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落實增加鋼鐵生產，1956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來先後到全國數家鋼廠研究增產措施。
陳雲在南方視察時了解到，大量的雙輪雙鏵犁積壓在倉庫裏生鏽，因為南方水田根本不能使用雙輪雙鏵犁。因為推廣雙輪雙鏵犁是**的主張，明知無法使用，也沒有人敢提出停止生產。周恩來回京後，了解到陳雲調查的情況，就在5月1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果斷決定將雙輪雙鏵犁的產量再減到180萬部（原計劃1956年生產500萬部）。
雖然從統一思想認識和采取具體措施兩個方麵，作了一係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進的勢頭，但是進入1956年4月中旬以後，國民經濟還是出現了相當嚴峻的局勢。更為嚴重的是，主席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分歧日見嚴重。一向注重維護主席威信的周恩來，竟在大庭廣眾之下，當麵駁回了主席的主張。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主席在頤年堂主持政治局會議。主席提出一個主張：追加1956年基建預算20個億。主席話音一落，會場裏頓時嗡嗡地小聲議論起來，多數委員都表示反對。
主席不悅，說道：“別小聲嘀咕，都大聲表個態嘛！恩來，你看呢？”
周恩來麵現難色，說：“主席，追加基建預算就會增加原材料的生產，將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也要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係列困難……”周恩來溫文爾雅，慢聲細語地論述著不能增加的道理。主席冷著臉聽著。
周恩來講完後，不少人在下麵又小聲議論起來，都認為講的有道理。主席又問：“還有誰來講講？”沒有人吭聲。主席已經看出來，沒有人會支持他的意見，他陷入了孤立。他怒氣衝衝地把手一擺，大聲宣布：“散會！”說罷起身離去。大家不歡而散。
會後，周恩來去見主席。主席的怒氣未消，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周恩來解釋著自己的意見，說道：“主席，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基建預算的意見。”他想讓主席理解他的苦衷。
不久，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主席與總理的分歧，表現為“冒進”與“保守”之爭，但這與兩人的思維方式或思維習慣是分不開的。主席是使用他的“矛盾規律”分析經濟問題的，按照他的矛盾規律的理論，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而不平衡是絕對的。因此，他反對經濟搞平衡，主張打破平衡，先破後立，不破不立。總理是按照經濟規律來分析經濟問題的，經濟規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來努力尋求生產上的平衡。他指定計委領導人薄一波和張璽負責平衡工作，要求把群眾的建設熱潮同計劃的全麵平衡結合起來。
5月1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個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來、陳雲等的堅持下，1956年5月，**中央召開會議，**主持，討論了當年的預算問題。這次會議決定：我國經濟發展要實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會後，**要求中宣部代《人民日報》擬一篇社論，宣傳中央這次會議的精神。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
6月1日，周恩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再次壓縮1956年計劃指標和編製1957年計劃問題，他認為2月會議壓縮後的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仍是個冒進指標。
6月10日，在**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預算報告初稿，後經修改，其中涉及主導方針的幾句話成為：“在當前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著重全麵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麵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生產的發展和其它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
6月12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高聲說道：“去年12月以後冒進冒了頭。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讀一九五六年的國家預算》。社論指出並批評了急躁冒進的幾種表現。文章雖然很重要，也許是題目不鮮明，並沒有引起主席的注意。
主席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論，這篇社論用了鮮明的標題：《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文章在發表前，經**、周恩來等審閱修改，**批示：“主席審閱後交喬木辦。”
已經回到北京的主席接到此稿後，仔細地看了起來。他越看越生氣。“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於下麵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麵各係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麵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麵逼出來的。”文稿中的這句話深深地刺激了他。“哼！這‘上麵’指的是誰？這篇文章不正是指著鼻子數落我嗎！”他怒氣衝衝地拿起筆來批了三個字：“不看了。”然後，又去了江南.先到長沙，再去武漢。
