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教育法
教育法教育我們成為公民，是我們首先要接受的法。一個國家其實就是一個由所有小家庭組成的大家庭，因此，每個小家庭都應該依照這個大家庭的治理模式來自我治理。
家庭是組成人民的基本單位，如果全體人民有一個說話、行事的準則，那麽家庭也要有這個準則。教育法的目標因政權組織形式的不同而不同。國家政體分為三種，即君主政體、共和政體及專製政體，它們教育的目標分別是：榮寵、美德和畏懼。
第二節君主政體對人民的教育
在君主政體中，主要教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從人們踏入社會開始的，而不是在兒童受教育的公共學校。榮寵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隨時隨地以任何一種形式影響著每個人的思想。
“要有高尚的品德，要有坦誠的作風，要有禮貌的舉止。”這三句話是在那裏最常聽到的。
在那裏，如果說是在宣揚平等，倒不如說是在鼓勵人們出人頭地。因為，人們多是在向外展示自己的美，使自己日趨完美，很少想過如何施惠於人。
在那裏，判斷一個人行為的標準，不是好壞，而是美醜；不是公正與否、合理與否，而是偉大與否、非凡與否。
一旦某種高尚的東西為榮寵提供溫床，那些所謂辯論家們就會為它找來各種各樣的理由，法官就會把它列入正統。
相比之下，共和政體的風俗習氣要比君主政體中的風俗習氣純正得多，這是因為在君主政體情感中可以有獻媚的成分，允許通過獻媚而達到個人目的。
在君主政體中，為了實現某種偉大的抱負，完成某種偉大的事業而玩弄權術，榮寵都是允許的，比如說，一個人在政治上無論怎樣工於心計，都不會影響其形象。
假如一個人隻是因為妄自菲薄，而不是為了升官發財，那麽，他就不可能得到榮寵，雖然通常情況下，榮寵對溜須拍馬並不排斥。
我前麵也曾說起過風俗習氣，君主政體中的教育應該使其更坦率些、更真誠些。在那裏，人們習慣講實話，然而，這麽做並不是因為他們發自內心地喜歡，而是因為這樣隻講事實而不考慮別人感受的做法，總能給人以大膽自由的好印象，因此，人們才選擇實話實說。
這也是為什麽坦率與真誠越被提倡，平民的坦率與真誠越得不到重視的原因。因為，平民盡力尋找的隻是純粹的真實與質樸而已。
在君主政體中，還要求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要合乎禮節。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生來就要與別人一起生活，因此也可以說，討好別人是人的天性。那些離經叛道的人，會無法融入其他人的生活圈，因此變得聲名狼藉，到最後一事無成。
可是，我們看到的知禮、有節，從源頭就歪了。我們的文明禮貌隻是做給別人看的，選擇這樣做，是在告訴別人自己是個高尚的人，與那些人們所鄙視的不是同一類。當禮節成為我們獲取尊重的手段的時候，它也就不再純粹了。
禮節來源於自感渺小者對所有人的尊敬，在君主政體的宮廷中，都有一個異常偉大的人物，在他的映襯之下，所有人都顯得那麽渺小，於是，宮廷也就成了最講禮節的地方。在講禮節的同時，讓受禮者感覺到自己是宮廷中人，讓行禮者感到自己是有資格在宮廷中的人，所以受禮者心情愉悅，行禮者也沾沾自喜。
在宮廷中，朝臣們很注重儀表，但喜歡的不是質樸實在，而是造作誇飾，雖然這種儀表給人以謙恭的美感，可是這種棄真取矯的做法，隨其傳播也必將與儀表的初衷漸行漸遠，那些注重矯飾儀表的人，自身的尊貴與榮耀也將逐漸消減。
事事都要有情趣，這是宮廷的一貫作風。形成這樣的風氣原因有很多種，長期過度的貪圖享受，使他們變得極度空虛，隻得變著花樣尋求刺激，於是各種不經大腦的想法便應運而生，然而，在宮廷中沒人這麽看，隻要是有樂趣可言，再荒誕的事情都能被接受。
凡此種種都是君主政體教育的內容，在這種教育理念的培養下，一批批偽君子應運而生，他們身上的所有品質、所有美德，都是符合君主政體所需要的。
在那裏，榮寵思想是無處不在的，人們的各種想法、思維方式都受它的影響，就是人們說話、行事的準則也要以它為參照。
榮寵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為它的願望美德設定範疇；可以規定我們什麽是該做的，什麽是不該做的；不論我們對宗教、政治或者倫理道德有什麽應盡的義務，它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荒誕想法，隨意擴展或限製。
在君主政體中，法律告訴我們一切要遵從君主的旨意，宗教告訴我們一切要遵從君主的旨意，榮寵雖然也這麽說，可是它在這麽說的同時，還說了另一句話——那是在君主的旨意不損害榮寵的前提下，否則，我們可以不聽。
