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矛盾的思想
洪秀全是中國近代初期農民運動的傑出領袖，也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農民運動思想家。其人生經曆坎坷曲折，充滿傳奇色彩；思想內涵豐富複雜，且變化劇烈，深受學界關注。
洪秀全（88），近代太平天國的創始人和思想指導者。原名仁坤，廣東花縣（今花都市）官祿人。
洪秀全出生於耕讀世家，從小聰明自負，但三次鄉試都失敗落選，第三次在廣州落選後已經歲了，受此打擊回家後重病一場。病中產生了一些幻覺，稱夢中有一老人對他說：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間來斬妖除魔。從此洪秀全言語沉默，舉止怪異。此時的洪秀全並不甘心於考試的失敗，在年後再一次參加了廣州的鄉試，結果還是以落選告終。這時洪秀全受到了梁發的《勸世良言》的影響，改信基督教的教義了。雖然未曾讀過《聖經》，洪秀全卻開始逢人便宣傳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義，並於87年創立拜上帝會，主張建立遠古“天下為公”的盛世。
8年月日，洪秀全發動金田起義，建國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後定都南京，稱天京。8年冬，天京為清軍圍困，糧盡援絕。8年洪秀全病逝於天京，隨後天京城破，太平天國政權宣告結束。
洪秀全所著詩文及詔旨文告很多，留傳者已大略備於年後編輯出版的《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史料》等書中。
洪秀全矛盾的革命思想
1撤去了孔丘牌位，但又沒和孔孟之道徹底決裂。8年，拜上帝教成立之後，洪秀全立即“將偶象掃除，並將塾中孔子牌位棄去”，但又把孔子和儒家的經典引入“三原”的內容，認為“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
2一麵領導人民群眾進行反封建鬥爭，一麵又建立君主製度和等級製度。金田起義後，太平軍勢如破竹，主要是靠勞動人民的英勇戰鬥。在浴血戰鬥的同時，洪秀全又迫不及待地開創新朝，建立君主製度。在永安時就進行分封；進入天京之後，製定朝儀，講究排場，服飾輿馬儀衛稱呼，都有嚴格的規定。
3“大同”理想和創立新朝之間的矛盾。洪秀全既提出了“無人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但又欽定了“功勳等臣，世食天祿”，所謂“人間天國”，最終不過是又一個新的朝代罷了。
《三原》中的平等平均思想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訓》被稱之為《三原》。在《三原》中，洪秀全把人分為肉體和靈魂兩個部分，肉體雖死而靈魂不滅。肉體生自父母，靈魂來自上帝。人的靈魂是從上帝一元之氣分散到人們肉體上而生成的。這樣，他把人的本質抽象為沒有任何區別的“氣”，在本體上肯定了人的平等地位，從而闡明了平等觀念的哲學根據。由此，他推論出人類社會必須具備的政治經濟平等觀念，他說：“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爾吞我並之念。”在他看來，整個人類社會是一個天父上帝統馭之下的社會大家庭，通過家庭關係的紐帶，把人類牢牢結合在一起。他們都處於同等地位，不應該爭田產，更不應該存在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現象。
革命思想總綱《天朝田畝製度》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均天下田給天下農民耕種，以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這個天國理想的宏圖，是太平天國立國的綱領性文件。然而，由於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盡管它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喊出了農民對土地渴望的呼聲，但它隻能成為一種烏托邦的空想。
嚴複（8），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初名傳初，後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幾道，別號尊疑尺盦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嚴複出生在一個醫生家庭裏，8年考入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學習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五年後以優等成績畢業。1877年，他被派往英國海軍大學留學，留學期間跟日本的伊藤博文同班。畢業考試時，嚴複第一名，伊藤博文第二名，二人分別回國。日本明治天皇派伊藤博文做宰相，搞改革，曆史上叫做“明治維新”。改革成功，日本由那時候起就變成強國。
中國當時是慈禧太後當權，慈禧降旨讓嚴複在乾清宮見駕，想重用他。嚴複聽後心中大喜，以為從此要做一番事業了，但結果不盡人意。
8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嚴複深受刺激，開始翻譯多種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論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論》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書。他還提出信達雅三條翻譯準則，至今仍為致力譯事者所尊崇，引為楷模。
物競天擇的天演哲學
嚴複對中國近代哲學的最大貢獻，是通過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闡發了進化論思想。他把進化學說與中國固有的唯物主義傳統結合起來，形成了他的“天演哲學”。在社會曆史觀方麵，嚴複也主張進化論，他認為“世道必進，後勝於今”。他認為進化原則也適用於人類社會倫理關係，認為人類社會是由各個個人組成的，社會曆史的進化是通過人的活動實現的。
人“與天爭勝”
嚴複十分重視荀子人力勝天的思想，提出“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主張，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認為隻要人們積極奮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與天爭勝”，國家和民族就可以轉弱為強，站立於世界之上。
矛盾中的認識論
嚴複大力提倡邏輯歸納法與演繹法，主張從實際經驗中間歸納出規律性的東西來。這是一種唯物主義思想。但嚴複過分強調感覺經驗，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超越感覺的範圍，隻有感覺才是可靠的，其經驗論中又含有不可知論的成分。
反宗教尊科學
嚴複在自然觀問題上，看到了宗教和科學的對立。他說：“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於教，一出於學。教則以公理屬天，私欲屬人；學則以尚力為天行，尚德為人治。言學者期於征實，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氣；言教者期於維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在科學與宗教的對立中，他站在科學一邊，反對宗教的唯心主義，稱讚“自達爾文出，知人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進，來者方將。而教宗摶土之說，必不可信”，否定了宗教的創世說。
康有為（887），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或南海先生。
康有為出身於士宦家庭，自幼學習儒家思想，受老師朱次琦的影響，青年時便重視“經世致用”之學。他早年去過香港上海等地，接觸到一些西方資本主義的事物，還攻讀了一些介紹西學的書，因而深感中國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國”夜郎自大了，這使康有為的革新思想逐漸萌發，並把學習外國改良弊政當作救國救民的真理。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但受阻未上達。8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讚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88年月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後的幹預，維新運動失敗。
康有為生平著作甚豐，《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大同書》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資產階級改良路線的哲學理論基礎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以元為體”的自然觀
康有為說：“元為萬物之本，人與天同本於元。”他把“元”“道”與“太極”一樣都作為超時空的神秘莫測的精神性實體，並把“元”看成產生宇宙萬物的總源。盡管他也說過“元者，氣也”，但他又把“氣”納入和“元”一樣的精神範疇。康有為還視“元”為有意誌的人格神，“正”就是它的意誌體現。他說：“《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構造出一個元天王諸侯境內之治的世界序列，最終指向有神論。
發展變化著的人性論
康有為早年把人性看成是對“食味別聲被色”“視聽運動”的生理本能，屬於資產階級的自然人性論觀點。並以此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還宣稱“無所謂大人小人”之別，主張資產階級的“人性平等”，進而肯定人們“去苦求樂”乃至追求發財致富的合法權利，反映了新生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但到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後，他逐漸認為“性者，天賦之知氣神明，合於人身而不係於死生者”，人性被看成一種先驗的神秘的永恒的精神屬性。
三世說曆史進化論
康有為采用了《公羊》“三世”的形式，注入進化論思想，提出一種三世說曆史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從蒙昧進化到文明，由君主專製的“據亂世”進化到君主立憲的“升平世”，而後再進化發展到民主的“太平世”，是曆史的必然。他認為當時中國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已不合時宜，應當被資產階級君主立憲製所代替。還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發展，將必然到達理想的“大同”世界，以徹底實現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原則。
譚嗣同（888），近代維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湖南瀏陽人。字複生，號壯飛。
譚嗣同是維新變法的積極參與者，“戊戌六君子”之一。百日維新失敗後，維新派麵臨生命危險，但他拒絕了友人暫避的建議，選擇殺身成仁，以圖警醒世人，挽救變法，興邦強國。
譚嗣同的哲學代表作是《仁學》，其中反封建的激進思想，對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仁為天地萬物之源”
譚嗣同認為世界是由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於“仁”的作用，故稱他的哲學為“仁學”。而“以太”（編者注：“以太”是古希臘人提出的假說，它究竟屬於物質範疇抑或屬於精神範疇，其說一直未定。二十世紀初在相對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電磁學和光學理論，已經否定了這一假說。）則是溝通世界成為一個整體的橋梁。“以太”本身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隻有“變易”，沒有“存亡”；隻有“聚散”，沒有“生滅”。肯定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不是靜止的停頓的，而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批判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頑固思想。從變易中論證其改革社會製度的政治理想。
“貴知不貴行”的認識論
在認識論方麵，譚嗣同從“三界唯心萬物唯識”出發，否認物質世界存在的客觀性和人的感覺的真實性，認為這些都是虛幻不實的，主張通過“止觀”（“定慧”）這種宗教修持方式，得到神秘主義的“知識”，然後去把握超越現實世界的“真理”。由於他崇拜靈魂，輕視實踐，所以主張“貴知不貴行”，因為“知”屬於“靈魂之事”，而“行”屬於“體魄之事”，“行”有限而“知”無限，所以“行不能及知”。他由此寄希望於“心力”，誇大精神的作用，說“心力最大者，無不可為”。他認為中國的災難是由於中國“人心之多機械”，解救的辦法也就在去“機心”而歸於“仁”。
“以太即性”的人性論觀點
譚嗣同構建了以“以太”本體論為基礎的自然人性論，認為性為“以太之用”，本無善惡。在“名”的條件下，應以人的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為“善”，否定了儒家的先驗的性善論。張揚人性，肯定情欲的合理性，並以“仁通平等”的倫理模式，衝決綱常名教的羅網，從而開啟了中國人性思想的近代變革。
章太炎（88），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樸學大師。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絳，號太炎，後又改名炳麟。浙江餘杭人。
章太炎一生特立獨行卓爾不群，魯迅說:“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在革命道路上，章太炎曾三次入獄。
第一次入獄是因為0年的“《蘇報》案”。章太炎應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進教育會活動，並變《蘇報》為江南喉舌。為駁斥康有為的保皇論，章太炎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為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作序。他的言論引起了清廷的震動和憤怒，租界工部局（警察局）到報社捕人。章太炎大聲說:“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第二次入獄是因為08年的“《民報》案”。章太炎出獄後被孫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會，接任《民報》主編。《民報》逐漸成為揭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抨擊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陣地，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視。經交涉，日本政府出麵封禁了《民報》，將章太炎傳入警署。後來，魯迅許壽裳等人替他交了罰金，才獲釋。
第三次入獄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凱在北京禁錮三年。年月，章太炎因宋教仁被刺殺案怒不可遏，先在上海發表反袁文章，後又隻身赴京當麵討袁。袁世凱先將他拘在共和黨本部，繼又囚於龍泉寺，最後禁於錢糧胡同。年月，袁世凱憂懼而死，章太炎才獲自由。
作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思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前期的唯物主義本體論
章太炎前期的哲學思想以《訄書》《菌說》和《視天論》為代表。他肯定世界由物質構成，“空不足持世，惟實乃可持世。”並認為構成物質的最小單位是原子（阿屯）。他援引細胞學說，認為細胞是生命的基本結構。他還肯定世界的發展是由於物質力的運動而產生的，如在宏觀上他肯定各個天體因攝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並“以己力繞本軸，以攝力繞重心”；在微觀上認為構成物質的原子由於內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斷處於分解和結合的運動狀態，“相易相生相摩”，由此出現運動和變化。
