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調查奉賢的材料反映給上海市委後，白娘子和小青就離開了上海。查處奉賢的情況，她倆當時並不知道詳情。若幹年後她倆去聚賢寺做客，看到了1960年2月14日，**上海市委監察委員會上報**中央的《關於奉賢縣嚴重違法亂紀錯誤的檢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
《報告》稱：“自一九五八年春耕時起，違法亂紀錯誤即連續發生，到了秋耕秋種時，發展到最高峰，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全縣因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而直接被逼死的群眾就有一百五十六人。據奉城人民公社的調查，在死亡的人中，貧農占50.8%，中農占41.5%，地主、富農占7.7%。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餘人。各個人民公社和生產營，都設立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2866人；集訓了2907人。其中，除少數地、富、反、壞分子外，大多數是不應該勞改、集訓的人。據泰日人民公社兩個勞改隊106人的調查，屬於‘生產不積極’、‘手腳不幹淨’、‘思想作風不好’、‘吃飯搶先’等不應該勞改的即占74.5%。有的勞改隊還私立條令，動輒進行非法拷打，嚴重地破壞了革命法製。縣公安局還以改造‘童竊犯’、‘頑劣兒童’為名，先後集訓了200多名兒童（大多數是10到13歲，最小的僅6歲）。集訓期間，施用種種刑罰，嚴重摧殘了兒童的身心健康。至於對群眾捆綁、吊打、亂鬥、亂關、罰跪、遊街和停餐等違法亂紀行為，則更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尤其嚴重的是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縣委公然指示將放過棉花的房屋用後一律燒光，全縣被燒毀、拆毀民房1823間，倉庫（多係臨時搭建）1345間；強迫各生產隊拆掉草屋頂，甚至將河邊、路旁正在成長的山芋、黃豆等農作物和蘆葦統統砍掉，投入河濱和魚塘內。結果不但毫無肥效，反而毀掉草屋頂12000多間，山芋12000多擔，黃豆24000多擔，其他雜糧7500多擔，損壞魚塘、河濱4000多條，魚塘中的魚全部被毀。在興修水利當中，強迫群眾拆毀一萬多部木織布機作運土車，強迫基層幹部，挖墓挖棺，做工具改革的木材。”
《報告》中強調：“奉賢縣的違法亂紀錯誤，所以發展到如此嚴重地步，並不是偶然的，它同縣委領導人員政治品質惡劣、組織嚴重不純是有密切關聯的。”
《報告》分析說：“在縣委領導核心周圍，又有一些暗藏的特務分子。現已查明，縣農業局長戴紀群，是偽裝混入黨內的中統特務份子；副局長趙時桃，是國民黨員，當過偽保長和保甲情報網組長；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付潔，是中統特務的重大的嫌疑。這些分子一方麵竭力迎合王文忠，李少峰等人的錯誤主張，投其所好，成為出謀獻策的‘狗頭軍師’；另一方麵，還親自發號施令，胡作非為，‘帶頭’捆綁吊打群眾，殘害人民。同時，某些黨的基層組織也嚴重不純，有些支部的領導權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所篡奪（新奪人民公社有營正副支部書記45人，其中29人有嚴重的政治曆史問題，11個營中有4個營的領導權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所掌握）。他們也趁此機會，興風作浪，無惡習不作，明目張膽地進行複辟、破環活動。所以群眾說：‘土改時我們趕跑了地主，現在他們是替地主報仇，向我農民進攻。’可見，該縣的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問題，而有些是特務分子、壞分子和階級分子的破壞活動。由於蛻化變質分子和反、壞分子控製了縣委、縣級某些部門以及少數人民公社的領導權，就大大加重了違法亂紀的嚴重程度。”
