的有林宰平、徐誌摩。沈先生提及他們時充滿感情。沒有他們的提挈，沈先生也許就會當了警察，或者在馬路旁邊“癟了”。我認識他後，他經常來往的有楊振聲、張奚若、金嶽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楊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帶信，讓我到南鑼鼓巷他的住處去，我以為有什麽事。去了，隻是他親自給我煮一杯咖啡，讓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冊頁。這冊頁的芯子隻有火柴盒那樣大，橫的，是山水，用極富金石味的墨線勾輪廓，設極重的青綠，真是妙品。楊先生對待我這個初露頭角的學生如此，則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楊先生和沈先生夫婦曾在頤和園住過一個時期，想來也不過是清晨或黃昏到後山諧趣園一帶走走，看看湖裏的金絲蓮，或寫出一張得意的字來，互相欣賞欣賞，其餘時間各自在屋裏讀書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對青年的幫助真是不遺餘力。他曾經自己出錢為一個詩人出了第一本詩集。一九四七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先生提出賣字來幫助他。《益世報》登出了沈從文賣字的啟事，買字的可定出規格，而將價款直接寄給詩人。柯原一九八〇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記起有這回事。他對學生的作品細心修改，寄給相熟的報刊，盡量爭取發表。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麵反麵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隻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為出手的。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鄭振鐸、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創辦《文藝複興》，沈先生把我的《小學校的鍾聲》和《複仇》寄去。這兩篇稿子寫出已經有幾年，當時無地方可發表。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的，鄭先生收到，發現稿紙上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洞，使他大為激動。沈先生對我這個學生是很喜歡的。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他們全家有一陣住在呈貢新街，後遷跑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課時進城住兩三天。他進城時，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寶貝，借書。沈先生的書是為了自己看，也為了借給別人看的。“借書一癡，還書一癡”，借書的癡子不少，還書的癡子可不多。有些書借出去一去無蹤。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先生到一處演講回來，以為是一個難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兩個同學把我扶到他住處，灌了好些釅茶，我才醒過來。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先生開了門，一看，一句話沒說，出去買了幾個大橘子抱著回來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家庭，隨時都在親切和諧氣氛中。兩個兒子，小龍小虎，兄弟怡怡。他們都很高尚清白，無絲毫庸俗習氣，無一句粗鄙言語，——他們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溫雅。一家人於錢上都看得很淡。《沈從文文集》的稿費寄到，九千多元，大概開過家庭會議，又從存款中取出幾百元，湊成一萬，寄到家鄉辦學。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隻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淨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偶然還寫一點，筆下仍極活潑，如寫紀念陳翔鶴文章，實寫得極好），改業鑽研文物，而且鑽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實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對曆史文物有很大興趣。他寫的關於展子虔遊春圖的文章，我以為是一篇重要文章，從人物服裝顏色式樣考訂圖畫的年代的真偽，是別的鑒賞家所未注意的方法。他關於書法的文章，特別是對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見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遛街，總要看看市招，到裱畫店看看字畫。昆明市政府對麵有一堵大照壁，寫滿了一壁字（內容已不記得，大概不外是總理遺訓），字有七八寸見方大，用二爨摻一點北魏造像題記筆意，白牆藍字，是一位無名書家寫的，寫得實在好。我們每次經過，都要去看看。昆明有一位書法家叫吳忠藎，字寫得極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字，家家裱畫店都有他的剛剛裱好的字。字寫得很熟練，行書，隻是用筆枯扁，結體少變化。沈先生還去看過他，說“這位老先生寫了一輩子字！”，意思頗為他水平受到限製而惋惜。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見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聯上錢南園的四方大顏字，也還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後即喜歡搜集瓷器。有一個時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貴的舊瓷器，隻是不配套，因為是一件一件買回來的。他一度專門搜集青花瓷。買到手，過一陣就送人。西南聯大好幾位助教、研究生結婚時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對陶瓷賞鑒極精，一眼就知是什麽朝代的。一個朋友送我一個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給他看，他說：“元朝東西，民間窯！”有一陣搜集舊紙，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過色的，瓷青的、豆綠的、水紅的，觸手細膩到像煮熟的雞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極了。至於繭紙、高麗發箋，那是凡品了（他搜集舊紙，但自己舍不得用來寫字。晚年寫字用糊窗戶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
