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管走到哪一步，總得找點樂子。我寫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使人覺得：活著多好呀。
舊病雜憶
對口
那年我還小，記不清是幾歲了。我母親故去後，父親晚上帶著我睡。我覺得脖子後麵不舒服。父親拿燈照照，腫了，有一個小紅點。半夜又照照，有一個小桃子大了。天亮再照照，有一個蓮子盅大了。父親說：壞了，是對口！
“對口”是長在第三節頸椎處的惡瘡，因為正對著嘴，故名“對口”，又叫“砍頭瘡”。過去刑人，下刀處正在這個地方——殺頭不是亂砍的，用刀在第三頸節處使巧勁一推，腦袋就下來了，“身首異處”。“對口”很厲害，弄不好會把脖子爛通——那成什麽樣子！
父親拉著我去看張冶青。張冶青是我父親的朋友，是西醫外科醫生，但是他平常極少為人治病，在家閑居。他叫我趴在茶幾上，看了看，哆裏哆嗦地找出一包手術刀，挑了一把，在酒精燈上燒了燒。這位張先生，連麻藥都沒有！我父親在我嘴裏塞了一顆蜜棗，我還沒有一點準備，隻聽得“呼”的一聲，張先生已經把我的對口豁開了。他怎麽擠膿擠血，我都沒看見，因為我趴著。他拿出一卷繃帶，搓成條，蘸上藥——好像主要就是凡士林，用一個鑷子一截一截塞進我的刀口，好長一段！這是我看見的。我沒有覺得疼，因為這個對口已經熟透了，隻覺得往裏塞繃帶時怪癢癢。都塞進去了，發脹。
我的蜜棗已經吃完了，父親又塞給我一顆，回家！
張先生囑咐第二天去換藥。把繃帶條抽出來，再用新的蘸了藥的繃帶條塞進去。換了三四次。我注意塞進去的繃帶條越來越短了。不幾天，就收口了。
張先生對我父親說：“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聲！”幹嗎要哼呢？我沒覺得怎麽疼。
以後，我這一輩子在遇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痛時，我都很少哼哼。難免要哼，但不是死去活來，弄得別人手足無措，惶惶不安。
現在我的後頸至今還落下了個疤瘌。
銜了一顆蜜棗，就接受手術，這樣的人大概也不多。
瘧疾
我每年要發一次瘧疾，從小學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準季節。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時候，就快來了，等著吧。
有青年作家問愛倫堡：頭疼是什麽感覺？他想在小說裏寫一個人頭疼。愛倫堡說：這麽說你從來沒有頭疼過，那你真是幸福！頭疼的感覺是沒法說的。中國（尤其是北方）很多人是沒有得過瘧疾的。如果有一位青年作家叫我介紹一下瘧疾的感覺，我也沒有辦法。起先是發冷，來了！大老爺升堂了！——我們那裏把瘧疾開始發作，叫作“大老爺升堂”，不知是何道理。趕緊鑽被窩。冷！蓋了兩床厚棉被還是冷，冷得牙齒嘚嘚地響。冷過了，發熱，渾身發燙。而且，劇烈地頭疼。有一首散曲《詠瘧疾》：“冷時節似冰淩上坐，熱時節似蒸籠裏臥，疼時節疼得天靈破，天呀天，似這等寒來暑往人難過！”反正，這滋味不大好受。好了！出汗了！大汗淋漓，內衣濕透，遍體輕鬆，瘧疾過去了，“大老爺退堂”。擦擦額頭的汗，餓了！坐起來，粥已經煮好了，就一碟甜醬小黃瓜，喝粥。香啊！
杜牧詩雲：“忍過事堪喜。”對於瘧疾也隻有忍之一法。挺挺，就過來了，也吃幾劑湯藥（加減小柴胡湯之類），不管事。發了三次之後，都還是吃“藍印金雞納霜”（即奎寧片）解決問題。我父親說我是陰虛，有一年讓我吃了好些海參。每天吃海參，真不錯！不過還是沒有斷根。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生了一場惡性瘧疾，我身體內部的“古老又古老的瘧原蟲”才跟我徹底告別。
惡性瘧疾是在越南得的。我從上海坐船經香港到河內，乘滇越鐵路火車到昆明去考大學。到昆明寄住在同濟中學的學生宿舍裏，通過一個間接的舊日同學的關係。住了沒有幾天，病倒了。同濟中學的那個學生把我弄到他們的校醫室，驗了血，校醫說我血裏有好幾種病菌，包括傷寒病菌什麽的，叫趕快送醫院。
到醫院，護士給我量了量體溫，體溫超過四十度。護士二話不說，先給我打了一針強心針。我問：“要不要寫遺書？”
護士嫣然一笑：“怕你燒得太厲害，人受不住！”
抽血，化驗。
醫生看了化驗結果，說有多種病菌潛伏，但是主要問題是惡性瘧疾。開了注射藥針。過了一會兒，護士拿了注射針劑來。我問：是什麽針？
“606。”
我趕緊聲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從來沒有……
“這是治療惡性瘧疾的特效藥。奎寧、阿托品，對你已經不起作用。”
606和瘧原蟲、傷寒菌，還有別的不知什麽菌，在我的血管裏混戰一場。最後是606勝利了。病退了，但是人很“吃虧”，醫生規定隻能吃藕粉。藕粉這東西怎麽能算是“飯”呢？我對醫院裏的藕粉印象極不佳，並從此在家裏也不吃藕粉。後來可以喝蛋花湯。蛋花湯也不能算飯呀！
我要求出院，醫生不準。我急了，說：“我到昆明是來考大學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讓我出院，那怎麽行！”
醫生同意了。
喝了一肚子蛋花湯，暈暈乎乎地進了考場。天可憐見，居然考取了！
自打生了一次惡性瘧疾，我的瘧疾就除了根，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複發過。也怪。
牙疼
我從大學時期，牙就不好。一來是營養不良，饑一頓，飽一頓；二來是不講口腔衛生。有時買不起牙膏，常用食鹽、煙灰胡亂地刷牙。又抽煙，又喝酒。於是牙齒齲蛀，時常發炎——牙疼。牙疼不很好受，但不至於像契訶夫小說《馬姓》裏的老爺一樣疼得吱哇亂叫。“牙疼不是病，疼起來要人命”，不見得。我對牙疼泰然置之，而且有點幸災樂禍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麽花來！我不會疼得“五心煩躁”，該咋著還咋著。照樣活動。腮幫子腫得老高，還能談笑風生，語驚一座。牙疼於我何有哉！
不過老疼，也不是個事。有一隻槽牙，已經活動，每次牙疼，它是禍始。我於是決心拔掉它。昆明有一個修女，又是牙醫，據說治牙很好，又收費甚低，我於是攢借了一點錢，想去找這位修女。她在一個小教堂的側門之內“懸壺”。不想到了那裏，側門緊閉，門上貼了一個字條：修女因事離開昆明，休診半個月。我當時這個高興呀！王子猷雪夜訪戴，乘興而去，興盡而歸，何必見戴！我拿了這筆錢，到了小西門馬家牛肉館，要了一盤冷拚，四兩酒，美美地吃了一頓。
昆明七年，我沒有治過一次牙。
在上海教書的時候，我聽從一個老同學母親的勸告，到她熟識的私人開業的牙醫處讓他看看我的牙。這位牙科醫生，聽他的姓就知道是廣東人，姓麥。他拔掉我的早已糟朽不堪的槽牙。他的“手藝”（我一直認為治牙鑲牙是一門手藝）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對他很有好感，因為他的候診室裏有一本a.紀德的《地糧》。牙科醫生而讀紀德，此人不俗！
到了北京，參加劇團，我的牙越發地不行，有幾顆跟我陸續辭行了。有人勸我去裝一副假牙，否則尚可效力的牙齒會向空缺的地方發展。通過一位名琴師的介紹，我去找了一位牙醫。此人是京劇票友，唱大花臉。他曾為馬連良做過一枚內外純金的金牙。他拔掉我的兩顆一提溜就下來的病牙，給我做了一副假牙，說：“你這樣就可以吃飯了，可以說話了。”我還是應該感謝這位票友牙醫，這副假牙讓我能吃爆肚，雖然我覺得他頗有江湖氣，不像上海的麥醫生那樣有書卷氣。
“文化大革命”中，我正要出劇團的大門，大門“哐”的一聲被踢開，正摔在我的臉上。我當時覺得嘴裏亂七八糟！吐出來一看，我的上下四顆門牙都被震下來了，假牙也斷成了兩截。踢門的是一個翻跟頭的武戲演員，沒有文化。就是他，有一天到劇團來大聲嚷嚷：“同誌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往後吃油餅便宜了！”——“怎麽啦？”——“大慶油田出油了！”這人一向是個冒失鬼。劇團的大門是可以裏外兩麵開的玻璃門，玻璃上糊了一層報紙，他看不見裏麵有人出來。這小子不推門，一腳踹開了。他直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說：“沒事兒！沒事兒！你走吧！”對這麽個人，我能說什麽呢？他又不是有心。掉了四顆門牙，竟沒有流一滴血，可見這四顆牙已經衰老到什麽程度，掉了就掉了吧。假牙左邊半截已經沒有用處，右邊的還能湊合一陣。我就把這半截假牙單擺浮擱地安在牙床上，既沒有鉤子，也沒有套子，嗨，還真能嚼東西。當然也有不方便處：一、不能吃脆蘿卜（我最愛吃蘿卜）；二、不能吹笛子了（我的笛子原來是吹得不錯的）。
這樣對付了好幾年。直到一九八五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前，我才下決心另裝一副假牙。有人跟我說：“瞧你那嘴牙，七零八落，簡直有傷國體！”
我找到一個小醫院，建築工人醫院。醫院的一個牙醫師小宋是我的讀者，可以不用掛號、排隊，進門就看。小宋給我檢查了一下，又請主任醫師來看看。這位主任用鑷子依次掰了一下我的牙，說：“都得拔了。全部‘二度動搖’。做一副滿口。這麽湊合，不行。做一副，過兩天，又掉了，又得重做，多麻煩！”我說：“行！不過再有一個月，我就要到香港去，拔牙、安牙，來得及嗎？”“來得及。”主任去準備麻藥，小宋悄悄跟我說：“我們主任，是在日本學的。她的勁兒特別大，出名的手狠。”我的碩果僅存的十一顆牙，一個星期，分三次，全部拔光。我於拔牙，可謂曾經滄海，不在乎。不過拔牙後還得修理牙床骨——因為牙掉的先後不同，早掉的牙床骨已經長了突起的骨質小骨朵，得削平了。這位主任真是大刀闊斧，不多一會兒，就把我的牙骨鏟平了。小宋帶我到隔壁找做牙的技師小馬，當時就咬了牙印。