前期的認識論觀點
在認識論方麵，章太炎信仰感覺來源於物質的反映論，說“知識之全體，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聲以舌辨味等“緣天官”的認識論稱為“天下之公言”，而將視客觀事物為主觀幻化的唯心論叫做“一人之私言”。後來，章太炎又進一步認識到僅僅依靠感覺是不夠的。於是，他以荀子墨子的邏輯學理論為基幹，結合西方和印度的邏輯學，力圖建立自己的邏輯學體係，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論與顏元經驗論的失誤，使人求得真知。
前期的無神論思想
章太炎否認鬼神，反對宗教神學。他認為鬼神之說，是由於人們不能對自然現象作出科學解釋而杜撰的欺人之談。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學知識解釋人之死亡，並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來說明人體的形成，用拉馬克的“用進廢退”解釋動物器官的變化，部分地說明了客觀環境和實踐與人群進化的關係。他還寫了《無神論》，運用形式邏輯的推理證明基督教上帝創世說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謬誤。
後期的唯心主義思想
0，章太炎提倡建立法相唯識宗的新宗教。他說，“今之立教，惟以自識為宗。識者雲何？真如即是惟識實性，所謂圓成實也”。他把“識”（精神觀念）看成唯一真實的存在，把物質世界看成“識”變現出來的假象。他還引證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把“自我”看成一切的發端，並且由這種“一切唯識”的唯心主義出發，取消主觀與客觀的對立，化解一切差別和矛盾，終於形成“萬物一齊”的相對主義，主張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蠻的界限，達到“物亦非境，識亦非境，則有無之爭自絕”的境界。
孫中山（8），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後改逸仙。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時曾化名中山樵，故後人稱其為“中山先生”，其後此稱謂便逐漸演化為孫中山。廣東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
孫中山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小的時候家裏很窮，他很早就開始參加各種農務勞作，直到0歲才進本村的私塾讀書。在私塾裏，每天除了練字，就是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和四書五經，孫中山對這種傳統的封建教育方式很不滿。
8年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他在行醫過程中感受到要救人必先救國。8年，他寫了《上李鴻章萬言書》，提出興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但被李鴻章斷然拒絕。於是赴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要推翻滿清。0年，孫中山在日本聯合華興會光複會等革命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被推為總理。年辛亥革命後被十七省代表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在總結概括豐富的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吸收世紀0世紀初的自然科學新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近代特色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精神的哲學體係。
以進化論為哲學基礎
孫中山的哲學基礎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他認為世界是進化發展的，其經曆了“物質進化之時期”，到“物種進化之時期”，再到“人類進化之時期”的過程。他提出了“生元說”，把細胞看作是生物的“原子”，稱之為“生元”，認為生元有知。在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上，孫中山從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質，生物和人類都是由物質進化而來的觀點出發，認為物質是“體”，精神是“用”，隻有人類這種高度進化的物質之“體”，才具有精神的作用；而精神一旦從物質中產生就能“製馭”物質。
知難行易
在知行問題方麵，孫中山力辟“知易行難”說，倡導“知難行易”。其知行學說的基本出發點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認為可以被“明白了解”的宇宙萬物及其進化是人類認識“智”的範圍和對象，表現了唯物主義反映論的特點。同時，孫中山主張“先行後知”，認為“先行後知，進化之初級也；先知後行，進化之盛軌也”，人類獲得知識的過程是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過程。“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既強調求知的途徑是“要靠實地去考察”，又強調以“知”促進“行”的能動作用，這是一個相生相長不斷前進的進化過程。
進化的社會曆史觀
孫中山把進化論運用於人類社會，認為人類社會是由“物種進化”而來的。它本身又在不斷進化著，即由“洪荒時代”到“神權時代”，到“君權時代”，再到“民權時代”。“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認為社會曆史進化的原動力不是英雄人物，而是“群眾心理”，陷入了曆史唯心主義。
梁啟超（87），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學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稱任公，號飲冰子，或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
梁啟超早年接受正統的傳統教育，17歲中舉，歲與老師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88年的百日維新更使他名滿天下。但梁啟超一生有三次重大的政治轉變，以至人們稱其為“多變的梁啟超”。
第一次重大轉變發生於戊戌政變後的第二年。梁啟超與同在日本的孫中山密切往來，漸有讚成革命之意，並計劃放棄保皇路線，撮合孫中山康有為合作。合作沒有成功，梁啟超遭受到康有為等人的唾棄，被斥為“叛徒”。
第二次轉變為0年。梁啟超從美洲遊曆回來，政治立場急劇改變，8年以來所信奉的“破壞主義”與革命排滿政策等主張被棄，轉回到堅決捍衛君主立憲的立場，並發表影響甚大的《開明專製論》，與孫中山的同盟會展開激烈論戰，再次成為維新黨人的中堅。
第三次轉變是年，梁啟超從歐洲遊曆回來，他目睹了歐美列強在凡爾賽和會上的嘴臉，稱歐洲文明已窮途末路積重難返，中國不必效法，主張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而他所謂中國自己的路，便是以傳統文明為思想內核，盡棄西方文明。也就是說，此時的梁啟超已成為傳統思想與傳統製度的皈依者。
雜糅的哲學本體觀
梁啟超的哲學是儒學佛學和西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混合。戊戌政變後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問題複述了佛學“境由心造”的觀點，說“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這是對陸王之學“心外無物”的簡單承襲。稍後在0年，他又通過日本給中國輸入了馬赫主義哲學。把客觀事物說成是“我”的感覺的產物，就是馬赫主義的最純粹的唯我論。
理論先於實踐的認識論
在認識論上，梁啟超否認實踐第一的觀點，認為先有思想和理論，然後才有“事實”和“實事”。他說：“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由強調思想理論的能動作用，到完全顛倒了實踐和認識的關係。因此他也讚賞王守仁的“致良知”說，認為王學是“今日學界獨一無二之良藥”。他還宣傳康德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認為康德哲學也是“以良知說本性，以義務說倫理”，而“陽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學說之基礎全同”。
英雄造時勢
梁啟超說：“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又說：“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曆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曆史殆黯然無色也。”不過梁啟超在宣傳“英雄固能造時勢”的同時，也說“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時勢亦能造英雄”。
新民思想
梁啟超在他創辦的《新民叢報》上，提出了近代中國曆史上“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的全新命題，主張“新民之道”當在“新民德開民智鼓民力”。之後他又寫出洋洋十餘萬言的《新民說》，猛烈抨擊中國封建專製統治，深刻剖析專製政體下中國人的奴隸主義劣性，號召國人徹底“破壞”封建舊政體，培養公德自由自治自尊進步毅力尚武進取冒險權利義務等現代國民新品質新道德，建設新的國民政體國家。這種新民思想使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耳目一新，引導他們先後走上改造國民性變奴隸為國民的思想解放之路，為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打下了一定基礎。
熊十力（888），著名哲學家，新儒家開山祖師，國學大師。原名升恒，號子真，晚年號漆園老人，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張家灣人。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
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獨具才思十六七歲時，他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於天地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後的治學方向。
熊十力歲從軍，0年考入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在校期間，加入武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武昌起義後參加光複黃州活動，後赴武昌，被任命為湖北軍政府參謀。7年赴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失敗後，決意專心從事哲學研究。8年月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熊十力的哲學，大致經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參，再到融佛入儒歸宗儒學的演進曆程。他的“新唯識論”哲學思想體係建構宏偉，構思奇巧，富有創發，獨具特色。
哲學就是本體論
熊十力說：“吾學貴在見體。”“體”即是本體，熊十力的學說可以說就是有關本體論的哲學。熊十力提出要將科學與哲學區分開來，科學是向外的，是研究自然世界的具體知識，而哲學的目的是認識宇宙人生之源。科學所使用的工具是理智，而哲學則要靠直覺悟性。熊十力還認為哲學講的本體就是本心，就是從孔孟直到宋明理學所講的“仁體”。本心是萬有的根源，它在不同的場合具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如傳統哲學說的“天”“命”“道”“性”“理”“仁”“誠”等，都是本心的別名。熊十力所講的，即是傳統儒家所強調的人之道德本性。本心是道德的源泉，是唯一真實的自我，是生命的本質存在。
體用不二
熊十力對體用範疇作了規定，他說：“宇宙實體，簡稱體；實體變動，遂成宇宙萬象，是為實體之功用，簡稱用。此中宇宙萬象一詞，為物質和精神現象之通稱。”用西方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本體與現象。但熊十力反對西方哲學將體與用割裂，他主張“體用不二”。本體是一個“無定在而無所不在”的，不是離用而另外有一個被稱之為體的東西；也不是由體派生出來用。熊十力用“即體即用，全用即體”來描述體用的這種“不一不異”的關係，說明體既不是時間上在先，派生出用，也不是邏輯在先而淩駕於用之上。實體即功用，不可在功用外求實體。
熊十力的心性論
熊十力討論本體論問題，主要不是為了說明世界的本原問題，而是為了解決人的問題。他提出了本心和習心的概念。本心是人本來的心，是人心之真的自己。習心的內容發生於人的後天受得的習氣。熊十力認為習心的產生是必然的，人生而有欲，會生習心，如果縱欲就會物化。對這個矛盾的解決，不能采取完全滅人欲的方式，而應用本心統攝習心，達到情與理的和諧統一。
性智與量智的認識論
熊十力將本心與習心稱做性智與量智。在本體論上為本心和習心，在方法論上則為性智與量智。量智即人們通常所謂的理智，它是科學所憑借發展的工具。性智則是人類具有的一種自我認識和自我超越的能力。量智的目的是向外求理，解決經驗世界的問題，不能解決形而上學問題，不能實現人的自我認識。性智的目的是反求內省，使人覺悟到“吾心之本體即是天地萬物之本體”，以此來達到天人合一。
胡適（8），現代學者，曆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原名洪騂嗣糜，字希疆，後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主要著作有《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等。
胡適生於一個世代經商的家庭裏，兩三歲時就在父親的教導下開始認字，背誦《三字經》《千字文》，歲後入家塾。不幸的是，父親在胡適不滿歲時便因病去世了。此後便由母親馮順弟擔負起教育胡適的重任。
0年，胡適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在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教他怎樣思想。
實用主義哲學
實用主義，又稱實驗主義工具主義效用主義等，是世紀70年代在美國本土出現的一種人本主義思潮。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一種代表“美國精神”的哲學。0世紀初傳入中國，約翰杜威親自到中國，並與他的學生胡適和陶行知一起介紹實用主義，使之成為當時在中國比較有影響的西方哲學之一。
實用主義經驗論
經驗是實用主義哲學最基本的概念，其理論認為，經驗具有本體論意義，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歸於經驗，隻有經驗是真實的存在。胡適認為“經驗”是客觀的世界與人的行動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他介紹的實用主義經驗論有以下幾方麵的性質：第一，經驗就是實在。第二，經驗具有客觀的因素，因為認識主體不可能憑空得到經驗，它必須經驗著什麽。同時它又具有主觀的因素，因為即使是客觀存在著的事物，隻要它與主觀不發生關係，就沒有被經驗著，就沒有意義，就不能稱為“實在”。第三，實用主義將實在歸為經驗，又將實在的意義歸為實際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又是相對於人而言的。第四，經驗不單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而且還具有認識論的意義。
實用主義哲學體係中的真理觀
在實用主義者看來，真理的意義就在於效用，效用既是真理的本質，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胡適認為，真理首先不是對客觀實在的反映，而是一種主觀意識的狀態。真理不是永遠不變的。實用主義的真理觀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首先，真理也是一種經驗。第二，真理是相對的。第三，真理的標準是效用。
實用主義方法論
實用主義者是特別重視方法問題的。他們宣稱，他們之所以與傳統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不同，就在於他們把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方法。
