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強迫命令的突出表現就是“打人罵人風”。(.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農村基層幹部文化低，理論差，講不出道理。管理社員、搞運動、指揮生產等等，都是強迫，強迫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用粗暴的打罵來解決問題。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製界線，搞平調，把農民長期、甚至祖祖輩輩積累下來的家私搜刮一空、毀於一旦，有的連住的老窩都遭搗了。當然，他們是不願意的甚至是抵觸的。這種不願意、抵觸情緒，就被指責為留戀資本主義，是私字作怪。當時認為，公字是集體主義、**思想核心，與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資本主義思想的核心。要反對資本主義，就要打掉私字。在偏**緒的作用下，進而就打罵有私心的人。社員對瞎指揮有意見，不按瞎指揮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對，就是遭受打罵。生產搞孬了社員沒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來就遭反右傾挨一頓打罵。
在困難時期，農村的“反右傾”、“拔白旗”、“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就是行使打、罵人的代名詞。由於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員，聞之膽顫心驚，所以，農村基層幹部在開會布置完任務之時，總要強調：“這個任務是硬任務，到時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資本主義尾巴。”基層幹部在講不出道理時，就罵人，罵不解決問題就打人。社員們聽慣了粗話、髒話、醜話，一般的罵是無所謂的。然而，打卻觸及皮肉，他們是怕的。幹部深諳此法之妙，也就喜歡采用此法。因此，打就成了他們的絕招和法寶。罵僅是輔助手段。然而罵，得要罵個狗血淋頭、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勁頭來。幹部打群眾，而基層幹部又遭上級幹部打，真是打人成“瘋”。
打人的方法，無奇不有。在此略舉一二，立以存照。簡陽縣紅塔區解放管區（公社），困難時期是經常打人的。本地社員把管區稱之為“閻王殿”。他們打人的辦法是：把幹了的棉花稈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椏叉剔成尖尖，專門用來打人。管區召集生產隊的幹部來開會，匯報生產進度、研究生產問題，如果有人說了與極左那套不合的話，就認為是右傾，就要挨打。不是亂打周身，就是打**。打**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傾”者喊出來，命令其趴在寬板凳上，指定一人按頭，一人按腳，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稈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輕了，又是“右傾”，就讓另一幫人來打。如是輪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被打的人，有時打了走不回去，隻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個基層幹部晚上去管區開會，其家屬總是提心吊膽的，倚門而待，坐臥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親人是否能平安回家。隻有待親人無恙歸來，全家才鬆了一口氣。該管區民主大隊六生產隊有個姓劉的隊長，晚上叫去開會，匯報種小麥的進度。(.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由於他說了真話：進度不如其他隊，就被指責為右傾，遭了一頓大打，**打得稀爛，被抬了回家。回家後，痛楚難忍，呻吟不已，全家慟哭。其妻在別人建議下，連忙用青布包著雞蛋清給他提血絲。就這樣，事後一年多他走起路來還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揮淚痛哭不已。該管區民和大隊五生產隊隊長吳居林，1959年11月份有一天在管區開會，正遇到外麵捉來一個偷了集體一根甘蔗吃的娃兒。會上有人提出把這個娃兒吊起來打，打了後再罰。吳居林在旁邊插嘴說：“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頓，叫他以後不要偷吃就行了。”誰知這就闖了大禍。隻聽得有人喊：“哪裏去找右傾？這不就是右傾！”吳居林還沒有轉悟過來，就被拉出來遭了一頓亂打，打得遍體鱗傷，走不動路，由兩人架著弄回家，並遭罰款120圓，並限期交清。家中湊不起現款，隻得將家裏的雞鴨捉去賣，再搜一些家具出去賣，湊足了被罰款數才被放過。直至整風退賠時為他作了甄別，這筆罰款才退給了他。
這類怪事，農村是不勝枚舉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擔、鋤頭打人，嚴重者有被打得臥床而死去的。更有惡毒者，如草池區區委書記就把外逃的人弄回來打，打了還釘“活門神”，即是用門鬥釘把遭處罰人的兩手兩腳釘在大門板上，受罰的人被活活釘死。他不僅如此處罰外逃的人，對其他群眾也同樣十分殘忍，民憤極大，在整風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辦。
