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胡開明塞外救百姓（一）
1）主動請纓來塞外1958年，當“大躍進”的狂瀾在華夏大地掀起陣陣波濤的時候，時任河北省委常委、主管工業的副省長胡開明也和眾人一樣，對“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充滿信心的，但隨著生產建設方麵出現的一係列挫折，胡開明逐漸變得疑惑起來了。
1959年秋，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葛啟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省委點名批判，並被撤職；市委農業書記史萬修也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被批判清洗；整個市委被指責“右傾”。胡開明率領工作組進駐張家口，指導反右傾工作。可是他調查研究了一番後，發現這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的話，辦的事都沒有錯。特別是連公社一級的幹部都揪出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打擊麵過大。
眼見塞外“左禍”猖獗、民不聊生，胡開明主動請纓，高職低就，1959年12月11日來張家口任市委第一書記。不久他又接到周恩來簽發的任命書：“胡開明同誌任張家口軍分區政委。”
停止反右傾胡開明一到任就在市委的三級幹部會議上傳達了省委黨委擴大會議的決議精神，隻過了幾天，他就頂著寒風，來到了聞名全省的糧食高產“元帥縣”——張北縣。
張北縣正在反右。縣委書記劉文達和管農業的書記張文光等人被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
“你組織了右傾反黨集團？”胡開明開門見山問張文光。
“我們三個管農業的書記常在一塊討論，反對高指標，所以被打成反黨集團。”
“那到底一畝地能打多少糧食？”
“平均超不過100斤。”
他來到了黃蓋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顆燜土豆，一鍋酸溜溜草湯；而胡開明手裏的材料上，赫赫印著：黃蓋淖公社平均畝產410斤。
胡開明滿腹憂慮，情況遠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他心急如焚，覺得再不能這樣搞下去了。在和市委有關領導商量並征得同意後，在有全區上萬名基層幹部參加的電話會議上，胡開明果斷地宣布反右急刹車。與此同時，胡開明還在市委常委會上鄭重提出了給敢於講真話的張北縣委書記劉文達、張文光等一大批犯了所謂“右傾”錯誤的同誌平反，讓他們重新出來工作。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果斷決定公社一級的反右傾運動立即停止，保護了一大批基層幹部。
3）解散食堂胡開明到蔚縣西合營調查時發現，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逐日增加，他親自數次到省裏反映情況，提出減少純調出糧食數量，要求增加救濟糧指標。他還一次又一次給省政府主要領導打電話，提出殺一批過冬的弱牲口渡饑荒。但省領導總感到事關重大，不敢貿然批準。直到**1960年冬到天津視察，河北省委領導小心翼翼地給**匯報了張家口想殺老牛和瘦羊的事。正為老百姓餓飯而犯愁的**不加思索，大手一揮。說：“救人要緊，殺就殺吧”這一舉動使張家口不少人得以活命。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全省農民口糧從12月開始日均2兩5。胡開明多次向省裏反映2兩5的定量不夠吃，張家口氣候寒冷，不能搞一刀切，並曾與省委某領導發生激烈辯論。他說人不是雞，雞每天吃2兩5還差不多，但人絕對不行。經過艱苦的工作，最後終於爭取到了日均3兩75。
胡開明允許集體牲畜私人圈養；允許個人開荒自救，誰種誰收；批準搞包產到組等等。這些措施後來都成了他的罪狀。
不僅如此，胡開明還領導全區人民開展自救運動，他組織各級領導幹部籌措糧食，搞代食品、采集野菜，盡可能地保證全地區人民的最低生活。
在采取種種措施渡過饑荒的過程中，胡開明通過調查發現，1958年以來開辦的農村公共食堂不僅不利於克服饑荒，反而更加劇了困難。張家口大多數地方人煙稀少，一個村幾十戶人家，住的相隔四五裏，每天去食堂吃飯，路上耽誤不少勞動時間；加上糧食定量低，大鍋飯難得分均勻乃至出現多吃多占，產生不少矛盾，嚴重影響群眾生產自救的積極性，要是各戶自己開夥，可以省柴、省糧、省工。
