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娘子和小青幫助閻羅王忙了一大段時間之後，又回到了人間。她們見各地都在召開“辯論會”、“批鬥會”。奇怪的是，被辯論、被批鬥的對象，不是“右傾分子”和農民，而是那些“反右傾的幹將”、“大躍進的先鋒”、“打罵農民的新惡霸”。
這是怎麽回事？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是全國開展了整風整社運動，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揭發批鬥混入幹部隊伍的“階級敵人”。
老百姓餓死受罪的真實情況，起初中央並不知道。信陽事件暴露後，主席、**等中央領導十分震驚。中央責成河南省委吳書記做出檢查並盡快處理信陽問題。隨後，又派人查處河南信陽問題。
**談到信陽問題，說：信陽很多地、富、反、壞篡奪了領導權，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區是大好形勢，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勢。大不好形勢的地區有三種情況：一是地主封建殘餘鑽到我們隊伍中來了；第二種是我們的人蛻化變質，如信陽地區9個縣委第一書記討了地主的女兒做老婆，成為地主的代言人，隻有一個沒有變；第三種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打人、殺人成性。“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也在一個報告上批示：信陽地主階級複辟了，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讓信陽人民來個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餘為什麽能如此猖狂？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
中央調查組的報告稱：“從群眾的控訴揭發的事實看，完全證實了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千真萬確的是反革命複辟，是披著**外衣的地主、國民黨對勞動人民的殘酷階級報複。（.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
“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對象是地主、富農和國民黨反動派。按照上述定性，對信陽事件的處理，除了應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補課”，打擊混入幹部隊伍中的地主、富農分子和國民黨殘渣餘孽。
於是，在信陽開展了“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的矛頭直指農村基層幹部。
1960年11月，中央從各部委抽調452名幹部、省委抽調1844幹部，信陽地委又抽調1483名幹部，一共4779人，來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一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奪取了地、縣、公社、大隊的領導權。由新派來的人任領導職務。對原有幹部進行集訓。
新組建的信陽地委的報告，把大量餓死、病死人的問題歸咎於政治鬥爭，說是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破壞，其性質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徹底”。**中央在1961年元旦卻批轉了信陽地委的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都應照此執行，迅速整風整社，進行民主改革補課，徹底孤立和打擊反革命複辟勢力，反掉五風。
中央批示助長了河南整風整社中的左傾錯誤，整風整社不去糾正省委犯下的左傾錯誤，而是再次打擊基層幹部，搞擴大化，一大批縣級、公社級幹部被關押；整風也嚴重打擊了早已被剝奪了土地與其它生產資料的原地主、富農份子和他們的子弟。
信陽新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對於一部分有罪行和嚴重罪行的人，已經集訓了8000多人，特別集訓5000多人，鬥爭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已經作了處理，其中已經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已經有1327個大隊的領導權被奪了過來，正在進行奪取領導權鬥爭的1621大隊，其餘大隊正在積極進行準備，不久即可訓了展開鬥爭。”
吳書記和省委秘書長親自到固始縣開萬人大會，宣布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當場逮捕。為什麽對楊守績特別重視呢？因為在1959年開始出現浮腫病人並有人餓死時，楊守績沒經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吳書記拿楊守績做“替罪羊”，捂蓋子，掩蓋自己的責任。
大批的農村基層幹部在劫難逃。以潢川縣為例，當時的整風領導小組認為，全縣12個公社中，6個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6個已蛻化變質。在178個大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46個，占總數的82％；部分爛掉的25個，占14％。在1710個生產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100個，占總數的70.3％；部分爛掉的有360個，占21％。潢川縣整風領導小組統計，全縣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15156人當中，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地、富、反、壞分子有2144人。
中央專案組於1960年11月20日上報了《關於信陽事件專案審查情況報告》，這個報告說：信陽地區在去冬今春，由於路憲文等反壞分子篡奪了黨政領導，以反右傾為掩護，大搞反瞞產運動，采取亂打、亂捕、亂殺等地主、國民黨的手段，對全區800萬人民，實行了大規模的階級報複，造成了駭人聽聞的恐怖局麵。
信陽的問題，不是一般問題，是一個特殊的問題；不是違法亂紀問題，是地主、國民黨的階級報複活動，....各級黨政組織變成了地主、國民黨進攻人民的大本營。各級領導幹部變成了統治、殘害人民的組織者、領導者和殺人凶手。
