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青說：“我在貴州采訪了一位小學教師。他談了他所看到的農村大饑荒情況。他說――”
我曾被抽到公社參與一些上下聯係的工作，開始時，我不懂竅門，還下到基層去收集數據，可上報時，數字必須經公社值班領導人批準。費氣吃力收集的數據，常常被領導人一句話就否定了，隨後定個數據上報。於是，我學“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報時，請示領導給個數據就如數上報了。
工作上的先進，就看同一項工作誰先進行，誰先完成，不管客觀條件如何，都得齊頭並進。我縣山區，山高穀深，海拔從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縣低窪地方秋收工作開始時，我們那裏的包穀棒子才蔫須，正好燒嫩包穀吃，可公社下令搶收，學校放農忙假，夜戰收包穀。因為包穀尚未完全成熟，至還要一個月才能收得，所以，僅提前秋收這一項，便要減收一半到七成，可上報的數字還是“大增產”的。
不限量、不收錢的“大鍋飯”沒有吃多久，農民幾年積蓄的生活物資便被揮霍個精光，為給集體食堂撐門麵，普遍開展捉“糧食鬼”運動。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飯不夠吃，必是“糧食鬼”偷了糧食。於是，一場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櫃的搜索食物運動開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糧油肉蛋等食物的，統統定為“糧食鬼”，食物全部沒收外，還得加以殘酷鬥爭，有的還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強行管製勞動。
早收造成大損失不算，還要搞個早種造成大減產。（.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為爭先進、當標兵，我們下種也不落後，繼大年三十在工地上過“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過“革命化的春節”，作備耕，元宵節就破冰下種栽包穀，種子被凍壞了，穀雨節後不見苗，被迫重栽，農民已餓死許多了，不死的也無多少勞動力了，一直補種到六月，這還有多少收成？一個“很先進很紅火”的公社書記也不得不承認1960年地裏的野草高過包穀株，耗子在地啃包穀也要跪著。但上報的糧食產量還是“大豐收”的。
1960年，是“三年困難時期”中餓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進的長石公社已經開始餓死了，但誰也不敢說。我們原就餐的機關食堂並入人民公社的書記食堂。幹部口糧每月降到21斤，農民的口糧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實際連15斤都沒有吃上，被公社書記和食堂事務長貪汙去了，教師開始消瘦、浮腫，吃“糠服丸”（用糠加點糖來治脬腫的藥名）了，但除了上課還要參加農業生產。
人們實在餓得捱不住了，就在勞動之餘打些野菜來充饑，公社幹部發現了，便要收歸公社食堂統一處理。農民被迫在夜間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樣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講道理的農民為求活命采野菜充饑，卻逃不過某些公社幹部的魔爪：當地是燒柴禾，他們發現哪家冒出炊煙來，便破門入室去搜查，發現誰家火上煮野菜，便幾腳把火爐踢壞，鍋碗盆瓢砸掉，並以“破壞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腳踢，還要扣飯幾餐，扣多了就被餓死。扣飯成了公社幹部懲罰人的法寶，已經少得吊命都極難的那幾兩糠糙菜飯，再扣就要死人了。
求生**的人們，為了得到點點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腳踢扣帽子了，還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種白泥）來充饑。但公社幹部做得更絕，他們以鞏固集體食堂為由，將農民家鍋、碗、盆、瓢和火爐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嚴禁在家中吃飯。農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幹部堵死了，於是“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且一發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帶學生到路布管理區去搞“雙搶”：搶收搶種。到那裏一看，不少農戶門前已經長了青草，似好無人行動了，但進門一看，往往還有個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屍體在屋中，我們的任務就改為埋人了。
所謂埋人，就是將屍體從室內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個土坑，坑內墊點兒亂草，就將屍體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個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內幾乎看不到農民活動了。