麵對這種情況，胡開明根據廣大群眾的意願，向省裏提交了《解散農村公共食堂試點情況的報告》，明確提出“在目前物質基礎不具備的條件下，勉強辦公共食堂對生產不利，食堂勢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到1961年5月，中央和省委正式發出《關於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時，張家口的食堂已大部分解散了。
胡開明對整人從來沒有興趣。在上級的一再逼迫下，他不得不展開“反壞奪權鬥爭”，但竭力縮小打擊麵，結果受到省裏批評，說他“不抓階級鬥爭”。
他長期從政，飽經風霜，卻還像孩子般純真，對上不諂，對下不欺，沒有一點看風向，上麵喜歡什麽就說什麽的陋習。有些省領導雖然不喜歡他，下麵卻眷戀他。他調回省後，張家口地區的13個縣委書記聯名給省委寫信，挽留胡開明同誌，舍不得他走。這在全河北省史無前例，全國恐怕也少見。
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很器重他，原來內定他回來當常務副省長。但上任前，林鐵讓他代表張家口地區出席華北局工作會議。他在會上逆著潮流，又公開宣傳包產到組的主張，受到了批判。
省委立刻讓他寫檢查，寫了一遍又一遍。常務副省長自然泡了湯，以後一直坐冷板凳……受到了殘酷的批鬥，甚至還被假槍斃過。
4）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到小隊通過一段時間的實際調查，胡開明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要想從根本上擺脫貧困和饑餓，必須把生產搞上去。
一個偶然的機會，胡開明看到了由蘇聯奧斯基柯等寫的《集體農莊的生產組織》一書，對該書講到的農莊內實行的小組地段責任製和定產到地、責任到人的製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帶領工作組參加郭磊莊大隊的一次婦女座談會，則使胡開明大受啟發。在會上，大家告訴胡開明，二隊曾死過一頭大騾子。這頭騾子又高又大，拉車很有勁。可大家聽說它死了，卻高興得眉開眼笑。跑到二隊等著分騾子肉。
胡開明問：“為什麽？”
他們說：“這麽大的隊，還不知道少誰的呢，心疼啥。”
胡開明說：“如果是你們小隊死了牲口，你們高興嗎？”
婦女們七嘴八舌：“那不和自己家的牲口差不多嗎！恐怕哭還來不及呢。”
聽了大家的話，胡開明好久沒有做聲，他想了很多：建國十多年來，從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這一段生產是上升了，但到高級社，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以後，生產開始下降了。一個公社或大隊，有幾十個村，自然條件、勞動情況差別很大，但在分配時，卻以公社或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幹多幹少一個樣，結果必然挫傷了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可是這種“共產風”長期以來卻被當作“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予以肯定。問題的症結找到了。他痛心地對工作組的同誌說：“再也不能叫他們盼著吃騾子肉了。”
胡開明立即找來了村幹部和一些社員，進一步傾聽他們的意見。經過與大家的反複討論、醞釀，最後商定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到小隊，變“大公”為“小公”，以此來糾正平均主義的“共產風”。
他帶領一個工作組到郭磊莊大隊蹲點，吃住在農民家裏，專門搞生產隊的收益分配“大包幹”即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試點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準備，郭磊莊順利實現了基本核算單位下放。
根據郭磊莊的經驗，胡開明親自起草了《關於郭磊莊分配大包幹的調查報告》，並立即上報給省委。
就在這個時候，省委主管農業的書記又給胡開明打來了電話說，省委主要領導在廣州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已議過關於是否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但沒有做出結論。省委主要領導要求轉告胡開明，張家口最好就不要再擴大試點了。
對此，在地委常委會上，胡開明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還是幹！咱們自己推廣。”這個意見得到了絕大多數同誌的支持。於是，全地區各社隊的核算單位下放工作逐步推廣開來。