在昆明，搜集了一陣耿馬漆盒。這種漆盒昆明的地攤上很容易買到，且不貴。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則是“人棄我取”。其實這種竹胎的，塗紅黑兩色漆，刮出極繁複而奇異的花紋的圓盒是很美的。裝點心，裝花生米，裝郵票雜物均合適，放在桌上也是個擺設。這種漆盒也都陸續送人了。客人來，坐一陣，臨走時大都能帶走一個漆盒。有一陣研究中國絲綢，弄到許多大藏經的封麵，各種顏色都有：寶藍的、茶褐的、肉色的，花紋也是各式各樣。沈先生後來寫了一本《中國絲綢圖案》。有一陣研究刺繡。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鏡盒、香袋。不知他是從哪裏“尋摸”來的。這些繡品的針法真是多種多樣。我隻記得有一種繡法叫“打子”，是用一個一個絲線疙瘩綴出來的。他給我看一種繡品，叫“七色暈”，用七種顏色的絨繡成一個團花，看了真叫人發暈。他搜集、研究這些東西，不是為了消遣，是從發現、證實中國曆史文化的優越這個角度出發的，研究時充滿感情。我在他八十歲生日寫給他的詩裏有一聯：
玩物從來非喪誌，
著書老去為抒情。
這全是紀實。沈先生提及某種文物時常是讚歎不已。馬王堆那副不到一兩重的紗衣，他不知說了多少次。刺繡用的金線原來是盲人用一把刀，全憑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來的。他說起時非常感動。有一個木俑（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別：上衣的一半（連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紅的；下裳正好相反，一半是紅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說：“這真是現代派！”如果照這樣式（一點不用修改）做一件時裝，拿到巴黎去，由一個長身細腰的模特兒穿起來，到表演台上轉那麽一轉，準能把全巴黎都“鎮”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別捐給了幾個博物館、工藝美術院校和工藝美術工廠，連收條都不要一個。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從不講究。他在《湘行散記》裏說他穿了一件細毛料的長衫，這件長衫我可沒見過。我見他時總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藍布長衫，夾著一摞書，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後是藍卡其布或滌卡的幹部服，黑燈芯絨的“懶漢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記得是從房東手裏買的一件舊皮袍改製的，灰色粗線呢麵），他穿在身上，說是很暖和，高興得像一個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沒見他下過一次館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號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飯時總是到對麵米線鋪吃一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超不過兩角五分。三姐是會做菜的，會做八寶糯米鴨，燉在一個大砂鍋裏，但不常做。他們住在中老胡同時，有時張充和騎自行車到前門月盛齋買一包燒羊肉回來，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賓胡同時，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頭，炒慈姑。沈先生愛吃慈姑，說“這個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傳》中說他很會燉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沒見他燉過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亞蓉家去，先來看看我（王亞蓉住在我們家馬路對麵，——他七十多了，血壓高到二百多，還常為了一點研究資料上的小事到處跑），我讓他過一會兒來吃飯。他帶來一卷畫，是古代馬戲圖的摹本，實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問我的女兒：“精彩吧？”那天我給他做了一隻燒羊腿、一條魚。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稱道：“真好吃。”他經常吃的葷菜是：豬頭肉。
他的喪事十分簡單。他凡事不喜張揚，最反對搞個人的紀念活動。反對“辦生做壽”。他生前累次囑咐家人，他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但火化之前，總要有一點儀式。新華社消息的標題是《沈從文告別親友和讀者》，是合適的。隻通知少數親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隻有約二十多個布滿鮮花的花籃，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蘭。參加儀式的人也不戴紙製的白花，但每人發給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後放在遺體邊。不放哀樂，放沈先生生前喜愛的音樂，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等。沈先生麵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種在一個橢圓形的小小鈞窯盆裏。很多人不認識這種草。這就是《邊城》裏翠翠在夢裏采摘的那種草，沈先生喜歡的草。
不折不從亦慈亦讓