胡適在《實驗主義》一書中，介紹了杜威的“五步法”：1疑難的境地；2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麽地方；3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4把每種假定所含的結果想出來，看看哪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5證實這種解決使人相信，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相信。
胡適將杜威的“五步法”縮為兩步，即他“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十字真言”。所謂“大膽的假設”，即敢於懷疑前人認為無可懷疑的絕對真理。胡適提出的這種方法，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提出了一種新的思想方法。
新儒學又稱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狹義的新儒學，是指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廣義的新儒學則可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於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
梁漱溟（888），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愛國民主人士，原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著有《中國文化要義》《印度哲學概論》《朝話》《漱溟卅前文錄》《漱溟卅後文錄》等。
梁漱溟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隻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卻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學者，可是卻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麽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宇宙與人生
梁漱溟在哲學上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學”觀點，融合孔子孟子和王守仁的哲學，在本體論方麵認為隻有與“已成的我”相對立的“現在的我”（心精神）才是真實的存在。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
“三量說”的認識方法和人生觀
梁漱溟認為：“一切知識無外現比非量。”他從唯識宗的三種認識方法現量比量非量來指代人類認識中的感覺理智和直覺。從這三種方法出發，形成三種不同的文化。
梁漱溟認為人生所遇到的問題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人與物質世界的關係問題。第二種是人同其他人的關係問題。第三種是人的終極關懷問題，即人人都要遇到死亡的問題。在人類初級階段，人以理智的方法來征服自然，獲得生存條件。在第二階段，人利用建立在良知（直覺）上的道德，建立起人類社會的準則。而在第三階段，在麵對死亡的問題上，隻有用唯識宗的“現量”（感覺）的方法，才能認識人生真相。在對這三個問題的解決中，人類建立起三種不同的文化模式：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
三路向的文化哲學
西方文化“遇到問題向前下手”，是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方式。中國文化在遇到問題時是“轉換的自己的態度，就在這個境地上求解決”的方式。印度文化“遇到問題反身向後要求取消這個問題以求這個問題的解決”的方式。梁漱溟認為這三種文化路向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經階段，西方文化已經發展到了盡頭，人類現在應該發展中國文化，而印度文化的複興則在中國文化之後，距現今社會還早得很。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複興”，認為隻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嚐到“人生的真味”。
金嶽霖（88），現代哲學家邏輯學家。字龍蓀，湖南長沙人。
金嶽霖於年入北京清華學堂，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之後在英德法等國留學和從事研究工作。年回國，年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授，創辦清華大學哲學係。以後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清華大學哲學係主任和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和係主任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和副所長。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7年被選為中國邏輯學會會長。8年0月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0歲。
金嶽霖一生從事哲學和邏輯學的教學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是最早把現代邏輯學係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的邏輯學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相結合，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哲學體係，是中國現代最有成就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張申府曾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嶽霖先生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馮友蘭認為，金嶽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占據“三個第一”，即“中國第一個真正懂得近代邏輯學的人”，“中國第一個懂得並且引起現代邏輯學的人”，“是使認識論和邏輯學在現代中國發達起來的第一個人。”
金嶽霖創建的哲學體係，其中包括本體論和知識論。《論道》一書是他的本體論；《知識論》一書是他的知識論，即通常所說的認識論。他的知識論是以他的本體論為基礎的。
《論道》中的本體論思想
《論道》是金嶽霖在抗日戰爭期間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國現代哲學中係統最完備最富有創造性的本體論專著。他在書中提出了“道”“式”“能”三個基本哲學範疇，認為個別事物都具有許多“殊相”，而殊相表現“共相”。個別事物還具有一種不是殊相或共相的因素，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樣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構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認為，能出入於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變動生滅乃至整個現實世界的過程和規律，也就是“道”。
《知識論》中的認識論思想
《知識論》是關於知識的普遍規律的理論體係。《知識論》肯定現實世界是獨立於人和任何認識者的，又是可以認識的。因為每一類認識者都有正常的感覺知覺，都可以用感覺知覺去接受外界事物呈現在認識者麵前的所與，並從所與的殊相中抽象出共相，以形成意念。意念和概念同時具有摹狀和規範兩種性質，用意念和概念去摹狀和規範所與的結果就是經驗。外界事物呈現於不同種類的認識者的所與是可以不同的，但意念和概念具有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是各類認識者共同的。本然世界是可以通過意念概念來認識的。
《知識論》一書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建構了一個係統的完整的知識體係，它也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部技術性很高的哲學專著，為中國哲人在世界哲學領域裏爭得較高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
馮友蘭（80），現代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
馮友蘭的墓碑上寫著“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三史”就是《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合編為《三鬆堂全集》。“六書”就是《新理學》《新知學》《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訓》《新事論》，統稱“貞元六書”。
馮友蘭稱自己的哲學為“新理學”，認為它是“接著”宋明理學講的，而不是“照著”講的，這其中有自己哲學體係的創新性。它所“新”的地方在於，借鑒了西方新實在論和實用主義哲學，將宋代形成的“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儒家思想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人生四境界
馮友蘭認為，人生境界的問題，既是一個“覺解”的問題，又是一個“意義”的問題。他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人有“覺解”。按照覺解程度和意義的不同，馮友蘭將人的精神境界分為四個層次：自然境界，其行為隻是順著他的本能或其社會的風俗習慣；功利境界，其行為是“為利”的；道德境界，其行為是“行義”的；天地境界，其行為是“事天”的。哲學的任務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據說，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時，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一天，他去授課，路遇金嶽霖。金嶽霖問：“芝生，到什麽境界了？”馮有蘭答：“到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上課去了。
新理學的四個觀念
在《新理學》中，馮友蘭依據邏輯分析法構造了一個形上學係統。在這個係統中，有四個主要觀念：
1“理”。“理”是宇宙間一切事物形成的根據和普遍規則，即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依據和規則，一物有一物的道理，沒有道理就沒有事物。
2“氣”。“氣”是宇宙間一切事物存在所需要的抽象意義上的材料，即任何事物如沒有材料，則其依據和規則便沒有運用的對象，沒有客觀的材料道理便沒有載體，道理也就不能展現。
3“道體”。“道體”是宇宙間一切事物的運動或生命狀態，材料與道理之結合必然表現為運動或生命狀態，否則它們之間也不能相互依存和證明。
4“大全”。“大全”是一個邏輯的“宇宙”，即一切材料必然依照一切道理而處於永恒的運動狀態和過程，這是對宇宙萬物的總概括，可以稱為“一”或“存在”。
馮友蘭認為，這些觀念“可使人知天，事天，樂天，以至於同天”。
新理學的方法論
《新知言》是專門講哲學方法論的。他認為：“真正形上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正底方法；一種是負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邏輯分析法講形上學。負底方法是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實質，是說形上學的對象是什麽；負的方法的實質，則是不說它。這樣做，負的方法也就啟示了它的性質的某些方麵，這些方麵是正的描寫和分析無法說出的。”也就是說“正底方法是從正麵講形上學，負底方法是從側麵講形上學。”
賀麟（0），現代哲學家翻譯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字自昭，四川成都金堂人。
賀麟8歲入私塾讀書，不久隨姑太到鎮上讀小學。雖然所學仍不外乎《四書》《五經》，且重在記誦而輕乎理解，但幼年賀麟卻憑其聰慧，亦稍能領悟儒家思想之奧義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對宋明理學，雖隻是一知半解，淺知粗義，但卻特別感興趣，這為他後來研習國學打下了基礎。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年赴美國奧柏林大學留學，獲學士學位；8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德國古典哲學，並獲得碩士學位；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年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賀麟一生翻譯介紹了大量的西方哲學著作，為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他從中西會通的文化立場出發，把宋明時期的陸王心學與德國新黑格爾主義相融合，創立了現代儒家“新心學”思想體係。他還明確主張吸收基督教精神來促進儒家思想的現代化。
早在0世紀0年代，賀麟就建立了“新心學”思想體係，成為中國現代新儒家思潮中聲名卓著的重鎮。《近代唯心論簡釋》《當代中國哲學》《文化與人生》是賀麟新心學思想體係的代表作。
主體邏輯心
賀麟認為心即實在。他說：“心與物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為物之體，物為心之用。心為物的本質，物為心的表現。”同時他又認為：“心有二義，一心理意義的心；二邏輯意義的心。邏輯意義的心即理。”理性是心的本性，如利為刃之本性與聰為耳之本性。另一方麵感覺情欲是形而下的心理生理意義的心，為心之偶性。兩者的關係是“心統性情”“心體物用”。
直覺與理智
賀麟試圖將直覺與理智兩種認識方法統一。他認為，從先理智的直覺，也就是梁漱溟所說的“附於經驗的直覺”開始，經形式邏輯和矛盾思辨到最後的後理智的直覺，形成了一個認識發展的過程。他認為理學所提出的以理智向外探究，其目的正是在於了解自己的本性；同樣向內反省回複本心也就是了解物理。這兩種方法“其結果亦歸於達到心與理合一，個人與宇宙合一的神契境界，則兩者可謂殊途同歸”。他將感性直覺上升到形式邏輯和矛盾思辨，再上升到超理智的理性直覺。理性直覺又包括內省與外究兩種，並且力圖將反求本心與由外物至形上本體相融合起來。
自然的知行合一論
對知和行，賀麟作出了定義。他認為所謂知即人們的意識活動；所謂行，即人們的生理活動。知可分為顯知和隱知，行可分為顯行和隱行。他認為，顯知與隱知顯行與隱行“隻有量的程序或等級的差別，而無根本的不同或性質的不同”。他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說”，他說：“任何一種行為皆含有意識作用，任何一種知識，皆含有生理作用。知行永遠合一，永遠平行，永遠同時發動，永遠是一個心理生理活動的兩麵。此種的知行合一觀，我們稱之為‘普遍的知行合一論’，亦可稱為‘自然的知行合一論’。”
◆洪秀全塑像
◆太平天國天王玉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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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身死之謎
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大多數人認為洪秀全死於服毒自殺。洪秀全去世時，李秀成在天京主持天京保衛戰，對天王府的情況應該有較確切的了解。曾國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後半部分中說：“天王之自殺，更令全局混亂。”太平天國的對手湘軍首領曾國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說：“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根據上述資料，大多數史家認為洪秀全是“服毒自殺”。
