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國發生了饑荒，不少地方出現了浮腫病，有的地方餓死了人。嚴峻的糧食短缺，不得不放寬農村政策，提出人民公社也要實行包工包產責任製。1959年4月，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幹部寫了一封信，要求：“包產一定要落實”。但是，允許的“包產”是有限度的，底線就是生產小隊，決不能包產到戶。
廣大農民對“出工一窩蜂、分配大平均”的管理製度早在高級社時就有意見，他們希望的是自己具有土地經營和產品分配的自主權。也就是種地自己說了算，不要幹部的瞎指揮，生產的農產品交足國家和集體的之後，剩下的全歸自己支配，不要幹部來卡自己的脖子。(.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他們最希望包產到戶。了解農民的幹部，包括一些中高級幹部，深知民意，認為隻有包產到戶，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平均主義，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是克服饑荒的最有效的政策。於是，很多地方在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包工包產責任製”的政策時，越過了畫出的底線，搞起了包產到戶的試驗。1957年反右時遭到批判的包產到戶，在1959年的5、6、7月，“春風吹又生”了。
河南省新鄉是盛產糧棉的富庶地區，但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折騰下，生產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於1959年5月，率先提出了“包工到戶，定產到田，個人負責，超產獎勵（獎勵70%――90%）”的主張。他坦率地說：“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把農民的勞動力拿過來了，農民不能自由勞動了；公社化以後，把生活吃飯也拿過來了，吃飯也不自由了。現在的集體生產和生活方式，對農民卡得過死，剝奪了農民自由，打亂了生產秩序，沒有生產責任製了，農民生產不積極。”他還主張，把50戶以上的生產隊都分開，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的指導下幹活。並強調：“告訴社員，長期固定下來，可以今年、明年、幾年不變。”在他的主張下，新鄉地區60%以上的生產隊將土地分包到戶，出現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
**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的觀點和耿起昌相同。1959年5月，他主張並推行“包工包產到戶，以產定工，產工一致，全獎全罰，三年不變。”具體做法是：將土地分散固定到戶，根據土地好壞確定包產指標，再確定所需要的工數。收獲後進行評產，超產多少獎勵多少，減產多少處罰多少。並規定：牲畜、農具、土地、勞動力固定到生產小組和戶使用，不經小組同意，生產隊不得調動。在王智慧的極力主張和堅持下，洛陽地區有800個生產組實行了包產到戶，100多個食堂散了夥。
除河南外，江蘇、湖南、湖北、陝西、甘肅等不少省都出現了包產到戶，有的地方竟直接把土地包給農戶經營。
對包產單位是有嚴格限定的，即隻能包給生產小組以上的集體組織，決不能包給家庭或者個人。包給家庭或個人，就是單幹，就是破壞集體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管群眾如何擁護，不管實踐效果如何好，都必須嚴格禁止。盡管主席一貫強調“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做群眾的小學生”、“黨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實踐”。但是在“包產到戶”的問題上，他的那些關於“群眾”、“實踐”的話，統統作廢！
“包產到戶”，就像一個被通緝的東躲西藏的罪犯，它必須時時刻刻偽裝自己，一旦被發現，就要大禍臨頭！耿起昌主張的“包產到戶”，盡管改名換姓不承認是“包產到戶”，還是被河南省委發現了。省委對耿起昌進行了批評，要他立即糾正。耿據理力爭。洛陽地委也批評了王智慧，王不服，仍然要保留個“試點”比比看。
廣大農民對“出工一窩蜂、分配大平均”的管理製度早在高級社時就有意見，他們希望的是自己具有土地經營和產品分配的自主權。也就是種地自己說了算，不要幹部的瞎指揮，生產的農產品交足國家和集體的之後，剩下的全歸自己支配，不要幹部來卡自己的脖子。(.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他們最希望包產到戶。了解農民的幹部，包括一些中高級幹部，深知民意，認為隻有包產到戶，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平均主義，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是克服饑荒的最有效的政策。於是，很多地方在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包工包產責任製”的政策時，越過了畫出的底線，搞起了包產到戶的試驗。1957年反右時遭到批判的包產到戶，在1959年的5、6、7月，“春風吹又生”了。
河南省新鄉是盛產糧棉的富庶地區，但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折騰下，生產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於1959年5月，率先提出了“包工到戶，定產到田，個人負責，超產獎勵（獎勵70%――90%）”的主張。他坦率地說：“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把農民的勞動力拿過來了，農民不能自由勞動了；公社化以後，把生活吃飯也拿過來了，吃飯也不自由了。現在的集體生產和生活方式，對農民卡得過死，剝奪了農民自由，打亂了生產秩序，沒有生產責任製了，農民生產不積極。”他還主張，把50戶以上的生產隊都分開，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的指導下幹活。並強調：“告訴社員，長期固定下來，可以今年、明年、幾年不變。”在他的主張下，新鄉地區60%以上的生產隊將土地分包到戶，出現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生產積極性。
**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的觀點和耿起昌相同。1959年5月，他主張並推行“包工包產到戶，以產定工，產工一致，全獎全罰，三年不變。”具體做法是：將土地分散固定到戶，根據土地好壞確定包產指標，再確定所需要的工數。收獲後進行評產，超產多少獎勵多少，減產多少處罰多少。並規定：牲畜、農具、土地、勞動力固定到生產小組和戶使用，不經小組同意，生產隊不得調動。在王智慧的極力主張和堅持下，洛陽地區有800個生產組實行了包產到戶，100多個食堂散了夥。
除河南外，江蘇、湖南、湖北、陝西、甘肅等不少省都出現了包產到戶，有的地方竟直接把土地包給農戶經營。
對包產單位是有嚴格限定的，即隻能包給生產小組以上的集體組織，決不能包給家庭或者個人。包給家庭或個人，就是單幹，就是破壞集體經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管群眾如何擁護，不管實踐效果如何好，都必須嚴格禁止。盡管主席一貫強調“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做群眾的小學生”、“黨的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實踐”。但是在“包產到戶”的問題上，他的那些關於“群眾”、“實踐”的話，統統作廢！
“包產到戶”，就像一個被通緝的東躲西藏的罪犯，它必須時時刻刻偽裝自己，一旦被發現，就要大禍臨頭！耿起昌主張的“包產到戶”，盡管改名換姓不承認是“包產到戶”，還是被河南省委發現了。省委對耿起昌進行了批評，要他立即糾正。耿據理力爭。洛陽地委也批評了王智慧，王不服，仍然要保留個“試點”比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