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7日中央緊急指示規定：一、糾正少種高產，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種土地全部都要種莊稼。(.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二、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豬下放給生產小隊和私人喂養。三、恢複自留地，自留地不少於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豬若下放給私人喂養，必須分給自留地，否則無法解決飼料問題。對於任何所有製上的倒退，李政委都要頑強抵抗的。省委的規定是：毛豬下放到生產隊飼養，劃給一定的飼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豬私人喂養自然無法實行。實際上恢複自留地和毛豬私養均未執行。
五月到六月，糾左達到**。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給公共食堂開了一個大口子，規定：可以辦全體社員參加的食堂，也可以辦一部分社員參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農忙的；可以農忙多辦，農閑少辦，靈活執行。食堂範圍太大的，可適當縮小。口糧應該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交給個人保管食用。
這就等於說，公共食堂可辦可不辦。中央一鬆口，全國許多地區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關鍵之處是口糧分配到戶，隻要實行了這一條，食堂便會土崩瓦解。沒有什麽辦法比這更能克服當時的糧食危機了，中國農民生命力之頑強舉世無匹，把糧食分到戶，自留地分下去，給他們一點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他們就會創造生存的奇跡。
然而李政委不給農民們這個機會。他把中央的指示歸納為“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餘自得”四句話。其解釋是：食堂要辦下去，分配的糧食由食堂保管，節餘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糧食分給個人，實際上除了“食堂吃飯”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話。他們很清楚，糧食一分給個人，公共食堂這顆**萌芽就夭折了。
地委書記曾笳在向各縣傳達省委的四句話時，作了不同的解釋，他在電話會議上“歪曲省委的指示”說：“糧食一定要分到戶，糧食分到戶，也就免了‘節約歸已’的麻煩，把糧食分到戶，除了他吃的自然還是他的。”至於糧食分到戶，社員會不會把糧食交到食堂去搭夥，他含糊其辭地說：“反正我都講了，我的責任盡了。”他能說什麽呢？省委已經明確規定，食堂必須辦下去。
曾笳為了地委要給李政委一個交待所作的檢討，實在是極不嚴肅。妻子宋立華問他檢討什麽，他說“我檢討嘴巴不好”。實際上他嘴巴繼續不好，公開發牢騷說：“紅光公社的鄭功瑤，倒黴就倒黴在這小女子身上。我們說了幾句老實話，鄭功瑤在那裏講了幾句假話，結果是我們挨批評，郫縣就是不老實。”
李政委是不會輕易放過曾笳的。1959年初，宋文彬就告訴曾笳：“省委的意思，要你下放勞動，並且是以普通社員的身分參加勞動。”曾說：”好，我就喜歡勞動。”當了幾天社員，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下來，宋文彬就把他叫回來，要他下去抓個糾正共產風的試點，這正合他的口味，選了廣漢縣北外公社的一個生產隊蹲點。
蹲點的三中隊就在北門外，一出城就看見一群群的農民在葫豆田裏摘，準確地說是搶葫豆。他楞了，二月間葫豆還沒“飽米”啊，現在摘太可惜了嘛。馬上找幹部社員開會了解，大家說，現在以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莊稼收了統一分配，哪個中隊缺吃的，就到有吃的隊上去調，現在隊隊都缺糧，隊隊都怕自已吃虧，所以葫豆還沒熟都去搶，“你不搶人家要搶，哪個搶到該哪個，反正都是大家的。”葫豆搶完了，地卻沒人去犁，其它春耕工作也丟在那裏，道理是一樣：大家的活大家做，你不做我也不做，哪個又願意給“大家”做呢？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不優越性暴露無遺，曾笳就要在這個問題上下手。先拿最能體現優越性的“吃飯不要錢”開刀。那時候有一幅到處引用的對聯說：“自從盤古開天地哪見吃飯不要錢？