聚賢寺方丈銳覺禪師學富五車、通曉古今。當白娘子和小青和老禪師議論起當年的“奉賢慘案”時，老禪師感慨萬千，評論說：奉賢縣幹部強迫命令，嚴重違法亂紀之風，是在生產資料歸公的高級社，和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全麵“共產”的人民公社基礎上刮起的。
1955年合作化運動中，奉賢縣委用先動員、抓典型、後加壓、一風吹的辦法，在全縣刮起了生產資料歸公的合作化。到1956年，全縣農村全部實現高級社。農民的土地、耕畜、主要農具，一律歸共產歸公，生產勞力由社裏安排，生活的口糧由社裏按工分發給。農民變成了社員。
入不入社由不得你，辯論會日以繼夜，不入社就挨“辯論”，幹部帶著積極分子堵門、鬥人、拆田埂、逼地契。中國的農民千百年來都是老實馴良的小民。剛剛分田分地的農民，有的歡天喜地，有的哭哭啼啼，全都加入了高級社。生產資料全部歸了合作社，生活資料也由社裏分配，合作化運動控製了農民的命脈，於是，出工聽號令，吃糧靠工分。幹部說啥就是啥，稍不馴服，批鬥、辯論、扣口糧。農民終於成了良民。合作化成了軍事化。
從此，幹部一聲令下，社員如奉聖旨。幹部的口頭禪是：“黨叫你幹啥就幹啥！”縣委書記王文忠，就把他當自己當作黨的化身，凡他決定的事和布置的工作，必須堅決按時保量完成，“違令者決不客氣”，是他掛在嘴邊的名言。
全縣農村實現高級社化，農民成為集體生產的社員，集體勞動，集體生產，客觀上為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大型工程提供了可能的勞動力保障。在全國上下“好大喜功”風起雲湧的情況下，奉賢縣委在興修水利運動、積肥運動、深翻土地運動和大煉鋼鐵運動中，搞起了千軍萬馬“上戰場”的“大兵團作戰”。尤其人民公社化以後，奉賢縣委更加熱衷於“千軍萬馬”，“紅旗飄飄”，“戰歌衝天”，“大兵團作戰”成為時代寵兒。
積肥、滅蟲、修水利，發展生產的好事，在失去製約的高度集權體製下，竟能鬧到群眾家破人亡，禍患叢生；深翻土地、“勞改隊”、“集訓班”，勞民傷財和禍害百姓的壞事，竟能上呼下應，一通到底，弄到民不聊生，慘不忍睹的地步。要為民造福、“跑步進入**人間天堂”的“大躍進”，竟在許多地方造**間煉獄，餓殍載道，人民生不如死。
老禪師說：“大躍進，當然是頭昏腦熱，狂躁衝動的產物，但又決不僅僅是某個人狂熱**的產物。這是一種體製的悲劇。這是天意，百姓該當受此一劫。阿彌陀佛！”他搖搖頭，顯出滿臉的悲涼和無奈，結束了評論。
《報告》稱：“自一九五八年春耕時起，違法亂紀錯誤即連續發生，到了秋耕秋種時，發展到最高峰，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全縣因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而直接被逼死的群眾就有一百五十六人。據奉城人民公社的調查，在死亡的人中，貧農占50.8%，中農占41.5%，地主、富農占7.7%。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餘人。各個人民公社和生產營，都設立了‘勞改隊’，先後勞改了2866人；集訓了2907人。其中，除少數地、富、反、壞分子外，大多數是不應該勞改、集訓的人。據泰日人民公社兩個勞改隊106人的調查，屬於‘生產不積極’、‘手腳不幹淨’、‘思想作風不好’、‘吃飯搶先’等不應該勞改的即占74.5%。有的勞改隊還私立條令，動輒進行非法拷打，嚴重地破壞了革命法製。縣公安局還以改造‘童竊犯’、‘頑劣兒童’為名，先後集訓了200多名兒童（大多數是10到13歲，最小的僅6歲）。集訓期間，施用種種刑罰，嚴重摧殘了兒童的身心健康。至於對群眾捆綁、吊打、亂鬥、亂關、罰跪、遊街和停餐等違法亂紀行為，則更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尤其嚴重的是在消滅紅鈴蟲的工作中，縣委公然指示將放過棉花的房屋用後一律燒光，全縣被燒毀、拆毀民房1823間，倉庫（多係臨時搭建）1345間；強迫各生產隊拆掉草屋頂，甚至將河邊、路旁正在成長的山芋、黃豆等農作物和蘆葦統統砍掉，投入河濱和魚塘內。結果不但毫無肥效，反而毀掉草屋頂12000多間，山芋12000多擔，黃豆24000多擔，其他雜糧7500多擔，損壞魚塘、河濱4000多條，魚塘中的魚全部被毀。在興修水利當中，強迫群眾拆毀一萬多部木織布機作運土車，強迫基層幹部，挖墓挖棺，做工具改革的木材。”