一般拔牙後要經一個月，等傷口長好才能裝假牙。但有急需，也可以馬上就做，這有個專用名詞，叫作“即刻”。
“即刻”本是權宜之計，小馬讓我從香港回來再去做一副。我從香港回來，找了小馬，小馬把我的假牙看了看，問我：“有什麽不舒服嗎？”——“沒有。”——“那就不用再做了，你這副很好。”
我從拔牙到裝上假牙，一共才用了兩個星期，而且一次成功，少有。這副假牙我一直用到現在。
常見很多人安假牙老不合適，不斷修理，一再重做，最後甚至就不再戴。我想，也許是因為假牙做得不好，但是也由於本人不能適應，稍不舒服，即覺得別扭。要能適應。假牙嘛，哪能一下就合適，開頭總會格格不入的。慢慢地，等牙床和假牙已經嚴絲合縫，渾然一體，就好了。
凡事都是這樣，要能適應、習慣、湊合。
牌坊
臭河邊南岸有三座貞節牌坊。三座牌坊大小、高矮、式樣差不多，好像三姊妹，都是白石頭、重簷、方柱。橫枋當中有一塊微向前傾的長方石頭，像一本洋裝書，上刻兩個字：“聖旨。”這三座牌坊旌表的是什麽人，誰也沒有注意過。立牌坊的年月是刻在橫枋的左側的，但是也沒有人注意過。反正是有了年頭了。牌坊整天站著，默默無言。太陽好的時候，牌坊把影子齊齊地落在前麵的土地上。下雨天，在大雨裏淋著。每天黃昏，飛來很多麻雀，落在石簷下麵，石枋石柱的縫隙間，嘰嘰喳喳，叫成一片。遠遠走過來，好像牌坊自己在叫。
聽到過一個關於牌坊的故事。
有一家，姓徐，是個書香人家，徐少爺娶妻白氏，貌美而賢惠，知書達理。不幸徐少爺得了一場傷寒，早離塵世。徐少奶奶這時才二十四五歲，年輕守寡。徐少爺留下一個孩子，才三歲。徐少奶奶就守著這個孩子，教他讀書習字。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孩子已經長大成人。孩子很聰明，也用功，功名順利，由秀才、舉人，一直到中了進士。
這年清明祭祖，徐氏族人聚會，說起白夫人年輕守節，教子成名，應該申報旌表，為她立牌坊。兒子覺得在理，就回家對母親說明族人所議。
白夫人一聽，大怒，說：“我不要立牌坊！”
說著從床下拖出一個柳條笆鬥，笆鬥裏是一鬥銅錢。白夫人把銅錢往地板上一倒，說：“這就是我的貞節牌坊！”
原來白夫人每到欲念升起，臉紅心亂時，就把一鬥銅錢倒在地板上，滾得哪兒都是，然後俯身一枚一枚地拾起來，這樣就岔過去了。
兒子從此再也不提立牌坊的事。
風景
堂倌
我從來沒有吃過好壇子肉，我以為壇子裏燒的肉根本沒有什麽道理。但我所以不喜歡上東福居倒不是因為不欣賞他們家的肉。年輕人而不能吃點肥肥的東西，大概要算是不正常的。在學校裏吃包飯，過個十天半月，都有人要拖出一件衣服，挾兩本書出去，換成錢，上館子裏補一下。一商量，大家都讚成東福居，因為東福居便宜，有“真正的肉”。可是我不讚成。不是鬧別扭，壇子肉總是個肉，而且他們那兒的饅頭真不小。我不讚成的原因是那兒的一個堂倌。自從我注意上這個堂倌之後，我就不想去。也許現在我之對壇子肉失去興趣與那個堂倌多少有點關係。這我自己也鬧不清。我那麽一說，大家知道頗能體諒，以後就換了一家。
在館子裏吃東西而鬧脾氣是最無聊的事。人在吃的時候本已不能怎麽好看，容易教人想起野獸和地獄。（我曾見過一個瞎子吃東西，可怕極了。他是“完全”看不見。幸好我們還有一雙眼睛！）再加上吼嘯，加上粗脖子紅臉暴青筋，加上拍桌子打板凳，加上罵人，毫無學問的，不講技巧的罵人，真是不堪入畫。於是堂倌來了，“你啦你啦”賠笑臉。不行，趕緊，掌櫃挪著碎步子（可憐他那雙包在腳布裏的八字腳），哈著腰，跟著客人罵：“豈有此理，是，渾蛋，花錢是要吃對味的！”得，把先生武裝帶取下來，擰毛巾，送出大門，於是，大家做鬼臉，說兩句俏皮話，泔水缸冒泡子，菜裏沒有“青香”了，聊以解嘲。這種種令人覺得生之悲哀。這，哪一家都有，我們見慣了，最多少吃半個饅頭，然而，要是在飯館裏混一輩子？……
這個堂倌，他是個方臉，下頭很大，像削出來的。他剪平頭，頭發老是那麽不長不短。他老穿一件白布短衫。天冷了，他也穿長的，深色的，冬天甚至他也穿得厚厚的。然而換來換去，他總是那個樣子。他像是總穿一件衣裳，衣裳不能改變他什麽。他衣裳總是幹幹淨淨——我真希望他能夠髒一點。他絕不是自己對幹幹淨淨有興趣。簡直說，他對世界一切不感興趣。他一定有個家的，我想他從不高興抱抱他孩子。孩子他抱的，他太太讓他抱，他就抱。館子生意好，他進賬不錯。可是拿到錢他也不歡喜。他不抽煙，也不喝酒！他看到別人笑，別人喪氣，他毫無表情。他身子大大的，肩膀闊，可是他透出一種說不出來的疲倦，一種深沉的疲倦。座上客人，花花綠綠，發亮的，閃光的，醉人的香，刺鼻的味，他都無動於衷。他眼睛空漠漠的，不看任何人。他在嘈亂之中來去，他不是走，是移動。他對他的客人，不是恨，也不輕蔑，他討厭。連討厭也沒有了，好像教許多蚊子圍了一夜的人，根本他不大在意了。他讓我想起死！
“壇子肉。”
“唔。”
“小肚。”
“唔。”
“雞絲拉皮，花生米辣白菜——”
“唔。”
“爆羊肚，糖醋裏脊——”
“唔。”
“雞血酸辣湯！”
“唔。”
說什麽他都是那麽一個平平的，不高，不低，不粗，不細，不帶感情，不作一點裝飾的“唔”。這個聲音讓我激動。我相信我不大忍得住了，我那個雞血酸辣湯是狂叫出來的。結果怎麽樣？我們叫了水餃，他也唔，而等了半天（我不怕等，我吃飯常一邊看書一邊吃，毫不著急，今日我就帶了書來的），座上客人換了一批又一批，水餃不見來。我們總不能一直坐下去，叫他！
“水餃呢？”
“沒有水餃。”
“那你不說？”
“我對不起你。”
他方臉上一點不走樣，眼睛裏仍是空漠漠的。我有點抖，我充滿一種莫名其妙的痛苦。
人
我在香港時全像一根落在泥水裏的雞毛。沒有話說，我沾濕了，弄髒了，不成樣子。憂鬱，一種毫無意義的憂鬱。我一定非常醜，我臉上線條零亂蕪雜，我動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說話，我若一開口一定不知所雲！我真不知道我怎麽把自己糟蹋到這種地步。是的，我窮，我口袋裏錢少得我要不時摸一摸它，我隨時害怕萬一摔了一跤把人家櫥窗打破了怎麽辦……但我窮的不隻是錢，我失去愛的陽光了。我整天蹲在一家老舊的棧房裏，感情麻木，思想昏鈍，揩揩這個天空吧，抽去電車軌，把這些招牌摘去，叫這些人走路從容些，請一批音樂家來教小販唱歌，不要讓他們直著脖子叫。而渾濁的海水拍過來，拍過來。
綠的葉子，芋頭，兩顆芋頭！居然在棧房屋頂平台上有兩顆芋頭。在一個角落裏，一堆煤屑上，兩顆芋頭，搖著厚重深沉的葉子，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見風。你知道我當時的感動。而因此，我想起我們在德輔道中發現的那個人來。
在郵局大樓側麵地下室的窗穹下，他盤膝而坐，他用一點竹篾子編幾隻玩意，一隻鳥，一個蝦，一頭蛤蟆。人來，人往，各種腿在他麵前跨過去，一口痰唾落下來，嘎啦啦一個空罐頭踢過去，他一根一根編綴，按部就班，不疾不緩。不論在工作，在休息，他臉上透出一種深思，這種深思，已成習慣。我見過他吃飯，他一點一點摘一個淡麵包吃，他吃得極慢，臉上還保持那種深思的神色，平靜而和穆。
理發師
我有個長輩，每剪一次指甲，總好好地保存起來。我於是總怕他死。人死了，留下一堆指甲，多惡心的事！這種心理真是難於了解。人為什麽對自己身上長出來的東西那麽愛惜呢？也真是怪，說起鬼物來，尤其是書上，都有極長的指甲。這大概中外都差不多。同樣也是長的，是頭發。頭發指甲之所以可怕，大概正因為是表示生命的（有人告訴我，死了之後指甲頭發都還能長）。人大概隱隱中有一種對生命的恐懼。於是我想起自己的不愛理發，我一覺察我的思想要引到一個方向去，且將得到一個什麽不通的結論，我就趕緊把它叫回來。沒有那個事，我之不理發與生啊死的都無關係。
也不知是誰給理發店定了那麽個特別標記，一根圓柱上畫出紅藍白三色相間的旋紋。這給人一種眩暈感覺。若是通上電，不歇地轉，那就更教人不舒服。這自然讓你想起生活的紛擾來。但有一次我真叫這東西給了我歡喜。一天晚上，鋪子都關了，街上已斷行人，路燈照著空蕩蕩的馬路，而遠遠的一個理發店標記在冷靜之中孤零零地動。這一下子把你跟世界拉得很近，猶如大漠孤煙。理發店的標記與理發店是一個巧合。這個東西的來源如何，與其問一個社會人類學專家，不如請一個詩人把他的想象告訴我們。這個東西很能說明理發店的意義，不論哪一方麵的。我大概不能住在木桶裏曬太陽，我不想建議把天下理發店都取消。
理發這一行，大概由來頗久，是一種很古的職業。我頗欲知道他們的祖師是誰，打聽迄今，尚未明白。他們的社會地位，本來似乎不大高。凡理發師，多世代相承，很少改業出頭的。這是一種注定的卑微了。所以一到過年，他們門楣上多貼“頂上生涯”四字，這是一種消極反抗，也正宣說出他們的委屈。別的地方怎樣的，我不清楚，我們那裏理發師大都兼做吹鼓手。凡剃頭人家子弟必先練習敲銅鑼手鼓，跟在喜喪陣仗中走個幾年，到會吹嗩呐笛子時，剃頭手藝也同時學成了。吹鼓手呢，更是一種供驅走人物了，是姑娘們所不願嫁的。故鄉童謠唱道：
姑娘姑娘真不醜，
一嫁嫁個吹鼓手，
吃人家飯，喝人家酒，
坐人家大門口！
其中“吃人家飯，喝人家酒”，也有唱為“吃冷飯，吃冷酒”的，我無從辨訂到底該怎樣的。且刻畫各有尖刻辛酸，亦難以評其優劣，自然理發師（即吹鼓手）老婆總會娶到一個的，而且常常年輕好看。原因是理發師都幹幹淨淨，會打扮收拾；知音識曲，懂得風情；且因生活磨煉，脾性柔和；謹謹慎慎的，穿吃不會成大問題，聰明的女孩子願意嫁這麽一個男人的也有。並多能敬重丈夫，不以坐人家大門口為意。若在大街上聽著他在隊仗中滴溜溜吹得精熟出色，心裏可能還極感激快慰。事實上這個職業被視為低賤，全是一個錯誤製度所產生的荒謬看法。一個職業，都有它的高貴。理發店的春聯“走進來烏紗宰相，搖出去白麵書生”，文雅一點的則是“不教白發催人老，更喜春風滿麵生”，說得切當。小時候我極高興到一個理發店裏坐坐，他們忙碌時我還為拉那種紙糊的風扇。小時候我對理發店是喜歡的。