也正是因為如此，克裏隆告訴亨利三世，自己寧願與吉斯公爵[67]一決生死，也不願去暗殺他。聖巴托勒繆之夜[68]後，查理九世下令殺盡胡格諾派所有的新教徒，命令是讓所有省督都參加。作為一名勇士，奧爾泰子爵卻有一顆仁慈的心。他認為那是一種卑劣的行為，拒絕服從命令，於是這樣對查理九世道：“懇請陛下，讓我們留著我們的手和命做些有意義的事吧！因為我所看到的除了善良的公民，就是勇敢的士兵，沒有一個嗜殺之徒。”[69]
為君主作戰是人人都向往的職業，不管是勝利，也不管是失敗，就算是遇到困苦的遭遇、不幸的命運，隻要是在從事這種職業都會得到尊貴與榮耀。所以，這方麵榮寵對貴族要求最厲害。然而，法則既然是榮寵定的，榮寵也就成了唯一判斷對錯的標準，如果有誰衝撞到了榮寵，那麽榮寵就會要求他或者是允許他離去。
榮寵一向把自由看得比財富重要，所以，它提倡人們不受約束地追求或者推辭各種職務。[70]
教育一定得與榮寵相協調，就是因為榮寵的規則是至高無上的。其主要表現為下麵三點：
一、可以把財富看得很重要，可是絕不能把生命看得很重要。
二、將來有一天，我們進入了貴族行列，無論做什麽事都得符合自己的身份，同時，也不容許別人做有損身份的事。
三、榮寵要求或禁止的事，即便是法律沒有要求或禁止，也要無條件遵從，其遵從程度較法律更甚。
第三節專製政體對人民的教育
專製政體的教育是奴役性的，是要通過這種教育把人們的心誌無限降低，這點與君主政體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倒是件好事，因為那裏的人不管地位有多高，就是想當專製君主也得從當奴隸開始。
絕對服從指的就是聽到命令後立即執行，不思考、不懷疑，更不做任何推理，顯然這樣的人是無知的，偏偏專製政體中就是這樣的，不論是發號命令者還是執行命令者。
在專製政體中，教育是狹窄的，它把一切簡單化成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宗教原則常識和隻知服從的畏懼心理，因為統治者清楚知識與競爭的可怕性。於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通道變得狹窄，共處變得困難；於是，每個家庭變成了獨立的王國，就更別說什麽美德了，因為根本找不到什麽美德能用在奴隸身上。[71]即便是亞裏士多德也做不到。
說白了，專製政體就是通過教育，先把人腦子中的一切給洗去，然後把一些需要的東西植入進去；先把人的變得無知，變得沒有思想，然後再變成奴隸。所以說，“專製政體沒有教育”這句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
通過教育培養心係民眾疾苦的好公民，對於專製政體來說是沒必要的。如果是這樣的好公民，那麽他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反對政體的高壓，隻要他愛國他就一定會這樣做。這樣的努力結果無非兩種——成功與失敗。失敗，地位喪失、名譽掃地；成功，同樣要麵臨危險，那就是與君主、帝國一同毀滅。
第四節古今教育的不同效果
在古代，人們往往會做出一些今天的人做不到，也沒人去做的事情，我們為此感到驚詫的同時，也感到了我們的渺小。之所以這樣，原因在於那時候大多數人生活的政體，以美德為說話、行事的準則，而且正是美德興盛之時。
古人一直接受著同樣的教育，所受教誨自始至終是被肯定的，就這一點而言，古時的教育比現在的教育要好。就拿伊巴米濃達[72]來說，直到晚年，他的言行、行事風格，還與其最初接受的教育一般無二。
父親、師長和社會，是我們接受教育的三個渠道，三個渠道三種教育，不但不同，甚至相反。我們最先接受的教育來自父親，然後是師長，可是進入社會後前兩種教育卻被徹底否定了，隻是因為宗教與社會的要求毫無共同之處。
第五節共和政體對人民的教育
專製政體的教育是以威脅和懲罰讓人產生畏懼；君主政體的教育是用欲念和榮寵相互激勵；而共和政體的政治美德宣揚的卻是舍棄自我，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共和政體對教育力量的依仗要大得多。
熱愛國家、熱愛法律是共和政體政治美德的主要表現。先公而後私是美德在個人身上的體現，也就是說無論何時何地個人利益都要讓步於公共利益。
世上任何一種事物都一樣，隻有愛護它，它才能保存下來，政務也不例外。民主政體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把政務委托給了每一個公民，這樣的事情也隻有在民主政體下，才可能出現。
有誰聽說過國王不愛君主政體，又有誰聽說過專製君主不愛專製政體。
所以，共和政體應通過教育著力於激發這種愛——對國家、對法律的愛，這是先決條件。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每個公民都受到這樣的教育，繼而把這種愛、這種美德一代代傳承下去。
老師是孩子知識的傳授者，更是其思想的引導者，所以，這方麵的熱情要通過老師來激發。
如果父親的家庭教育不夠理想，那一定是外界有了不良思想，影響到了孩子們，他們無法接受正常教育。
新生代絕不會無緣無故變壞，使之墮落的隻能是其成人後與外界不良思想接觸所致。