而今人民掌乾坤從此生產不靠天！”
紅光公社“富裕農民”範克成也曾在家門口貼了一幅對聯：“吃飯不要錢有何趣味，做事要長遠無過樂觀”。
這位預言家的話很快就兌現了。
多吃了糧食不說，還吃壞了品德，幹活路一群一夥打打鬧鬧，鋤頭變成了板凳拐杖，間或高高舉起，自由落下。隊上有三戶廣漢縣城人，公社化後下放當農民，飯一吃就到街上坐茶館，根本不出工。曾笳一天到城裏剪頭，見隊上一個進城擔糞的小夥子躺在理發攤的長凳上睡覺，他剪完了頭，小夥子還躺在那兒。他問：“你一天擔幾挑？”“一挑。”“你能夠擔幾挑？”“八挑。”“為啥隻擔一挑？”“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挑那麽多做啥？”
曾笳第一著，取消“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社員出工評工記分，按工分決定吃糧標準和工資標準，不勞動者不得食，不得錢。一下子出工問題就解決了。
第二著，劃小基本核算單位。中央規定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原高級社，省委規定下放到管理區。曾笳蹲點的三中隊一百一十一戶人家，相當於原高級社。曾笳按中央的辦，把基本核算單位定在中隊。結果還是不行，全隊一百多戶人家，三五戶一個居住點，生產隊長派工“哨子吹爛，腳杆跑斷”，社員出工象鴨子翻田坎一窩蜂，生產效率極低。實踐證明，不僅省裏的規定行不通，中央的規定也行不通。
四月全縣萬人算賬大會上，曾笳向基層幹部和社員代表提出一個問題：以原先的小社（初級社）為核算單位如何？
回答他的是大喜過望的一片歡呼：“這樣幹我們保證把生產搞好！”
“累死都情願！”
“早就該這樣幹了！”
曾笳和縣委幹部研究決定，先以生產落後，缺糧嚴重的向陽公社搞試點，把核算單位下放到原初級社。他向宋文彬匯報說，這是群眾的要求，宋文彬同意試一試。
以過去的初級社為核算單位，必須把現在的生產隊劃小，但這樣一來，就成了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生產小隊的四級核算，和中央規定的“三級核算，隊為基礎”的原則不符。曾笳提出，把生產隊一級取消，把管理區劃小，搞成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實際上就是大躍進收場後不得不實行的那種體製。
第三著，“搞垮”公共食堂。他蹲點的中隊，四百多人全在一個食堂吃飯，住得遠的吃一頓飯來回跑十多裏，老年人一日兩餐走路都困難，遇到雨天更慘。曾笳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三個月時間隻吃過一次肉，肉端出來，幾百隻土碗在地上擺開，幾百雙電筒似的眼睛盯著飲事員的瓢兒，男人們的喉結在滾動，女人們緊緊地抓住孩子，生怕他們會撲過去，這碗少了，那碗多了，添過去，勻過來……曾笳看著表，整整分了兩個半小時！
過去一家一戶的小鍋小灶，多半用穀草麥草樹枝樹葉做燃料，現在幾百人的大鍋大灶，非燒柴燒煤不可，川西壩子不出煤，外地運來的太貴買不起，隻有砍樹子。樹子砍光了砍竹子，竹子砍光拆房子，燒農具，曾笳決定給這個怪物動動手術。先把全中隊一百多戶人家劃成五個小隊，每隊二十多戶，把土地、耕牛、農具、包工包產的權力全部下放到小隊，食堂也就順理成章地分成五個。
讓它存在也是迫不得已，實際上他迫不及待想把這顆“萌芽”掐掉。他到處高談闊論：“蘇聯的集體農莊還是各吃各的嘛。我看到**也不會有公共食堂”，“還是一家一戶吃有計劃”。地委撥給縣上的救濟糧，他決定直接分到戶，理由是：“分到食堂幾天就吃光了，分到戶還可以多吃幾天”，以人定量，分配到戶的中央指示一下來，他不理睬省委的解釋，要求全公社將小春糧食分配到戶，食堂名存實亡。
第四著，下放毛豬，分自留地。公社化以後，社員毛豬全部入社，不準社員私人養豬，曾笳見集體養豬場的豬瘦得站都站不起來，心痛地對幹部說，公社化前全區毛豬每月增加十萬頭，公社化以後每月減少八萬頭，隻有把毛豬下放給社員才是出路。中央下達毛豬飼養“公私並舉”的方針後，他說，要放就放到底，將集體養豬場解散，毛豬全部下放給私人喂養，並分給養豬戶自留地。
既然大氣候是糾左，對深惡痛絕的萬斤田他自然不會放過。他指著縣人委試驗田立的萬斤田牌子：“吹那麽大的牛幹什麽？自欺欺人嘛，取掉！”**的黨內通信一到，他更是樂不可支，公社的包產指標已按二千到二千五百斤落實到每一塊田，他下令降到“包產六百，爭取一千”。栽秧的時候，省、地的密植命令如十二道金牌，他對社隊幹部說，搞兩塊密的，其它按老辦法栽。有人擔心縣上追究，他說：“不管他們的，就按我們說的辦”。聽說**的秘書田家英在新繁大豐公社栽七八寸見方的秧子，他歎道：“田家英真把農民的心意摸到了！”
