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6日至22日，主席到南方視察。(.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沿途，他看到小麥長勢很好，有半人高。他心裏嘀咕：看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蠻高嘛，怎麽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說農民生產消極呢？即使消極，也是一小部分呀。
到了上海，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匯報說：“在縣、區、鄉三級幹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對待合作化存在右傾消極情緒，他們是反映農民要‘自由’、不要社會主義的情緒的。這和上級有關部門的領導不無關係。”
柯慶施最善於揣摩主席的心思。主席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要消滅私有製，就是要消滅小農經濟。主席的“停、縮”是出於不得已，其真心是希望合作社大發展的，對收縮合作社是心痛的。因此，匯報時都緊靠總路線，盡撿主席愛聽的說，拿愛看的看，沒有人像鄧子恢那樣，實話實說。
在北京，主席看到中央農村工作部和各地匯報的材料，對農村出現的緊張狀況不能不給予關注，因此，對鄧子恢提出的一些緩解矛盾的政策表示支持。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他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對農民改造的戰略部署有任何的動搖和變化。他更為關注和擔心的是，黨內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級幹部，思想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講什麽“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靠小農經濟吃飯”。這種思想必須破除，為總路線開通道路。因此，當他看到了柯慶施領他參觀的麥田，聽到了柯慶施的匯報，立即斷定，這才是事物的本質、主流，而鄧子恢們所匯報的都是非本質的支流。
五月一日，在**城樓上，主席對譚震林說：合作化還可以快一些。這是主席改變態度的一個重要信號。
5月5日晚，鄧子恢向主席匯報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情況，準備在第二天作總結。主席警告鄧子恢：“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鄧子恢已經下定決心貫徹中央的“停止發展、全力鞏固、適當收縮”的方針，解決農村的緊張問題，把自己的榮辱早已置之度外。因此，對主席的這個警告未予重視，第二天作會議總結時，沒有向會議傳達主席的這個話。他在總結中，仍然照三月間主席同他談話的精神，說：現在根據主席決定，今年一般停止發展。有少數省份秋後還可以酌情發展，一般地區停止發展一年半，全力進行鞏固。
5月9日晚，主席在頤年堂召集**、鄧子恢、廖魯言等開會，研究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周恩來也在座。
主席說：“糧食，原定征購九百億斤，可考慮壓到八百七十億斤。這樣可緩和一下。這也是一個讓步。糧食征購數字減少了一點，換來個社會主義，增加農業生產，為農業合作化打下基礎。”
他問鄧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個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鄧子恢不同意大發展，仍然堅持三月間主席同他商定的數字，說：“上次說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左右為好。”
主席的臉色掠過一絲不悅，勉強的說：“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沉吟一下，接著說：“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不願意搞社會主義。在縣區鄉幹部中，有一批是反映農民這種情緒的。據柯慶施說，有百分之三十。不僅縣區鄉幹部中有，上麵也有。省裏有，中央機關幹部中也有。”他加重了語氣，“說農民生產消極，那隻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
主席的談話，流露出對中央農村工作部自年初以來工作的不滿。
5月17日，主席主持召開有華東、中南、華北十五個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著重討論糧食統購統銷和發展農業合作社等問題。
會上，省市市委書記們匯報了各省市農業社當前情況和發展計劃，對主席的講話進行了討論。有的人在發言中對中央農村工作部發了些怨氣，埋怨壓抑了下麵辦社的積極性。
主席講話，說：“農村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並不像有些人說的那麽嚴重，尖銳叫喚的隻是地主富農和一些富裕中農。所謂‘農村緊張’，是中央農村工作部發的‘謠風’。”