第六節希臘的風俗習氣
美德是在平民政體治理下的，人所必備的情感，這一點古希臘人很清楚，而他們的一些新奇而獨特的社會風貌與風俗習氣，也是專為此而創立的。斯巴達人的法律是萊庫古[73]製定的，就收藏在萊庫古為自己寫的傳記（《萊庫古傳》）中，我們讀它就等於在讀《塞瓦朗勃人的曆史》[74]。克裏特是斯巴達法律的本原，而柏拉圖的法律就是在斯巴達法律的基礎上製定的。
法律製定的同時，世界也看到了這些立法者的智慧。這裏，我就請大家將目光暫時轉向這些立法者，看一看他們如何向那些久以成型的舊俗發起衝擊，如何以博大而高深的才能將一切美德融為一體的。正義和偷竊、極度的自由和冷酷到極點的奴隸製、最大的寬容和最殘忍的感情本是兩個極端，然而，卻被他們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了，城市也因此走向了安定。在這裏，城市的所有資源，藝術、商業、金錢，甚至是圍牆，都不存在了似的，人們也不再想明天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有的隻是為更大理想奮鬥的勃勃雄心；在這裏，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似生來就有一樣，心中全是他人，唯獨沒有自己，忘記了自己、兒子、丈夫、父親，甚至是貞操觀念。斯巴達人所向披靡，就算對手打敗了他們的人，也打敗不了他們的心，隻要他們心中還有法製，他們及他們的後人高昂的誌氣永遠都不會磨滅。[75]這就是斯巴達輝煌一時的真正原因。
斯巴達人是被馬其頓打敗了，成了附庸城邦，可他們卻是最後一個；克裏特人[76]是輸給了羅馬，可他們卻是羅馬眾多獵物中，最後被捕獲的；羅馬人是製服了薩尼特人，可是卻付出了二十四場戰爭的代價[77]……因為克裏特、拉科尼亞與薩尼特人都以這些法律進行治理，推崇同樣的風尚。
就是在今天，在這個墮落與腐敗橫行的年代，我們依然能夠看到希臘的這些社會風貌與上流習慣，而且光明正大地存在著。[78]因為，這個民族的法律出自一個正直的立法者，就像斯巴達人一樣，英勇無畏對他們來說早就成了一種習慣。一個立法者，不管他的法律思想如何，關鍵是他要有一顆正直的心，萊庫古製定法律是以戰爭為目的，與裴恩[79]崇尚和平的法律思想截然相反，那又怎樣？由於他們在某些方麵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心要把人民引向光明，所以才能戰勝偏見、抑製欲望，所以，他們的思想都得到了自由人民的推崇。
我們還可以以巴拉圭為例。在傳教團看來，人生最大的快樂是發號施令，所以傳教團被一些人指控為犯罪。不過，人民能夠獲得幸福，這樣的治理永遠是一件好事[80]。
耶穌會有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那就是首先在這個地區宣傳宗教，並使之與人道主義相統一。西班牙對人們的大肆摧殘，給人類造成迄今為止最大的傷害，給人們帶來了嚴重的後果，耶穌會開始對其後果進行清除，對其創傷進行醫治。
在耶穌會中，所有美好的情感，隻要是被推崇的，他們都會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它的教義總是讓人越來越謙卑，不論是聆聽者，還是傳教者。耶穌會之所以能做出不凡的成就，就是因為有這種情感和熱情的存在。單從增強人們求生本領這點來說，耶穌會的貢獻就是巨大的，那些在叢林中散居的人民，就是在它的指引下，走出叢林的。還有，他們的衣食、生計都是它提供的。
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裏勾畫了這樣一個社會：在那裏，人們的財產是公有的，人們對眾神保持著無上的敬仰；在那裏，人們保留著一切好的習俗，從不與外族城邦來往；在那裏，公民不對外貿易，一切由城市代為進行；在那裏，人們崇尚的是技藝而不是奢華，隻取所需要的而不貪圖。如果一個人想要建立同樣的機製，就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另外，還要淡泊金錢觀念。金錢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為數不多的刺激欲念相互腐蝕的手段。金錢的日益集中會拉大貧富差距，打破大自然的平衡界限，久而久之，產生貪念，讓一些人開始無節製地斂財積物，從而滋生更大的貪欲。
用城邦與城邦的貿易代替人與人貿易，社會從貿易中獲得的好處不變，同時，也避免了基本政製在貿易中被腐蝕。埃皮達姆納人就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推選一位官吏，以城邦的名義對外進行貿易的，所以，他們的族俗才得以完好無損地保存[81]。
第七節這些特殊的機製適宜哪種場合