我請假回家一次，20來公裏的路上，就看到路邊擺著3具屍體和1個奄奄一息的人，已經無人過問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兩個人。有個是在路邊掙紮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為什麽餓死那麽多人？無人問津。有，隻是說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挨整。彭德懷大元帥上書的結果盡人皆知，我們當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懷”，地區一位部門的正處級領導到當時全國先進的長石公社檢查工作，發現已有人餓死了，很客觀的向縣委匯報（當時上級派來的工作組也要由地方黨委領導）後，被縣裏上告到地委，說他“想拔紅旗”，結果受到處分，其他人誰還敢說？說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鄉有個公社（這裏補充說明一下：當時的行政區名是政社合一，一個單位兩個名稱，區叫大公社，也叫區；區下屬的鄉，叫公社，也叫鄉或管理區），有的社員已餓死了，但國家在該社的倉庫中還有很多糧食不賣出。於是，公社秘書向區委副書記匯報，想私自開倉濟民，得到默許，他們一夜間便將部分倉儲分給公社附近的群眾，但都造冊登記、簽名領取，共同保密。因有這次開倉，該公社的群眾感激幹部救濟，齊心協力生產，奪得比其它大隊更好的收成，秋後一斤不少地還清了國家倉儲，該鄉死人也少。照說，這應屬愛民之舉，可因“私開國庫”，有關幹部逮捕的逮捕，開除的開除，撤職的撤職。可是，將他們放到群眾中去鬥爭，群眾就是不鬥。後來，通過整風整社，對這些幹部的處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開倉濟民的那個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白娘子歎道：“害民的酷吏受表揚，救民的官員都挨整，這社會怎麽黑白顛倒啦！”
小青說：“貧下中農都挨餓，‘四類分子’就更可憐了。”她講了幾個例子：當時，有位“右派教師”在替食堂畫壁畫時，把一個農民畫成瘦個子，被“對階級鬥爭嗅覺靈敏”的“左派”教師發現，認為是醜化三麵紅旗，誣蔑農民吃得不好，以致骨瘦如柴，這些教師顧不得為人師表，立即召開鬥爭會，把這位姓楊的教師打得死去活來，痛得在地上打滾。這還覺得不夠狠，就“考驗”他妻子的“立場”，要妻子拿鞭子去抽打丈夫，不然自己就得挨打。這位妻子剛剛舉起鞭子，就昏倒在丈夫身邊。農民的口號就是――打“四類分子”不犯法。打農民還說是打人，打“四類分子”連打人都不算。
一位叫戴壽蓮的富農子女說：地主、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還被克扣已經少得可憐的口糧。我們全生產隊百幾十口人，都要集中住到大屋場，每戶住一間，全家到公共食堂吃飯，私人原來存的糧食，都要交到食堂，然後按類供給。因我“成份不好”，在吃飯上也要區別開來。我和隊上社員同出工，同幹一樣的活，每餐她們的標準是二類，發米飯四兩，我則降為三類，僅發三兩，晚餐還要減一兩。而且還是一斤十六兩的老秤。開始還有紅薯米補貼，以後就沒有了。就這點少得可憐的米飯，一無油水二無萊，得維持一天的生命，還要下田去幹重活。
一名被下放到南縣的“右派分子”說：我每天要從事十多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吃了公共食堂的一點點粗飯，常常餓得頭昏眼花，四肢無力。我的親人寄來的糧票，竟被大隊某幹部沒收。我去討要，反遭來一頓臭罵：你這個右派不老實，還想搞特殊化！
白娘子連連歎息。
我曾被抽到公社參與一些上下聯係的工作，開始時，我不懂竅門，還下到基層去收集數據，可上報時，數字必須經公社值班領導人批準。費氣吃力收集的數據，常常被領導人一句話就否定了，隨後定個數據上報。於是，我學“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報時，請示領導給個數據就如數上報了。
工作上的先進，就看同一項工作誰先進行，誰先完成，不管客觀條件如何，都得齊頭並進。我縣山區，山高穀深，海拔從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縣低窪地方秋收工作開始時，我們那裏的包穀棒子才蔫須，正好燒嫩包穀吃，可公社下令搶收，學校放農忙假，夜戰收包穀。因為包穀尚未完全成熟，至還要一個月才能收得，所以，僅提前秋收這一項，便要減收一半到七成，可上報的數字還是“大增產”的。
不限量、不收錢的“大鍋飯”沒有吃多久，農民幾年積蓄的生活物資便被揮霍個精光，為給集體食堂撐門麵，普遍開展捉“糧食鬼”運動。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飯不夠吃，必是“糧食鬼”偷了糧食。於是，一場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櫃的搜索食物運動開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糧油肉蛋等食物的，統統定為“糧食鬼”，食物全部沒收外，還得加以殘酷鬥爭，有的還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強行管製勞動。
早收造成大損失不算，還要搞個早種造成大減產。（.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說）為爭先進、當標兵，我們下種也不落後，繼大年三十在工地上過“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過“革命化的春節”，作備耕，元宵節就破冰下種栽包穀，種子被凍壞了，穀雨節後不見苗，被迫重栽，農民已餓死許多了，不死的也無多少勞動力了，一直補種到六月，這還有多少收成？一個“很先進很紅火”的公社書記也不得不承認1960年地裏的野草高過包穀株，耗子在地啃包穀也要跪著。但上報的糧食產量還是“大豐收”的。
1960年，是“三年困難時期”中餓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進的長石公社已經開始餓死了，但誰也不敢說。我們原就餐的機關食堂並入人民公社的書記食堂。幹部口糧每月降到21斤，農民的口糧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實際連15斤都沒有吃上，被公社書記和食堂事務長貪汙去了，教師開始消瘦、浮腫，吃“糠服丸”（用糠加點糖來治脬腫的藥名）了，但除了上課還要參加農業生產。