嚴複引進的“天演”哲學觀
嚴複引進的天演哲學，堪稱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上的裏程碑。它標誌著中國學習西方的進程，不僅從器物文化層次發展到了製度文化層次，而且已經臨近思想文化的核心層次了，並成為吹響近代社會思潮轉型最為響亮的戰鬥號角。
◆嚴複像
◆嚴複《天演論》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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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複晚年為何走向保守
關於這個問題，爭論很多，其中一種觀點認為：晚年的嚴複開始對文化有了一種反省，反省對於西方文化不作分析就囫圇吞棗，反省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完全棄如敝履。而這期間，正好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造成的文明災禍，給了嚴複強烈的刺激，開始回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大力倡導尊孔讀經，從而開始了向中華傳統文化的回歸。特別是在經曆了人生世事的曲折磨難之後，這種回歸的引力愈來越強，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告誡後人：“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也就是說，晚年嚴複思想的演變，是由積極的啟蒙救亡論者，轉化為堅定的文化保守主義者。
康有為的唯心主義哲學
康有為在早期對以程朱學派為代表的舊哲學的批判，對當時社會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哲學思想為戊戌變法提供了理論依據，對改良派中許多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響。
◆康有為舊照
◆康有為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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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被誰毒死
康有為堪稱“美食家”。1927年3月18日晚上，康有為到青島中山路附近一家粵菜館吃飯。飯後，他意猶未盡喝了一杯橙汁。不久，突然感到腹疼難忍，當晚嘔吐不止。第二天清晨5時30分，他在臥室裏“七竅出血而死”。
康有為在青島離奇死亡的原因眾說紛紜，但大都認為康有為是被人下毒致死的。究竟是什麽人下的毒呢？一種說法來自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她認為是“國民黨特務在食物中投毒”。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慈禧太後生前所遣殺手下的毒。第三種說法是日本人下的毒。但三種說法均查無實據。
然而，據現代醫學最新的研究發現，海鮮含有比較豐富的蛋白質和鈣等營養物質，而橙汁中含有大量的維生素，如果二者同食，人體內就會產生砷，就是人們常說的砒霜，引起中毒。這會不會是康有為之死的真正原因呢？
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仁學》的啟蒙精神對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誌士仁人就是因為受到譚嗣同及其《仁學》的鼓舞而走上砸碎舊製度建立新製度的革命道路的。它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譚嗣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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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偽造家書救父
譚嗣同知道清政府一貫厲行“一人犯法，累及家庭”的株連法，想到自己被捕後即將累及70多歲的父親，他心如刀割，於是模擬父親的筆跡偽造了一封家書：
複生：你大逆不道，屢違父訓妄言維新狂行變法有悖國法家規，故而斷絕父子情緣。倘若予以不信，願此信作為憑證，爾後逆子伏法量刑，皆與吾無關。
清兵衝進瀏陽會館來抓譚嗣同時，還四處搜尋“罪證”。當譚嗣同看到書桌裏的那封偽造的家信被清兵搜出交到一個太監手裏時，他想：這下父親有救了。
◆譚嗣同書法
章太炎前期唯物後期唯心
章太炎對於中國學術文化遺產的論述十分豐富。他是古經文學派最後一位大師，同時又是儒家傳統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發展變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辯證法。
◆章太炎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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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以革命熱情對待治學
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北京，他就在錢糧胡同19號辦“章氏國學講習會”，聽講學子約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學的教員。與此同時，袁世凱雇用一些人組織“孔教會”，以“孔禮”為“國教”，為袁世凱稱帝製造輿論。章太炎不以為是，就在錢糧胡同“章氏國學講習會”門外貼出告示，言明“凡參加‘孔教會’者，不得入內聽講”。1935年9月，章太炎以年老體弱之身在蘇州再辦“章氏國學講習會”，聽講的人近五百，連窗外走廊等地，也擠滿了人。
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哲學
孫中山是中國革命偉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國民主革命和思想史上寶貴的精神財富，其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後來的革命家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同盟會革命綱領
◆孫中山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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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一稱的由來
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後被確診為膽囊癌）逝世，在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舉行公祭時，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特致巨型素花橫額，當中大書“國父”二字，他的唁電挽幛，均稱“國父”，這是孫中山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
1940年3月21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決議：尊稱本黨總理為國父，以表尊崇。但是各地黨政機關民眾團體在不同的場合無所適從，不知究竟是稱孫中山先生為總理還是國父。同年5月29日，國民政府又發布明令，規定政府機關民眾團體應一律改稱國父，在國民黨黨內稱國父或總理均可，民間已印就之圖書文字，不必強令改易。自此之後，即確立了孫中山在中國曆史上“國父”的地位。
梁啟超的哲學思想和新民思想
梁啟超是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傳播過程中的重鎮，並且在中國社會主義由空想向科學的發展過程中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環節，因而在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梁啟超舊照
◆梁啟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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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博大胸懷
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三年後，梁啟超因此病離世。
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思想
麵對西學的衝擊，在儒學價值係統崩壞的時代，熊十力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他是我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具有原創力影響力的哲學家，奠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哲學形而上學的基礎。
◆熊十力像
◆熊十力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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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拒客
熊十力在北京大學講佛學時，一個人住在沙灘銀閘路西一座小院子裏，門總是關著，門上貼一張大白紙，上寫：近來常常有人來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確是在此院住，現在確是不在此院住。我確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處住，請不要再敲門。
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笑什麽呢？笑他的囉嗦，笑他“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書呆子氣。熊十力主動把自己同人事繁雜誘惑多多的世俗生活拉開距離，是為了讓自己有一個寧靜的空間，在孤獨中靜下心來，專注於內心靈魂的豐實和淨化，專注於思想認識的深化和揚棄，專注於精神產品的孕育和創造。
胡適的實用主義思想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現代學人借鑒西方哲學的學術規範理論框架和方法撰寫中國哲學史進行中西哲學融會貫通的最初範型。這一範型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中國哲學研究範式的轉換中國現代哲學的創立都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胡適
◆新文化運動浮雕
新儒學和梁漱溟哲學思想
新儒學以複興儒學為宗旨，試圖通過“援西學入儒”的途徑，重新詮釋儒學精義，凸顯儒學在現代的精神價值，化解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內在緊張。梁漱溟的新儒學思想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與影響，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構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梁漱溟像
◆梁漱溟的書法
金嶽霖的哲學世界
金嶽霖第一個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融會中國哲學的精神，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係。這個哲學體係，不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它為研究中國哲學，推進和發展中國哲學，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晚年的金嶽霖
◆金嶽霖的哲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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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災多難的《知識論》
金嶽霖的《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抗戰期間，金嶽霖在昆明時已經把它寫完了。有一次空襲警報，金嶽霖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邊的蛇山躲著，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報解除後，他站起來就走。等到他想起來並返回去時，稿子已經沒有了。這是幾十萬字的書，重寫並不容易。可是，金嶽霖還是重寫了。《知識論》是金嶽霖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
馮友蘭新理學的哲學思想
馮友蘭的新理學通過融合中西，吸取西方哲學的新實在論和柏拉圖主義，運用新實在論的邏輯分析方法，承接程朱理學，並對其加以改造，建構新理學思想體係，創新發展了程朱理學，在現代哲學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人生的天地境界
◆馮友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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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六書”名稱的來源
之所以叫“貞元六書”，是因為這六本書是在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時期寫成的，其用意是危機時刻對民族複興的期待，是所謂“以誌艱危，且鳴盛世”，所以用中國哲學的術語“貞元”二字頗能傳神。元亨利貞，本是中國古人用以意指春夏秋冬四季及與之相關的四種道德價值取向，“貞下起元”者，是嚴冬過去必有陽春的意思，正是對於中華民族艱苦的抗戰充滿信心，馮友蘭才以哲學家獨有的方式將自己的著作看成民族精神動員的一種形式，自命為“貞元之際所著書”。“貞元六書”不僅旨在表達中國人的哲學邏輯，更重要的是還蘊涵著中國人深切的民族情懷。
賀麟和他的新心學
賀麟的“新心學”，是對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國的陸王心學與西方的新黑格爾主義相結合的產物。
◆《賀麟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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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麟的抉擇
1949年，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學家賀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也是蔣介石急於“搶救”的知識分子。此前，賀麟與蔣介石有比較密切的交往。蔣介石對他優禮有加，不僅多次召見，而且還邀請他到中央政治學校講課。蔣介石還直接資助賀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留下了至今無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譯叢。為此，賀麟對蔣介石充滿感激之情。但作為哲學家，賀麟離不開這片傳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此時的賀麟麵臨著兩難的抉擇。
後來，北平地下黨大學委員會書記王漢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賀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來到了賀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誠地告訴老師，自己是中共地下黨員，並轉達了中共高層希望他留下來繼續工作的願望。賀麟不無顧慮地問，北平解放以後，中共能否保證學術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來。盡管沒能等到明確答複，賀麟還是接受了共產黨的誠意，幾次拒絕登機南下，最終留在了北平。