君主政體的教育是在無限地激發人們潛在的榮寵欲望，專製政體的教育是極力構建畏懼氛圍，而共和政體則是以政治美德作為行事準則，所以，相比君主政體與專製政體，共和政體才是這些特殊機製更適宜存在的政體。而且，隻有小國才適合此類機製的存在[82]，因為小國中更容易推行統一性的教育，而且教育在這裏很容易推行到每個家庭的每個成員。
國家大了事務自然就多，關係自然繁雜，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所以公民之間相互關照就無從談起，而不論是米諾斯[83]、萊庫古還是柏拉圖，他們的立法思想需要的恰恰就是這種全民之間相互關照。
大國，就是大社會，時時處處都有這樣、那樣繁多、棘手而要緊的事務，交換過於緩慢，所以，會選擇更為方便的形式解決這些問題，於是，“購買”就成了它們的首選，而購買所用的金錢，正是這些機製所排斥的。另外，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種共同的尺度的存在，而且，隻有使這個尺度享有權威，它才能在各地得到承認和維護，這也是與這些機製相悖的。
第八節為古人習俗悖論做個解釋
阿卡迪亞人[84]生活的地方空氣淒涼寒冷，於是，音樂就成了他們柔化習俗的工具；西內特[85]人的凶殘是整個希臘之最，也是所有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因為他們從不重視音樂。這話就出自波利比烏斯[86]之口，他的判斷力之強沒有人不知道。柏拉圖說得更是直接——要想使音樂發生變化，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國家的基本製度發生改變。亞裏士多德對柏拉圖的很多思想並不持讚同態度，也許就是為了反駁柏拉圖他才撰寫了《政治學》一書。然而，對於柏拉圖習俗受音樂影響這個觀點，他卻是讚同的，與之持同樣態度的還有提奧弗拉斯特[87]、普魯塔克[88]、斯特拉波[89]等人。這種觀點絕非隨口一說，因為從他們所推行的政治思想中我並不難看到[90]。這是他們立法的依據，在城邦治理上也是這樣要求掌權者的。
解釋這一點並不難。要知道，希臘諸城，特別是崇尚戰爭的那些城市中，從不提倡做工掙錢，任何自由民都不應該從事這樣的工作和職業。色諾芬就曾說過這樣的話：“很多工藝對從事它的人的身體都是有害的，他們必須待在陰暗處或是火邊，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去關心他們的朋友，就算是他們的國家也不能。”要想這些手藝人成為公民，也隻能是一些民主政體腐敗的時候。亞裏士多德也曾這樣說。[91]色諾芬一向認為，不應該把城邦權交給他們，否則就不是一個優秀的共和國。[92]
在當時，農業是最被人看不起的，隻有那些最低下的人才去從事農業，諸如伊洛底人、佩裏耶克人、佩納斯特人，因為他們分別是被斯巴達人、克裏特人、帖撒利亞人征服的，還有那些被其他共和國征服的、役使的奴隸們。[93]
商業免不了為奴隸、住客及外邦人提供服務，所以，到後來，在希臘人眼中，所有的低級商業也都成了卑賤的行業[94]。因此，柏拉圖便在《法典篇》[95]中提出了懲罰經商的公民的主張。
不允許做生意，不允許當工匠，不允許從事農業，可是又不能碌碌無為。[96]機製又不提供其他崗位，希臘諸多共和國的公民，一時間不知幹什麽好了。於是，體育鍛煉和軍事訓練及其相關的行業便成了人們追求的目標。[97]就這樣，希臘便成了運動員和戰士的社會。由於長期從事這樣的訓練，人們在變得堅強的同時，也越發粗野起來[98]，這就需要一種另外的東西來調節，於是，能通過感官影響心靈的音樂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體質鍛煉讓人性格變得堅強，思辨科學讓人的行為變得粗野，而音樂恰恰介於兩者之間，能使之趨於柔和。如果美德可以用音樂激發出來，這是無法想象，也難以理解的，可是，體製所產生的凶悍倒真被音樂遏製了，教育中漸漸有了良心的位置，而這樣的結果不得不歸功於音樂的功效。
如果有這麽一群人，他們每天除了打獵什麽都不去做，那麽，他們變得粗野是可以肯定的事。一旦我們發現他們的言行舉止不再那麽粗野了，那他們一定是喜歡上了音樂。總的來說，音樂可以激發人心中潛在的美好感情，使心靈變得溫和，充滿憐憫、慈愛和柔情，對希臘人在訓練中所激發出的粗野、憤怒和凶悍，正好相克。戲劇是一種能讓人更好地領會音樂對心靈的影響力的事物，然而，它卻為當今那些道德倫理作家們所不容。
有一種人，他們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並非易事，因為他們聽音樂聽的不是樂曲的柔和與優美，而隻是鼓號的激烈，難道我們還指望音樂能帶給這樣的人什麽改變？這也是為什麽古人提倡在什麽樣的場合用什麽樣的音樂的原因。一切都為敦化民風，他們的做法顯然是對的。
為什麽是音樂而不是其他東西呢？一定有人有這樣的疑問。原因在於，音樂是所有感官娛樂中，對心靈腐蝕作用最小的形式。讀過普魯塔克的著作[99]的人都知道，他在其中提到底比斯人一種特殊的愛情，一種法律規定的愛情，為的就是讓年輕人的行為變得柔和，然而，這種愛情卻為其他國家所不容。古人尚能如此，閱讀至此，我們不由得感到慚愧。