同時，一份要求在張家口地區各生產隊因地製宜地推行“分配大包幹”的請示報告再次上報省委。
8月24日，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
廬山會議結束後，9月27日下午，**乘坐的專列到達邯鄲，聽取河北省委的匯報。省委主要負責同誌及分管農業的書記，張家口、保定、石家莊、邯鄲地委書記參加了匯報。
匯報的重點，還是圍繞著核算單位下放的問題。聽完匯報後，**當即表示：原來的“三包一獎”是個大問題，不以腳為基礎，以腿為基礎，鬧平均主義，腳在生產，腿在分配。隨後，**又問，是否有具體的試點材料，劉子厚把張家口和保定的材料遞給**。
**一邊看，一邊在張家口的材料上批示：“中央政治局：這個材料請你們看看，我認為基本核算單位還是下放到生產隊好，請你們討論決定。”
**批示時，胡開明就在**身旁。胡開明的心隨著**的一筆一劃而跳動。當**寫完最後一個字時，胡開明的眼眶裏已經充滿了淚水。
9月29日，**將這次談話的記錄轉送給政治局常委其他同誌時，又寫道：“農民說，六十條就是缺了這一條。這一條是什麽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林、牧、副、漁的大發展仍然受到束縛，群眾的積極性仍然要受到影響。”“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小隊而不是大隊。……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七年之久的糊塗日子從1956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清醒過來了吧”
10月7日，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將郭磊莊報告列為附件，中央這一指示指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是以生產大隊好，還是以生產隊好，很需要研究。並要求各級黨委調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決定。”
1962年2月13日，中央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要求當年春耕前後，把基本核算單位調整為生產小隊的工作做完。
當時，在南方養病的省委第一書記林鐵興奮地打來電話：“開明同誌，**說了基本核算單位還是放在小隊上好。這件事你是有功的呀”
1）主動請纓來塞外1958年，當“大躍進”的狂瀾在華夏大地掀起陣陣波濤的時候，時任河北省委常委、主管工業的副省長胡開明也和眾人一樣，對“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充滿信心的，但隨著生產建設方麵出現的一係列挫折，胡開明逐漸變得疑惑起來了。
1959年秋，張家口市委第一書記葛啟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被省委點名批判，並被撤職；市委農業書記史萬修也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被批判清洗；整個市委被指責“右傾”。胡開明率領工作組進駐張家口，指導反右傾工作。可是他調查研究了一番後，發現這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的話，辦的事都沒有錯。特別是連公社一級的幹部都揪出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打擊麵過大。
眼見塞外“左禍”猖獗、民不聊生，胡開明主動請纓，高職低就，1959年12月11日來張家口任市委第一書記。不久他又接到周恩來簽發的任命書：“胡開明同誌任張家口軍分區政委。”
停止反右傾胡開明一到任就在市委的三級幹部會議上傳達了省委黨委擴大會議的決議精神，隻過了幾天，他就頂著寒風，來到了聞名全省的糧食高產“元帥縣”——張北縣。
張北縣正在反右。縣委書記劉文達和管農業的書記張文光等人被打成了右傾反黨集團。
“你組織了右傾反黨集團？”胡開明開門見山問張文光。
“我們三個管農業的書記常在一塊討論，反對高指標，所以被打成反黨集團。”
“那到底一畝地能打多少糧食？”
“平均超不過100斤。”
他來到了黃蓋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顆燜土豆，一鍋酸溜溜草湯；而胡開明手裏的材料上，赫赫印著：黃蓋淖公社平均畝產410斤。