等我歲數稍大，世界變了，各種行業也跟著變。社會已不複是原來的社會，差異雖不太大，亦不為小。其間有些行業升騰了，有些低落下來。有些名目雖一般，性質卻已改換。始終依父兄門風，師傅傳授，照老法子工作，老法子生活的，大概已頗不多。一個內地小城中也隻有銅匠的、錫匠的特別響器，瞎子的鐺，閹雞閹豬人的糖鑼，帶給人一分悠遠從容感覺。走在路上，間或也能見一個釘碗的，吱咕吱咕拉他的金剛鑽；一個補鍋的，用一個布卷在灰上一揉，托起一小勺殷紅的熔鐵，哧的一聲焊在一口三眼灶大黑鍋上；一個皮匠，把刀在他的腦後頭發樁子上光一光，這可以讓你看半天。你看他們工作，也看他們人。他們是一種“遺民”，永遠固執而沉默地慢慢地走，讓你覺得許多事情值得深思。這好像扯得有點嫌遠了。我隻是想變動得失於調節，是不是一個問題。自然醫治失調症的藥，也隻有繼續聽他變。這問題不簡單，不是我們這個常識腦子弄得清楚的。遺憾的是，卷在那個波浪裏，似乎所有理發師都變了氣質，即使在小城裏，理發師早已不是那種謙抑的，帶一點悲哀的人物了。理發店也不複是籠布溫和的，在黃昏中照著一塊陽光的地方了。這見仁見智，不妨各有看法。而我私人有時是頗為不甘心的。
現在的理發師，雖仍是老理發師後代，但這個職業已經“革新”過了。現在的理發業，和那個特別標記一樣是外國來的。這些理發店與“摩登”這個名詞不可分，且儼然是構成“摩登”的一部分，是“摩登”本身。在一個都市裏，他們的勢力很大，他們可以隨便教整個都市改觀，隻要在哪裏多繞一個圈子，把哪裏的一卷翻得更高些。嗐，理發店裏玩意兒真多，日新月異，愈出愈奇。這些東西，不但形狀不凡，發出來的聲音也十分複雜，營營紮紮，嗚嗚啦啦。前前後後，鏡子一層又一層反射，愈益加重其緊張與一種恐怖。許多摩登人坐在裏麵，或搔首弄姿，顧盼自憐，越看越美；或小不如意，怒形於色，臉色鐵青；焦躁，疲倦，不安，裝模作樣。理發師呢，把兩個嘴角向上拉，拉，笑，不行，又落下去了！他四處找剪子，找呀找，剪子明明在手邊小幾上，他可茫茫然，已經忘記他找的是什麽東西，這時他不像個理發師。而忽然又醒來了，操起剪子哢嚓哢嚓動作起來。他麵前一個一個頭，這個頭有幾根白發，那個禿了一塊，嗨，這光得像個棗核兒，那一個，怎麽回事，他像是才理了出去的？哢嚓哢嚓，他耍著剪子，忽然，他停住了，他怒目而看著那個頭，且用手撥弄撥弄，仿佛那個頭上有個大螞蟻窩，成千成萬螞蟻爬出來！
於是我總不大願意上理發店。但還不是真正原因。怕上理發店是“逃避現實”，逃避現實不好。我相信我神經還不衰弱，很可以“麵對”。而且你不見我還能在理發店裏看風景嗎？我至少比那些理發師耐得住。不想理發的最大原因，真正原因，是他們不會理發，理得不好。我有時落落拓拓，容易被人誤認為是一個不愛惜自己形容的人，實在我可比許多人更講究。這些理發師既不能發揮自己才能，運巧思；也不善利用材料，不愛我的頭。他們隻是一種器具使用者，而我們的頭便不論生張熟李，弄成一式一樣，完全機器出品。一經理發，回來照照鏡子，我已不複是我，認不得自己了，鏡子裏是一個浮滑惡俗的人。每一次，我都憤惱十分，心裏充滿詛咒，到稍稍平息時，覺得我當初實在應當學理發去，我可以做得很好，至少比我寫文章有把握得多。不過假使我真是理發師……會有人來理發，我會為他們理發？
人不可以太倔強，活在世界上，一方麵需要認真，有時候隻能無所謂。悲哉。所以我常常妥協，隨便一個什麽理發店，鑽進去就是。理發師問我這個那個，我隻說“隨你”！忍心把一個頭交給他了。
我一生有一次理了一個極好的發。在昆明一個小理發店。店裏有五個座位，師傅隻有一個。不是時候，別的出去了。這師傅相貌極好。他的手藝與任何人相似，也與任何人有不同處：每一剪子都有說不出來的好處，不誇張（這是一般理發師習氣），不苟且（這是一般理發師根性），真是奏刀驟然，音節輕快悅耳。他自己也流溢一種得意快樂。我心想，這是個天才。那是一個秋天，理發店窗前一盆蠖爪菊花，黃燦燦的。好天氣。
午門憶舊
北京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夏天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曾在午門的曆史博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
午門是紫禁城總體建築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故宮的正門，是真正的“宮門”。進了天安門、端門，這隻是宮廷的“前奏”，進了午門，才算是進了宮。有午門，沒有午門，是不大一樣的。沒有午門，進天安門、端門，直接看到三大殿，就太敞了，好像一件衣裳沒有領子。有午門當中一隔，後麵是什麽，都瞧不見，這才顯得宮裏神秘莊嚴，深不可測。
午門的建築是很特別的。下麵是一個凹形的城台。城台上正麵是一座九間重簷廡殿頂的城樓；左右有重簷的方亭四座。城樓和這四座正方的亭子之間，有廊廡相連屬，穩重而不笨拙，玲瓏而不纖巧，極有氣派，俗稱為“五鳳樓”。在舊戲裏，五鳳樓成了皇宮的代稱。《草橋關》裏銚期唱：“回朝參王在那五鳳樓”，《珠簾寨》裏程敬思唱道：“為千歲懶觀五鳳樓”，指的就是這裏。實際上銚期和程敬思都是不會登上五鳳樓的。樓不但大臣上不去，就是皇帝也很少上去。
午門有什麽用呢？舊戲和評書裏常有一句話：“推出午門斬首！”哪能呢！這是編戲編書的人想象出來的。午門的用處大概有這麽三項：一是逢什麽大典時，皇上登上城樓接見外國使節。曾見過一幅紫銅的版刻，刻的就是這一盛典。外國使節、滿漢官員，分班肅立，極為隆重。是哪一位皇上，慶的是何節日，已經記不清了。其次是獻俘。打了勝仗（一般都是鎮壓了少數民族），要把俘虜（當然不是俘虜的全部，隻是代表性的人物）押解到京城來。獻俘本來應該在太廟。《清會典·禮部》：“解送俘囚至京師，欽天監擇日獻俘於太廟社稷。”但據熟悉掌故的同導說，在午門。到時候皇上還要坐到城樓親自過過目。究竟在哪裏，餘生也晚，未能親曆，隻好存疑。第三，大概是午門最有曆史意義，也最有戲劇性的故實，是在這裏舉行廷杖。廷杖，顧名思義，是在朝廷上受杖。不過把一位大臣按在太和殿上打屁股，也實在不大像樣子，所以都在午門外舉行。廷杖是對廷臣的酷刑。據朱國禎《湧幢小品》，廷杖始於唐玄宗時。但是盛行似在明代。原來不過是“意思意思”。《湧幢小品》說：“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氈疊帊，示辱而已。”穿了厚綿褲，又墊著幾層氈子，打起來想必不會太疼。但就這樣也夠嗆，挨打以後，要“臥床數日，而後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劉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那就說脫了褲子，露出屁股挨打？“遂有杖死者。”掌刑的是“廠衛”。明朝宦官掌握的特務機關有東廠、西廠，後來又有內行廠。廷杖在午門外舉行，掄杖的該是內行廠的錦衣衛。五鳳樓下，血肉橫飛，是何景象？
不知從什麽時候起，五鳳樓就很少有人上去。“馬道”的門鎖著。民國以後，在這裏設立了曆史博物館。據曆史博物館的老工友說，建館後，曾經修繕過一次，從城樓的天花板上掃出了一些燒雞骨頭、荔枝殼和桂圓殼。他們說，這是“飛賊”留下來的。北京的“飛賊”作了案，就到五鳳樓天花板上藏著，誰也找不著——那倒是，誰能搜到這樣的地方呢？老工友們說，“飛賊”用一根麻繩，一頭係一個大鐵鉤，一甩麻繩，把鐵鉤搭在城垛子上，三把兩把，就“就”上來了。這種情形，他們誰也不會見過，但是言之鑿鑿。這種燕子李三式的人物引起老工友們美麗的向往，因為他們都已經老了，而且有的已經半身不遂。
“曆史博物館”名目很大，但是沒有多少藏品，東邊的馬道裏有兩尊“將軍炮”，是很大的銅炮，炮管有兩丈多長。一尊叫作“武威將軍炮”，另一尊叫什麽將軍炮，忘了。據說張勳複辟時曾起用過兩尊將軍炮，有的老工友說他還聽到過軍令：“傳武威將軍炮！”“傳xx將軍炮！”是誰傳？張勳，還是張勳的對立麵？說不清。馬道拐角處有一架李大釗烈士就義的絞刑機。據說這架絞刑機是德國進口的，隻用過一次。為什麽要把這東西陳列在這裏呢？我們在寫說明卡片時，實在不知道如何下筆。
城樓（我們習慣叫作“正殿”）裏保留了皇上的寶座。兩邊鐵架子上掛著十多件袁世凱祭孔用的禮服，黑緞的麵料，白領子，式樣古怪，道袍不像道袍。這一套服裝為什麽陳列在這裏，也莫名其妙。
四個方亭子陳列的都是沒有多大價值，也不值什麽錢的文物：不知道來曆的墓誌、燒癱在“匣”裏的鈞窯瓷碗、清代的“黃冊”（為征派賦役編造的戶口冊）、殿試的卷子、大臣的奏折……西北角一間亭子裏陳列的東西卻有點特別，是多種刑具。有兩把殺人用的鬼頭刀，都隻有一尺多長。我這才知道，殺頭不是用力把腦袋砍下來，而是用“巧勁”把腦袋“切”下來。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淩遲用的刀具，裝在一個木匣裏，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還有一把細長的錐子。據說受淩遲的人挨了很多刀，還不會死，最後要用這把錐子刺穿心髒，才會氣絕。中國的剮刑搞得這樣精細而科學，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整天和一些價值不大、不成係統的文物打交道，真正是“抱殘守缺”。日子過得倒是蠻清閑的。白天檢查檢查倉庫，更換更換說明卡片，翻翻資料，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下班後，到左掖門外筒子河邊看看算卦的算卦——河邊有好幾個卦攤；看人叉魚——叉魚的沿河走，捏著魚叉，欻地一叉下去，一條二尺來長的黑魚就叉上來了。到了晚上，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關死了，我就到屋裏看書。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門旁邊，據說原是錦衣衛——就是執行廷杖的特務值宿的房子。四外無聲，異常安靜。我有時走出房門，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鬥，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裏一點是熱的。