曾笳順應民意，雷厲風行地糾“左”，早就激怒了李政委。所以，反右傾運動一開始，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為“反黨集團”的頭頭。
毛豬若下放給私人喂養，必須分給自留地，否則無法解決飼料問題。對於任何所有製上的倒退，李政委都要頑強抵抗的。省委的規定是：毛豬下放到生產隊飼養，劃給一定的飼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豬私人喂養自然無法實行。實際上恢複自留地和毛豬私養均未執行。
五月到六月，糾左達到**。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關於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給公共食堂開了一個大口子，規定：可以辦全體社員參加的食堂，也可以辦一部分社員參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農忙的；可以農忙多辦，農閑少辦，靈活執行。食堂範圍太大的，可適當縮小。口糧應該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交給個人保管食用。
這就等於說，公共食堂可辦可不辦。中央一鬆口，全國許多地區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關鍵之處是口糧分配到戶，隻要實行了這一條，食堂便會土崩瓦解。沒有什麽辦法比這更能克服當時的糧食危機了，中國農民生命力之頑強舉世無匹，把糧食分到戶，自留地分下去，給他們一點掌握自己命運的機會，他們就會創造生存的奇跡。
然而李政委不給農民們這個機會。他把中央的指示歸納為“以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吃飯、節餘自得”四句話。其解釋是：食堂要辦下去，分配的糧食由食堂保管，節餘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糧食分給個人，實際上除了“食堂吃飯”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話。他們很清楚，糧食一分給個人，公共食堂這顆**萌芽就夭折了。
地委書記曾笳在向各縣傳達省委的四句話時，作了不同的解釋，他在電話會議上“歪曲省委的指示”說：“糧食一定要分到戶，糧食分到戶，也就免了‘節約歸已’的麻煩，把糧食分到戶，除了他吃的自然還是他的。”至於糧食分到戶，社員會不會把糧食交到食堂去搭夥，他含糊其辭地說：“反正我都講了，我的責任盡了。”他能說什麽呢？省委已經明確規定，食堂必須辦下去。
曾笳為了地委要給李政委一個交待所作的檢討，實在是極不嚴肅。妻子宋立華問他檢討什麽，他說“我檢討嘴巴不好”。實際上他嘴巴繼續不好，公開發牢騷說：“紅光公社的鄭功瑤，倒黴就倒黴在這小女子身上。我們說了幾句老實話，鄭功瑤在那裏講了幾句假話，結果是我們挨批評，郫縣就是不老實。”
李政委是不會輕易放過曾笳的。1959年初，宋文彬就告訴曾笳：“省委的意思，要你下放勞動，並且是以普通社員的身分參加勞動。”曾說：”好，我就喜歡勞動。”當了幾天社員，第二次鄭州會議精神下來，宋文彬就把他叫回來，要他下去抓個糾正共產風的試點，這正合他的口味，選了廣漢縣北外公社的一個生產隊蹲點。
蹲點的三中隊就在北門外，一出城就看見一群群的農民在葫豆田裏摘，準確地說是搶葫豆。他楞了，二月間葫豆還沒“飽米”啊，現在摘太可惜了嘛。馬上找幹部社員開會了解，大家說，現在以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莊稼收了統一分配，哪個中隊缺吃的，就到有吃的隊上去調，現在隊隊都缺糧，隊隊都怕自已吃虧，所以葫豆還沒熟都去搶，“你不搶人家要搶，哪個搶到該哪個，反正都是大家的。”葫豆搶完了，地卻沒人去犁，其它春耕工作也丟在那裏，道理是一樣：大家的活大家做，你不做我也不做，哪個又願意給“大家”做呢？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不優越性暴露無遺，曾笳就要在這個問題上下手。先拿最能體現優越性的“吃飯不要錢”開刀。那時候有一幅到處引用的對聯說：“自從盤古開天地哪見吃飯不要錢？
而今人民掌乾坤從此生產不靠天！”
紅光公社“富裕農民”範克成也曾在家門口貼了一幅對聯：“吃飯不要錢有何趣味，做事要長遠無過樂觀”。
這位預言家的話很快就兌現了。