《報告》中強調：“奉賢縣的違法亂紀錯誤，所以發展到如此嚴重地步，並不是偶然的，它同縣委領導人員政治品質惡劣、組織嚴重不純是有密切關聯的。”
《報告》分析說：“在縣委領導核心周圍，又有一些暗藏的特務分子。現已查明，縣農業局長戴紀群，是偽裝混入黨內的中統特務份子；副局長趙時桃，是國民黨員，當過偽保長和保甲情報網組長；縣委辦公室副主任付潔，是中統特務的重大的嫌疑。這些分子一方麵竭力迎合王文忠，李少峰等人的錯誤主張，投其所好，成為出謀獻策的‘狗頭軍師’；另一方麵，還親自發號施令，胡作非為，‘帶頭’捆綁吊打群眾，殘害人民。同時，某些黨的基層組織也嚴重不純，有些支部的領導權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所篡奪（新奪人民公社有營正副支部書記45人，其中29人有嚴重的政治曆史問題，11個營中有4個營的領導權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所掌握）。他們也趁此機會，興風作浪，無惡習不作，明目張膽地進行複辟、破環活動。所以群眾說：‘土改時我們趕跑了地主，現在他們是替地主報仇，向我農民進攻。’可見，該縣的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問題，而有些是特務分子、壞分子和階級分子的破壞活動。由於蛻化變質分子和反、壞分子控製了縣委、縣級某些部門以及少數人民公社的領導權，就大大加重了違法亂紀的嚴重程度。”
聚賢寺方丈銳覺禪師學富五車、通曉古今。當白娘子和小青和老禪師議論起當年的“奉賢慘案”時，老禪師感慨萬千，評論說：奉賢縣幹部強迫命令，嚴重違法亂紀之風，是在生產資料歸公的高級社，和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全麵“共產”的人民公社基礎上刮起的。
1955年合作化運動中，奉賢縣委用先動員、抓典型、後加壓、一風吹的辦法，在全縣刮起了生產資料歸公的合作化。到1956年，全縣農村全部實現高級社。農民的土地、耕畜、主要農具，一律歸共產歸公，生產勞力由社裏安排，生活的口糧由社裏按工分發給。農民變成了社員。
入不入社由不得你，辯論會日以繼夜，不入社就挨“辯論”，幹部帶著積極分子堵門、鬥人、拆田埂、逼地契。中國的農民千百年來都是老實馴良的小民。剛剛分田分地的農民，有的歡天喜地，有的哭哭啼啼，全都加入了高級社。生產資料全部歸了合作社，生活資料也由社裏分配，合作化運動控製了農民的命脈，於是，出工聽號令，吃糧靠工分。幹部說啥就是啥，稍不馴服，批鬥、辯論、扣口糧。農民終於成了良民。合作化成了軍事化。
從此，幹部一聲令下，社員如奉聖旨。幹部的口頭禪是：“黨叫你幹啥就幹啥！”縣委書記王文忠，就把他當自己當作黨的化身，凡他決定的事和布置的工作，必須堅決按時保量完成，“違令者決不客氣”，是他掛在嘴邊的名言。
全縣農村實現高級社化，農民成為集體生產的社員，集體勞動，集體生產，客觀上為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大型工程提供了可能的勞動力保障。在全國上下“好大喜功”風起雲湧的情況下，奉賢縣委在興修水利運動、積肥運動、深翻土地運動和大煉鋼鐵運動中，搞起了千軍萬馬“上戰場”的“大兵團作戰”。尤其人民公社化以後，奉賢縣委更加熱衷於“千軍萬馬”，“紅旗飄飄”，“戰歌衝天”，“大兵團作戰”成為時代寵兒。
積肥、滅蟲、修水利，發展生產的好事，在失去製約的高度集權體製下，竟能鬧到群眾家破人亡，禍患叢生；深翻土地、“勞改隊”、“集訓班”，勞民傷財和禍害百姓的壞事，竟能上呼下應，一通到底，弄到民不聊生，慘不忍睹的地步。要為民造福、“跑步進入**人間天堂”的“大躍進”，竟在許多地方造**間煉獄，餓殍載道，人民生不如死。
老禪師說：“大躍進，當然是頭昏腦熱，狂躁衝動的產物，但又決不僅僅是某個人狂熱**的產物。這是一種體製的悲劇。這是天意，百姓該當受此一劫。阿彌陀佛！”他搖搖頭，顯出滿臉的悲涼和無奈，結束了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