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卷大地，人民公社社員則如農奴一般，為公社服牛馬苦役。奉賢幹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實行“全民專政”，無論男女老幼，略有不如其願，**送進“勞改隊”，兒童則關進“兒童集訓班”。
奉賢縣委把農村中的不滿情緒，看作是富裕中農代表的一種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潮，是反對人民公社運動的主要勢力，必須堅決打擊。所謂富裕中農思潮的典型言論和行動有以下表現：例如，有一個富裕中農，聽到要辦人民公社，就告訴其他富裕中農：“要辦人民公社了，物件充公”。於是賣家具，殺豬宰羊，人心惶惶。
有的富裕中農在辦公共食堂時，不願把家裏的糧食充公交給食堂，東藏西藏。有的人不願意吃食堂，說：“公共食堂象喂豬的”，“吃又吃不飽，活又太重了”。
在組織集體生活，集體居住時，有的人在搬家前殺雞宰羊，大吃大喝，並說：“現在殺兩隻吃，以後恐怕殺不成，吃不成了”。
其實這不過是農民的心裏話，但奉賢縣委認為這是嚴重的階級鬥爭，必須堅決打擊。要發動群眾，大鳴大放，懲辦富裕農民及地、富、反、壞分子。懲辦那些發牢騷、講怪話，對“三麵紅旗”不滿的壞分子，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隻有這樣，才能提高群眾積極性，實現農業大躍進。
1958年10月，奉賢縣委召開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會議提出，在農村，存在著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廣大貧下中農要堅決向以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農村資本主義開展鬥爭，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會議決定，全縣要發動群眾，開展對富裕中農辯論、鬥爭的運動。(.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大會由縣委書記王文忠主持，撤職、鬥爭了一批“右傾保守”、“富裕中農”出身的幹部。縣委副書記李少峰在會上強調，幹部撤職以後，“如何安排由社黨委自己考慮，也可以去勞動改造”。一時造成完不成任務、放不出“衛星”的“右傾保守”幹部一律撤職送勞改的風氣。幹部怕送勞改隊，必然不顧一切加強迫害群眾。
在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基礎上，奉賢縣委大力推動起第“四化”，即“專政勞改化”。它成為公社化的強大支柱，成為幹部們推動工作的有力手段。
1958年4月，江蘇省公安廳下達了《關於舉辦‘集訓’問題的通知》，要求對不滿社會主義的地、富、反、壞分子和流氓進行集訓式勞動改造。經縣委批準，奉賢縣公安局在南橋鄉江海合作社試辦了全縣第一個“勞改隊”，命名為“躍進隊”，後改名為“勞改隊”。各社送來一批所謂地、富、反、壞分子，集訓勞改。縣公安局提出，有條件的地方都可以舉辦“勞改隊”、“勞教隊”。
8月，公安部通過並下發《公安工作的一些問題（草案）》。《草案》提出：集訓是公安工作大躍進中的一項重要措施，它可以多快好省地解決對敵鬥爭和社會改造中的若幹問題，在農村和城市都可以兼用。集訓對象主要是流竄犯和地、富、反、壞分子，也可以用來改造二流子懶漢。
8月上旬，經奉賢縣委書記處討論決定，全縣城鄉要掀起“集訓”**，各人民公社，各管理區要普遍開展集訓工作，設立集訓隊。很快，全縣建立起集訓隊、勞改隊170多個。一時間，社社設立勞改隊，各管理區爭相成立集訓隊。
集訓隊、勞改隊不但“勞動改造”所謂地、富、反、壞分子，從家鄉逃難外出當作“流竄犯”的農民群眾，改造所謂“二流子懶漢”，即因各種情況完不成任務的社員群眾，以及被幹部認為發牢騷，思想不滿，或被幹部看不順眼的社員，就連完不成任務的“白旗”幹部，“思想右傾保守”的幹部，通通都被送勞改。