多吃了糧食不說，還吃壞了品德，幹活路一群一夥打打鬧鬧，鋤頭變成了板凳拐杖，間或高高舉起，自由落下。隊上有三戶廣漢縣城人，公社化後下放當農民，飯一吃就到街上坐茶館，根本不出工。曾笳一天到城裏剪頭，見隊上一個進城擔糞的小夥子躺在理發攤的長凳上睡覺，他剪完了頭，小夥子還躺在那兒。他問：“你一天擔幾挑？”“一挑。”“你能夠擔幾挑？”“八挑。”“為啥隻擔一挑？”“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挑那麽多做啥？”
曾笳第一著，取消“吃飯不要錢，按月發工資”，社員出工評工記分，按工分決定吃糧標準和工資標準，不勞動者不得食，不得錢。一下子出工問題就解決了。
第二著，劃小基本核算單位。中央規定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原高級社，省委規定下放到管理區。曾笳蹲點的三中隊一百一十一戶人家，相當於原高級社。曾笳按中央的辦，把基本核算單位定在中隊。結果還是不行，全隊一百多戶人家，三五戶一個居住點，生產隊長派工“哨子吹爛，腳杆跑斷”，社員出工象鴨子翻田坎一窩蜂，生產效率極低。實踐證明，不僅省裏的規定行不通，中央的規定也行不通。
四月全縣萬人算賬大會上，曾笳向基層幹部和社員代表提出一個問題：以原先的小社（初級社）為核算單位如何？
回答他的是大喜過望的一片歡呼：“這樣幹我們保證把生產搞好！”
“累死都情願！”
“早就該這樣幹了！”
曾笳和縣委幹部研究決定，先以生產落後，缺糧嚴重的向陽公社搞試點，把核算單位下放到原初級社。他向宋文彬匯報說，這是群眾的要求，宋文彬同意試一試。
以過去的初級社為核算單位，必須把現在的生產隊劃小，但這樣一來，就成了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生產小隊的四級核算，和中央規定的“三級核算，隊為基礎”的原則不符。曾笳提出，把生產隊一級取消，把管理區劃小，搞成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實際上就是大躍進收場後不得不實行的那種體製。
第三著，“搞垮”公共食堂。他蹲點的中隊，四百多人全在一個食堂吃飯，住得遠的吃一頓飯來回跑十多裏，老年人一日兩餐走路都困難，遇到雨天更慘。曾笳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三個月時間隻吃過一次肉，肉端出來，幾百隻土碗在地上擺開，幾百雙電筒似的眼睛盯著飲事員的瓢兒，男人們的喉結在滾動，女人們緊緊地抓住孩子，生怕他們會撲過去，這碗少了，那碗多了，添過去，勻過來……曾笳看著表，整整分了兩個半小時！
過去一家一戶的小鍋小灶，多半用穀草麥草樹枝樹葉做燃料，現在幾百人的大鍋大灶，非燒柴燒煤不可，川西壩子不出煤，外地運來的太貴買不起，隻有砍樹子。樹子砍光了砍竹子，竹子砍光拆房子，燒農具，曾笳決定給這個怪物動動手術。先把全中隊一百多戶人家劃成五個小隊，每隊二十多戶，把土地、耕牛、農具、包工包產的權力全部下放到小隊，食堂也就順理成章地分成五個。
讓它存在也是迫不得已，實際上他迫不及待想把這顆“萌芽”掐掉。他到處高談闊論：“蘇聯的集體農莊還是各吃各的嘛。我看到**也不會有公共食堂”，“還是一家一戶吃有計劃”。地委撥給縣上的救濟糧，他決定直接分到戶，理由是：“分到食堂幾天就吃光了，分到戶還可以多吃幾天”，以人定量，分配到戶的中央指示一下來，他不理睬省委的解釋，要求全公社將小春糧食分配到戶，食堂名存實亡。
第四著，下放毛豬，分自留地。公社化以後，社員毛豬全部入社，不準社員私人養豬，曾笳見集體養豬場的豬瘦得站都站不起來，心痛地對幹部說，公社化前全區毛豬每月增加十萬頭，公社化以後每月減少八萬頭，隻有把毛豬下放給社員才是出路。中央下達毛豬飼養“公私並舉”的方針後，他說，要放就放到底，將集體養豬場解散，毛豬全部下放給私人喂養，並分給養豬戶自留地。
既然大氣候是糾左，對深惡痛絕的萬斤田他自然不會放過。他指著縣人委試驗田立的萬斤田牌子：“吹那麽大的牛幹什麽？自欺欺人嘛，取掉！”**的黨內通信一到，他更是樂不可支，公社的包產指標已按二千到二千五百斤落實到每一塊田，他下令降到“包產六百，爭取一千”。栽秧的時候，省、地的密植命令如十二道金牌，他對社隊幹部說，搞兩塊密的，其它按老辦法栽。有人擔心縣上追究，他說：“不管他們的，就按我們說的辦”。聽說**的秘書田家英在新繁大豐公社栽七八寸見方的秧子，他歎道：“田家英真把農民的心意摸到了！”
曾笳順應民意，雷厲風行地糾“左”，早就激怒了李政委。所以，反右傾運動一開始，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為“反黨集團”的頭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