報告說，根據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和省委指示精神，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了專案審查，審查對象是縣委書記、書記處書記、縣長、地直機關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幹部，其他應審查幹部由各縣進行審查。報告說，初步審查的情況是：按上述範圍，現列入專案審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13人：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地委副書記王達夫、石富榮、延炳玉、武建華、副秘書長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長王墨林、宣傳部副部長劉培林、工業部副部長賈西雨、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書記劉文彩、孫廣生、淮濱縣委第一書記石紹舉，固始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商城縣委第一書記王漢卿等。
中央專案組將上述人員分三類：第一類是階級異己分子奪了權，共12人，占30％。這些人都是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如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農身份混入黨內；第二類是被反壞分子拉出去了的，與反壞分子勾結進行反革命活動，共4人，占10％，如馬龍山；第三類是蛻化變質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紹舉等。
在縣以下的公社和大隊，掀起了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像土改時鬥爭地主一樣，召開訴苦大會，對前兩年為非作歹的基層幹部進行控訴和批鬥。群眾運動一起，打擊麵過寬的問題出現了，有的公社幹部80％、甚至100％地受到懲處。打罵、肉刑的情況也比較普遍。上蔡縣幾千人被打，前兩年幹部處罰社員的幾十種刑罰反過來又加在基層幹部身上。
繼全麵奪權之後，又全麵清理階級隊伍。主要措施是，將原信陽地區的各級幹部，包括正式脫產的國家幹部和社隊不脫產幹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員、會計、炊事員等人，統統集中起來審查。每縣少則數千，多則上萬，機關、學校的房子都關滿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餘德鴻說是40萬人，張樹藩回憶錄說是20萬人。集中起來的人，根據問題大小分別編為兩種班次。問題大的編入特訓班，限製人身自由，門前架著機關槍，在周圍設崗哨；問題輕的編入集訓班，也限製自由和武裝看管，但較鬆一些。
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的確幹了不少壞事。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大饑荒是全國性的事件，是由大躍進以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造成的，把責任完全推給基層幹部，讓他們作替罪羊，這讓“替罪羊”們“啞巴吃黃連”。
這是怎麽回事？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是全國開展了整風整社運動，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揭發批鬥混入幹部隊伍的“階級敵人”。
老百姓餓死受罪的真實情況，起初中央並不知道。信陽事件暴露後，主席、**等中央領導十分震驚。中央責成河南省委吳書記做出檢查並盡快處理信陽問題。隨後，又派人查處河南信陽問題。
**談到信陽問題，說：信陽很多地、富、反、壞篡奪了領導權，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區是大好形勢，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勢。大不好形勢的地區有三種情況：一是地主封建殘餘鑽到我們隊伍中來了；第二種是我們的人蛻化變質，如信陽地區9個縣委第一書記討了地主的女兒做老婆，成為地主的代言人，隻有一個沒有變；第三種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打人、殺人成性。“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也在一個報告上批示：信陽地主階級複辟了，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讓信陽人民來個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餘為什麽能如此猖狂？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
中央調查組的報告稱：“從群眾的控訴揭發的事實看，完全證實了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千真萬確的是反革命複辟，是披著**外衣的地主、國民黨對勞動人民的殘酷階級報複。（.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
“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對象是地主、富農和國民黨反動派。按照上述定性，對信陽事件的處理，除了應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補課”，打擊混入幹部隊伍中的地主、富農分子和國民黨殘渣餘孽。
於是，在信陽開展了“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的矛頭直指農村基層幹部。
1960年11月，中央從各部委抽調452名幹部、省委抽調1844幹部，信陽地委又抽調1483名幹部，一共4779人，來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一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奪取了地、縣、公社、大隊的領導權。由新派來的人任領導職務。對原有幹部進行集訓。