起初，“勞改隊”關進去的主要對象是所謂地、富、反、壞分子和流氓分子。隨著大辦“勞改隊”風起，勞改對象急劇擴大，一些基本守法的富裕中農、部分被撤職的幹部，甚至連一些完不成任務，或者是抗拒幹部的貧下中農社員，以及幹部看著不順心的社員，都被紛紛送進“勞改隊”進行勞動改造。據縣委在整風運動時檢討說：“當時，許多領導把送勞改當成主要工作手段，大路小道。捆綁送勞改的不絕於途。”
公社化後，縣委決定對幹部要加強工作力度，批鬥不夠壓力，最有效的辦法是送勞改。
8月4日，奉賢縣委組成437人的生產檢查團，由縣委負責人和省委、地委6名幹部帶隊，對全縣農業生產進行分片大檢查，至8日結束。胡橋鄉曙光中心社青年隊有11塊水稻田和棉花地評為三類苗田，被插上“白旗”。該社當夜就出動全社主要勞力，“開夜工，鬧通宵，趕製土化肥，消滅三類苗”。聲稱一定要實現糧食畝產過五千，棉花畝產超雙百。結果該社幹部還是挨了批判和處分。
8月下旬，縣委又組織了77365人，由縣委負責人會同省委、地委派來的幹部15人，在全縣進行了“對秋熟作物全麵檢查鑒定”。“插紅旗，拔白旗”，全縣掀起了定躍進措施，報高產指標的“社會主義生產競賽”狂潮。凡指標不理想的，一律“插白旗”，批鬥、撤職、送勞改。
10月，奉賢縣委召開的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決定將撤職幹部送“勞改隊”勞動改造。會議以後，縣委還布置各公社進一步排隊，對所謂“工作消極對抗”、“思想右傾保守”、“富裕中農出身”的幹部，都準備撤職查辦。恰好此時江蘇蘇州專區公安處要求加強發展組織各地的“勞改隊”。經縣委同意，奉賢縣公安局召開各公社公安員會議，強令各公社的每個營，都要成立一個“勞改連”。
因而，一場全局性的悲劇逐漸形成。各個公社迅速成立“勞改隊”，一些原已辦起“集訓班”的營紛紛擴辦起“勞改隊”。一個大辦“勞改隊”的浪潮迅速席卷奉賢。“送勞改”成為縣、社、營、隊幹部推動大躍進、“爭上遊”、“放衛星”，以及幹部懲罰群眾的法寶。
“勞改隊”的主要“改造手段”，一是體罰，二是超強度勞動任務，三是對繼續改造不好的實行餓飯，監禁，毒打。
10月下旬，泰日公社黨委根據縣委指示，要求各營組織“勞改隊”。公社黨委副書記到三營布置落實組織“勞改隊”工作時規定：有一般政治曆史問題的人、社會可疑分子、手腳不幹淨的小偷、被撤職的幹部、生產不積極的懶漢，均可作為勞改對象，送“勞改隊”強迫勞動。他還定下指標，要求每連必須送23人，最多不超過5人，但不能不送人。他還同意在押送勞改分子去“勞改隊”時，繩捆索綁。
泰日公社黨委書記還以“不服從領導”、“右傾保守”等罪名，將光輝公社的一個身為江蘇省黨代表、省人大代表、勞動模範而放高產衛星不力的支部書記鬥爭、撤職，然後送公社辦的“勞改隊”勞動教養。
該公社黨委副書記帶檢查團深夜到二營四連檢查生產。因社員姚某等5人（均屬所謂富裕中農、地、富、反分子）當晚開夜工時提前收工睡覺，正好撞上了。副書記立即勒令未開夜工的群眾起床緊急集合，他指揮檢查團的幹部將姚某等5人緊緊捆起來，要他們坦白罪行，然後宣布將他們捆送一營“勞改隊”。其中，富裕中農王某在“勞改隊”中因強迫勞動過度，勞累死亡。
新寺公社一營幹部，在深翻土地運動中，強迫該營“勞改隊”成員每人每天深翻土地一畝一分，約合150立方米土。並規定完不成任務不準吃飯，不準休息。不僅如此，幹部還對“勞改”對象施以種種刑罰。有人被吊打致死，有人活活累死。據當時調查，該營在7個月中，先後有90人被送入“勞改隊”，遭受捆綁、吊打、關禁閉的有25人，造成死亡10人（其中吊打後死亡4人，自殺3人）。
對死者，該營幹部認為：“這些家夥自己要死的，不願改造死了算，少麻煩了。”奉城公社共鬥爭富裕中農424人，其中有貧下中農395人，占被鬥爭人數的93%。富裕中農因被鬥而自殺死亡2人。
後據**上海市委工作組奉命複查，奉賢因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於“勞改”、“集訓”的23人（打死7人，自殺16人）；全縣被送入“勞改隊”進行強迫勞動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餘人。
據奉城公社調查，在死難者中，貧農占50.8%，中農占41.5%，地、富占7.7%。據對泰日公社兩個“勞改隊”106人的調查，屬完不成高額任務而扣上“生產不積極”罪名，因饑餓難耐偷了莊稼吃而扣上“手腳不幹淨”，“思想作風不好”，甚至“吃飯搶先”也被治罪送勞改的即占74.5%。