洪秀全是中國近代初期農民運動的傑出領袖，也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農民運動思想家。其人生經曆坎坷曲折，充滿傳奇色彩；思想內涵豐富複雜，且變化劇烈，深受學界關注。
洪秀全（88），近代太平天國的創始人和思想指導者。原名仁坤，廣東花縣（今花都市）官祿人。
洪秀全出生於耕讀世家，從小聰明自負，但三次鄉試都失敗落選，第三次在廣州落選後已經歲了，受此打擊回家後重病一場。病中產生了一些幻覺，稱夢中有一老人對他說：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間來斬妖除魔。從此洪秀全言語沉默，舉止怪異。此時的洪秀全並不甘心於考試的失敗，在年後再一次參加了廣州的鄉試，結果還是以落選告終。這時洪秀全受到了梁發的《勸世良言》的影響，改信基督教的教義了。雖然未曾讀過《聖經》，洪秀全卻開始逢人便宣傳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義，並於87年創立拜上帝會，主張建立遠古“天下為公”的盛世。
8年月日，洪秀全發動金田起義，建國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後定都南京，稱天京。8年冬，天京為清軍圍困，糧盡援絕。8年洪秀全病逝於天京，隨後天京城破，太平天國政權宣告結束。
洪秀全所著詩文及詔旨文告很多，留傳者已大略備於年後編輯出版的《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史料》等書中。
洪秀全矛盾的革命思想
1撤去了孔丘牌位，但又沒和孔孟之道徹底決裂。8年，拜上帝教成立之後，洪秀全立即“將偶象掃除，並將塾中孔子牌位棄去”，但又把孔子和儒家的經典引入“三原”的內容，認為“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於天情道理亦多”。
2一麵領導人民群眾進行反封建鬥爭，一麵又建立君主製度和等級製度。金田起義後，太平軍勢如破竹，主要是靠勞動人民的英勇戰鬥。在浴血戰鬥的同時，洪秀全又迫不及待地開創新朝，建立君主製度。在永安時就進行分封；進入天京之後，製定朝儀，講究排場，服飾輿馬儀衛稱呼，都有嚴格的規定。
3“大同”理想和創立新朝之間的矛盾。洪秀全既提出了“無人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但又欽定了“功勳等臣，世食天祿”，所謂“人間天國”，最終不過是又一個新的朝代罷了。
《三原》中的平等平均思想
《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和《原道覺世訓》被稱之為《三原》。在《三原》中，洪秀全把人分為肉體和靈魂兩個部分，肉體雖死而靈魂不滅。肉體生自父母，靈魂來自上帝。人的靈魂是從上帝一元之氣分散到人們肉體上而生成的。這樣，他把人的本質抽象為沒有任何區別的“氣”，在本體上肯定了人的平等地位，從而闡明了平等觀念的哲學根據。由此，他推論出人類社會必須具備的政治經濟平等觀念，他說：“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爾吞我並之念。”在他看來，整個人類社會是一個天父上帝統馭之下的社會大家庭，通過家庭關係的紐帶，把人類牢牢結合在一起。他們都處於同等地位，不應該爭田產，更不應該存在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現象。
革命思想總綱《天朝田畝製度》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均天下田給天下農民耕種，以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這個天國理想的宏圖，是太平天國立國的綱領性文件。然而，由於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盡管它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喊出了農民對土地渴望的呼聲，但它隻能成為一種烏托邦的空想。
嚴複（8），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初名傳初，後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幾道，別號尊疑尺盦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嚴複出生在一個醫生家庭裏，8年考入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學習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五年後以優等成績畢業。1877年，他被派往英國海軍大學留學，留學期間跟日本的伊藤博文同班。畢業考試時，嚴複第一名，伊藤博文第二名，二人分別回國。日本明治天皇派伊藤博文做宰相，搞改革，曆史上叫做“明治維新”。改革成功，日本由那時候起就變成強國。
中國當時是慈禧太後當權，慈禧降旨讓嚴複在乾清宮見駕，想重用他。嚴複聽後心中大喜，以為從此要做一番事業了，但結果不盡人意。
8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嚴複深受刺激，開始翻譯多種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和社會政治學論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論》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名學》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以及耶芳斯的《名學淺說》等書。他還提出信達雅三條翻譯準則，至今仍為致力譯事者所尊崇，引為楷模。
物競天擇的天演哲學
嚴複對中國近代哲學的最大貢獻，是通過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闡發了進化論思想。他把進化學說與中國固有的唯物主義傳統結合起來，形成了他的“天演哲學”。在社會曆史觀方麵，嚴複也主張進化論，他認為“世道必進，後勝於今”。他認為進化原則也適用於人類社會倫理關係，認為人類社會是由各個個人組成的，社會曆史的進化是通過人的活動實現的。
人“與天爭勝”
嚴複十分重視荀子人力勝天的思想，提出“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主張，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認為隻要人們積極奮鬥，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與天爭勝”，國家和民族就可以轉弱為強，站立於世界之上。
矛盾中的認識論
嚴複大力提倡邏輯歸納法與演繹法，主張從實際經驗中間歸納出規律性的東西來。這是一種唯物主義思想。但嚴複過分強調感覺經驗，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超越感覺的範圍，隻有感覺才是可靠的，其經驗論中又含有不可知論的成分。
反宗教尊科學
嚴複在自然觀問題上，看到了宗教和科學的對立。他說：“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於教，一出於學。教則以公理屬天，私欲屬人；學則以尚力為天行，尚德為人治。言學者期於征實，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氣；言教者期於維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在科學與宗教的對立中，他站在科學一邊，反對宗教的唯心主義，稱讚“自達爾文出，知人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進，來者方將。而教宗摶土之說，必不可信”，否定了宗教的創世說。
康有為（887），近代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或南海先生。
康有為出身於士宦家庭，自幼學習儒家思想，受老師朱次琦的影響，青年時便重視“經世致用”之學。他早年去過香港上海等地，接觸到一些西方資本主義的事物，還攻讀了一些介紹西學的書，因而深感中國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國”夜郎自大了，這使康有為的革新思想逐漸萌發，並把學習外國改良弊政當作救國救民的真理。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但受阻未上達。8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讚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88年月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後的幹預，維新運動失敗。
康有為生平著作甚豐，《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大同書》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資產階級改良路線的哲學理論基礎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以元為體”的自然觀
康有為說：“元為萬物之本，人與天同本於元。”他把“元”“道”與“太極”一樣都作為超時空的神秘莫測的精神性實體，並把“元”看成產生宇宙萬物的總源。盡管他也說過“元者，氣也”，但他又把“氣”納入和“元”一樣的精神範疇。康有為還視“元”為有意誌的人格神，“正”就是它的意誌體現。他說：“《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構造出一個元天王諸侯境內之治的世界序列，最終指向有神論。
發展變化著的人性論
康有為早年把人性看成是對“食味別聲被色”“視聽運動”的生理本能，屬於資產階級的自然人性論觀點。並以此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還宣稱“無所謂大人小人”之別，主張資產階級的“人性平等”，進而肯定人們“去苦求樂”乃至追求發財致富的合法權利，反映了新生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但到維新變法運動失敗後，他逐漸認為“性者，天賦之知氣神明，合於人身而不係於死生者”，人性被看成一種先驗的神秘的永恒的精神屬性。
三世說曆史進化論
康有為采用了《公羊》“三世”的形式，注入進化論思想，提出一種三世說曆史進化論。認為人類社會從蒙昧進化到文明，由君主專製的“據亂世”進化到君主立憲的“升平世”，而後再進化發展到民主的“太平世”，是曆史的必然。他認為當時中國的封建君主專製製度已不合時宜，應當被資產階級君主立憲製所代替。還認為，人類社會的進化發展，將必然到達理想的“大同”世界，以徹底實現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原則。
譚嗣同（888），近代維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湖南瀏陽人。字複生，號壯飛。
譚嗣同是維新變法的積極參與者，“戊戌六君子”之一。百日維新失敗後，維新派麵臨生命危險，但他拒絕了友人暫避的建議，選擇殺身成仁，以圖警醒世人，挽救變法，興邦強國。
譚嗣同的哲學代表作是《仁學》，其中反封建的激進思想，對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仁為天地萬物之源”
譚嗣同認為世界是由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於“仁”的作用，故稱他的哲學為“仁學”。而“以太”（編者注：“以太”是古希臘人提出的假說，它究竟屬於物質範疇抑或屬於精神範疇，其說一直未定。二十世紀初在相對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電磁學和光學理論，已經否定了這一假說。）則是溝通世界成為一個整體的橋梁。“以太”本身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隻有“變易”，沒有“存亡”；隻有“聚散”，沒有“生滅”。肯定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不是靜止的停頓的，而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批判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頑固思想。從變易中論證其改革社會製度的政治理想。
“貴知不貴行”的認識論
在認識論方麵，譚嗣同從“三界唯心萬物唯識”出發，否認物質世界存在的客觀性和人的感覺的真實性，認為這些都是虛幻不實的，主張通過“止觀”（“定慧”）這種宗教修持方式，得到神秘主義的“知識”，然後去把握超越現實世界的“真理”。由於他崇拜靈魂，輕視實踐，所以主張“貴知不貴行”，因為“知”屬於“靈魂之事”，而“行”屬於“體魄之事”，“行”有限而“知”無限，所以“行不能及知”。他由此寄希望於“心力”，誇大精神的作用，說“心力最大者，無不可為”。他認為中國的災難是由於中國“人心之多機械”，解救的辦法也就在去“機心”而歸於“仁”。
“以太即性”的人性論觀點
譚嗣同構建了以“以太”本體論為基礎的自然人性論，認為性為“以太之用”，本無善惡。在“名”的條件下，應以人的生而具有的自然本性為“善”，否定了儒家的先驗的性善論。張揚人性，肯定情欲的合理性，並以“仁通平等”的倫理模式，衝決綱常名教的羅網，從而開啟了中國人性思想的近代變革。
章太炎（88），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樸學大師。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改名絳，號太炎，後又改名炳麟。浙江餘杭人。
章太炎一生特立獨行卓爾不群，魯迅說:“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在革命道路上，章太炎曾三次入獄。
第一次入獄是因為0年的“《蘇報》案”。章太炎應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進教育會活動，並變《蘇報》為江南喉舌。為駁斥康有為的保皇論，章太炎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為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作序。他的言論引起了清廷的震動和憤怒，租界工部局（警察局）到報社捕人。章太炎大聲說:“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第二次入獄是因為08年的“《民報》案”。章太炎出獄後被孫中山迎至日本，加入同盟會，接任《民報》主編。《民報》逐漸成為揭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抨擊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陣地，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視。經交涉，日本政府出麵封禁了《民報》，將章太炎傳入警署。後來，魯迅許壽裳等人替他交了罰金，才獲釋。
第三次入獄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凱在北京禁錮三年。年月，章太炎因宋教仁被刺殺案怒不可遏，先在上海發表反袁文章，後又隻身赴京當麵討袁。袁世凱先將他拘在共和黨本部，繼又囚於龍泉寺，最後禁於錢糧胡同。年月，袁世凱憂懼而死，章太炎才獲自由。
作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思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前期的唯物主義本體論
章太炎前期的哲學思想以《訄書》《菌說》和《視天論》為代表。他肯定世界由物質構成，“空不足持世，惟實乃可持世。”並認為構成物質的最小單位是原子（阿屯）。他援引細胞學說，認為細胞是生命的基本結構。他還肯定世界的發展是由於物質力的運動而產生的，如在宏觀上他肯定各個天體因攝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並“以己力繞本軸，以攝力繞重心”；在微觀上認為構成物質的原子由於內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斷處於分解和結合的運動狀態，“相易相生相摩”，由此出現運動和變化。
前期的認識論觀點