北平一解放，我就告別了午門，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南下了。從此就再也沒有到午門去看過，不知道午門現在是什麽樣子。
有一件事可以記一記。解放前一天，我們正準備迎接解放。來了一個人，說：“你們趕緊收拾收拾，我們還要辦事呢！”他是想在午門上登基。這人是個瘋子。
一技
花
北門口有一家穿珠花的。我小時候，婦女出客都還興戴珠花。每次放學路過，我總願意到這家穿珠花的作坊裏去看看。鋪麵很小，隻有一個老師傅帶兩個徒弟做活。老師傅手藝非常熟練。穿珠花一般都是小珠子——米珠。偶爾有定珠花的人家從自己家裏拿來大珠子，比如聽說有一個叫汪炳的，他娶親時新娘子鞋尖的四顆珍珠有豌豆大！一般都沒有用這樣大的珠子穿珠花的，那得做別的用處，比如釘在“帽勒子”上。老師傅用小鑷子拈起一顆一顆米珠，用細銅絲一穿，這種細銅絲就叫作“花絲”。看也不看，就穿成了一串，放在一邊（我到現在還不明白那麽小的珠子怎樣打的孔）。珠串做齊，把花絲扭在一起，左一別，右一別，加上銅托，一朵珠花就做成了。珠花有幾種式樣，以“鳳穿牡丹”“丹鳳朝陽”最多。
現在戴珠花的幾乎沒有了，隻有戲曲旦角演員的“頭麵”上還用。但大都是玻璃料珠。用真的“珍珠頭麵”的，恐怕很少了。
發藍點翠
“發藍”是在銀首飾（主要是簪子）上，鏨出花紋，在花紋空處，填以琺琅彩料，用吹管（這種吹管很簡單，隻是一個豆油燈碗，放七八根燈草，用一根銅管呼呼地吹）吹得琺琅彩料與銀器熔為一體，略經打磨，堿水洗淨，即成。
“點翠”是把翠鳥的翅羽剪成小片，按首飾的需要，嵌在銀器裏，加熱，使“翠”不致脫落，即可。
齊白石題畫《翠鳥》：“羽毛可取。”翠鳥毛的顏色確實無可代替。但是現在旦角頭麵沒有“點翠”的，大都是化學藥品染製的綢料貼上去的了。
真的點翠現在還不難見到，十三陵定陵皇後的鳳冠就是點翠的。不過大概是複製品，不是原物。
葡萄常
葡萄常三姐妹都沒有嫁人。她們做的葡萄（作為擺設）別的倒也沒有什麽稀奇：都是玻璃吹出來的，很像，顏色有紫紅的，綠的；特異處在葡萄皮外麵掛著一層輕輕的粉，跟真葡萄一樣。這層薄薄的粉是怎麽弄上去的？——常家不是刷上去或噴上去的。多少做玩器的都捉摸過，捉摸不出來。這是常家的獨得之秘，不外傳。這樣，才博得“葡萄常”的名聲。
常家三姐妹相繼去世：“葡萄常”從此絕矣。
吳大和尚和七拳半
我的家鄉有“吃晚茶”的習慣。下午四五點鍾，要吃一點點心，一碗麵，或兩個燒餅或“油端子”。一九八一年，我回到闊別四十餘年的家鄉，家鄉人還保持著這個習慣。一天下午，“晚茶”是燒餅。我問：“這燒餅就是巷口那家的？”我的外甥女說：“是七拳半做的。”“七拳半”當然是個外號，形容這人很矮，隻有七拳半那樣高，這個外號很形象，不知道是哪個尖嘴薄舌而極其聰明的人給他起的。
我吃著燒餅，燒餅很香，味道跟四十多年前的一樣，就像吳大和尚做的一樣。於是我想起吳大和尚。
我家除了大門、旁門，還有一個後門。這後門即開在吳大和尚住家的後牆上。打開後門，要穿過吳家，才能到巷子裏。我們有時抄近，從後門出入，吳大和尚家的情況看得很清楚。
吳大和尚（這是小名，我們那裏很多人有大名，但一輩子隻以小名“行”）開燒餅餃麵店。
我們那裏的燒餅分兩種。一種叫作“草爐燒餅”，是在砌得高高的爐裏用稻草烘熟的。麵粗，層少，價廉，是鄉下人進城時買了充饑當飯的。一種叫作“桶爐燒餅”。用一隻大木桶，裏麵糊了一層泥，爐底燃煤炭，燒餅貼在爐壁上烤熟。“桶爐燒餅”有碗口大，較薄而多層，餅麵芝麻多，帶椒鹽味。如加錢，還可“插酥”，即在擀燒餅時加較多的“油麵”，烤出，極酥軟。如果自己家裏拿了豬油渣和黴幹菜去，做成黴幹菜油渣燒餅，風味獨絕。吳大和尚家做的是“桶爐”。
原來，我們那裏餃麵店賣的麵是“跳麵”。在牆上挖一個洞，將木杠插在洞內，下置麵案，木杠壓在和得極硬的一大塊麵上，人坐在木杠上，反複壓這一塊麵。因為壓麵時要一步一跳，所以叫作“跳麵”。“跳麵”可以切得極細極薄，下鍋不渾湯，吃起來有韌勁而又甚柔軟。湯料隻有蝦子、熟豬油、醬油、蔥花，但是很鮮。如不加湯，隻將麵下在作料裏，謂之“幹拌”，尤美。我們把餛飩叫作餃子。吳家也賣餃子。但更多的人去，都是吃“餃麵”，即一半餛飩，一半麵。我記得四十年前吳大和尚家的餃麵是一百二十文一碗，即十二個當十銅元。
吳家的格局有點特別。住家在巷東，即我家後門之外，店堂卻在對麵。店堂裏除了烤燒餅的桶爐，有鍋台，安了大鍋，煮麵及餃子用；另有一張（隻一張）供顧客吃麵的方桌。都收拾得很幹淨。
吳家人口簡單。吳大和尚有一個年輕的老婆，管包餃子、下麵。他這個年輕的老婆個子不高，但是身材很苗條。膚色微黑。眼睛狹長，睫毛很重，是所謂“桃花眼”。左眼上眼皮有一小疤，想是小時生瘡落下來。這塊小疤使她顯得很俏。但她從不和顧客眉來眼去，賣弄風騷，隻是低頭做事，不聲不響。穿著也很樸素，隻是青布的衣褲。她和吳大和尚生了一個孩子，還在喂奶。吳大和尚有一個媽，整天也不閑著，翻一家的棉襖棉褲，納鞋底，搖晃睡在搖籃裏的孫子。另外，還有個小夥計，跳麵、燒火。
表麵上看起來，這家過得很平靜，不爭不吵。其實不然。吳大和尚經常在夜裏打他的老婆，因為老婆“偷人”。我們那裏把和人發生私情叫作“偷人”。打得很重，用劈柴打，我們隔著牆都能聽見。這個小個子女人很倔強，不哭，不喊，一聲不出。
第二天早起，一切如常，該幹什麽還幹什麽。吳大和尚擀燒餅，烙燒餅；他老婆包餃子，下麵。
終於有一天吳大和尚的年輕的老婆不見了，跑了，丟下她的奶頭上的孩子，不知去向。我們始終不知道她的“孤佬”（我們那裏把不當的情人、野漢子，叫作“孤佬”）是誰。
我從小就對這個女人充滿了尊敬，並且一直記得她的模樣，記得她的桃花眼，記得她左眼上眼皮上的那一小塊疤。
吳大和尚和這個桃花眼、小身材的小媳婦大概都已經死了。現在，這條巷口出現了七拳半的燒餅店。我總覺得七拳半和吳大和尚之間有某種關聯，引起我一些說不清楚的感慨。
七拳半並不真是矮得出奇，我估量他大概有一米五六。是一個很有精神的小夥子。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個體戶”，全店隻有他一個人。他不難成為萬元戶，說不定已經是萬元戶，他的燒餅做得那樣好吃，生意那樣好。我無端地覺得，他會把本街的一個最漂亮的姑娘娶到手，並且這位姑娘會真心愛他，對他很體貼。我看看七拳半把燒餅貼在爐膛裏的樣子，覺得他對這點充滿信心。
兩個做燒餅的人所處的時代不同。我相信七拳半的生活將比吳大和尚的生活更合理一些，更好一些，也許這隻是我的希望。
後台
道具樹
我躺在道具樹下麵看書。
道具樹不是樹，隻是木板、稻草、麻袋、帆布釘出來的，刷了顏色，很粗糙。但是搬到台上，打了燈光，就像是一棵樹了。
道具樹不是樹。然而我覺得它是樹，是一棵真的樹。樹下麵有新鮮的空氣流動。
我躺在道具樹下麵看書，看弗吉尼亞·伍爾芙的《果園裏》。
凝視
她願意我給她化妝，願意我凝視她的臉。我每天給她化妝，把她的臉看得很熟了。我給她打了底彩，揉了胭脂，描了眉（描眉時得屏住氣，否則就會畫得一邊高一邊低——我把她的眉梢畫得稍為揚起一點），勾了眼線，塗了口紅（用小指尖抹勻），在下唇下淡淡地加了一點陰影。
在我給她化妝的時候，在我長久地凝視她的臉的時候，她很乖。
大姐
大姐是管服裝的。她並不喜歡演戲，她可以說是一個毫無浪漫主義氣質的人。她來管服裝隻是因為人好，有一副熱心腸，願意幫助人。她管服裝很盡職，有條有理。她總是帶了一個提包到後台來，包裏是剪刀、刷子、熨鬥……她胸前總是別著幾根帶著線頭的針。哪件服裝綻了線，就縫幾針。她傾聽著台上的戲，下一場誰該換什麽服裝了，就準備好放在順手的地方。大家都很尊敬她，都叫她大姐。
大姐是個好人。她願意陪人上街買衣料，買皮鞋，也願意陪人去吃一碗米線。她給人傳遞情書。一對情人鬧別扭了，她去勸解。學校什麽社團在陽宗海舉辦夏令營，她去管夥食。
酆
酆是個半職業演員。她的身世很複雜。她是清末民初一個大名士的孫女。她的父親是姨太太生的，她也是姨太太生的。她父親曾經在海防當過領事。她在北京讀了一年大學，就休學做了演員……她愛跟人談她的曲折的身世，有些話似乎不大可信。她是個情緒型的人，容易激動，說話表情豐富，手勢很多，似乎隨時都是在演戲。她不知怎麽到了昆明。她很會演戲。《雷雨》裏的魯媽、《原野》裏的焦大媽都演得很好。但是昆明演話劇的機會不是很多，不知道她是靠什麽生活的。
她和一個經濟係四年級的大學生同居了一個時期。這個大學生跑仰光，跑臘戌，倒賣尼龍絲襪、旁氏口紅，有幾個錢。酆把他們的房間布置得很別致。藤編的涼帽翻過來當燈罩，雲南綠釉陶罐裏插著大把的康乃馨，牆上掛著很大的克拉克·蓋博和貝蒂·戴維斯的照片，沒有椅子凳子，客人來了坐在草蒲團上，地下沒有地毯，鋪了一地鬆毛。
有一天，經濟係大學生到後台來，酆忽然當著很多人，揚起手來打了大學生一個很響亮的耳光。大學生被別的演員勸走了。酆在化妝室裏又哭又鬧，說是大學生欺負了她。正哭得不可開交，劇務來催場：“酆！該你上了！”酆立刻不哭了，稍微整了整妝，撲了一點粉，上場，立刻進了角色，好像剛才什麽事也沒有發生。真奇怪，她哭成那樣，臉上的妝並沒有花了。
黑妞
大家都叫她黑妞。她長得黑黑的，眼睛很大，很亮，看起來有點野，但實際上很溫順，性格樸素。她愛睜大了眼睛聽人說話。她和我不一樣。我是個吊兒郎當的人，寫一些虛無縹緲的詩。她在學校參加進步的學生社團，參加歌詠隊，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的大會。我演戲，隻是為了好玩，為藝術而藝術；她參加演戲，是一種進步活動，當然也是為了玩。我們演的都不是重要的角色，最後一場沒有戲，卸了妝，就提前離開劇場。從舞台的側門下來到劇場門口，要經過一個狹狹的巷子，隻有一點路燈的餘光，很暗。她伸出手來拉住我的手。我很高興。我知道她很喜歡我。以後每次退出舞台，她都在巷口等我，很默契。我們一直手拉著手，走完狹巷，到劇場大門，分手。僅此而已。我們並沒有吻一下。我還從來沒有吻過人。她大概也沒有。