小青說：“幹部的多吃多占，是是困難時期農村幹部“特殊化風”的主要表現之一。”
領導幹部到一個地方指導工作，開什麽生產現場會、經驗交流會、總結評比會、新技術推廣會、學習參觀會等等，就通過刮共產風大搞平調。到一處吃一處，既要辦齊，又要辦好。大吃大喝，吃後嘴巴一抹，**一拍完事。被吃的“東道主”操大方，講闊氣，得到的是一陣讚揚而已。此風一刮，為幹部的多吃多占開了先例；人民公社的建立又為此風提供了組織準備，創造了客觀環境和有利條件。
幹部多吃多占嚴重地損害了社員群眾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員私人喂肥了一頭大豬，本地某單位便可以開什麽會的名義，派人去牽來殺掉。既不給錢，也不打條子，甚至連一聲道謝都不說。社員即使有意見，也隻能在背後罵幾句，說一些消氣話而已。如果這些話傳到了幹部的耳朵，輕則被扣上“落後分子”的帽子，重則扣上“思想反動”、“對黨不滿”、“對現實不滿”，或者“對社會主義、**不滿”等大帽子。以後在生產上一抓著什麽辮子，就被打成右傾，橫遭批判、鬥爭、打罵。由此可見，“五風”之間是有著內在的聯係和因果關係的。會議同多吃多占是分不開的。開會就要吃，要吃就必須開會，所以這個時期的會議特別多。白天有會，晚上有會。晚上開會往往是開個通宵。因此，幹部總想去出席會議。如果沒有通知到，還要慪氣，產生這樣那樣的矛盾。這樣一來，會議成了災。會多人多，會議既無準備，又缺乏中心，開起會來總是東拉西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群眾深惡痛絕地說：“國民黨的稅多，**的會多，這個時候的會更多！”“他們一開會就整好的吃！”
被幹部視為人民公社心髒的集體食堂，則是生產大隊、小隊幹部多吃多占的窩子，也是上級幹部下基層多吃多占的據點。集體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員群眾定量之內的東西，本身已經夠少的了，經他們這樣一吃一占，難怪群眾會遭餓肚子，甚至餓死人。群眾遭殃，想辦小食堂或不再辦食堂，幹部卻不同意拆分大食堂，根子就在這裏。
多占，還有另外一層含義。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農副產品，市麵上買不到，領導幹部、掌握實物部門的幹部，就在暗中把這些東西私下分了（當然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照牌價交了錢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東西，領導幹部和掌握實物部門的幹部，數量上總要比一般人多分得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說的人以外，當時還有諸如采購員、保管員、炊事員、服務員、飼養員之類人員，因為他們的手頭有東西，路子也寬。上有那些人，下有這些人，因此困難時期多吃多占之風便形成一股既有社會基礎，又有組織保證的社會性的不正之風了。
白娘子滿臉的無奈，深深地歎了口氣。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製界線，搞平調，把農民長期、甚至祖祖輩輩積累下來的家私搜刮一空、毀於一旦，有的連住的老窩都遭搗了。當然，他們是不願意的甚至是抵觸的。這種不願意、抵觸情緒，就被指責為留戀資本主義，是私字作怪。當時認為，公字是集體主義、**思想核心，與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資本主義思想的核心。要反對資本主義，就要打掉私字。在偏**緒的作用下，進而就打罵有私心的人。社員對瞎指揮有意見，不按瞎指揮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對，就是遭受打罵。生產搞孬了社員沒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來就遭反右傾挨一頓打罵。
在困難時期，農村的“反右傾”、“拔白旗”、“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就是行使打、罵人的代名詞。由於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員，聞之膽顫心驚，所以，農村基層幹部在開會布置完任務之時，總要強調：“這個任務是硬任務，到時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資本主義尾巴。”基層幹部在講不出道理時，就罵人，罵不解決問題就打人。社員們聽慣了粗話、髒話、醜話，一般的罵是無所謂的。然而，打卻觸及皮肉，他們是怕的。幹部深諳此法之妙，也就喜歡采用此法。因此，打就成了他們的絕招和法寶。罵僅是輔助手段。然而罵，得要罵個狗血淋頭、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勁頭來。幹部打群眾，而基層幹部又遭上級幹部打，真是打人成“瘋”。