在認識論方麵，章太炎信仰感覺來源於物質的反映論，說“知識之全體，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聲以舌辨味等“緣天官”的認識論稱為“天下之公言”，而將視客觀事物為主觀幻化的唯心論叫做“一人之私言”。後來，章太炎又進一步認識到僅僅依靠感覺是不夠的。於是，他以荀子墨子的邏輯學理論為基幹，結合西方和印度的邏輯學，力圖建立自己的邏輯學體係，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論與顏元經驗論的失誤，使人求得真知。
前期的無神論思想
章太炎否認鬼神，反對宗教神學。他認為鬼神之說，是由於人們不能對自然現象作出科學解釋而杜撰的欺人之談。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學知識解釋人之死亡，並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來說明人體的形成，用拉馬克的“用進廢退”解釋動物器官的變化，部分地說明了客觀環境和實踐與人群進化的關係。他還寫了《無神論》，運用形式邏輯的推理證明基督教上帝創世說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謬誤。
後期的唯心主義思想
0，章太炎提倡建立法相唯識宗的新宗教。他說，“今之立教，惟以自識為宗。識者雲何？真如即是惟識實性，所謂圓成實也”。他把“識”（精神觀念）看成唯一真實的存在，把物質世界看成“識”變現出來的假象。他還引證費希特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把“自我”看成一切的發端，並且由這種“一切唯識”的唯心主義出發，取消主觀與客觀的對立，化解一切差別和矛盾，終於形成“萬物一齊”的相對主義，主張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蠻的界限，達到“物亦非境，識亦非境，則有無之爭自絕”的境界。
孫中山（8），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後改逸仙。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時曾化名中山樵，故後人稱其為“中山先生”，其後此稱謂便逐漸演化為孫中山。廣東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
孫中山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小的時候家裏很窮，他很早就開始參加各種農務勞作，直到0歲才進本村的私塾讀書。在私塾裏，每天除了練字，就是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和四書五經，孫中山對這種傳統的封建教育方式很不滿。
8年孫中山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他在行醫過程中感受到要救人必先救國。8年，他寫了《上李鴻章萬言書》，提出興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但被李鴻章斷然拒絕。於是赴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要推翻滿清。0年，孫中山在日本聯合華興會光複會等革命團體成立中國同盟會，被推為總理。年辛亥革命後被十七省代表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在總結概括豐富的革命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吸收世紀0世紀初的自然科學新成果，基本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近代特色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精神的哲學體係。
以進化論為哲學基礎
孫中山的哲學基礎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他認為世界是進化發展的，其經曆了“物質進化之時期”，到“物種進化之時期”，再到“人類進化之時期”的過程。他提出了“生元說”，把細胞看作是生物的“原子”，稱之為“生元”，認為生元有知。在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上，孫中山從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質，生物和人類都是由物質進化而來的觀點出發，認為物質是“體”，精神是“用”，隻有人類這種高度進化的物質之“體”，才具有精神的作用；而精神一旦從物質中產生就能“製馭”物質。
知難行易
在知行問題方麵，孫中山力辟“知易行難”說，倡導“知難行易”。其知行學說的基本出發點是先有事實，才發生言論。認為可以被“明白了解”的宇宙萬物及其進化是人類認識“智”的範圍和對象，表現了唯物主義反映論的特點。同時，孫中山主張“先行後知”，認為“先行後知，進化之初級也；先知後行，進化之盛軌也”，人類獲得知識的過程是由“行”到“知”，再由“知”到“行”的過程。“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既強調求知的途徑是“要靠實地去考察”，又強調以“知”促進“行”的能動作用，這是一個相生相長不斷前進的進化過程。
進化的社會曆史觀
孫中山把進化論運用於人類社會，認為人類社會是由“物種進化”而來的。它本身又在不斷進化著，即由“洪荒時代”到“神權時代”，到“君權時代”，再到“民權時代”。“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認為社會曆史進化的原動力不是英雄人物，而是“群眾心理”，陷入了曆史唯心主義。
梁啟超（87），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學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稱任公，號飲冰子，或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
梁啟超早年接受正統的傳統教育，17歲中舉，歲與老師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88年的百日維新更使他名滿天下。但梁啟超一生有三次重大的政治轉變，以至人們稱其為“多變的梁啟超”。
第一次重大轉變發生於戊戌政變後的第二年。梁啟超與同在日本的孫中山密切往來，漸有讚成革命之意，並計劃放棄保皇路線，撮合孫中山康有為合作。合作沒有成功，梁啟超遭受到康有為等人的唾棄，被斥為“叛徒”。
第二次轉變為0年。梁啟超從美洲遊曆回來，政治立場急劇改變，8年以來所信奉的“破壞主義”與革命排滿政策等主張被棄，轉回到堅決捍衛君主立憲的立場，並發表影響甚大的《開明專製論》，與孫中山的同盟會展開激烈論戰，再次成為維新黨人的中堅。
第三次轉變是年，梁啟超從歐洲遊曆回來，他目睹了歐美列強在凡爾賽和會上的嘴臉，稱歐洲文明已窮途末路積重難返，中國不必效法，主張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而他所謂中國自己的路，便是以傳統文明為思想內核，盡棄西方文明。也就是說，此時的梁啟超已成為傳統思想與傳統製度的皈依者。
雜糅的哲學本體觀
梁啟超的哲學是儒學佛學和西方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混合。戊戌政變後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問題複述了佛學“境由心造”的觀點，說“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這是對陸王之學“心外無物”的簡單承襲。稍後在0年，他又通過日本給中國輸入了馬赫主義哲學。把客觀事物說成是“我”的感覺的產物，就是馬赫主義的最純粹的唯我論。
理論先於實踐的認識論
在認識論上，梁啟超否認實踐第一的觀點，認為先有思想和理論，然後才有“事實”和“實事”。他說：“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由強調思想理論的能動作用，到完全顛倒了實踐和認識的關係。因此他也讚賞王守仁的“致良知”說，認為王學是“今日學界獨一無二之良藥”。他還宣傳康德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認為康德哲學也是“以良知說本性，以義務說倫理”，而“陽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學說之基礎全同”。
英雄造時勢
梁啟超說：“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又說：“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曆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曆史殆黯然無色也。”不過梁啟超在宣傳“英雄固能造時勢”的同時，也說“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時勢亦能造英雄”。
新民思想
梁啟超在他創辦的《新民叢報》上，提出了近代中國曆史上“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的全新命題，主張“新民之道”當在“新民德開民智鼓民力”。之後他又寫出洋洋十餘萬言的《新民說》，猛烈抨擊中國封建專製統治，深刻剖析專製政體下中國人的奴隸主義劣性，號召國人徹底“破壞”封建舊政體，培養公德自由自治自尊進步毅力尚武進取冒險權利義務等現代國民新品質新道德，建設新的國民政體國家。這種新民思想使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耳目一新，引導他們先後走上改造國民性變奴隸為國民的思想解放之路，為以後的新文化運動打下了一定基礎。
熊十力（888），著名哲學家，新儒家開山祖師，國學大師。原名升恒，號子真，晚年號漆園老人，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張家灣人。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
熊十力自幼即與眾不同，獨具才思十六七歲時，他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絕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於天地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後的治學方向。
熊十力歲從軍，0年考入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在校期間，加入武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武昌起義後參加光複黃州活動，後赴武昌，被任命為湖北軍政府參謀。7年赴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失敗後，決意專心從事哲學研究。8年月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熊十力的哲學，大致經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參，再到融佛入儒歸宗儒學的演進曆程。他的“新唯識論”哲學思想體係建構宏偉，構思奇巧，富有創發，獨具特色。
哲學就是本體論
熊十力說：“吾學貴在見體。”“體”即是本體，熊十力的學說可以說就是有關本體論的哲學。熊十力提出要將科學與哲學區分開來，科學是向外的，是研究自然世界的具體知識，而哲學的目的是認識宇宙人生之源。科學所使用的工具是理智，而哲學則要靠直覺悟性。熊十力還認為哲學講的本體就是本心，就是從孔孟直到宋明理學所講的“仁體”。本心是萬有的根源，它在不同的場合具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如傳統哲學說的“天”“命”“道”“性”“理”“仁”“誠”等，都是本心的別名。熊十力所講的，即是傳統儒家所強調的人之道德本性。本心是道德的源泉，是唯一真實的自我，是生命的本質存在。
體用不二
熊十力對體用範疇作了規定，他說：“宇宙實體，簡稱體；實體變動，遂成宇宙萬象，是為實體之功用，簡稱用。此中宇宙萬象一詞，為物質和精神現象之通稱。”用西方哲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本體與現象。但熊十力反對西方哲學將體與用割裂，他主張“體用不二”。本體是一個“無定在而無所不在”的，不是離用而另外有一個被稱之為體的東西；也不是由體派生出來用。熊十力用“即體即用，全用即體”來描述體用的這種“不一不異”的關係，說明體既不是時間上在先，派生出用，也不是邏輯在先而淩駕於用之上。實體即功用，不可在功用外求實體。
熊十力的心性論
熊十力討論本體論問題，主要不是為了說明世界的本原問題，而是為了解決人的問題。他提出了本心和習心的概念。本心是人本來的心，是人心之真的自己。習心的內容發生於人的後天受得的習氣。熊十力認為習心的產生是必然的，人生而有欲，會生習心，如果縱欲就會物化。對這個矛盾的解決，不能采取完全滅人欲的方式，而應用本心統攝習心，達到情與理的和諧統一。
性智與量智的認識論
熊十力將本心與習心稱做性智與量智。在本體論上為本心和習心，在方法論上則為性智與量智。量智即人們通常所謂的理智，它是科學所憑借發展的工具。性智則是人類具有的一種自我認識和自我超越的能力。量智的目的是向外求理，解決經驗世界的問題，不能解決形而上學問題，不能實現人的自我認識。性智的目的是反求內省，使人覺悟到“吾心之本體即是天地萬物之本體”，以此來達到天人合一。
胡適（8），現代學者，曆史家文學家哲學家。原名洪騂嗣糜，字希疆，後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主要著作有《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白話文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等。
胡適生於一個世代經商的家庭裏，兩三歲時就在父親的教導下開始認字，背誦《三字經》《千字文》，歲後入家塾。不幸的是，父親在胡適不滿歲時便因病去世了。此後便由母親馮順弟擔負起教育胡適的重任。
0年，胡適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在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於哲學家約翰杜威。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教他怎樣思想。
實用主義哲學
實用主義，又稱實驗主義工具主義效用主義等，是世紀70年代在美國本土出現的一種人本主義思潮。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一種代表“美國精神”的哲學。0世紀初傳入中國，約翰杜威親自到中國，並與他的學生胡適和陶行知一起介紹實用主義，使之成為當時在中國比較有影響的西方哲學之一。
實用主義經驗論
經驗是實用主義哲學最基本的概念，其理論認為，經驗具有本體論意義，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歸於經驗，隻有經驗是真實的存在。胡適認為“經驗”是客觀的世界與人的行動的統一，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他介紹的實用主義經驗論有以下幾方麵的性質：第一，經驗就是實在。第二，經驗具有客觀的因素，因為認識主體不可能憑空得到經驗，它必須經驗著什麽。同時它又具有主觀的因素，因為即使是客觀存在著的事物，隻要它與主觀不發生關係，就沒有被經驗著，就沒有意義，就不能稱為“實在”。第三，實用主義將實在歸為經驗，又將實在的意義歸為實際的效果，而這種效果又是相對於人而言的。第四，經驗不單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而且還具有認識論的意義。
實用主義哲學體係中的真理觀
在實用主義者看來，真理的意義就在於效用，效用既是真理的本質，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胡適認為，真理首先不是對客觀實在的反映，而是一種主觀意識的狀態。真理不是永遠不變的。實用主義的真理觀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內容：首先，真理也是一種經驗。第二，真理是相對的。第三，真理的標準是效用。
實用主義方法論
實用主義者是特別重視方法問題的。他們宣稱，他們之所以與傳統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不同，就在於他們把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方法。
胡適在《實驗主義》一書中，介紹了杜威的“五步法”：1疑難的境地；2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麽地方；3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4把每種假定所含的結果想出來，看看哪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5證實這種解決使人相信，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相信。