十多年以後，我到一個中學去做報告，講魯迅，見到了她。她在這個中學教語文，來聽我的報告。見麵，都還認得。她還是那樣，眼睛還很大，隻是，不那樣亮了。她神情有點憂鬱，我覺得她這十多年的生活大概經曆了不少坎坷。
舊病雜憶
對口
那年我還小，記不清是幾歲了。我母親故去後，父親晚上帶著我睡。我覺得脖子後麵不舒服。父親拿燈照照，腫了，有一個小紅點。半夜又照照，有一個小桃子大了。天亮再照照，有一個蓮子盅大了。父親說：壞了，是對口！
“對口”是長在第三節頸椎處的惡瘡，因為正對著嘴，故名“對口”，又叫“砍頭瘡”。過去刑人，下刀處正在這個地方——殺頭不是亂砍的，用刀在第三頸節處使巧勁一推，腦袋就下來了，“身首異處”。“對口”很厲害，弄不好會把脖子爛通——那成什麽樣子！
父親拉著我去看張冶青。張冶青是我父親的朋友，是西醫外科醫生，但是他平常極少為人治病，在家閑居。他叫我趴在茶幾上，看了看，哆裏哆嗦地找出一包手術刀，挑了一把，在酒精燈上燒了燒。這位張先生，連麻藥都沒有！我父親在我嘴裏塞了一顆蜜棗，我還沒有一點準備，隻聽得“呼”的一聲，張先生已經把我的對口豁開了。他怎麽擠膿擠血，我都沒看見，因為我趴著。他拿出一卷繃帶，搓成條，蘸上藥——好像主要就是凡士林，用一個鑷子一截一截塞進我的刀口，好長一段！這是我看見的。我沒有覺得疼，因為這個對口已經熟透了，隻覺得往裏塞繃帶時怪癢癢。都塞進去了，發脹。
我的蜜棗已經吃完了，父親又塞給我一顆，回家！
張先生囑咐第二天去換藥。把繃帶條抽出來，再用新的蘸了藥的繃帶條塞進去。換了三四次。我注意塞進去的繃帶條越來越短了。不幾天，就收口了。
張先生對我父親說：“令郎真行，哼都不哼一聲！”幹嗎要哼呢？我沒覺得怎麽疼。
以後，我這一輩子在遇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病痛時，我都很少哼哼。難免要哼，但不是死去活來，弄得別人手足無措，惶惶不安。
現在我的後頸至今還落下了個疤瘌。
銜了一顆蜜棗，就接受手術，這樣的人大概也不多。
瘧疾
我每年要發一次瘧疾，從小學到高中，一年不落，而且有準季節。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時候，就快來了，等著吧。
有青年作家問愛倫堡：頭疼是什麽感覺？他想在小說裏寫一個人頭疼。愛倫堡說：這麽說你從來沒有頭疼過，那你真是幸福！頭疼的感覺是沒法說的。中國（尤其是北方）很多人是沒有得過瘧疾的。如果有一位青年作家叫我介紹一下瘧疾的感覺，我也沒有辦法。起先是發冷，來了！大老爺升堂了！——我們那裏把瘧疾開始發作，叫作“大老爺升堂”，不知是何道理。趕緊鑽被窩。冷！蓋了兩床厚棉被還是冷，冷得牙齒嘚嘚地響。冷過了，發熱，渾身發燙。而且，劇烈地頭疼。有一首散曲《詠瘧疾》：“冷時節似冰淩上坐，熱時節似蒸籠裏臥，疼時節疼得天靈破，天呀天，似這等寒來暑往人難過！”反正，這滋味不大好受。好了！出汗了！大汗淋漓，內衣濕透，遍體輕鬆，瘧疾過去了，“大老爺退堂”。擦擦額頭的汗，餓了！坐起來，粥已經煮好了，就一碟甜醬小黃瓜，喝粥。香啊！
杜牧詩雲：“忍過事堪喜。”對於瘧疾也隻有忍之一法。挺挺，就過來了，也吃幾劑湯藥（加減小柴胡湯之類），不管事。發了三次之後，都還是吃“藍印金雞納霜”（即奎寧片）解決問題。我父親說我是陰虛，有一年讓我吃了好些海參。每天吃海參，真不錯！不過還是沒有斷根。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生了一場惡性瘧疾，我身體內部的“古老又古老的瘧原蟲”才跟我徹底告別。
惡性瘧疾是在越南得的。我從上海坐船經香港到河內，乘滇越鐵路火車到昆明去考大學。到昆明寄住在同濟中學的學生宿舍裏，通過一個間接的舊日同學的關係。住了沒有幾天，病倒了。同濟中學的那個學生把我弄到他們的校醫室，驗了血，校醫說我血裏有好幾種病菌，包括傷寒病菌什麽的，叫趕快送醫院。
到醫院，護士給我量了量體溫，體溫超過四十度。護士二話不說，先給我打了一針強心針。我問：“要不要寫遺書？”
護士嫣然一笑：“怕你燒得太厲害，人受不住！”
抽血，化驗。
醫生看了化驗結果，說有多種病菌潛伏，但是主要問題是惡性瘧疾。開了注射藥針。過了一會兒，護士拿了注射針劑來。我問：是什麽針？
“606。”
我趕緊聲明，我生的不是梅毒，我從來沒有……
“這是治療惡性瘧疾的特效藥。奎寧、阿托品，對你已經不起作用。”
606和瘧原蟲、傷寒菌，還有別的不知什麽菌，在我的血管裏混戰一場。最後是606勝利了。病退了，但是人很“吃虧”，醫生規定隻能吃藕粉。藕粉這東西怎麽能算是“飯”呢？我對醫院裏的藕粉印象極不佳，並從此在家裏也不吃藕粉。後來可以喝蛋花湯。蛋花湯也不能算飯呀！
我要求出院，醫生不準。我急了，說：“我到昆明是來考大學的，明天就是考期，不讓我出院，那怎麽行！”
醫生同意了。
喝了一肚子蛋花湯，暈暈乎乎地進了考場。天可憐見，居然考取了！
自打生了一次惡性瘧疾，我的瘧疾就除了根，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複發過。也怪。
牙疼
我從大學時期，牙就不好。一來是營養不良，饑一頓，飽一頓；二來是不講口腔衛生。有時買不起牙膏，常用食鹽、煙灰胡亂地刷牙。又抽煙，又喝酒。於是牙齒齲蛀，時常發炎——牙疼。牙疼不很好受，但不至於像契訶夫小說《馬姓》裏的老爺一樣疼得吱哇亂叫。“牙疼不是病，疼起來要人命”，不見得。我對牙疼泰然置之，而且有點幸災樂禍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麽花來！我不會疼得“五心煩躁”，該咋著還咋著。照樣活動。腮幫子腫得老高，還能談笑風生，語驚一座。牙疼於我何有哉！
不過老疼，也不是個事。有一隻槽牙，已經活動，每次牙疼，它是禍始。我於是決心拔掉它。昆明有一個修女，又是牙醫，據說治牙很好，又收費甚低，我於是攢借了一點錢，想去找這位修女。她在一個小教堂的側門之內“懸壺”。不想到了那裏，側門緊閉，門上貼了一個字條：修女因事離開昆明，休診半個月。我當時這個高興呀！王子猷雪夜訪戴，乘興而去，興盡而歸，何必見戴！我拿了這筆錢，到了小西門馬家牛肉館，要了一盤冷拚，四兩酒，美美地吃了一頓。
昆明七年，我沒有治過一次牙。
在上海教書的時候，我聽從一個老同學母親的勸告，到她熟識的私人開業的牙醫處讓他看看我的牙。這位牙科醫生，聽他的姓就知道是廣東人，姓麥。他拔掉我的早已糟朽不堪的槽牙。他的“手藝”（我一直認為治牙鑲牙是一門手藝）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對他很有好感，因為他的候診室裏有一本a.紀德的《地糧》。牙科醫生而讀紀德，此人不俗！
到了北京，參加劇團，我的牙越發地不行，有幾顆跟我陸續辭行了。有人勸我去裝一副假牙，否則尚可效力的牙齒會向空缺的地方發展。通過一位名琴師的介紹，我去找了一位牙醫。此人是京劇票友，唱大花臉。他曾為馬連良做過一枚內外純金的金牙。他拔掉我的兩顆一提溜就下來的病牙，給我做了一副假牙，說：“你這樣就可以吃飯了，可以說話了。”我還是應該感謝這位票友牙醫，這副假牙讓我能吃爆肚，雖然我覺得他頗有江湖氣，不像上海的麥醫生那樣有書卷氣。
“文化大革命”中，我正要出劇團的大門，大門“哐”的一聲被踢開，正摔在我的臉上。我當時覺得嘴裏亂七八糟！吐出來一看，我的上下四顆門牙都被震下來了，假牙也斷成了兩截。踢門的是一個翻跟頭的武戲演員，沒有文化。就是他，有一天到劇團來大聲嚷嚷：“同誌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往後吃油餅便宜了！”——“怎麽啦？”——“大慶油田出油了！”這人一向是個冒失鬼。劇團的大門是可以裏外兩麵開的玻璃門，玻璃上糊了一層報紙，他看不見裏麵有人出來。這小子不推門，一腳踹開了。他直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說：“沒事兒！沒事兒！你走吧！”對這麽個人，我能說什麽呢？他又不是有心。掉了四顆門牙，竟沒有流一滴血，可見這四顆牙已經衰老到什麽程度，掉了就掉了吧。假牙左邊半截已經沒有用處，右邊的還能湊合一陣。我就把這半截假牙單擺浮擱地安在牙床上，既沒有鉤子，也沒有套子，嗨，還真能嚼東西。當然也有不方便處：一、不能吃脆蘿卜（我最愛吃蘿卜）；二、不能吹笛子了（我的笛子原來是吹得不錯的）。
這樣對付了好幾年。直到一九八五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前，我才下決心另裝一副假牙。有人跟我說：“瞧你那嘴牙，七零八落，簡直有傷國體！”
我找到一個小醫院，建築工人醫院。醫院的一個牙醫師小宋是我的讀者，可以不用掛號、排隊，進門就看。小宋給我檢查了一下，又請主任醫師來看看。這位主任用鑷子依次掰了一下我的牙，說：“都得拔了。全部‘二度動搖’。做一副滿口。這麽湊合，不行。做一副，過兩天，又掉了，又得重做，多麻煩！”我說：“行！不過再有一個月，我就要到香港去，拔牙、安牙，來得及嗎？”“來得及。”主任去準備麻藥，小宋悄悄跟我說：“我們主任，是在日本學的。她的勁兒特別大，出名的手狠。”我的碩果僅存的十一顆牙，一個星期，分三次，全部拔光。我於拔牙，可謂曾經滄海，不在乎。不過拔牙後還得修理牙床骨——因為牙掉的先後不同，早掉的牙床骨已經長了突起的骨質小骨朵，得削平了。這位主任真是大刀闊斧，不多一會兒，就把我的牙骨鏟平了。小宋帶我到隔壁找做牙的技師小馬，當時就咬了牙印。
一般拔牙後要經一個月，等傷口長好才能裝假牙。但有急需，也可以馬上就做，這有個專用名詞，叫作“即刻”。