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貼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麵。這位四妹對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蕪同誌編了一本《我所認識的沈從文》，寫得最好的一篇，我以為也應該是張充和寫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裏有少數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曆表時，“民族”一欄裏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選擇。湘西有少數民族血統的人大都有一股蠻勁、狠勁，做什麽都要做出一個名堂。黃永玉就是這樣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發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時是個頑童，愛遊泳（他叫“遊水”）。進城後好像就不遊了。三姐（師母張兆和）很想看他遊一次泳，但是沒有看到。我當然更沒有看到過。他少年當兵，漂泊轉徙，很少連續幾晚睡在同一張床上。吃的東西，最好的不過是切成四方的大塊豬肉（煮在豆芽菜湯裏）。行軍、拉船，鍛煉出一副極富耐力的體魄。二十歲冒冒失失地闖到北平來，舉目無親。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經常為弄不到一點東西“消化消化”而發愁。冬天屋裏生不起火，用被子圍起來，還是不停地寫。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他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麽！”他在信裏說了一些他剛到北京時的情形，同時又叫三姐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筆打出了一個天下了。一個隻讀過小學的人，竟成了一個大作家，而且積累了那麽多的學問，真是一個奇跡。
沈先生很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他應當算是個天才），隻是耐煩。他對別人的稱讚，也常說“要算耐煩”。看見兒子小虎搞機床設計時，說“要算耐煩”。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時，也說“要算耐煩”。他的“耐煩”，意思就是鍥而不舍，不怕費勁。一個時期，沈先生每個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都要出幾本書，被稱為“多產作家”，但他寫東西不是很快的，從來不是一揮而就。他年輕時常常日以繼夜地寫。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來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時夜間寫作，竟致暈倒，伏在自己的一攤鼻血裏，第二天才被人發現。我就親眼看到過他的帶有鼻血痕跡的手稿。他後來還常流鼻血，不過不那麽厲害了。他自己知道，並不驚慌。很奇怪，他連續感冒幾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他的作品看起來很輕鬆自如，若不經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來的。《邊城》一共不到七萬字，他告訴我，寫了半年。他這篇小說是《國聞周報》上連載的，每期一章。小說共二十一章，21x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這篇東西是他新婚之後寫的，那時他住在達子營。巴金住在他那裏。他們每天寫，巴老在屋裏寫，沈先生搬個小桌子，在院子裏樹蔭下寫。巴老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寫了《邊城》。他稱他的小說為“習作”，並不完全是謙虛。有些小說是為了教創作課給學生示範而寫的，因此試驗了各種方法。為了教學生寫對話，有的小說通篇都用對話組成，如《若墨醫生》；有的，一句對話也沒有。《月下小景》確是為了履行許給張家小五的諾言“寫故事給你看”而寫的。同時，當然是為了試驗一下“講故事”的方法（這一組“故事”明顯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談》和《一千零一夜》的影響）。同時，也為了試驗一下把六朝譯經和口語結合的文體。這種試驗，後來形成一種他自己說是“文白夾雜”的獨特的沈從文體，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燭虛》）中尤為成熟。他的親戚，語言學家周有光曾說“你的語言是古英語”，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講創作，不大愛說“結構”，他說是“組織”。我也比較喜歡“組織”這個詞。“結構”過於理智，“組織”更帶感情，較多作者的主觀。他曾把一篇小說一條一條地裁開，用不同方法組織，看看哪一種形式更為合適。沈先生愛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頭地腳頁邊，都是修改的字跡，蜘蛛網似的，這裏牽出一條，那裏牽出一條。作品發表了，改。成書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總要改。有時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來的，以致三姐後來不許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個極其細心、極其認真的義務責任編輯）。沈先生的作品寫得最快、最順暢、改得最少的，隻有一本《從文自傳》。這本自傳沒有經過冥思苦想，隻用了三個星期，一氣嗬成。
他不大用稿紙寫作。在昆明寫東西，是用毛筆寫在當地出產的竹紙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鋼筆，蘸水鋼筆。他抓鋼筆的手勢有點像抓毛筆（這一點可以證明他不是洋學堂出身）。《長河》就是用鋼筆寫的，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簿上，直行，兩麵寫。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寫的是行書。不熟悉他的字體的排字工人是會感到困難的。他晚年寫信寫文章愛用禿筆淡墨。用禿筆寫那樣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頓挫有致，真是一個功夫。
他很愛他的家鄉。他的《湘西》《湘行散記》和許多篇小說可以作證。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談起楓樹坳，——一到秋天滿城落了楓樹的紅葉。一說起來，不勝神往。黃永玉畫過一張鳳凰沈家門外的小巷，屋頂牆壁頗零亂，有大朵大朵的紅花——不知是不是夾竹桃，畫麵顏色很濃，水氣泱泱。沈先生很喜歡這張畫，說：“就是這樣！”八十歲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鳳凰，領著她看了他小說中所寫的各處，都還沒有大變樣。家鄉人聞知沈從文回來了，簡直不知怎樣招待才好。他說：“他們為我捉了一隻錦雞！”錦雞毛羽很好看，他很愛那隻錦雞，還抱著它照了一張相，後來知道竟做了他的盤中餐，對三姐說：“真煞風景！”錦雞肉並不怎麽好吃。沈先生說及時大笑，但也表現出對鄉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鄉聽了儺戲，這是一種古調猶存的很老的弋陽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對年輕人打鼓失去舊範很不以為然。沈先生聽了，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著“楚聲”，淚流滿麵。