主席著重講了農業合作化問題。他說：“合作社問題，也是亂子不少，大體是好的。不強調大體好，那就會犯錯誤。在合作化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他不指名的批評了鄧子恢等主張反對急躁冒進的人，對他們提出了警告。
他說：“對於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縮有全縮，有半縮，有多縮，有少縮。縮必須按實際情況。片麵地縮，勢必損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後解放區就是要發，不是停，不是縮，基本是發；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發。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裏麵，也有要發的。譬如山東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沒有社，那裏就不是停，不是縮。那裏社都沒有，停什麽？那裏就是發。”
主席用偷換概念的方法，把他自己在三月提出的“停、縮、發”三字方針的內涵，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變化。他在三月間對鄧子恢所說的“停、縮、發”，重點是在“停、縮”上，而這次重點卻放在“發”上。山東和浙江，本來被列為重點整頓的地區，這一次卻把山東作為應當發展的地區。浙江，屬於後解放地區，按照“後解放區就是要發”的意見，也成為應當發展的地區。
主席也講了自願互利原則。聽的人心裏說：要高速度的大發展，還怎麽能夠堅持自願原則？
主席在談到糧食統購統銷問題時說：“在糧食問題上，黨內黨外有一種潮流，就是說大事不好。這不對。照我說，大事好，就是有些亂子。總之，第一個五年計劃及其以後若幹年，糧食的生產和購銷是大事。”“糧食問題根本上要從生產解決。”“征購，原定九百億斤，已經減了九億斤，可再減十一億斤，留下八百八十億斤。如果再減，也可減到八百七十億斤。這不能再減了。征購減下來，三年不變。以後三年，要做到年年有餘。‘過頭糧’，在購糧的時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適當。”
最後主席作結論說：“今天在會上已經認定了的，就照這樣辦，大體不會錯。但是，發展起來的合作社，要保證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要林楓、馬明方、宋任窮、劉瀾濤分別召開東北、西北、西南和華北各大區的會議，貫徹這次會議的精神。
十五省市委書記會議，是在農業合作化決策方麵出現的一個大轉折，是主席對合作化形勢估量以及隨之而來所采取的方針發生變化的重要標誌。但是，主席和鄧子恢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爭論，並沒有就此結束。
會後，各地按照會議確定的方針加緊部署工作：傳達主席的講話，貫徹會議的精神，製訂合作社大發展的計劃。中央農村工作部也按照主席的“大發展”的精神，重新擬定發展計劃，要在現有65萬個初級社的基礎上，到1956年秋收前發展到100萬個社。
到了上海，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匯報說：“在縣、區、鄉三級幹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對待合作化存在右傾消極情緒，他們是反映農民要‘自由’、不要社會主義的情緒的。這和上級有關部門的領導不無關係。”
柯慶施最善於揣摩主席的心思。主席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要消滅私有製，就是要消滅小農經濟。主席的“停、縮”是出於不得已，其真心是希望合作社大發展的，對收縮合作社是心痛的。因此，匯報時都緊靠總路線，盡撿主席愛聽的說，拿愛看的看，沒有人像鄧子恢那樣，實話實說。
在北京，主席看到中央農村工作部和各地匯報的材料，對農村出現的緊張狀況不能不給予關注，因此，對鄧子恢提出的一些緩解矛盾的政策表示支持。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他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對農民改造的戰略部署有任何的動搖和變化。他更為關注和擔心的是，黨內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級幹部，思想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講什麽“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靠小農經濟吃飯”。這種思想必須破除，為總路線開通道路。因此，當他看到了柯慶施領他參觀的麥田，聽到了柯慶施的匯報，立即斷定，這才是事物的本質、主流，而鄧子恢們所匯報的都是非本質的支流。
五月一日，在**城樓上，主席對譚震林說：合作化還可以快一些。這是主席改變態度的一個重要信號。
5月5日晚，鄧子恢向主席匯報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情況，準備在第二天作總結。主席警告鄧子恢：“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鄧子恢已經下定決心貫徹中央的“停止發展、全力鞏固、適當收縮”的方針，解決農村的緊張問題，把自己的榮辱早已置之度外。因此，對主席的這個警告未予重視，第二天作會議總結時，沒有向會議傳達主席的這個話。他在總結中，仍然照三月間主席同他談話的精神，說：現在根據主席決定，今年一般停止發展。有少數省份秋後還可以酌情發展，一般地區停止發展一年半，全力進行鞏固。