教育法教育我們成為公民，是我們首先要接受的法。一個國家其實就是一個由所有小家庭組成的大家庭，因此，每個小家庭都應該依照這個大家庭的治理模式來自我治理。
家庭是組成人民的基本單位，如果全體人民有一個說話、行事的準則，那麽家庭也要有這個準則。教育法的目標因政權組織形式的不同而不同。國家政體分為三種，即君主政體、共和政體及專製政體，它們教育的目標分別是：榮寵、美德和畏懼。
第二節君主政體對人民的教育
在君主政體中，主要教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從人們踏入社會開始的，而不是在兒童受教育的公共學校。榮寵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隨時隨地以任何一種形式影響著每個人的思想。
“要有高尚的品德，要有坦誠的作風，要有禮貌的舉止。”這三句話是在那裏最常聽到的。
在那裏，如果說是在宣揚平等，倒不如說是在鼓勵人們出人頭地。因為，人們多是在向外展示自己的美，使自己日趨完美，很少想過如何施惠於人。
在那裏，判斷一個人行為的標準，不是好壞，而是美醜；不是公正與否、合理與否，而是偉大與否、非凡與否。
一旦某種高尚的東西為榮寵提供溫床，那些所謂辯論家們就會為它找來各種各樣的理由，法官就會把它列入正統。
相比之下，共和政體的風俗習氣要比君主政體中的風俗習氣純正得多，這是因為在君主政體情感中可以有獻媚的成分，允許通過獻媚而達到個人目的。
在君主政體中，為了實現某種偉大的抱負，完成某種偉大的事業而玩弄權術，榮寵都是允許的，比如說，一個人在政治上無論怎樣工於心計，都不會影響其形象。
假如一個人隻是因為妄自菲薄，而不是為了升官發財，那麽，他就不可能得到榮寵，雖然通常情況下，榮寵對溜須拍馬並不排斥。
我前麵也曾說起過風俗習氣，君主政體中的教育應該使其更坦率些、更真誠些。在那裏，人們習慣講實話，然而，這麽做並不是因為他們發自內心地喜歡，而是因為這樣隻講事實而不考慮別人感受的做法，總能給人以大膽自由的好印象，因此，人們才選擇實話實說。
這也是為什麽坦率與真誠越被提倡，平民的坦率與真誠越得不到重視的原因。因為，平民盡力尋找的隻是純粹的真實與質樸而已。
在君主政體中，還要求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要合乎禮節。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生來就要與別人一起生活，因此也可以說，討好別人是人的天性。那些離經叛道的人，會無法融入其他人的生活圈，因此變得聲名狼藉，到最後一事無成。
可是，我們看到的知禮、有節，從源頭就歪了。我們的文明禮貌隻是做給別人看的，選擇這樣做，是在告訴別人自己是個高尚的人，與那些人們所鄙視的不是同一類。當禮節成為我們獲取尊重的手段的時候，它也就不再純粹了。
禮節來源於自感渺小者對所有人的尊敬，在君主政體的宮廷中，都有一個異常偉大的人物，在他的映襯之下，所有人都顯得那麽渺小，於是，宮廷也就成了最講禮節的地方。在講禮節的同時，讓受禮者感覺到自己是宮廷中人，讓行禮者感到自己是有資格在宮廷中的人，所以受禮者心情愉悅，行禮者也沾沾自喜。
在宮廷中，朝臣們很注重儀表，但喜歡的不是質樸實在，而是造作誇飾，雖然這種儀表給人以謙恭的美感，可是這種棄真取矯的做法，隨其傳播也必將與儀表的初衷漸行漸遠，那些注重矯飾儀表的人，自身的尊貴與榮耀也將逐漸消減。
事事都要有情趣，這是宮廷的一貫作風。形成這樣的風氣原因有很多種，長期過度的貪圖享受，使他們變得極度空虛，隻得變著花樣尋求刺激，於是各種不經大腦的想法便應運而生，然而，在宮廷中沒人這麽看，隻要是有樂趣可言，再荒誕的事情都能被接受。
凡此種種都是君主政體教育的內容，在這種教育理念的培養下，一批批偽君子應運而生，他們身上的所有品質、所有美德，都是符合君主政體所需要的。
在那裏，榮寵思想是無處不在的，人們的各種想法、思維方式都受它的影響，就是人們說話、行事的準則也要以它為參照。
榮寵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為它的願望美德設定範疇；可以規定我們什麽是該做的，什麽是不該做的；不論我們對宗教、政治或者倫理道德有什麽應盡的義務，它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荒誕想法，隨意擴展或限製。
在君主政體中，法律告訴我們一切要遵從君主的旨意，宗教告訴我們一切要遵從君主的旨意，榮寵雖然也這麽說，可是它在這麽說的同時，還說了另一句話——那是在君主的旨意不損害榮寵的前提下，否則，我們可以不聽。