反冒進的工作，在6月的人大之後仍繼續著。
陳雲在南方視察時了解到，大量的雙輪雙鏵犁積壓在倉庫裏生鏽，因為南方水田根本不能使用雙輪雙鏵犁。因為推廣雙輪雙鏵犁是**的主張，明知無法使用，也沒有人敢提出停止生產。周恩來回京後，了解到陳雲調查的情況，就在5月1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果斷決定將雙輪雙鏵犁的產量再減到180萬部（原計劃1956年生產500萬部）。
雖然從統一思想認識和采取具體措施兩個方麵，作了一係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進的勢頭，但是進入1956年4月中旬以後，國民經濟還是出現了相當嚴峻的局勢。更為嚴重的是，主席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分歧日見嚴重。一向注重維護主席威信的周恩來，竟在大庭廣眾之下，當麵駁回了主席的主張。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主席在頤年堂主持政治局會議。主席提出一個主張：追加1956年基建預算20個億。主席話音一落，會場裏頓時嗡嗡地小聲議論起來，多數委員都表示反對。
主席不悅，說道：“別小聲嘀咕，都大聲表個態嘛！恩來，你看呢？”
周恩來麵現難色，說：“主席，追加基建預算就會增加原材料的生產，將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也要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係列困難……”周恩來溫文爾雅，慢聲細語地論述著不能增加的道理。主席冷著臉聽著。
周恩來講完後，不少人在下麵又小聲議論起來，都認為講的有道理。主席又問：“還有誰來講講？”沒有人吭聲。主席已經看出來，沒有人會支持他的意見，他陷入了孤立。他怒氣衝衝地把手一擺，大聲宣布：“散會！”說罷起身離去。大家不歡而散。
會後，周恩來去見主席。主席的怒氣未消，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周恩來解釋著自己的意見，說道：“主席，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基建預算的意見。”他想讓主席理解他的苦衷。
不久，主席就離開了北京。
主席與總理的分歧，表現為“冒進”與“保守”之爭，但這與兩人的思維方式或思維習慣是分不開的。主席是使用他的“矛盾規律”分析經濟問題的，按照他的矛盾規律的理論，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而不平衡是絕對的。因此，他反對經濟搞平衡，主張打破平衡，先破後立，不破不立。總理是按照經濟規律來分析經濟問題的，經濟規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來努力尋求生產上的平衡。他指定計委領導人薄一波和張璽負責平衡工作，要求把群眾的建設熱潮同計劃的全麵平衡結合起來。
5月1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個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來、陳雲等的堅持下，1956年5月，**中央召開會議，**主持，討論了當年的預算問題。這次會議決定：我國經濟發展要實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會後，**要求中宣部代《人民日報》擬一篇社論，宣傳中央這次會議的精神。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
6月1日，周恩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再次壓縮1956年計劃指標和編製1957年計劃問題，他認為2月會議壓縮後的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仍是個冒進指標。
6月10日，在**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預算報告初稿，後經修改，其中涉及主導方針的幾句話成為：“在當前生產領導工作中，必須著重全麵地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克服片麵地強調多和快的缺點……生產的發展和其它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過去幾個月中，在許多部門和許多地區，都已經發生了。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
6月12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高聲說道：“去年12月以後冒進冒了頭。因此，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了！如果冒進繼續下去，又會脫離實際，脫離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讀一九五六年的國家預算》。社論指出並批評了急躁冒進的幾種表現。文章雖然很重要，也許是題目不鮮明，並沒有引起主席的注意。
主席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論，這篇社論用了鮮明的標題：《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文章在發表前，經**、周恩來等審閱修改，**批示：“主席審閱後交喬木辦。”
已經回到北京的主席接到此稿後，仔細地看了起來。他越看越生氣。“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是因為它不但是存在於下麵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於上麵各係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麵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麵逼出來的。”文稿中的這句話深深地刺激了他。“哼！這‘上麵’指的是誰？這篇文章不正是指著鼻子數落我嗎！”他怒氣衝衝地拿起筆來批了三個字：“不看了。”然後，又去了江南.先到長沙，再去武漢。
反冒進的工作，在6月的人大之後仍繼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