5月9日晚，主席在頤年堂召集**、鄧子恢、廖魯言等開會，研究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周恩來也在座。
主席說：“糧食，原定征購九百億斤，可考慮壓到八百七十億斤。這樣可緩和一下。這也是一個讓步。糧食征購數字減少了一點，換來個社會主義，增加農業生產，為農業合作化打下基礎。”
他問鄧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個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鄧子恢不同意大發展，仍然堅持三月間主席同他商定的數字，說：“上次說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左右為好。”
主席的臉色掠過一絲不悅，勉強的說：“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沉吟一下，接著說：“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不願意搞社會主義。在縣區鄉幹部中，有一批是反映農民這種情緒的。據柯慶施說，有百分之三十。不僅縣區鄉幹部中有，上麵也有。省裏有，中央機關幹部中也有。”他加重了語氣，“說農民生產消極，那隻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
主席的談話，流露出對中央農村工作部自年初以來工作的不滿。
5月17日，主席主持召開有華東、中南、華北十五個省市委書記參加的會議，著重討論糧食統購統銷和發展農業合作社等問題。
會上，省市市委書記們匯報了各省市農業社當前情況和發展計劃，對主席的講話進行了討論。有的人在發言中對中央農村工作部發了些怨氣，埋怨壓抑了下麵辦社的積極性。
主席講話，說：“農村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並不像有些人說的那麽嚴重，尖銳叫喚的隻是地主富農和一些富裕中農。所謂‘農村緊張’，是中央農村工作部發的‘謠風’。”
主席著重講了農業合作化問題。他說：“合作社問題，也是亂子不少，大體是好的。不強調大體好，那就會犯錯誤。在合作化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他不指名的批評了鄧子恢等主張反對急躁冒進的人，對他們提出了警告。
他說：“對於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縮有全縮，有半縮，有多縮，有少縮。縮必須按實際情況。片麵地縮，勢必損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後解放區就是要發，不是停，不是縮，基本是發；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發。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裏麵，也有要發的。譬如山東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沒有社，那裏就不是停，不是縮。那裏社都沒有，停什麽？那裏就是發。”
主席用偷換概念的方法，把他自己在三月提出的“停、縮、發”三字方針的內涵，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變化。他在三月間對鄧子恢所說的“停、縮、發”，重點是在“停、縮”上，而這次重點卻放在“發”上。山東和浙江，本來被列為重點整頓的地區，這一次卻把山東作為應當發展的地區。浙江，屬於後解放地區，按照“後解放區就是要發”的意見，也成為應當發展的地區。
主席也講了自願互利原則。聽的人心裏說：要高速度的大發展，還怎麽能夠堅持自願原則？
主席在談到糧食統購統銷問題時說：“在糧食問題上，黨內黨外有一種潮流，就是說大事不好。這不對。照我說，大事好，就是有些亂子。總之，第一個五年計劃及其以後若幹年，糧食的生產和購銷是大事。”“糧食問題根本上要從生產解決。”“征購，原定九百億斤，已經減了九億斤，可再減十一億斤，留下八百八十億斤。如果再減，也可減到八百七十億斤。這不能再減了。征購減下來，三年不變。以後三年，要做到年年有餘。‘過頭糧’，在購糧的時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適當。”
最後主席作結論說：“今天在會上已經認定了的，就照這樣辦，大體不會錯。但是，發展起來的合作社，要保證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要林楓、馬明方、宋任窮、劉瀾濤分別召開東北、西北、西南和華北各大區的會議，貫徹這次會議的精神。
十五省市委書記會議，是在農業合作化決策方麵出現的一個大轉折，是主席對合作化形勢估量以及隨之而來所采取的方針發生變化的重要標誌。但是，主席和鄧子恢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爭論，並沒有就此結束。
會後，各地按照會議確定的方針加緊部署工作：傳達主席的講話，貫徹會議的精神，製訂合作社大發展的計劃。中央農村工作部也按照主席的“大發展”的精神，重新擬定發展計劃，要在現有65萬個初級社的基礎上，到1956年秋收前發展到100萬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