也正是因為如此，克裏隆告訴亨利三世，自己寧願與吉斯公爵[67]一決生死，也不願去暗殺他。聖巴托勒繆之夜[68]後，查理九世下令殺盡胡格諾派所有的新教徒，命令是讓所有省督都參加。作為一名勇士，奧爾泰子爵卻有一顆仁慈的心。他認為那是一種卑劣的行為，拒絕服從命令，於是這樣對查理九世道：“懇請陛下，讓我們留著我們的手和命做些有意義的事吧！因為我所看到的除了善良的公民，就是勇敢的士兵，沒有一個嗜殺之徒。”[69]
為君主作戰是人人都向往的職業，不管是勝利，也不管是失敗，就算是遇到困苦的遭遇、不幸的命運，隻要是在從事這種職業都會得到尊貴與榮耀。所以，這方麵榮寵對貴族要求最厲害。然而，法則既然是榮寵定的，榮寵也就成了唯一判斷對錯的標準，如果有誰衝撞到了榮寵，那麽榮寵就會要求他或者是允許他離去。
榮寵一向把自由看得比財富重要，所以，它提倡人們不受約束地追求或者推辭各種職務。[70]
教育一定得與榮寵相協調，就是因為榮寵的規則是至高無上的。其主要表現為下麵三點：
一、可以把財富看得很重要，可是絕不能把生命看得很重要。
二、將來有一天，我們進入了貴族行列，無論做什麽事都得符合自己的身份，同時，也不容許別人做有損身份的事。
三、榮寵要求或禁止的事，即便是法律沒有要求或禁止，也要無條件遵從，其遵從程度較法律更甚。
第三節專製政體對人民的教育
專製政體的教育是奴役性的，是要通過這種教育把人們的心誌無限降低，這點與君主政體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倒是件好事，因為那裏的人不管地位有多高，就是想當專製君主也得從當奴隸開始。
絕對服從指的就是聽到命令後立即執行，不思考、不懷疑，更不做任何推理，顯然這樣的人是無知的，偏偏專製政體中就是這樣的，不論是發號命令者還是執行命令者。
在專製政體中，教育是狹窄的，它把一切簡單化成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宗教原則常識和隻知服從的畏懼心理，因為統治者清楚知識與競爭的可怕性。於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通道變得狹窄，共處變得困難；於是，每個家庭變成了獨立的王國，就更別說什麽美德了，因為根本找不到什麽美德能用在奴隸身上。[71]即便是亞裏士多德也做不到。
說白了，專製政體就是通過教育，先把人腦子中的一切給洗去，然後把一些需要的東西植入進去；先把人的變得無知，變得沒有思想，然後再變成奴隸。所以說，“專製政體沒有教育”這句話，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
通過教育培養心係民眾疾苦的好公民，對於專製政體來說是沒必要的。如果是這樣的好公民，那麽他一定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反對政體的高壓，隻要他愛國他就一定會這樣做。這樣的努力結果無非兩種——成功與失敗。失敗，地位喪失、名譽掃地；成功，同樣要麵臨危險，那就是與君主、帝國一同毀滅。
第四節古今教育的不同效果
在古代，人們往往會做出一些今天的人做不到，也沒人去做的事情，我們為此感到驚詫的同時，也感到了我們的渺小。之所以這樣，原因在於那時候大多數人生活的政體，以美德為說話、行事的準則，而且正是美德興盛之時。
古人一直接受著同樣的教育，所受教誨自始至終是被肯定的，就這一點而言，古時的教育比現在的教育要好。就拿伊巴米濃達[72]來說，直到晚年，他的言行、行事風格，還與其最初接受的教育一般無二。
父親、師長和社會，是我們接受教育的三個渠道，三個渠道三種教育，不但不同，甚至相反。我們最先接受的教育來自父親，然後是師長，可是進入社會後前兩種教育卻被徹底否定了，隻是因為宗教與社會的要求毫無共同之處。
第五節共和政體對人民的教育
專製政體的教育是以威脅和懲罰讓人產生畏懼；君主政體的教育是用欲念和榮寵相互激勵；而共和政體的政治美德宣揚的卻是舍棄自我，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共和政體對教育力量的依仗要大得多。
熱愛國家、熱愛法律是共和政體政治美德的主要表現。先公而後私是美德在個人身上的體現，也就是說無論何時何地個人利益都要讓步於公共利益。
世上任何一種事物都一樣，隻有愛護它，它才能保存下來，政務也不例外。民主政體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它把政務委托給了每一個公民，這樣的事情也隻有在民主政體下，才可能出現。
有誰聽說過國王不愛君主政體，又有誰聽說過專製君主不愛專製政體。
所以，共和政體應通過教育著力於激發這種愛——對國家、對法律的愛，這是先決條件。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每個公民都受到這樣的教育，繼而把這種愛、這種美德一代代傳承下去。
老師是孩子知識的傳授者，更是其思想的引導者，所以，這方麵的熱情要通過老師來激發。
如果父親的家庭教育不夠理想，那一定是外界有了不良思想，影響到了孩子們，他們無法接受正常教育。