“即刻”本是權宜之計，小馬讓我從香港回來再去做一副。我從香港回來，找了小馬，小馬把我的假牙看了看，問我：“有什麽不舒服嗎？”——“沒有。”——“那就不用再做了，你這副很好。”
我從拔牙到裝上假牙，一共才用了兩個星期，而且一次成功，少有。這副假牙我一直用到現在。
常見很多人安假牙老不合適，不斷修理，一再重做，最後甚至就不再戴。我想，也許是因為假牙做得不好，但是也由於本人不能適應，稍不舒服，即覺得別扭。要能適應。假牙嘛，哪能一下就合適，開頭總會格格不入的。慢慢地，等牙床和假牙已經嚴絲合縫，渾然一體，就好了。
凡事都是這樣，要能適應、習慣、湊合。
牌坊
臭河邊南岸有三座貞節牌坊。三座牌坊大小、高矮、式樣差不多，好像三姊妹，都是白石頭、重簷、方柱。橫枋當中有一塊微向前傾的長方石頭，像一本洋裝書，上刻兩個字：“聖旨。”這三座牌坊旌表的是什麽人，誰也沒有注意過。立牌坊的年月是刻在橫枋的左側的，但是也沒有人注意過。反正是有了年頭了。牌坊整天站著，默默無言。太陽好的時候，牌坊把影子齊齊地落在前麵的土地上。下雨天，在大雨裏淋著。每天黃昏，飛來很多麻雀，落在石簷下麵，石枋石柱的縫隙間，嘰嘰喳喳，叫成一片。遠遠走過來，好像牌坊自己在叫。
聽到過一個關於牌坊的故事。
有一家，姓徐，是個書香人家，徐少爺娶妻白氏，貌美而賢惠，知書達理。不幸徐少爺得了一場傷寒，早離塵世。徐少奶奶這時才二十四五歲，年輕守寡。徐少爺留下一個孩子，才三歲。徐少奶奶就守著這個孩子，教他讀書習字。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孩子已經長大成人。孩子很聰明，也用功，功名順利，由秀才、舉人，一直到中了進士。
這年清明祭祖，徐氏族人聚會，說起白夫人年輕守節，教子成名，應該申報旌表，為她立牌坊。兒子覺得在理，就回家對母親說明族人所議。
白夫人一聽，大怒，說：“我不要立牌坊！”
說著從床下拖出一個柳條笆鬥，笆鬥裏是一鬥銅錢。白夫人把銅錢往地板上一倒，說：“這就是我的貞節牌坊！”
原來白夫人每到欲念升起，臉紅心亂時，就把一鬥銅錢倒在地板上，滾得哪兒都是，然後俯身一枚一枚地拾起來，這樣就岔過去了。
兒子從此再也不提立牌坊的事。
風景
堂倌
我從來沒有吃過好壇子肉，我以為壇子裏燒的肉根本沒有什麽道理。但我所以不喜歡上東福居倒不是因為不欣賞他們家的肉。年輕人而不能吃點肥肥的東西，大概要算是不正常的。在學校裏吃包飯，過個十天半月，都有人要拖出一件衣服，挾兩本書出去，換成錢，上館子裏補一下。一商量，大家都讚成東福居，因為東福居便宜，有“真正的肉”。可是我不讚成。不是鬧別扭，壇子肉總是個肉，而且他們那兒的饅頭真不小。我不讚成的原因是那兒的一個堂倌。自從我注意上這個堂倌之後，我就不想去。也許現在我之對壇子肉失去興趣與那個堂倌多少有點關係。這我自己也鬧不清。我那麽一說，大家知道頗能體諒，以後就換了一家。
在館子裏吃東西而鬧脾氣是最無聊的事。人在吃的時候本已不能怎麽好看，容易教人想起野獸和地獄。（我曾見過一個瞎子吃東西，可怕極了。他是“完全”看不見。幸好我們還有一雙眼睛！）再加上吼嘯，加上粗脖子紅臉暴青筋，加上拍桌子打板凳，加上罵人，毫無學問的，不講技巧的罵人，真是不堪入畫。於是堂倌來了，“你啦你啦”賠笑臉。不行，趕緊，掌櫃挪著碎步子（可憐他那雙包在腳布裏的八字腳），哈著腰，跟著客人罵：“豈有此理，是，渾蛋，花錢是要吃對味的！”得，把先生武裝帶取下來，擰毛巾，送出大門，於是，大家做鬼臉，說兩句俏皮話，泔水缸冒泡子，菜裏沒有“青香”了，聊以解嘲。這種種令人覺得生之悲哀。這，哪一家都有，我們見慣了，最多少吃半個饅頭，然而，要是在飯館裏混一輩子？……
這個堂倌，他是個方臉，下頭很大，像削出來的。他剪平頭，頭發老是那麽不長不短。他老穿一件白布短衫。天冷了，他也穿長的，深色的，冬天甚至他也穿得厚厚的。然而換來換去，他總是那個樣子。他像是總穿一件衣裳，衣裳不能改變他什麽。他衣裳總是幹幹淨淨——我真希望他能夠髒一點。他絕不是自己對幹幹淨淨有興趣。簡直說，他對世界一切不感興趣。他一定有個家的，我想他從不高興抱抱他孩子。孩子他抱的，他太太讓他抱，他就抱。館子生意好，他進賬不錯。可是拿到錢他也不歡喜。他不抽煙，也不喝酒！他看到別人笑，別人喪氣，他毫無表情。他身子大大的，肩膀闊，可是他透出一種說不出來的疲倦，一種深沉的疲倦。座上客人，花花綠綠，發亮的，閃光的，醉人的香，刺鼻的味，他都無動於衷。他眼睛空漠漠的，不看任何人。他在嘈亂之中來去，他不是走，是移動。他對他的客人，不是恨，也不輕蔑，他討厭。連討厭也沒有了，好像教許多蚊子圍了一夜的人，根本他不大在意了。他讓我想起死！
“壇子肉。”
“唔。”
“小肚。”
“唔。”
“雞絲拉皮，花生米辣白菜——”
“唔。”
“爆羊肚，糖醋裏脊——”
“唔。”
“雞血酸辣湯！”
“唔。”
說什麽他都是那麽一個平平的，不高，不低，不粗，不細，不帶感情，不作一點裝飾的“唔”。這個聲音讓我激動。我相信我不大忍得住了，我那個雞血酸辣湯是狂叫出來的。結果怎麽樣？我們叫了水餃，他也唔，而等了半天（我不怕等，我吃飯常一邊看書一邊吃，毫不著急，今日我就帶了書來的），座上客人換了一批又一批，水餃不見來。我們總不能一直坐下去，叫他！
“水餃呢？”
“沒有水餃。”
“那你不說？”
“我對不起你。”
他方臉上一點不走樣，眼睛裏仍是空漠漠的。我有點抖，我充滿一種莫名其妙的痛苦。
人
我在香港時全像一根落在泥水裏的雞毛。沒有話說，我沾濕了，弄髒了，不成樣子。憂鬱，一種毫無意義的憂鬱。我一定非常醜，我臉上線條零亂蕪雜，我動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說話，我若一開口一定不知所雲！我真不知道我怎麽把自己糟蹋到這種地步。是的，我窮，我口袋裏錢少得我要不時摸一摸它，我隨時害怕萬一摔了一跤把人家櫥窗打破了怎麽辦……但我窮的不隻是錢，我失去愛的陽光了。我整天蹲在一家老舊的棧房裏，感情麻木，思想昏鈍，揩揩這個天空吧，抽去電車軌，把這些招牌摘去，叫這些人走路從容些，請一批音樂家來教小販唱歌，不要讓他們直著脖子叫。而渾濁的海水拍過來，拍過來。
綠的葉子，芋頭，兩顆芋頭！居然在棧房屋頂平台上有兩顆芋頭。在一個角落裏，一堆煤屑上，兩顆芋頭，搖著厚重深沉的葉子，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見風。你知道我當時的感動。而因此，我想起我們在德輔道中發現的那個人來。
在郵局大樓側麵地下室的窗穹下，他盤膝而坐，他用一點竹篾子編幾隻玩意，一隻鳥，一個蝦，一頭蛤蟆。人來，人往，各種腿在他麵前跨過去，一口痰唾落下來，嘎啦啦一個空罐頭踢過去，他一根一根編綴，按部就班，不疾不緩。不論在工作，在休息，他臉上透出一種深思，這種深思，已成習慣。我見過他吃飯，他一點一點摘一個淡麵包吃，他吃得極慢，臉上還保持那種深思的神色，平靜而和穆。
理發師
我有個長輩，每剪一次指甲，總好好地保存起來。我於是總怕他死。人死了，留下一堆指甲，多惡心的事！這種心理真是難於了解。人為什麽對自己身上長出來的東西那麽愛惜呢？也真是怪，說起鬼物來，尤其是書上，都有極長的指甲。這大概中外都差不多。同樣也是長的，是頭發。頭發指甲之所以可怕，大概正因為是表示生命的（有人告訴我，死了之後指甲頭發都還能長）。人大概隱隱中有一種對生命的恐懼。於是我想起自己的不愛理發，我一覺察我的思想要引到一個方向去，且將得到一個什麽不通的結論，我就趕緊把它叫回來。沒有那個事，我之不理發與生啊死的都無關係。
也不知是誰給理發店定了那麽個特別標記，一根圓柱上畫出紅藍白三色相間的旋紋。這給人一種眩暈感覺。若是通上電，不歇地轉，那就更教人不舒服。這自然讓你想起生活的紛擾來。但有一次我真叫這東西給了我歡喜。一天晚上，鋪子都關了，街上已斷行人，路燈照著空蕩蕩的馬路，而遠遠的一個理發店標記在冷靜之中孤零零地動。這一下子把你跟世界拉得很近，猶如大漠孤煙。理發店的標記與理發店是一個巧合。這個東西的來源如何，與其問一個社會人類學專家，不如請一個詩人把他的想象告訴我們。這個東西很能說明理發店的意義，不論哪一方麵的。我大概不能住在木桶裏曬太陽，我不想建議把天下理發店都取消。
理發這一行，大概由來頗久，是一種很古的職業。我頗欲知道他們的祖師是誰，打聽迄今，尚未明白。他們的社會地位，本來似乎不大高。凡理發師，多世代相承，很少改業出頭的。這是一種注定的卑微了。所以一到過年，他們門楣上多貼“頂上生涯”四字，這是一種消極反抗，也正宣說出他們的委屈。別的地方怎樣的，我不清楚，我們那裏理發師大都兼做吹鼓手。凡剃頭人家子弟必先練習敲銅鑼手鼓，跟在喜喪陣仗中走個幾年，到會吹嗩呐笛子時，剃頭手藝也同時學成了。吹鼓手呢，更是一種供驅走人物了，是姑娘們所不願嫁的。故鄉童謠唱道：
姑娘姑娘真不醜，
一嫁嫁個吹鼓手，
吃人家飯，喝人家酒，
坐人家大門口！
其中“吃人家飯，喝人家酒”，也有唱為“吃冷飯，吃冷酒”的，我無從辨訂到底該怎樣的。且刻畫各有尖刻辛酸，亦難以評其優劣，自然理發師（即吹鼓手）老婆總會娶到一個的，而且常常年輕好看。原因是理發師都幹幹淨淨，會打扮收拾；知音識曲，懂得風情；且因生活磨煉，脾性柔和；謹謹慎慎的，穿吃不會成大問題，聰明的女孩子願意嫁這麽一個男人的也有。並多能敬重丈夫，不以坐人家大門口為意。若在大街上聽著他在隊仗中滴溜溜吹得精熟出色，心裏可能還極感激快慰。事實上這個職業被視為低賤，全是一個錯誤製度所產生的荒謬看法。一個職業，都有它的高貴。理發店的春聯“走進來烏紗宰相，搖出去白麵書生”，文雅一點的則是“不教白發催人老，更喜春風滿麵生”，說得切當。小時候我極高興到一個理發店裏坐坐，他們忙碌時我還為拉那種紙糊的風扇。小時候我對理發店是喜歡的。