沈先生八十歲生日，我曾寫了一首詩送他，開頭兩句是：
猶及回鄉聽楚聲，
此身雖在總堪驚。
端木蕻良看到這首詩，認為“猶及”二字很好。我寫下來的時候就有點覺得這不大吉利，沒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鄉聽一次了！他的家鄉每年有人來看他，沈先生非常親切地和他們談話，一坐半天。每當同鄉人來了，原來在座的朋友或學生就隻有退避在一邊，聽他們談話。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輩的有林宰平、徐誌摩。沈先生提及他們時充滿感情。沒有他們的提挈，沈先生也許就會當了警察，或者在馬路旁邊“癟了”。我認識他後，他經常來往的有楊振聲、張奚若、金嶽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楊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帶信，讓我到南鑼鼓巷他的住處去，我以為有什麽事。去了，隻是他親自給我煮一杯咖啡，讓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冊頁。這冊頁的芯子隻有火柴盒那樣大，橫的，是山水，用極富金石味的墨線勾輪廓，設極重的青綠，真是妙品。楊先生對待我這個初露頭角的學生如此，則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楊先生和沈先生夫婦曾在頤和園住過一個時期，想來也不過是清晨或黃昏到後山諧趣園一帶走走，看看湖裏的金絲蓮，或寫出一張得意的字來，互相欣賞欣賞，其餘時間各自在屋裏讀書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對青年的幫助真是不遺餘力。他曾經自己出錢為一個詩人出了第一本詩集。一九四七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先生提出賣字來幫助他。《益世報》登出了沈從文賣字的啟事，買字的可定出規格，而將價款直接寄給詩人。柯原一九八〇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記起有這回事。他對學生的作品細心修改，寄給相熟的報刊，盡量爭取發表。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麵反麵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隻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為出手的。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鄭振鐸、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創辦《文藝複興》，沈先生把我的《小學校的鍾聲》和《複仇》寄去。這兩篇稿子寫出已經有幾年，當時無地方可發表。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的，鄭先生收到，發現稿紙上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洞，使他大為激動。沈先生對我這個學生是很喜歡的。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空襲，他們全家有一陣住在呈貢新街，後遷跑馬山桃源新村。沈先生有課時進城住兩三天。他進城時，我都去看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寶貝，借書。沈先生的書是為了自己看，也為了借給別人看的。“借書一癡，還書一癡”，借書的癡子不少，還書的癡子可不多。有些書借出去一去無蹤。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爛醉，坐在路邊，沈先生到一處演講回來，以為是一個難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兩個同學把我扶到他住處，灌了好些釅茶，我才醒過來。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幫子腫得老高。沈先生開了門，一看，一句話沒說，出去買了幾個大橘子抱著回來了。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見到的最好的家庭，隨時都在親切和諧氣氛中。兩個兒子，小龍小虎，兄弟怡怡。他們都很高尚清白，無絲毫庸俗習氣，無一句粗鄙言語，——他們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溫雅。一家人於錢上都看得很淡。《沈從文文集》的稿費寄到，九千多元，大概開過家庭會議，又從存款中取出幾百元，湊成一萬，寄到家鄉辦學。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隻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淨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偶然還寫一點，筆下仍極活潑，如寫紀念陳翔鶴文章，實寫得極好），改業鑽研文物，而且鑽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實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對曆史文物有很大興趣。他寫的關於展子虔遊春圖的文章，我以為是一篇重要文章，從人物服裝顏色式樣考訂圖畫的年代的真偽，是別的鑒賞家所未注意的方法。他關於書法的文章，特別是對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見地。在昆明，我陪他去遛街，總要看看市招，到裱畫店看看字畫。昆明市政府對麵有一堵大照壁，寫滿了一壁字（內容已不記得，大概不外是總理遺訓），字有七八寸見方大，用二爨摻一點北魏造像題記筆意，白牆藍字，是一位無名書家寫的，寫得實在好。我們每次經過，都要去看看。昆明有一位書法家叫吳忠藎，字寫得極多，很多人家都有他的字，家家裱畫店都有他的剛剛裱好的字。字寫得很熟練，行書，隻是用筆枯扁，結體少變化。沈先生還去看過他，說“這位老先生寫了一輩子字！”，意思頗為他水平受到限製而惋惜。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見到黑漆金字抱柱楹聯上錢南園的四方大顏字，也還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後即喜歡搜集瓷器。