人們實在餓得捱不住了，就在勞動之餘打些野菜來充饑，公社幹部發現了，便要收歸公社食堂統一處理。農民被迫在夜間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樣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講道理的農民為求活命采野菜充饑，卻逃不過某些公社幹部的魔爪：當地是燒柴禾，他們發現哪家冒出炊煙來，便破門入室去搜查，發現誰家火上煮野菜，便幾腳把火爐踢壞，鍋碗盆瓢砸掉，並以“破壞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腳踢，還要扣飯幾餐，扣多了就被餓死。扣飯成了公社幹部懲罰人的法寶，已經少得吊命都極難的那幾兩糠糙菜飯，再扣就要死人了。
求生**的人們，為了得到點點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腳踢扣帽子了，還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種白泥）來充饑。但公社幹部做得更絕，他們以鞏固集體食堂為由，將農民家鍋、碗、盆、瓢和火爐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嚴禁在家中吃飯。農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幹部堵死了，於是“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且一發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帶學生到路布管理區去搞“雙搶”：搶收搶種。到那裏一看，不少農戶門前已經長了青草，似好無人行動了，但進門一看，往往還有個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屍體在屋中，我們的任務就改為埋人了。
所謂埋人，就是將屍體從室內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個土坑，坑內墊點兒亂草，就將屍體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個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內幾乎看不到農民活動了。
我請假回家一次，20來公裏的路上，就看到路邊擺著3具屍體和1個奄奄一息的人，已經無人過問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兩個人。有個是在路邊掙紮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為什麽餓死那麽多人？無人問津。有，隻是說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挨整。彭德懷大元帥上書的結果盡人皆知，我們當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懷”，地區一位部門的正處級領導到當時全國先進的長石公社檢查工作，發現已有人餓死了，很客觀的向縣委匯報（當時上級派來的工作組也要由地方黨委領導）後，被縣裏上告到地委，說他“想拔紅旗”，結果受到處分，其他人誰還敢說？說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鄉有個公社（這裏補充說明一下：當時的行政區名是政社合一，一個單位兩個名稱，區叫大公社，也叫區；區下屬的鄉，叫公社，也叫鄉或管理區），有的社員已餓死了，但國家在該社的倉庫中還有很多糧食不賣出。於是，公社秘書向區委副書記匯報，想私自開倉濟民，得到默許，他們一夜間便將部分倉儲分給公社附近的群眾，但都造冊登記、簽名領取，共同保密。因有這次開倉，該公社的群眾感激幹部救濟，齊心協力生產，奪得比其它大隊更好的收成，秋後一斤不少地還清了國家倉儲，該鄉死人也少。照說，這應屬愛民之舉，可因“私開國庫”，有關幹部逮捕的逮捕，開除的開除，撤職的撤職。可是，將他們放到群眾中去鬥爭，群眾就是不鬥。後來，通過整風整社，對這些幹部的處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開倉濟民的那個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白娘子歎道：“害民的酷吏受表揚，救民的官員都挨整，這社會怎麽黑白顛倒啦！”
小青說：“貧下中農都挨餓，‘四類分子’就更可憐了。”她講了幾個例子：當時，有位“右派教師”在替食堂畫壁畫時，把一個農民畫成瘦個子，被“對階級鬥爭嗅覺靈敏”的“左派”教師發現，認為是醜化三麵紅旗，誣蔑農民吃得不好，以致骨瘦如柴，這些教師顧不得為人師表，立即召開鬥爭會，把這位姓楊的教師打得死去活來，痛得在地上打滾。這還覺得不夠狠，就“考驗”他妻子的“立場”，要妻子拿鞭子去抽打丈夫，不然自己就得挨打。這位妻子剛剛舉起鞭子，就昏倒在丈夫身邊。農民的口號就是――打“四類分子”不犯法。打農民還說是打人，打“四類分子”連打人都不算。
一位叫戴壽蓮的富農子女說：地主、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還被克扣已經少得可憐的口糧。我們全生產隊百幾十口人，都要集中住到大屋場，每戶住一間，全家到公共食堂吃飯，私人原來存的糧食，都要交到食堂，然後按類供給。因我“成份不好”，在吃飯上也要區別開來。我和隊上社員同出工，同幹一樣的活，每餐她們的標準是二類，發米飯四兩，我則降為三類，僅發三兩，晚餐還要減一兩。而且還是一斤十六兩的老秤。開始還有紅薯米補貼，以後就沒有了。就這點少得可憐的米飯，一無油水二無萊，得維持一天的生命，還要下田去幹重活。
一名被下放到南縣的“右派分子”說：我每天要從事十多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吃了公共食堂的一點點粗飯，常常餓得頭昏眼花，四肢無力。我的親人寄來的糧票，竟被大隊某幹部沒收。我去討要，反遭來一頓臭罵：你這個右派不老實，還想搞特殊化！
白娘子連連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