等我歲數稍大，世界變了，各種行業也跟著變。社會已不複是原來的社會，差異雖不太大，亦不為小。其間有些行業升騰了，有些低落下來。有些名目雖一般，性質卻已改換。始終依父兄門風，師傅傳授，照老法子工作，老法子生活的，大概已頗不多。一個內地小城中也隻有銅匠的、錫匠的特別響器，瞎子的鐺，閹雞閹豬人的糖鑼，帶給人一分悠遠從容感覺。走在路上，間或也能見一個釘碗的，吱咕吱咕拉他的金剛鑽；一個補鍋的，用一個布卷在灰上一揉，托起一小勺殷紅的熔鐵，哧的一聲焊在一口三眼灶大黑鍋上；一個皮匠，把刀在他的腦後頭發樁子上光一光，這可以讓你看半天。你看他們工作，也看他們人。他們是一種“遺民”，永遠固執而沉默地慢慢地走，讓你覺得許多事情值得深思。這好像扯得有點嫌遠了。我隻是想變動得失於調節，是不是一個問題。自然醫治失調症的藥，也隻有繼續聽他變。這問題不簡單，不是我們這個常識腦子弄得清楚的。遺憾的是，卷在那個波浪裏，似乎所有理發師都變了氣質，即使在小城裏，理發師早已不是那種謙抑的，帶一點悲哀的人物了。理發店也不複是籠布溫和的，在黃昏中照著一塊陽光的地方了。這見仁見智，不妨各有看法。而我私人有時是頗為不甘心的。
現在的理發師，雖仍是老理發師後代，但這個職業已經“革新”過了。現在的理發業，和那個特別標記一樣是外國來的。這些理發店與“摩登”這個名詞不可分，且儼然是構成“摩登”的一部分，是“摩登”本身。在一個都市裏，他們的勢力很大，他們可以隨便教整個都市改觀，隻要在哪裏多繞一個圈子，把哪裏的一卷翻得更高些。嗐，理發店裏玩意兒真多，日新月異，愈出愈奇。這些東西，不但形狀不凡，發出來的聲音也十分複雜，營營紮紮，嗚嗚啦啦。前前後後，鏡子一層又一層反射，愈益加重其緊張與一種恐怖。許多摩登人坐在裏麵，或搔首弄姿，顧盼自憐，越看越美；或小不如意，怒形於色，臉色鐵青；焦躁，疲倦，不安，裝模作樣。理發師呢，把兩個嘴角向上拉，拉，笑，不行，又落下去了！他四處找剪子，找呀找，剪子明明在手邊小幾上，他可茫茫然，已經忘記他找的是什麽東西，這時他不像個理發師。而忽然又醒來了，操起剪子哢嚓哢嚓動作起來。他麵前一個一個頭，這個頭有幾根白發，那個禿了一塊，嗨，這光得像個棗核兒，那一個，怎麽回事，他像是才理了出去的？哢嚓哢嚓，他耍著剪子，忽然，他停住了，他怒目而看著那個頭，且用手撥弄撥弄，仿佛那個頭上有個大螞蟻窩，成千成萬螞蟻爬出來！
於是我總不大願意上理發店。但還不是真正原因。怕上理發店是“逃避現實”，逃避現實不好。我相信我神經還不衰弱，很可以“麵對”。而且你不見我還能在理發店裏看風景嗎？我至少比那些理發師耐得住。不想理發的最大原因，真正原因，是他們不會理發，理得不好。我有時落落拓拓，容易被人誤認為是一個不愛惜自己形容的人，實在我可比許多人更講究。這些理發師既不能發揮自己才能，運巧思；也不善利用材料，不愛我的頭。他們隻是一種器具使用者，而我們的頭便不論生張熟李，弄成一式一樣，完全機器出品。一經理發，回來照照鏡子，我已不複是我，認不得自己了，鏡子裏是一個浮滑惡俗的人。每一次，我都憤惱十分，心裏充滿詛咒，到稍稍平息時，覺得我當初實在應當學理發去，我可以做得很好，至少比我寫文章有把握得多。不過假使我真是理發師……會有人來理發，我會為他們理發？
人不可以太倔強，活在世界上，一方麵需要認真，有時候隻能無所謂。悲哉。所以我常常妥協，隨便一個什麽理發店，鑽進去就是。理發師問我這個那個，我隻說“隨你”！忍心把一個頭交給他了。
我一生有一次理了一個極好的發。在昆明一個小理發店。店裏有五個座位，師傅隻有一個。不是時候，別的出去了。這師傅相貌極好。他的手藝與任何人相似，也與任何人有不同處：每一剪子都有說不出來的好處，不誇張（這是一般理發師習氣），不苟且（這是一般理發師根性），真是奏刀驟然，音節輕快悅耳。他自己也流溢一種得意快樂。我心想，這是個天才。那是一個秋天，理發店窗前一盆蠖爪菊花，黃燦燦的。好天氣。
午門憶舊
北京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夏天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曾在午門的曆史博物館工作過一段時間。
午門是紫禁城總體建築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故宮的正門，是真正的“宮門”。進了天安門、端門，這隻是宮廷的“前奏”，進了午門，才算是進了宮。有午門，沒有午門，是不大一樣的。沒有午門，進天安門、端門，直接看到三大殿，就太敞了，好像一件衣裳沒有領子。有午門當中一隔，後麵是什麽，都瞧不見，這才顯得宮裏神秘莊嚴，深不可測。
午門的建築是很特別的。下麵是一個凹形的城台。城台上正麵是一座九間重簷廡殿頂的城樓；左右有重簷的方亭四座。城樓和這四座正方的亭子之間，有廊廡相連屬，穩重而不笨拙，玲瓏而不纖巧，極有氣派，俗稱為“五鳳樓”。在舊戲裏，五鳳樓成了皇宮的代稱。《草橋關》裏銚期唱：“回朝參王在那五鳳樓”，《珠簾寨》裏程敬思唱道：“為千歲懶觀五鳳樓”，指的就是這裏。實際上銚期和程敬思都是不會登上五鳳樓的。樓不但大臣上不去，就是皇帝也很少上去。
午門有什麽用呢？舊戲和評書裏常有一句話：“推出午門斬首！”哪能呢！這是編戲編書的人想象出來的。午門的用處大概有這麽三項：一是逢什麽大典時，皇上登上城樓接見外國使節。曾見過一幅紫銅的版刻，刻的就是這一盛典。外國使節、滿漢官員，分班肅立，極為隆重。是哪一位皇上，慶的是何節日，已經記不清了。其次是獻俘。打了勝仗（一般都是鎮壓了少數民族），要把俘虜（當然不是俘虜的全部，隻是代表性的人物）押解到京城來。獻俘本來應該在太廟。《清會典·禮部》：“解送俘囚至京師，欽天監擇日獻俘於太廟社稷。”但據熟悉掌故的同導說，在午門。到時候皇上還要坐到城樓親自過過目。究竟在哪裏，餘生也晚，未能親曆，隻好存疑。第三，大概是午門最有曆史意義，也最有戲劇性的故實，是在這裏舉行廷杖。廷杖，顧名思義，是在朝廷上受杖。不過把一位大臣按在太和殿上打屁股，也實在不大像樣子，所以都在午門外舉行。廷杖是對廷臣的酷刑。據朱國禎《湧幢小品》，廷杖始於唐玄宗時。但是盛行似在明代。原來不過是“意思意思”。《湧幢小品》說：“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氈疊帊，示辱而已。”穿了厚綿褲，又墊著幾層氈子，打起來想必不會太疼。但就這樣也夠嗆，挨打以後，要“臥床數日，而後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劉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那就說脫了褲子，露出屁股挨打？“遂有杖死者。”掌刑的是“廠衛”。明朝宦官掌握的特務機關有東廠、西廠，後來又有內行廠。廷杖在午門外舉行，掄杖的該是內行廠的錦衣衛。五鳳樓下，血肉橫飛，是何景象？
不知從什麽時候起，五鳳樓就很少有人上去。“馬道”的門鎖著。民國以後，在這裏設立了曆史博物館。據曆史博物館的老工友說，建館後，曾經修繕過一次，從城樓的天花板上掃出了一些燒雞骨頭、荔枝殼和桂圓殼。他們說，這是“飛賊”留下來的。北京的“飛賊”作了案，就到五鳳樓天花板上藏著，誰也找不著——那倒是，誰能搜到這樣的地方呢？老工友們說，“飛賊”用一根麻繩，一頭係一個大鐵鉤，一甩麻繩，把鐵鉤搭在城垛子上，三把兩把，就“就”上來了。這種情形，他們誰也不會見過，但是言之鑿鑿。這種燕子李三式的人物引起老工友們美麗的向往，因為他們都已經老了，而且有的已經半身不遂。
“曆史博物館”名目很大，但是沒有多少藏品，東邊的馬道裏有兩尊“將軍炮”，是很大的銅炮，炮管有兩丈多長。一尊叫作“武威將軍炮”，另一尊叫什麽將軍炮，忘了。據說張勳複辟時曾起用過兩尊將軍炮，有的老工友說他還聽到過軍令：“傳武威將軍炮！”“傳xx將軍炮！”是誰傳？張勳，還是張勳的對立麵？說不清。馬道拐角處有一架李大釗烈士就義的絞刑機。據說這架絞刑機是德國進口的，隻用過一次。為什麽要把這東西陳列在這裏呢？我們在寫說明卡片時，實在不知道如何下筆。
城樓（我們習慣叫作“正殿”）裏保留了皇上的寶座。兩邊鐵架子上掛著十多件袁世凱祭孔用的禮服，黑緞的麵料，白領子，式樣古怪，道袍不像道袍。這一套服裝為什麽陳列在這裏，也莫名其妙。
四個方亭子陳列的都是沒有多大價值，也不值什麽錢的文物：不知道來曆的墓誌、燒癱在“匣”裏的鈞窯瓷碗、清代的“黃冊”（為征派賦役編造的戶口冊）、殿試的卷子、大臣的奏折……西北角一間亭子裏陳列的東西卻有點特別，是多種刑具。有兩把殺人用的鬼頭刀，都隻有一尺多長。我這才知道，殺頭不是用力把腦袋砍下來，而是用“巧勁”把腦袋“切”下來。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淩遲用的刀具，裝在一個木匣裏，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還有一把細長的錐子。據說受淩遲的人挨了很多刀，還不會死，最後要用這把錐子刺穿心髒，才會氣絕。中國的剮刑搞得這樣精細而科學，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整天和一些價值不大、不成係統的文物打交道，真正是“抱殘守缺”。日子過得倒是蠻清閑的。白天檢查檢查倉庫，更換更換說明卡片，翻翻資料，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下班後，到左掖門外筒子河邊看看算卦的算卦——河邊有好幾個卦攤；看人叉魚——叉魚的沿河走，捏著魚叉，欻地一叉下去，一條二尺來長的黑魚就叉上來了。到了晚上，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關死了，我就到屋裏看書。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門旁邊，據說原是錦衣衛——就是執行廷杖的特務值宿的房子。四外無聲，異常安靜。我有時走出房門，站在午門前的石頭坪場上，仰看滿天星鬥，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裏一點是熱的。
北平一解放，我就告別了午門，參加四野南下工作團南下了。從此就再也沒有到午門去看過，不知道午門現在是什麽樣子。