胡適將杜威的“五步法”縮為兩步，即他“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十字真言”。所謂“大膽的假設”，即敢於懷疑前人認為無可懷疑的絕對真理。胡適提出的這種方法，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提出了一種新的思想方法。
新儒學又稱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狹義的新儒學，是指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廣義的新儒學則可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於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
梁漱溟（888），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愛國民主人士，原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著有《中國文化要義》《印度哲學概論》《朝話》《漱溟卅前文錄》《漱溟卅後文錄》等。
梁漱溟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隻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卻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學者，可是卻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他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麽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宇宙與人生
梁漱溟在哲學上吸收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學”觀點，融合孔子孟子和王守仁的哲學，在本體論方麵認為隻有與“已成的我”相對立的“現在的我”（心精神）才是真實的存在。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於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
“三量說”的認識方法和人生觀
梁漱溟認為：“一切知識無外現比非量。”他從唯識宗的三種認識方法現量比量非量來指代人類認識中的感覺理智和直覺。從這三種方法出發，形成三種不同的文化。
梁漱溟認為人生所遇到的問題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人與物質世界的關係問題。第二種是人同其他人的關係問題。第三種是人的終極關懷問題，即人人都要遇到死亡的問題。在人類初級階段，人以理智的方法來征服自然，獲得生存條件。在第二階段，人利用建立在良知（直覺）上的道德，建立起人類社會的準則。而在第三階段，在麵對死亡的問題上，隻有用唯識宗的“現量”（感覺）的方法，才能認識人生真相。在對這三個問題的解決中，人類建立起三種不同的文化模式：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
三路向的文化哲學
西方文化“遇到問題向前下手”，是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方式。中國文化在遇到問題時是“轉換的自己的態度，就在這個境地上求解決”的方式。印度文化“遇到問題反身向後要求取消這個問題以求這個問題的解決”的方式。梁漱溟認為這三種文化路向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經階段，西方文化已經發展到了盡頭，人類現在應該發展中國文化，而印度文化的複興則在中國文化之後，距現今社會還早得很。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複興”，認為隻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嚐到“人生的真味”。
金嶽霖（88），現代哲學家邏輯學家。字龍蓀，湖南長沙人。
金嶽霖於年入北京清華學堂，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之後在英德法等國留學和從事研究工作。年回國，年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授，創辦清華大學哲學係。以後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清華大學哲學係主任和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和係主任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和副所長。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7年被選為中國邏輯學會會長。8年0月日，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0歲。
金嶽霖一生從事哲學和邏輯學的教學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是最早把現代邏輯學係統地介紹到中國來的邏輯學家之一。他把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相結合，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哲學體係，是中國現代最有成就的哲學家和邏輯學家。張申府曾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嶽霖先生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馮友蘭認為，金嶽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占據“三個第一”，即“中國第一個真正懂得近代邏輯學的人”，“中國第一個懂得並且引起現代邏輯學的人”，“是使認識論和邏輯學在現代中國發達起來的第一個人。”
金嶽霖創建的哲學體係，其中包括本體論和知識論。《論道》一書是他的本體論；《知識論》一書是他的知識論，即通常所說的認識論。他的知識論是以他的本體論為基礎的。
《論道》中的本體論思想
《論道》是金嶽霖在抗日戰爭期間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國現代哲學中係統最完備最富有創造性的本體論專著。他在書中提出了“道”“式”“能”三個基本哲學範疇，認為個別事物都具有許多“殊相”，而殊相表現“共相”。個別事物還具有一種不是殊相或共相的因素，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樣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構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認為，能出入於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變動生滅乃至整個現實世界的過程和規律，也就是“道”。
《知識論》中的認識論思想
《知識論》是關於知識的普遍規律的理論體係。《知識論》肯定現實世界是獨立於人和任何認識者的，又是可以認識的。因為每一類認識者都有正常的感覺知覺，都可以用感覺知覺去接受外界事物呈現在認識者麵前的所與，並從所與的殊相中抽象出共相，以形成意念。意念和概念同時具有摹狀和規範兩種性質，用意念和概念去摹狀和規範所與的結果就是經驗。外界事物呈現於不同種類的認識者的所與是可以不同的，但意念和概念具有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是各類認識者共同的。本然世界是可以通過意念概念來認識的。
《知識論》一書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建構了一個係統的完整的知識體係，它也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部技術性很高的哲學專著，為中國哲人在世界哲學領域裏爭得較高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
馮友蘭（80），現代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字芝生，河南唐河縣人。
馮友蘭的墓碑上寫著“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三史”就是《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合編為《三鬆堂全集》。“六書”就是《新理學》《新知學》《新原道》《新原人》《新世訓》《新事論》，統稱“貞元六書”。
馮友蘭稱自己的哲學為“新理學”，認為它是“接著”宋明理學講的，而不是“照著”講的，這其中有自己哲學體係的創新性。它所“新”的地方在於，借鑒了西方新實在論和實用主義哲學，將宋代形成的“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儒家思想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人生四境界
馮友蘭認為，人生境界的問題，既是一個“覺解”的問題，又是一個“意義”的問題。他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於人有“覺解”。按照覺解程度和意義的不同，馮友蘭將人的精神境界分為四個層次：自然境界，其行為隻是順著他的本能或其社會的風俗習慣；功利境界，其行為是“為利”的；道德境界，其行為是“行義”的；天地境界，其行為是“事天”的。哲學的任務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據說，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時，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一天，他去授課，路遇金嶽霖。金嶽霖問：“芝生，到什麽境界了？”馮有蘭答：“到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上課去了。
新理學的四個觀念
在《新理學》中，馮友蘭依據邏輯分析法構造了一個形上學係統。在這個係統中，有四個主要觀念：
1“理”。“理”是宇宙間一切事物形成的根據和普遍規則，即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依據和規則，一物有一物的道理，沒有道理就沒有事物。
2“氣”。“氣”是宇宙間一切事物存在所需要的抽象意義上的材料，即任何事物如沒有材料，則其依據和規則便沒有運用的對象，沒有客觀的材料道理便沒有載體，道理也就不能展現。
3“道體”。“道體”是宇宙間一切事物的運動或生命狀態，材料與道理之結合必然表現為運動或生命狀態，否則它們之間也不能相互依存和證明。
4“大全”。“大全”是一個邏輯的“宇宙”，即一切材料必然依照一切道理而處於永恒的運動狀態和過程，這是對宇宙萬物的總概括，可以稱為“一”或“存在”。
馮友蘭認為，這些觀念“可使人知天，事天，樂天，以至於同天”。
新理學的方法論
《新知言》是專門講哲學方法論的。他認為：“真正形上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正底方法；一種是負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邏輯分析法講形上學。負底方法是講形上學不能講，講形上學不能講，亦是一種講形上學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實質，是說形上學的對象是什麽；負的方法的實質，則是不說它。這樣做，負的方法也就啟示了它的性質的某些方麵，這些方麵是正的描寫和分析無法說出的。”也就是說“正底方法是從正麵講形上學，負底方法是從側麵講形上學。”
賀麟（0），現代哲學家翻譯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字自昭，四川成都金堂人。
賀麟8歲入私塾讀書，不久隨姑太到鎮上讀小學。雖然所學仍不外乎《四書》《五經》，且重在記誦而輕乎理解，但幼年賀麟卻憑其聰慧，亦稍能領悟儒家思想之奧義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對宋明理學，雖隻是一知半解，淺知粗義，但卻特別感興趣，這為他後來研習國學打下了基礎。年考入北京清華學校；年赴美國奧柏林大學留學，獲學士學位；8年進入芝加哥大學，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德國古典哲學，並獲得碩士學位；0年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年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賀麟一生翻譯介紹了大量的西方哲學著作，為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他從中西會通的文化立場出發，把宋明時期的陸王心學與德國新黑格爾主義相融合，創立了現代儒家“新心學”思想體係。他還明確主張吸收基督教精神來促進儒家思想的現代化。
早在0世紀0年代，賀麟就建立了“新心學”思想體係，成為中國現代新儒家思潮中聲名卓著的重鎮。《近代唯心論簡釋》《當代中國哲學》《文化與人生》是賀麟新心學思想體係的代表作。
主體邏輯心
賀麟認為心即實在。他說：“心與物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心是主宰部分，物是工具部分。心為物之體，物為心之用。心為物的本質，物為心的表現。”同時他又認為：“心有二義，一心理意義的心；二邏輯意義的心。邏輯意義的心即理。”理性是心的本性，如利為刃之本性與聰為耳之本性。另一方麵感覺情欲是形而下的心理生理意義的心，為心之偶性。兩者的關係是“心統性情”“心體物用”。
直覺與理智
賀麟試圖將直覺與理智兩種認識方法統一。他認為，從先理智的直覺，也就是梁漱溟所說的“附於經驗的直覺”開始，經形式邏輯和矛盾思辨到最後的後理智的直覺，形成了一個認識發展的過程。他認為理學所提出的以理智向外探究，其目的正是在於了解自己的本性；同樣向內反省回複本心也就是了解物理。這兩種方法“其結果亦歸於達到心與理合一，個人與宇宙合一的神契境界，則兩者可謂殊途同歸”。他將感性直覺上升到形式邏輯和矛盾思辨，再上升到超理智的理性直覺。理性直覺又包括內省與外究兩種，並且力圖將反求本心與由外物至形上本體相融合起來。
自然的知行合一論
對知和行，賀麟作出了定義。他認為所謂知即人們的意識活動；所謂行，即人們的生理活動。知可分為顯知和隱知，行可分為顯行和隱行。他認為，顯知與隱知顯行與隱行“隻有量的程序或等級的差別，而無根本的不同或性質的不同”。他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說”，他說：“任何一種行為皆含有意識作用，任何一種知識，皆含有生理作用。知行永遠合一，永遠平行，永遠同時發動，永遠是一個心理生理活動的兩麵。此種的知行合一觀，我們稱之為‘普遍的知行合一論’，亦可稱為‘自然的知行合一論’。”
◆洪秀全塑像
◆太平天國天王玉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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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身死之謎
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大多數人認為洪秀全死於服毒自殺。洪秀全去世時，李秀成在天京主持天京保衛戰，對天王府的情況應該有較確切的了解。曾國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天王（洪秀全）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其後半部分中說：“天王之自殺，更令全局混亂。”太平天國的對手湘軍首領曾國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說：“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根據上述資料，大多數史家認為洪秀全是“服毒自殺”。
嚴複引進的“天演”哲學觀
嚴複引進的天演哲學，堪稱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上的裏程碑。它標誌著中國學習西方的進程，不僅從器物文化層次發展到了製度文化層次，而且已經臨近思想文化的核心層次了，並成為吹響近代社會思潮轉型最為響亮的戰鬥號角。