奉賢縣委把農村中的不滿情緒，看作是富裕中農代表的一種抗拒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潮，是反對人民公社運動的主要勢力，必須堅決打擊。所謂富裕中農思潮的典型言論和行動有以下表現：例如，有一個富裕中農，聽到要辦人民公社，就告訴其他富裕中農：“要辦人民公社了，物件充公”。於是賣家具，殺豬宰羊，人心惶惶。
有的富裕中農在辦公共食堂時，不願把家裏的糧食充公交給食堂，東藏西藏。有的人不願意吃食堂，說：“公共食堂象喂豬的”，“吃又吃不飽，活又太重了”。
在組織集體生活，集體居住時，有的人在搬家前殺雞宰羊，大吃大喝，並說：“現在殺兩隻吃，以後恐怕殺不成，吃不成了”。
其實這不過是農民的心裏話，但奉賢縣委認為這是嚴重的階級鬥爭，必須堅決打擊。要發動群眾，大鳴大放，懲辦富裕農民及地、富、反、壞分子。懲辦那些發牢騷、講怪話，對“三麵紅旗”不滿的壞分子，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隻有這樣，才能提高群眾積極性，實現農業大躍進。
1958年10月，奉賢縣委召開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會議提出，在農村，存在著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廣大貧下中農要堅決向以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農村資本主義開展鬥爭，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會議決定，全縣要發動群眾，開展對富裕中農辯論、鬥爭的運動。(.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
大會由縣委書記王文忠主持，撤職、鬥爭了一批“右傾保守”、“富裕中農”出身的幹部。縣委副書記李少峰在會上強調，幹部撤職以後，“如何安排由社黨委自己考慮，也可以去勞動改造”。一時造成完不成任務、放不出“衛星”的“右傾保守”幹部一律撤職送勞改的風氣。幹部怕送勞改隊，必然不顧一切加強迫害群眾。
在農村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基礎上，奉賢縣委大力推動起第“四化”，即“專政勞改化”。它成為公社化的強大支柱，成為幹部們推動工作的有力手段。
1958年4月，江蘇省公安廳下達了《關於舉辦‘集訓’問題的通知》，要求對不滿社會主義的地、富、反、壞分子和流氓進行集訓式勞動改造。經縣委批準，奉賢縣公安局在南橋鄉江海合作社試辦了全縣第一個“勞改隊”，命名為“躍進隊”，後改名為“勞改隊”。各社送來一批所謂地、富、反、壞分子，集訓勞改。縣公安局提出，有條件的地方都可以舉辦“勞改隊”、“勞教隊”。
8月，公安部通過並下發《公安工作的一些問題（草案）》。《草案》提出：集訓是公安工作大躍進中的一項重要措施，它可以多快好省地解決對敵鬥爭和社會改造中的若幹問題，在農村和城市都可以兼用。集訓對象主要是流竄犯和地、富、反、壞分子，也可以用來改造二流子懶漢。
8月上旬，經奉賢縣委書記處討論決定，全縣城鄉要掀起“集訓”**，各人民公社，各管理區要普遍開展集訓工作，設立集訓隊。很快，全縣建立起集訓隊、勞改隊170多個。一時間，社社設立勞改隊，各管理區爭相成立集訓隊。
集訓隊、勞改隊不但“勞動改造”所謂地、富、反、壞分子，從家鄉逃難外出當作“流竄犯”的農民群眾，改造所謂“二流子懶漢”，即因各種情況完不成任務的社員群眾，以及被幹部認為發牢騷，思想不滿，或被幹部看不順眼的社員，就連完不成任務的“白旗”幹部，“思想右傾保守”的幹部，通通都被送勞改。
起初，“勞改隊”關進去的主要對象是所謂地、富、反、壞分子和流氓分子。隨著大辦“勞改隊”風起，勞改對象急劇擴大，一些基本守法的富裕中農、部分被撤職的幹部，甚至連一些完不成任務，或者是抗拒幹部的貧下中農社員，以及幹部看著不順心的社員，都被紛紛送進“勞改隊”進行勞動改造。據縣委在整風運動時檢討說：“當時，許多領導把送勞改當成主要工作手段，大路小道。捆綁送勞改的不絕於途。”