有一件事可以記一記。解放前一天，我們正準備迎接解放。來了一個人，說：“你們趕緊收拾收拾，我們還要辦事呢！”他是想在午門上登基。這人是個瘋子。
一技
花
北門口有一家穿珠花的。我小時候，婦女出客都還興戴珠花。每次放學路過，我總願意到這家穿珠花的作坊裏去看看。鋪麵很小，隻有一個老師傅帶兩個徒弟做活。老師傅手藝非常熟練。穿珠花一般都是小珠子——米珠。偶爾有定珠花的人家從自己家裏拿來大珠子，比如聽說有一個叫汪炳的，他娶親時新娘子鞋尖的四顆珍珠有豌豆大！一般都沒有用這樣大的珠子穿珠花的，那得做別的用處，比如釘在“帽勒子”上。老師傅用小鑷子拈起一顆一顆米珠，用細銅絲一穿，這種細銅絲就叫作“花絲”。看也不看，就穿成了一串，放在一邊（我到現在還不明白那麽小的珠子怎樣打的孔）。珠串做齊，把花絲扭在一起，左一別，右一別，加上銅托，一朵珠花就做成了。珠花有幾種式樣，以“鳳穿牡丹”“丹鳳朝陽”最多。
現在戴珠花的幾乎沒有了，隻有戲曲旦角演員的“頭麵”上還用。但大都是玻璃料珠。用真的“珍珠頭麵”的，恐怕很少了。
發藍點翠
“發藍”是在銀首飾（主要是簪子）上，鏨出花紋，在花紋空處，填以琺琅彩料，用吹管（這種吹管很簡單，隻是一個豆油燈碗，放七八根燈草，用一根銅管呼呼地吹）吹得琺琅彩料與銀器熔為一體，略經打磨，堿水洗淨，即成。
“點翠”是把翠鳥的翅羽剪成小片，按首飾的需要，嵌在銀器裏，加熱，使“翠”不致脫落，即可。
齊白石題畫《翠鳥》：“羽毛可取。”翠鳥毛的顏色確實無可代替。但是現在旦角頭麵沒有“點翠”的，大都是化學藥品染製的綢料貼上去的了。
真的點翠現在還不難見到，十三陵定陵皇後的鳳冠就是點翠的。不過大概是複製品，不是原物。
葡萄常
葡萄常三姐妹都沒有嫁人。她們做的葡萄（作為擺設）別的倒也沒有什麽稀奇：都是玻璃吹出來的，很像，顏色有紫紅的，綠的；特異處在葡萄皮外麵掛著一層輕輕的粉，跟真葡萄一樣。這層薄薄的粉是怎麽弄上去的？——常家不是刷上去或噴上去的。多少做玩器的都捉摸過，捉摸不出來。這是常家的獨得之秘，不外傳。這樣，才博得“葡萄常”的名聲。
常家三姐妹相繼去世：“葡萄常”從此絕矣。
吳大和尚和七拳半
我的家鄉有“吃晚茶”的習慣。下午四五點鍾，要吃一點點心，一碗麵，或兩個燒餅或“油端子”。一九八一年，我回到闊別四十餘年的家鄉，家鄉人還保持著這個習慣。一天下午，“晚茶”是燒餅。我問：“這燒餅就是巷口那家的？”我的外甥女說：“是七拳半做的。”“七拳半”當然是個外號，形容這人很矮，隻有七拳半那樣高，這個外號很形象，不知道是哪個尖嘴薄舌而極其聰明的人給他起的。
我吃著燒餅，燒餅很香，味道跟四十多年前的一樣，就像吳大和尚做的一樣。於是我想起吳大和尚。
我家除了大門、旁門，還有一個後門。這後門即開在吳大和尚住家的後牆上。打開後門，要穿過吳家，才能到巷子裏。我們有時抄近，從後門出入，吳大和尚家的情況看得很清楚。
吳大和尚（這是小名，我們那裏很多人有大名，但一輩子隻以小名“行”）開燒餅餃麵店。
我們那裏的燒餅分兩種。一種叫作“草爐燒餅”，是在砌得高高的爐裏用稻草烘熟的。麵粗，層少，價廉，是鄉下人進城時買了充饑當飯的。一種叫作“桶爐燒餅”。用一隻大木桶，裏麵糊了一層泥，爐底燃煤炭，燒餅貼在爐壁上烤熟。“桶爐燒餅”有碗口大，較薄而多層，餅麵芝麻多，帶椒鹽味。如加錢，還可“插酥”，即在擀燒餅時加較多的“油麵”，烤出，極酥軟。如果自己家裏拿了豬油渣和黴幹菜去，做成黴幹菜油渣燒餅，風味獨絕。吳大和尚家做的是“桶爐”。
原來，我們那裏餃麵店賣的麵是“跳麵”。在牆上挖一個洞，將木杠插在洞內，下置麵案，木杠壓在和得極硬的一大塊麵上，人坐在木杠上，反複壓這一塊麵。因為壓麵時要一步一跳，所以叫作“跳麵”。“跳麵”可以切得極細極薄，下鍋不渾湯，吃起來有韌勁而又甚柔軟。湯料隻有蝦子、熟豬油、醬油、蔥花，但是很鮮。如不加湯，隻將麵下在作料裏，謂之“幹拌”，尤美。我們把餛飩叫作餃子。吳家也賣餃子。但更多的人去，都是吃“餃麵”，即一半餛飩，一半麵。我記得四十年前吳大和尚家的餃麵是一百二十文一碗，即十二個當十銅元。
吳家的格局有點特別。住家在巷東，即我家後門之外，店堂卻在對麵。店堂裏除了烤燒餅的桶爐，有鍋台，安了大鍋，煮麵及餃子用；另有一張（隻一張）供顧客吃麵的方桌。都收拾得很幹淨。
吳家人口簡單。吳大和尚有一個年輕的老婆，管包餃子、下麵。他這個年輕的老婆個子不高，但是身材很苗條。膚色微黑。眼睛狹長，睫毛很重，是所謂“桃花眼”。左眼上眼皮有一小疤，想是小時生瘡落下來。這塊小疤使她顯得很俏。但她從不和顧客眉來眼去，賣弄風騷，隻是低頭做事，不聲不響。穿著也很樸素，隻是青布的衣褲。她和吳大和尚生了一個孩子，還在喂奶。吳大和尚有一個媽，整天也不閑著，翻一家的棉襖棉褲，納鞋底，搖晃睡在搖籃裏的孫子。另外，還有個小夥計，跳麵、燒火。
表麵上看起來，這家過得很平靜，不爭不吵。其實不然。吳大和尚經常在夜裏打他的老婆，因為老婆“偷人”。我們那裏把和人發生私情叫作“偷人”。打得很重，用劈柴打，我們隔著牆都能聽見。這個小個子女人很倔強，不哭，不喊，一聲不出。
第二天早起，一切如常，該幹什麽還幹什麽。吳大和尚擀燒餅，烙燒餅；他老婆包餃子，下麵。
終於有一天吳大和尚的年輕的老婆不見了，跑了，丟下她的奶頭上的孩子，不知去向。我們始終不知道她的“孤佬”（我們那裏把不當的情人、野漢子，叫作“孤佬”）是誰。
我從小就對這個女人充滿了尊敬，並且一直記得她的模樣，記得她的桃花眼，記得她左眼上眼皮上的那一小塊疤。
吳大和尚和這個桃花眼、小身材的小媳婦大概都已經死了。現在，這條巷口出現了七拳半的燒餅店。我總覺得七拳半和吳大和尚之間有某種關聯，引起我一些說不清楚的感慨。
七拳半並不真是矮得出奇，我估量他大概有一米五六。是一個很有精神的小夥子。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個體戶”，全店隻有他一個人。他不難成為萬元戶，說不定已經是萬元戶，他的燒餅做得那樣好吃，生意那樣好。我無端地覺得，他會把本街的一個最漂亮的姑娘娶到手，並且這位姑娘會真心愛他，對他很體貼。我看看七拳半把燒餅貼在爐膛裏的樣子，覺得他對這點充滿信心。
兩個做燒餅的人所處的時代不同。我相信七拳半的生活將比吳大和尚的生活更合理一些，更好一些，也許這隻是我的希望。
後台
道具樹
我躺在道具樹下麵看書。
道具樹不是樹，隻是木板、稻草、麻袋、帆布釘出來的，刷了顏色，很粗糙。但是搬到台上，打了燈光，就像是一棵樹了。
道具樹不是樹。然而我覺得它是樹，是一棵真的樹。樹下麵有新鮮的空氣流動。
我躺在道具樹下麵看書，看弗吉尼亞·伍爾芙的《果園裏》。
凝視
她願意我給她化妝，願意我凝視她的臉。我每天給她化妝，把她的臉看得很熟了。我給她打了底彩，揉了胭脂，描了眉（描眉時得屏住氣，否則就會畫得一邊高一邊低——我把她的眉梢畫得稍為揚起一點），勾了眼線，塗了口紅（用小指尖抹勻），在下唇下淡淡地加了一點陰影。
在我給她化妝的時候，在我長久地凝視她的臉的時候，她很乖。
大姐
大姐是管服裝的。她並不喜歡演戲，她可以說是一個毫無浪漫主義氣質的人。她來管服裝隻是因為人好，有一副熱心腸，願意幫助人。她管服裝很盡職，有條有理。她總是帶了一個提包到後台來，包裏是剪刀、刷子、熨鬥……她胸前總是別著幾根帶著線頭的針。哪件服裝綻了線，就縫幾針。她傾聽著台上的戲，下一場誰該換什麽服裝了，就準備好放在順手的地方。大家都很尊敬她，都叫她大姐。
大姐是個好人。她願意陪人上街買衣料，買皮鞋，也願意陪人去吃一碗米線。她給人傳遞情書。一對情人鬧別扭了，她去勸解。學校什麽社團在陽宗海舉辦夏令營，她去管夥食。
酆
酆是個半職業演員。她的身世很複雜。她是清末民初一個大名士的孫女。她的父親是姨太太生的，她也是姨太太生的。她父親曾經在海防當過領事。她在北京讀了一年大學，就休學做了演員……她愛跟人談她的曲折的身世，有些話似乎不大可信。她是個情緒型的人，容易激動，說話表情豐富，手勢很多，似乎隨時都是在演戲。她不知怎麽到了昆明。她很會演戲。《雷雨》裏的魯媽、《原野》裏的焦大媽都演得很好。但是昆明演話劇的機會不是很多，不知道她是靠什麽生活的。
她和一個經濟係四年級的大學生同居了一個時期。這個大學生跑仰光，跑臘戌，倒賣尼龍絲襪、旁氏口紅，有幾個錢。酆把他們的房間布置得很別致。藤編的涼帽翻過來當燈罩，雲南綠釉陶罐裏插著大把的康乃馨，牆上掛著很大的克拉克·蓋博和貝蒂·戴維斯的照片，沒有椅子凳子，客人來了坐在草蒲團上，地下沒有地毯，鋪了一地鬆毛。
有一天，經濟係大學生到後台來，酆忽然當著很多人，揚起手來打了大學生一個很響亮的耳光。大學生被別的演員勸走了。酆在化妝室裏又哭又鬧，說是大學生欺負了她。正哭得不可開交，劇務來催場：“酆！該你上了！”酆立刻不哭了，稍微整了整妝，撲了一點粉，上場，立刻進了角色，好像剛才什麽事也沒有發生。真奇怪，她哭成那樣，臉上的妝並沒有花了。
黑妞
大家都叫她黑妞。她長得黑黑的，眼睛很大，很亮，看起來有點野，但實際上很溫順，性格樸素。她愛睜大了眼睛聽人說話。她和我不一樣。我是個吊兒郎當的人，寫一些虛無縹緲的詩。她在學校參加進步的學生社團，參加歌詠隊，參加紀念“一二·九”運動的大會。我演戲，隻是為了好玩，為藝術而藝術；她參加演戲，是一種進步活動，當然也是為了玩。我們演的都不是重要的角色，最後一場沒有戲，卸了妝，就提前離開劇場。從舞台的側門下來到劇場門口，要經過一個狹狹的巷子，隻有一點路燈的餘光，很暗。她伸出手來拉住我的手。我很高興。我知道她很喜歡我。以後每次退出舞台，她都在巷口等我，很默契。我們一直手拉著手，走完狹巷，到劇場大門，分手。僅此而已。我們並沒有吻一下。我還從來沒有吻過人。她大概也沒有。
十多年以後，我到一個中學去做報告，講魯迅，見到了她。她在這個中學教語文，來聽我的報告。見麵，都還認得。她還是那樣，眼睛還很大，隻是，不那樣亮了。她神情有點憂鬱，我覺得她這十多年的生活大概經曆了不少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