有一個時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貴的舊瓷器，隻是不配套，因為是一件一件買回來的。他一度專門搜集青花瓷。買到手，過一陣就送人。西南聯大好幾位助教、研究生結婚時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對陶瓷賞鑒極精，一眼就知是什麽朝代的。一個朋友送我一個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給他看，他說：“元朝東西，民間窯！”有一陣搜集舊紙，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過色的，瓷青的、豆綠的、水紅的，觸手細膩到像煮熟的雞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極了。至於繭紙、高麗發箋，那是凡品了（他搜集舊紙，但自己舍不得用來寫字。晚年寫字用糊窗戶的高麗紙，他說：“我的字值三分錢。”）。
在昆明，搜集了一陣耿馬漆盒。這種漆盒昆明的地攤上很容易買到，且不貴。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則是“人棄我取”。其實這種竹胎的，塗紅黑兩色漆，刮出極繁複而奇異的花紋的圓盒是很美的。裝點心，裝花生米，裝郵票雜物均合適，放在桌上也是個擺設。這種漆盒也都陸續送人了。客人來，坐一陣，臨走時大都能帶走一個漆盒。有一陣研究中國絲綢，弄到許多大藏經的封麵，各種顏色都有：寶藍的、茶褐的、肉色的，花紋也是各式各樣。沈先生後來寫了一本《中國絲綢圖案》。有一陣研究刺繡。除了衣服、裙子，弄了好多扇套、眼鏡盒、香袋。不知他是從哪裏“尋摸”來的。這些繡品的針法真是多種多樣。我隻記得有一種繡法叫“打子”，是用一個一個絲線疙瘩綴出來的。他給我看一種繡品，叫“七色暈”，用七種顏色的絨繡成一個團花，看了真叫人發暈。他搜集、研究這些東西，不是為了消遣，是從發現、證實中國曆史文化的優越這個角度出發的，研究時充滿感情。我在他八十歲生日寫給他的詩裏有一聯：
玩物從來非喪誌，
著書老去為抒情。
這全是紀實。沈先生提及某種文物時常是讚歎不已。馬王堆那副不到一兩重的紗衣，他不知說了多少次。刺繡用的金線原來是盲人用一把刀，全憑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來的。他說起時非常感動。有一個木俑（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別：上衣的一半（連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紅的；下裳正好相反，一半是紅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說：“這真是現代派！”如果照這樣式（一點不用修改）做一件時裝，拿到巴黎去，由一個長身細腰的模特兒穿起來，到表演台上轉那麽一轉，準能把全巴黎都“鎮”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都分別捐給了幾個博物館、工藝美術院校和工藝美術工廠，連收條都不要一個。
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從不講究。他在《湘行散記》裏說他穿了一件細毛料的長衫，這件長衫我可沒見過。我見他時總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藍布長衫，夾著一摞書，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後是藍卡其布或滌卡的幹部服，黑燈芯絨的“懶漢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記得是從房東手裏買的一件舊皮袍改製的，灰色粗線呢麵），他穿在身上，說是很暖和，高興得像一個孩子。吃得很清淡。我沒見他下過一次館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二十號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飯時總是到對麵米線鋪吃一碗一角三分錢的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超不過兩角五分。三姐是會做菜的，會做八寶糯米鴨，燉在一個大砂鍋裏，但不常做。他們住在中老胡同時，有時張充和騎自行車到前門月盛齋買一包燒羊肉回來，就算加了菜了。在小羊宜賓胡同時，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頭，炒慈姑。沈先生愛吃慈姑，說“這個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傳》中說他很會燉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沒見他燉過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亞蓉家去，先來看看我（王亞蓉住在我們家馬路對麵，——他七十多了，血壓高到二百多，還常為了一點研究資料上的小事到處跑），我讓他過一會兒來吃飯。他帶來一卷畫，是古代馬戲圖的摹本，實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問我的女兒：“精彩吧？”那天我給他做了一隻燒羊腿、一條魚。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稱道：“真好吃。”他經常吃的葷菜是：豬頭肉。
他的喪事十分簡單。他凡事不喜張揚，最反對搞個人的紀念活動。反對“辦生做壽”。他生前累次囑咐家人，他死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但火化之前，總要有一點儀式。新華社消息的標題是《沈從文告別親友和讀者》，是合適的。隻通知少數親友。——有一些景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隻有約二十多個布滿鮮花的花籃，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蘭。參加儀式的人也不戴紙製的白花，但每人發給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後放在遺體邊。不放哀樂，放沈先生生前喜愛的音樂，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等。沈先生麵色如生，很安詳地躺著。我走近他身邊，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種在一個橢圓形的小小鈞窯盆裏。很多人不認識這種草。這就是《邊城》裏翠翠在夢裏采摘的那種草，沈先生喜歡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