打人的方法，無奇不有。在此略舉一二，立以存照。簡陽縣紅塔區解放管區（公社），困難時期是經常打人的。本地社員把管區稱之為“閻王殿”。他們打人的辦法是：把幹了的棉花稈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椏叉剔成尖尖，專門用來打人。管區召集生產隊的幹部來開會，匯報生產進度、研究生產問題，如果有人說了與極左那套不合的話，就認為是右傾，就要挨打。不是亂打周身，就是打**。打**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傾”者喊出來，命令其趴在寬板凳上，指定一人按頭，一人按腳，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稈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輕了，又是“右傾”，就讓另一幫人來打。如是輪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被打的人，有時打了走不回去，隻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個基層幹部晚上去管區開會，其家屬總是提心吊膽的，倚門而待，坐臥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親人是否能平安回家。隻有待親人無恙歸來，全家才鬆了一口氣。該管區民主大隊六生產隊有個姓劉的隊長，晚上叫去開會，匯報種小麥的進度。(.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由於他說了真話：進度不如其他隊，就被指責為右傾，遭了一頓大打，**打得稀爛，被抬了回家。回家後，痛楚難忍，呻吟不已，全家慟哭。其妻在別人建議下，連忙用青布包著雞蛋清給他提血絲。就這樣，事後一年多他走起路來還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揮淚痛哭不已。該管區民和大隊五生產隊隊長吳居林，1959年11月份有一天在管區開會，正遇到外麵捉來一個偷了集體一根甘蔗吃的娃兒。會上有人提出把這個娃兒吊起來打，打了後再罰。吳居林在旁邊插嘴說：“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頓，叫他以後不要偷吃就行了。”誰知這就闖了大禍。隻聽得有人喊：“哪裏去找右傾？這不就是右傾！”吳居林還沒有轉悟過來，就被拉出來遭了一頓亂打，打得遍體鱗傷，走不動路，由兩人架著弄回家，並遭罰款120圓，並限期交清。家中湊不起現款，隻得將家裏的雞鴨捉去賣，再搜一些家具出去賣，湊足了被罰款數才被放過。直至整風退賠時為他作了甄別，這筆罰款才退給了他。
這類怪事，農村是不勝枚舉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擔、鋤頭打人，嚴重者有被打得臥床而死去的。更有惡毒者，如草池區區委書記就把外逃的人弄回來打，打了還釘“活門神”，即是用門鬥釘把遭處罰人的兩手兩腳釘在大門板上，受罰的人被活活釘死。他不僅如此處罰外逃的人，對其他群眾也同樣十分殘忍，民憤極大，在整風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辦。
小青說：“幹部的多吃多占，是是困難時期農村幹部“特殊化風”的主要表現之一。”
領導幹部到一個地方指導工作，開什麽生產現場會、經驗交流會、總結評比會、新技術推廣會、學習參觀會等等，就通過刮共產風大搞平調。到一處吃一處，既要辦齊，又要辦好。大吃大喝，吃後嘴巴一抹，**一拍完事。被吃的“東道主”操大方，講闊氣，得到的是一陣讚揚而已。此風一刮，為幹部的多吃多占開了先例；人民公社的建立又為此風提供了組織準備，創造了客觀環境和有利條件。
幹部多吃多占嚴重地損害了社員群眾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員私人喂肥了一頭大豬，本地某單位便可以開什麽會的名義，派人去牽來殺掉。既不給錢，也不打條子，甚至連一聲道謝都不說。社員即使有意見，也隻能在背後罵幾句，說一些消氣話而已。如果這些話傳到了幹部的耳朵，輕則被扣上“落後分子”的帽子，重則扣上“思想反動”、“對黨不滿”、“對現實不滿”，或者“對社會主義、**不滿”等大帽子。以後在生產上一抓著什麽辮子，就被打成右傾，橫遭批判、鬥爭、打罵。由此可見，“五風”之間是有著內在的聯係和因果關係的。會議同多吃多占是分不開的。開會就要吃，要吃就必須開會，所以這個時期的會議特別多。白天有會，晚上有會。晚上開會往往是開個通宵。因此，幹部總想去出席會議。如果沒有通知到，還要慪氣，產生這樣那樣的矛盾。這樣一來，會議成了災。會多人多，會議既無準備，又缺乏中心，開起會來總是東拉西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群眾深惡痛絕地說：“國民黨的稅多，**的會多，這個時候的會更多！”“他們一開會就整好的吃！”
被幹部視為人民公社心髒的集體食堂，則是生產大隊、小隊幹部多吃多占的窩子，也是上級幹部下基層多吃多占的據點。集體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員群眾定量之內的東西，本身已經夠少的了，經他們這樣一吃一占，難怪群眾會遭餓肚子，甚至餓死人。群眾遭殃，想辦小食堂或不再辦食堂，幹部卻不同意拆分大食堂，根子就在這裏。
多占，還有另外一層含義。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農副產品，市麵上買不到，領導幹部、掌握實物部門的幹部，就在暗中把這些東西私下分了（當然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也照牌價交了錢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東西，領導幹部和掌握實物部門的幹部，數量上總要比一般人多分得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說的人以外，當時還有諸如采購員、保管員、炊事員、服務員、飼養員之類人員，因為他們的手頭有東西，路子也寬。上有那些人，下有這些人，因此困難時期多吃多占之風便形成一股既有社會基礎，又有組織保證的社會性的不正之風了。
白娘子滿臉的無奈，深深地歎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