公社化後，縣委決定對幹部要加強工作力度，批鬥不夠壓力，最有效的辦法是送勞改。
8月4日，奉賢縣委組成437人的生產檢查團，由縣委負責人和省委、地委6名幹部帶隊，對全縣農業生產進行分片大檢查，至8日結束。胡橋鄉曙光中心社青年隊有11塊水稻田和棉花地評為三類苗田，被插上“白旗”。該社當夜就出動全社主要勞力，“開夜工，鬧通宵，趕製土化肥，消滅三類苗”。聲稱一定要實現糧食畝產過五千，棉花畝產超雙百。結果該社幹部還是挨了批判和處分。
8月下旬，縣委又組織了77365人，由縣委負責人會同省委、地委派來的幹部15人，在全縣進行了“對秋熟作物全麵檢查鑒定”。“插紅旗，拔白旗”，全縣掀起了定躍進措施，報高產指標的“社會主義生產競賽”狂潮。凡指標不理想的，一律“插白旗”，批鬥、撤職、送勞改。
10月，奉賢縣委召開的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決定將撤職幹部送“勞改隊”勞動改造。會議以後，縣委還布置各公社進一步排隊，對所謂“工作消極對抗”、“思想右傾保守”、“富裕中農出身”的幹部，都準備撤職查辦。恰好此時江蘇蘇州專區公安處要求加強發展組織各地的“勞改隊”。經縣委同意，奉賢縣公安局召開各公社公安員會議，強令各公社的每個營，都要成立一個“勞改連”。
因而，一場全局性的悲劇逐漸形成。各個公社迅速成立“勞改隊”，一些原已辦起“集訓班”的營紛紛擴辦起“勞改隊”。一個大辦“勞改隊”的浪潮迅速席卷奉賢。“送勞改”成為縣、社、營、隊幹部推動大躍進、“爭上遊”、“放衛星”，以及幹部懲罰群眾的法寶。
“勞改隊”的主要“改造手段”，一是體罰，二是超強度勞動任務，三是對繼續改造不好的實行餓飯，監禁，毒打。
10月下旬，泰日公社黨委根據縣委指示，要求各營組織“勞改隊”。公社黨委副書記到三營布置落實組織“勞改隊”工作時規定：有一般政治曆史問題的人、社會可疑分子、手腳不幹淨的小偷、被撤職的幹部、生產不積極的懶漢，均可作為勞改對象，送“勞改隊”強迫勞動。他還定下指標，要求每連必須送23人，最多不超過5人，但不能不送人。他還同意在押送勞改分子去“勞改隊”時，繩捆索綁。
泰日公社黨委書記還以“不服從領導”、“右傾保守”等罪名，將光輝公社的一個身為江蘇省黨代表、省人大代表、勞動模範而放高產衛星不力的支部書記鬥爭、撤職，然後送公社辦的“勞改隊”勞動教養。
該公社黨委副書記帶檢查團深夜到二營四連檢查生產。因社員姚某等5人（均屬所謂富裕中農、地、富、反分子）當晚開夜工時提前收工睡覺，正好撞上了。副書記立即勒令未開夜工的群眾起床緊急集合，他指揮檢查團的幹部將姚某等5人緊緊捆起來，要他們坦白罪行，然後宣布將他們捆送一營“勞改隊”。其中，富裕中農王某在“勞改隊”中因強迫勞動過度，勞累死亡。
新寺公社一營幹部，在深翻土地運動中，強迫該營“勞改隊”成員每人每天深翻土地一畝一分，約合150立方米土。並規定完不成任務不準吃飯，不準休息。不僅如此，幹部還對“勞改”對象施以種種刑罰。有人被吊打致死，有人活活累死。據當時調查，該營在7個月中，先後有90人被送入“勞改隊”，遭受捆綁、吊打、關禁閉的有25人，造成死亡10人（其中吊打後死亡4人，自殺3人）。
對死者，該營幹部認為：“這些家夥自己要死的，不願改造死了算，少麻煩了。”奉城公社共鬥爭富裕中農424人，其中有貧下中農395人，占被鬥爭人數的93%。富裕中農因被鬥而自殺死亡2人。
後據**上海市委工作組奉命複查，奉賢因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於“勞改”、“集訓”的23人（打死7人，自殺16人）；全縣被送入“勞改隊”進行強迫勞動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餘人。
據奉城公社調查，在死難者中，貧農占50.8%，中農占41.5%，地、富占7.7%。據對泰日公社兩個“勞改隊”106人的調查，屬完不成高額任務而扣上“生產不積極”罪名，因饑餓難耐偷了莊稼吃而扣上“手腳不幹淨”，“思想作風不好”，甚至“吃飯搶先”也被治罪送勞改的即占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