◆嚴複像
◆嚴複《天演論》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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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複晚年為何走向保守
關於這個問題，爭論很多，其中一種觀點認為：晚年的嚴複開始對文化有了一種反省，反省對於西方文化不作分析就囫圇吞棗，反省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完全棄如敝履。而這期間，正好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造成的文明災禍，給了嚴複強烈的刺激，開始回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大力倡導尊孔讀經，從而開始了向中華傳統文化的回歸。特別是在經曆了人生世事的曲折磨難之後，這種回歸的引力愈來越強，以致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告誡後人：“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也就是說，晚年嚴複思想的演變，是由積極的啟蒙救亡論者，轉化為堅定的文化保守主義者。
康有為的唯心主義哲學
康有為在早期對以程朱學派為代表的舊哲學的批判，對當時社會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他的哲學思想為戊戌變法提供了理論依據，對改良派中許多人的思想有很深的影響。
◆康有為舊照
◆康有為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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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被誰毒死
康有為堪稱“美食家”。1927年3月18日晚上，康有為到青島中山路附近一家粵菜館吃飯。飯後，他意猶未盡喝了一杯橙汁。不久，突然感到腹疼難忍，當晚嘔吐不止。第二天清晨5時30分，他在臥室裏“七竅出血而死”。
康有為在青島離奇死亡的原因眾說紛紜，但大都認為康有為是被人下毒致死的。究竟是什麽人下的毒呢？一種說法來自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她認為是“國民黨特務在食物中投毒”。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慈禧太後生前所遣殺手下的毒。第三種說法是日本人下的毒。但三種說法均查無實據。
然而，據現代醫學最新的研究發現，海鮮含有比較豐富的蛋白質和鈣等營養物質，而橙汁中含有大量的維生素，如果二者同食，人體內就會產生砷，就是人們常說的砒霜，引起中毒。這會不會是康有為之死的真正原因呢？
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仁學》的啟蒙精神對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誌士仁人就是因為受到譚嗣同及其《仁學》的鼓舞而走上砸碎舊製度建立新製度的革命道路的。它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譚嗣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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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偽造家書救父
譚嗣同知道清政府一貫厲行“一人犯法，累及家庭”的株連法，想到自己被捕後即將累及70多歲的父親，他心如刀割，於是模擬父親的筆跡偽造了一封家書：
複生：你大逆不道，屢違父訓妄言維新狂行變法有悖國法家規，故而斷絕父子情緣。倘若予以不信，願此信作為憑證，爾後逆子伏法量刑，皆與吾無關。
清兵衝進瀏陽會館來抓譚嗣同時，還四處搜尋“罪證”。當譚嗣同看到書桌裏的那封偽造的家信被清兵搜出交到一個太監手裏時，他想：這下父親有救了。
◆譚嗣同書法
章太炎前期唯物後期唯心
章太炎對於中國學術文化遺產的論述十分豐富。他是古經文學派最後一位大師，同時又是儒家傳統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發展變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辯證法。
◆章太炎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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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以革命熱情對待治學
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北京，他就在錢糧胡同19號辦“章氏國學講習會”，聽講學子約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學的教員。與此同時，袁世凱雇用一些人組織“孔教會”，以“孔禮”為“國教”，為袁世凱稱帝製造輿論。章太炎不以為是，就在錢糧胡同“章氏國學講習會”門外貼出告示，言明“凡參加‘孔教會’者，不得入內聽講”。1935年9月，章太炎以年老體弱之身在蘇州再辦“章氏國學講習會”，聽講的人近五百，連窗外走廊等地，也擠滿了人。
孫中山的資產階級革命哲學
孫中山是中國革命偉大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是中國民主革命和思想史上寶貴的精神財富，其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後來的革命家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同盟會革命綱領
◆孫中山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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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一稱的由來
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後被確診為膽囊癌）逝世，在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舉行公祭時，豫軍總司令樊鍾秀特致巨型素花橫額，當中大書“國父”二字，他的唁電挽幛，均稱“國父”，這是孫中山在公開場合被尊稱為“國父”之始。
1940年3月21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決議：尊稱本黨總理為國父，以表尊崇。但是各地黨政機關民眾團體在不同的場合無所適從，不知究竟是稱孫中山先生為總理還是國父。同年5月29日，國民政府又發布明令，規定政府機關民眾團體應一律改稱國父，在國民黨黨內稱國父或總理均可，民間已印就之圖書文字，不必強令改易。自此之後，即確立了孫中山在中國曆史上“國父”的地位。
梁啟超的哲學思想和新民思想
梁啟超是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傳播過程中的重鎮，並且在中國社會主義由空想向科學的發展過程中成為一個重要的思想環節，因而在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梁啟超舊照
◆梁啟超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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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博大胸懷
1926年3月8日，梁啟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黑點，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啟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梁啟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三年後，梁啟超因此病離世。
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思想
麵對西學的衝擊，在儒學價值係統崩壞的時代，熊十力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他是我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具有原創力影響力的哲學家，奠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哲學形而上學的基礎。
◆熊十力像
◆熊十力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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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拒客
熊十力在北京大學講佛學時，一個人住在沙灘銀閘路西一座小院子裏，門總是關著，門上貼一張大白紙，上寫：近來常常有人來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確是在此院住，現在確是不在此院住。我確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處住，請不要再敲門。
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笑什麽呢？笑他的囉嗦，笑他“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書呆子氣。熊十力主動把自己同人事繁雜誘惑多多的世俗生活拉開距離，是為了讓自己有一個寧靜的空間，在孤獨中靜下心來，專注於內心靈魂的豐實和淨化，專注於思想認識的深化和揚棄，專注於精神產品的孕育和創造。
胡適的實用主義思想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現代學人借鑒西方哲學的學術規範理論框架和方法撰寫中國哲學史進行中西哲學融會貫通的最初範型。這一範型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中國哲學研究範式的轉換中國現代哲學的創立都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胡適
◆新文化運動浮雕
新儒學和梁漱溟哲學思想
新儒學以複興儒學為宗旨，試圖通過“援西學入儒”的途徑，重新詮釋儒學精義，凸顯儒學在現代的精神價值，化解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內在緊張。梁漱溟的新儒學思想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與影響，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構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梁漱溟像
◆梁漱溟的書法
金嶽霖的哲學世界
金嶽霖第一個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融會中國哲學的精神，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係。這個哲學體係，不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它為研究中國哲學，推進和發展中國哲學，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晚年的金嶽霖
◆金嶽霖的哲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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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災多難的《知識論》
金嶽霖的《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抗戰期間，金嶽霖在昆明時已經把它寫完了。有一次空襲警報，金嶽霖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邊的蛇山躲著，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報解除後，他站起來就走。等到他想起來並返回去時，稿子已經沒有了。這是幾十萬字的書，重寫並不容易。可是，金嶽霖還是重寫了。《知識論》是金嶽霖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
馮友蘭新理學的哲學思想
馮友蘭的新理學通過融合中西，吸取西方哲學的新實在論和柏拉圖主義，運用新實在論的邏輯分析方法，承接程朱理學，並對其加以改造，建構新理學思想體係，創新發展了程朱理學，在現代哲學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人生的天地境界
◆馮友蘭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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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元六書”名稱的來源
之所以叫“貞元六書”，是因為這六本書是在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時期寫成的，其用意是危機時刻對民族複興的期待，是所謂“以誌艱危，且鳴盛世”，所以用中國哲學的術語“貞元”二字頗能傳神。元亨利貞，本是中國古人用以意指春夏秋冬四季及與之相關的四種道德價值取向，“貞下起元”者，是嚴冬過去必有陽春的意思，正是對於中華民族艱苦的抗戰充滿信心，馮友蘭才以哲學家獨有的方式將自己的著作看成民族精神動員的一種形式，自命為“貞元之際所著書”。“貞元六書”不僅旨在表達中國人的哲學邏輯，更重要的是還蘊涵著中國人深切的民族情懷。
賀麟和他的新心學
賀麟的“新心學”，是對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國的陸王心學與西方的新黑格爾主義相結合的產物。
◆《賀麟集》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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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麟的抉擇
1949年，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學家賀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也是蔣介石急於“搶救”的知識分子。此前，賀麟與蔣介石有比較密切的交往。蔣介石對他優禮有加，不僅多次召見，而且還邀請他到中央政治學校講課。蔣介石還直接資助賀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留下了至今無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譯叢。為此，賀麟對蔣介石充滿感激之情。但作為哲學家，賀麟離不開這片傳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此時的賀麟麵臨著兩難的抉擇。
後來，北平地下黨大學委員會書記王漢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賀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來到了賀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誠地告訴老師，自己是中共地下黨員，並轉達了中共高層希望他留下來繼續工作的願望。賀麟不無顧慮地問，北平解放以後，中共能否保證學術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來。盡管沒能等到明確答複，賀麟還是接受了共產黨的誠意，幾次拒絕登機南下，最終留在了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