新生代絕不會無緣無故變壞，使之墮落的隻能是其成人後與外界不良思想接觸所致。
第六節希臘的風俗習氣
美德是在平民政體治理下的，人所必備的情感，這一點古希臘人很清楚，而他們的一些新奇而獨特的社會風貌與風俗習氣，也是專為此而創立的。斯巴達人的法律是萊庫古[73]製定的，就收藏在萊庫古為自己寫的傳記（《萊庫古傳》）中，我們讀它就等於在讀《塞瓦朗勃人的曆史》[74]。克裏特是斯巴達法律的本原，而柏拉圖的法律就是在斯巴達法律的基礎上製定的。
法律製定的同時，世界也看到了這些立法者的智慧。這裏，我就請大家將目光暫時轉向這些立法者，看一看他們如何向那些久以成型的舊俗發起衝擊，如何以博大而高深的才能將一切美德融為一體的。正義和偷竊、極度的自由和冷酷到極點的奴隸製、最大的寬容和最殘忍的感情本是兩個極端，然而，卻被他們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了，城市也因此走向了安定。在這裏，城市的所有資源，藝術、商業、金錢，甚至是圍牆，都不存在了似的，人們也不再想明天更美好的生活前景，有的隻是為更大理想奮鬥的勃勃雄心；在這裏，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似生來就有一樣，心中全是他人，唯獨沒有自己，忘記了自己、兒子、丈夫、父親，甚至是貞操觀念。斯巴達人所向披靡，就算對手打敗了他們的人，也打敗不了他們的心，隻要他們心中還有法製，他們及他們的後人高昂的誌氣永遠都不會磨滅。[75]這就是斯巴達輝煌一時的真正原因。
斯巴達人是被馬其頓打敗了，成了附庸城邦，可他們卻是最後一個；克裏特人[76]是輸給了羅馬，可他們卻是羅馬眾多獵物中，最後被捕獲的；羅馬人是製服了薩尼特人，可是卻付出了二十四場戰爭的代價[77]……因為克裏特、拉科尼亞與薩尼特人都以這些法律進行治理，推崇同樣的風尚。
就是在今天，在這個墮落與腐敗橫行的年代，我們依然能夠看到希臘的這些社會風貌與上流習慣，而且光明正大地存在著。[78]因為，這個民族的法律出自一個正直的立法者，就像斯巴達人一樣，英勇無畏對他們來說早就成了一種習慣。一個立法者，不管他的法律思想如何，關鍵是他要有一顆正直的心，萊庫古製定法律是以戰爭為目的，與裴恩[79]崇尚和平的法律思想截然相反，那又怎樣？由於他們在某些方麵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心要把人民引向光明，所以才能戰勝偏見、抑製欲望，所以，他們的思想都得到了自由人民的推崇。
我們還可以以巴拉圭為例。在傳教團看來，人生最大的快樂是發號施令，所以傳教團被一些人指控為犯罪。不過，人民能夠獲得幸福，這樣的治理永遠是一件好事[80]。
耶穌會有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那就是首先在這個地區宣傳宗教，並使之與人道主義相統一。西班牙對人們的大肆摧殘，給人類造成迄今為止最大的傷害，給人們帶來了嚴重的後果，耶穌會開始對其後果進行清除，對其創傷進行醫治。
在耶穌會中，所有美好的情感，隻要是被推崇的，他們都會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它的教義總是讓人越來越謙卑，不論是聆聽者，還是傳教者。耶穌會之所以能做出不凡的成就，就是因為有這種情感和熱情的存在。單從增強人們求生本領這點來說，耶穌會的貢獻就是巨大的，那些在叢林中散居的人民，就是在它的指引下，走出叢林的。還有，他們的衣食、生計都是它提供的。
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裏勾畫了這樣一個社會：在那裏，人們的財產是公有的，人們對眾神保持著無上的敬仰；在那裏，人們保留著一切好的習俗，從不與外族城邦來往；在那裏，公民不對外貿易，一切由城市代為進行；在那裏，人們崇尚的是技藝而不是奢華，隻取所需要的而不貪圖。如果一個人想要建立同樣的機製，就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
另外，還要淡泊金錢觀念。金錢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為數不多的刺激欲念相互腐蝕的手段。金錢的日益集中會拉大貧富差距，打破大自然的平衡界限，久而久之，產生貪念，讓一些人開始無節製地斂財積物，從而滋生更大的貪欲。
用城邦與城邦的貿易代替人與人貿易，社會從貿易中獲得的好處不變，同時，也避免了基本政製在貿易中被腐蝕。埃皮達姆納人就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推選一位官吏，以城邦的名義對外進行貿易的，所以，他們的族俗才得以完好無損地保存[81]。
第七節這些特殊的機製適宜哪種場合