新組建的信陽地委的報告，把大量餓死、病死人的問題歸咎於政治鬥爭，說是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破壞，其性質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徹底”。**中央在1961年元旦卻批轉了信陽地委的報告，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都應照此執行，迅速整風整社，進行民主改革補課，徹底孤立和打擊反革命複辟勢力，反掉五風。
中央批示助長了河南整風整社中的左傾錯誤，整風整社不去糾正省委犯下的左傾錯誤，而是再次打擊基層幹部，搞擴大化，一大批縣級、公社級幹部被關押；整風也嚴重打擊了早已被剝奪了土地與其它生產資料的原地主、富農份子和他們的子弟。
信陽新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對於一部分有罪行和嚴重罪行的人，已經集訓了8000多人，特別集訓5000多人，鬥爭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已經作了處理，其中已經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已經有1327個大隊的領導權被奪了過來，正在進行奪取領導權鬥爭的1621大隊，其餘大隊正在積極進行準備，不久即可訓了展開鬥爭。”
吳書記和省委秘書長親自到固始縣開萬人大會，宣布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當場逮捕。為什麽對楊守績特別重視呢？因為在1959年開始出現浮腫病人並有人餓死時，楊守績沒經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吳書記拿楊守績做“替罪羊”，捂蓋子，掩蓋自己的責任。
大批的農村基層幹部在劫難逃。以潢川縣為例，當時的整風領導小組認為，全縣12個公社中，6個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6個已蛻化變質。在178個大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46個，占總數的82％；部分爛掉的25個，占14％。在1710個生產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100個，占總數的70.3％；部分爛掉的有360個，占21％。潢川縣整風領導小組統計，全縣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15156人當中，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地、富、反、壞分子有2144人。
中央專案組於1960年11月20日上報了《關於信陽事件專案審查情況報告》，這個報告說：信陽地區在去冬今春，由於路憲文等反壞分子篡奪了黨政領導，以反右傾為掩護，大搞反瞞產運動，采取亂打、亂捕、亂殺等地主、國民黨的手段，對全區800萬人民，實行了大規模的階級報複，造成了駭人聽聞的恐怖局麵。
信陽的問題，不是一般問題，是一個特殊的問題；不是違法亂紀問題，是地主、國民黨的階級報複活動，....各級黨政組織變成了地主、國民黨進攻人民的大本營。各級領導幹部變成了統治、殘害人民的組織者、領導者和殺人凶手。
報告說，根據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和省委指示精神，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了專案審查，審查對象是縣委書記、書記處書記、縣長、地直機關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幹部，其他應審查幹部由各縣進行審查。報告說，初步審查的情況是：按上述範圍，現列入專案審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13人：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地委副書記王達夫、石富榮、延炳玉、武建華、副秘書長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長王墨林、宣傳部副部長劉培林、工業部副部長賈西雨、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書記劉文彩、孫廣生、淮濱縣委第一書記石紹舉，固始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商城縣委第一書記王漢卿等。
中央專案組將上述人員分三類：第一類是階級異己分子奪了權，共12人，占30％。這些人都是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如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農身份混入黨內；第二類是被反壞分子拉出去了的，與反壞分子勾結進行反革命活動，共4人，占10％，如馬龍山；第三類是蛻化變質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紹舉等。
在縣以下的公社和大隊，掀起了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像土改時鬥爭地主一樣，召開訴苦大會，對前兩年為非作歹的基層幹部進行控訴和批鬥。群眾運動一起，打擊麵過寬的問題出現了，有的公社幹部80％、甚至100％地受到懲處。打罵、肉刑的情況也比較普遍。上蔡縣幾千人被打，前兩年幹部處罰社員的幾十種刑罰反過來又加在基層幹部身上。
繼全麵奪權之後，又全麵清理階級隊伍。主要措施是，將原信陽地區的各級幹部，包括正式脫產的國家幹部和社隊不脫產幹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員、會計、炊事員等人，統統集中起來審查。每縣少則數千，多則上萬，機關、學校的房子都關滿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餘德鴻說是40萬人，張樹藩回憶錄說是20萬人。集中起來的人，根據問題大小分別編為兩種班次。問題大的編入特訓班，限製人身自由，門前架著機關槍，在周圍設崗哨；問題輕的編入集訓班，也限製自由和武裝看管，但較鬆一些。
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的確幹了不少壞事。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大饑荒是全國性的事件，是由大躍進以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造成的，把責任完全推給基層幹部，讓他們作替罪羊，這讓“替罪羊”們“啞巴吃黃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