胡開明滿腹憂慮，情況遠比他想象的要嚴重得多，他心急如焚，覺得再不能這樣搞下去了。在和市委有關領導商量並征得同意後，在有全區上萬名基層幹部參加的電話會議上，胡開明果斷地宣布反右急刹車。與此同時，胡開明還在市委常委會上鄭重提出了給敢於講真話的張北縣委書記劉文達、張文光等一大批犯了所謂“右傾”錯誤的同誌平反，讓他們重新出來工作。他利用手中的權力，果斷決定公社一級的反右傾運動立即停止，保護了一大批基層幹部。
3）解散食堂胡開明到蔚縣西合營調查時發現，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逐日增加，他親自數次到省裏反映情況，提出減少純調出糧食數量，要求增加救濟糧指標。他還一次又一次給省政府主要領導打電話，提出殺一批過冬的弱牲口渡饑荒。但省領導總感到事關重大，不敢貿然批準。直到**1960年冬到天津視察，河北省委領導小心翼翼地給**匯報了張家口想殺老牛和瘦羊的事。正為老百姓餓飯而犯愁的**不加思索，大手一揮。說：“救人要緊，殺就殺吧”這一舉動使張家口不少人得以活命。
1960年冬，河北省委決定全省農民口糧從12月開始日均2兩5。胡開明多次向省裏反映2兩5的定量不夠吃，張家口氣候寒冷，不能搞一刀切，並曾與省委某領導發生激烈辯論。他說人不是雞，雞每天吃2兩5還差不多，但人絕對不行。經過艱苦的工作，最後終於爭取到了日均3兩75。
胡開明允許集體牲畜私人圈養；允許個人開荒自救，誰種誰收；批準搞包產到組等等。這些措施後來都成了他的罪狀。
不僅如此，胡開明還領導全區人民開展自救運動，他組織各級領導幹部籌措糧食，搞代食品、采集野菜，盡可能地保證全地區人民的最低生活。
在采取種種措施渡過饑荒的過程中，胡開明通過調查發現，1958年以來開辦的農村公共食堂不僅不利於克服饑荒，反而更加劇了困難。張家口大多數地方人煙稀少，一個村幾十戶人家，住的相隔四五裏，每天去食堂吃飯，路上耽誤不少勞動時間；加上糧食定量低，大鍋飯難得分均勻乃至出現多吃多占，產生不少矛盾，嚴重影響群眾生產自救的積極性，要是各戶自己開夥，可以省柴、省糧、省工。
麵對這種情況，胡開明根據廣大群眾的意願，向省裏提交了《解散農村公共食堂試點情況的報告》，明確提出“在目前物質基礎不具備的條件下，勉強辦公共食堂對生產不利，食堂勢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到1961年5月，中央和省委正式發出《關於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時，張家口的食堂已大部分解散了。
胡開明對整人從來沒有興趣。在上級的一再逼迫下，他不得不展開“反壞奪權鬥爭”，但竭力縮小打擊麵，結果受到省裏批評，說他“不抓階級鬥爭”。
他長期從政，飽經風霜，卻還像孩子般純真，對上不諂，對下不欺，沒有一點看風向，上麵喜歡什麽就說什麽的陋習。有些省領導雖然不喜歡他，下麵卻眷戀他。他調回省後，張家口地區的13個縣委書記聯名給省委寫信，挽留胡開明同誌，舍不得他走。這在全河北省史無前例，全國恐怕也少見。
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很器重他，原來內定他回來當常務副省長。但上任前，林鐵讓他代表張家口地區出席華北局工作會議。他在會上逆著潮流，又公開宣傳包產到組的主張，受到了批判。
省委立刻讓他寫檢查，寫了一遍又一遍。常務副省長自然泡了湯，以後一直坐冷板凳……受到了殘酷的批鬥，甚至還被假槍斃過。
4）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到小隊通過一段時間的實際調查，胡開明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要想從根本上擺脫貧困和饑餓，必須把生產搞上去。
一個偶然的機會，胡開明看到了由蘇聯奧斯基柯等寫的《集體農莊的生產組織》一書，對該書講到的農莊內實行的小組地段責任製和定產到地、責任到人的製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帶領工作組參加郭磊莊大隊的一次婦女座談會，則使胡開明大受啟發。在會上，大家告訴胡開明，二隊曾死過一頭大騾子。這頭騾子又高又大，拉車很有勁。可大家聽說它死了，卻高興得眉開眼笑。跑到二隊等著分騾子肉。
胡開明問：“為什麽？”
他們說：“這麽大的隊，還不知道少誰的呢，心疼啥。”
胡開明說：“如果是你們小隊死了牲口，你們高興嗎？”
婦女們七嘴八舌：“那不和自己家的牲口差不多嗎！恐怕哭還來不及呢。”