君主政體的教育是在無限地激發人們潛在的榮寵欲望，專製政體的教育是極力構建畏懼氛圍，而共和政體則是以政治美德作為行事準則，所以，相比君主政體與專製政體，共和政體才是這些特殊機製更適宜存在的政體。而且，隻有小國才適合此類機製的存在[82]，因為小國中更容易推行統一性的教育，而且教育在這裏很容易推行到每個家庭的每個成員。
國家大了事務自然就多，關係自然繁雜，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所以公民之間相互關照就無從談起，而不論是米諾斯[83]、萊庫古還是柏拉圖，他們的立法思想需要的恰恰就是這種全民之間相互關照。
大國，就是大社會，時時處處都有這樣、那樣繁多、棘手而要緊的事務，交換過於緩慢，所以，會選擇更為方便的形式解決這些問題，於是，“購買”就成了它們的首選，而購買所用的金錢，正是這些機製所排斥的。另外，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種共同的尺度的存在，而且，隻有使這個尺度享有權威，它才能在各地得到承認和維護，這也是與這些機製相悖的。
第八節為古人習俗悖論做個解釋
阿卡迪亞人[84]生活的地方空氣淒涼寒冷，於是，音樂就成了他們柔化習俗的工具；西內特[85]人的凶殘是整個希臘之最，也是所有城市中犯罪率最高的，因為他們從不重視音樂。這話就出自波利比烏斯[86]之口，他的判斷力之強沒有人不知道。柏拉圖說得更是直接——要想使音樂發生變化，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國家的基本製度發生改變。亞裏士多德對柏拉圖的很多思想並不持讚同態度，也許就是為了反駁柏拉圖他才撰寫了《政治學》一書。然而，對於柏拉圖習俗受音樂影響這個觀點，他卻是讚同的，與之持同樣態度的還有提奧弗拉斯特[87]、普魯塔克[88]、斯特拉波[89]等人。這種觀點絕非隨口一說，因為從他們所推行的政治思想中我並不難看到[90]。這是他們立法的依據，在城邦治理上也是這樣要求掌權者的。
解釋這一點並不難。要知道，希臘諸城，特別是崇尚戰爭的那些城市中，從不提倡做工掙錢，任何自由民都不應該從事這樣的工作和職業。色諾芬就曾說過這樣的話：“很多工藝對從事它的人的身體都是有害的，他們必須待在陰暗處或是火邊，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去關心他們的朋友，就算是他們的國家也不能。”要想這些手藝人成為公民，也隻能是一些民主政體腐敗的時候。亞裏士多德也曾這樣說。[91]色諾芬一向認為，不應該把城邦權交給他們，否則就不是一個優秀的共和國。[92]
在當時，農業是最被人看不起的，隻有那些最低下的人才去從事農業，諸如伊洛底人、佩裏耶克人、佩納斯特人，因為他們分別是被斯巴達人、克裏特人、帖撒利亞人征服的，還有那些被其他共和國征服的、役使的奴隸們。[93]
商業免不了為奴隸、住客及外邦人提供服務，所以，到後來，在希臘人眼中，所有的低級商業也都成了卑賤的行業[94]。因此，柏拉圖便在《法典篇》[95]中提出了懲罰經商的公民的主張。
不允許做生意，不允許當工匠，不允許從事農業，可是又不能碌碌無為。[96]機製又不提供其他崗位，希臘諸多共和國的公民，一時間不知幹什麽好了。於是，體育鍛煉和軍事訓練及其相關的行業便成了人們追求的目標。[97]就這樣，希臘便成了運動員和戰士的社會。由於長期從事這樣的訓練，人們在變得堅強的同時，也越發粗野起來[98]，這就需要一種另外的東西來調節，於是，能通過感官影響心靈的音樂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體質鍛煉讓人性格變得堅強，思辨科學讓人的行為變得粗野，而音樂恰恰介於兩者之間，能使之趨於柔和。如果美德可以用音樂激發出來，這是無法想象，也難以理解的，可是，體製所產生的凶悍倒真被音樂遏製了，教育中漸漸有了良心的位置，而這樣的結果不得不歸功於音樂的功效。
如果有這麽一群人，他們每天除了打獵什麽都不去做，那麽，他們變得粗野是可以肯定的事。一旦我們發現他們的言行舉止不再那麽粗野了，那他們一定是喜歡上了音樂。總的來說，音樂可以激發人心中潛在的美好感情，使心靈變得溫和，充滿憐憫、慈愛和柔情，對希臘人在訓練中所激發出的粗野、憤怒和凶悍，正好相克。戲劇是一種能讓人更好地領會音樂對心靈的影響力的事物，然而，它卻為當今那些道德倫理作家們所不容。
有一種人，他們想要達到這個目的並非易事，因為他們聽音樂聽的不是樂曲的柔和與優美，而隻是鼓號的激烈，難道我們還指望音樂能帶給這樣的人什麽改變？這也是為什麽古人提倡在什麽樣的場合用什麽樣的音樂的原因。一切都為敦化民風，他們的做法顯然是對的。
為什麽是音樂而不是其他東西呢？一定有人有這樣的疑問。原因在於，音樂是所有感官娛樂中，對心靈腐蝕作用最小的形式。讀過普魯塔克的著作[99]的人都知道，他在其中提到底比斯人一種特殊的愛情，一種法律規定的愛情，為的就是讓年輕人的行為變得柔和，然而，這種愛情卻為其他國家所不容。古人尚能如此，閱讀至此，我們不由得感到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