聽了大家的話，胡開明好久沒有做聲，他想了很多：建國十多年來，從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這一段生產是上升了，但到高級社，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以後，生產開始下降了。一個公社或大隊，有幾十個村，自然條件、勞動情況差別很大，但在分配時，卻以公社或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幹多幹少一個樣，結果必然挫傷了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可是這種“共產風”長期以來卻被當作“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予以肯定。問題的症結找到了。他痛心地對工作組的同誌說：“再也不能叫他們盼著吃騾子肉了。”
胡開明立即找來了村幹部和一些社員，進一步傾聽他們的意見。經過與大家的反複討論、醞釀，最後商定把基本核算單位放到小隊，變“大公”為“小公”，以此來糾正平均主義的“共產風”。
他帶領一個工作組到郭磊莊大隊蹲點，吃住在農民家裏，專門搞生產隊的收益分配“大包幹”即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試點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準備，郭磊莊順利實現了基本核算單位下放。
根據郭磊莊的經驗，胡開明親自起草了《關於郭磊莊分配大包幹的調查報告》，並立即上報給省委。
就在這個時候，省委主管農業的書記又給胡開明打來了電話說，省委主要領導在廣州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已議過關於是否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但沒有做出結論。省委主要領導要求轉告胡開明，張家口最好就不要再擴大試點了。
對此，在地委常委會上，胡開明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還是幹！咱們自己推廣。”這個意見得到了絕大多數同誌的支持。於是，全地區各社隊的核算單位下放工作逐步推廣開來。
同時，一份要求在張家口地區各生產隊因地製宜地推行“分配大包幹”的請示報告再次上報省委。
8月24日，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
廬山會議結束後，9月27日下午，**乘坐的專列到達邯鄲，聽取河北省委的匯報。省委主要負責同誌及分管農業的書記，張家口、保定、石家莊、邯鄲地委書記參加了匯報。
匯報的重點，還是圍繞著核算單位下放的問題。聽完匯報後，**當即表示：原來的“三包一獎”是個大問題，不以腳為基礎，以腿為基礎，鬧平均主義，腳在生產，腿在分配。隨後，**又問，是否有具體的試點材料，劉子厚把張家口和保定的材料遞給**。
**一邊看，一邊在張家口的材料上批示：“中央政治局：這個材料請你們看看，我認為基本核算單位還是下放到生產隊好，請你們討論決定。”
**批示時，胡開明就在**身旁。胡開明的心隨著**的一筆一劃而跳動。當**寫完最後一個字時，胡開明的眼眶裏已經充滿了淚水。
9月29日，**將這次談話的記錄轉送給政治局常委其他同誌時，又寫道：“農民說，六十條就是缺了這一條。這一條是什麽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林、牧、副、漁的大發展仍然受到束縛，群眾的積極性仍然要受到影響。”“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小隊而不是大隊。……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七年之久的糊塗日子從1956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清醒過來了吧”
10月7日，中央發出了《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指示》，將郭磊莊報告列為附件，中央這一指示指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究竟是以生產大隊好，還是以生產隊好，很需要研究。並要求各級黨委調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決定。”
1962年2月13日，中央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要求當年春耕前後，把基本核算單位調整為生產小隊的工作做完。
當時，在南方養病的省委第一書記林鐵興奮地打來電話：“開明同誌，**說了基本核算單位還是放在小隊上好。這件事你是有功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