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
“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這句話記載在宋人葉夢得所作的《避暑錄話》中，用以說明北宋著名詞人柳永的受歡迎程度：“柳永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餘仕丹徒，嚐見一西夏歸朝官雲：‘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這句話現在被演繹為“凡有華人處，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充分說明金庸（本名查良鏞）武俠小說在華人世界的受歡迎程度。從1955年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到1972年封筆的武俠巨作《鹿鼎記》，金庸的武俠小說獲得最廣泛的讀者群：無論文人、商人，還是科學家或政治家，無論大學教授還是中學生，可以說不分職業、文化程度、社會地位，都有“金庸迷”。換句話說，從獲得諾貝爾獎的教授，到販夫走卒，從黃土高原到美利堅，各個階層、各個地方，都有“金庸迷”。於是有人說，在中國文學史上，恐怕隻有兩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戶曉，真正做到了寫盡中國的人生，那就是曹雪芹的《紅樓夢》以及查良鏞的武俠小說。2009年3月28日晚，由香港鳳凰衛視發起、聯合中國新聞社《北京青年報》《明報》等共同主辦的“世界因你而美麗——2008影響世界華人盛典”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舉行，年過八旬的金庸先生榮獲“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9月10日，中國作協七屆八次主席團會議全票通過決議，聘請作家金庸為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
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小說形式，西洋的《三個火槍手》或者日本的《宮本武藏》都不能視為武俠小說。金庸武俠小說的影響範圍，絕不僅限於華人世界，其武俠小說也先後被譯為多國文字，廣泛流傳於世界各地。英文版較早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雪山飛狐》（foxvntofthesnowymountain,1993年版）和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書劍恩仇錄》（thebookandthesword,2002年版）、《鹿鼎記》（thedeerandthecauldron,1998年版）；法語版有《射雕英雄傳》；日語版則是由日本最具規模的德間出版社出版日文版全集，並且多次再版。此外，東南亞地區已先後出版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馬來文等文字譯本，1995年出版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漢語簡體版本，其餘文種均是盜譯，流傳廣泛；韓文版的金庸武俠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末已大行其道，共有12家韓國出版社盜譯了金庸的全部武俠小說。直到2009年，金庸才正式授權韓國出版社出版他的韓文版作品。希伯來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後，在以色列大學生中也大受歡迎。
二、初識金庸、癡迷武俠到成年人童話
初識金庸武俠小說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從小到大，雖然自己不算乖乖兒、優等生，但還算是父母庇護下的“聽話者”、老師教導不折不扣的“執行者”。一般父母老師不允許做的事情，大多還是不做的，雖然很多時候內心也“蠢蠢欲動”“躍躍欲試”。還記得1986年正在縣城城關中學讀初二，班上坐在後麵的幾個成績不太好的男同學總是鬼鬼祟祟進行著什麽“勾當”。我努力地湊過去想了解一下，被他們堅決地排斥開了。趁著他們一個疏忽，我終於搞清楚了他們正在看一套名為《射雕英雄傳》的書籍。這套書的具體出版社及出版年代已經沒有印象了，隻記得被印成了七至八冊的模樣，大家都在搶著要看。除了那個直接從外麵借回來的同學外，其他沒有一個同學是從頭看起的，拿到哪本就看哪本，沒有看到開頭又有什麽關係呢！為了趕時間（估計租金不便宜），大家基本上都在上課時看，壓在課本的下麵偷偷看。今天看來，這種做法雖然被視為“大逆不道”，卻似乎是很多同齡人的做法，如報紙上就有人提到當年其為防止被老師發現，隻能把小說放在抽屜裏，然後把教科書攤開遮住大半本書，從教科書的縫隙中“逐行掃描”。在我的苦苦哀求和“向老師報告”威脅的雙重作用下，終於也得到了看一節課的特權，就是這短短的一節課時間，我開始認識了黃蓉、郭靖、周伯通、歐陽鋒等形形色色的角色，開始了我的武俠之旅。
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我逐漸進入了他們的圈子，開始廣泛地閱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其實，所謂的“廣泛”，說法並不科學，當時也就是對《射雕英雄傳》《笑傲江湖》等少數幾部經典的反複閱讀。後來，覺得老是看別人借的書不好意思，決定自己購買一套《射雕英雄傳》。猶豫了好幾天，終於某日期期艾艾地走到書攤（當時的新華書店沒這種書賣）老板麵前，老板偷偷摸摸地從書攤下麵拿出了兩本淡黃色封皮、十六開本的《射雕英雄傳》（上下冊，長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1版）：“4元，要不要？”我看了看標價，明明是“3.60元”，老板要黑我0.4元。要知道我當時每天的早餐費也就0.2元，一般可以節約下4-6分錢，四元錢相當於我三個月早餐結餘！猶豫再三還是買下，這套書後來被看了多少遍已經數不清楚了，隻知道終於在某天晚上被父親發現壓在英語書下麵偷看時，怒火中燒地撕為兩半，直到高考完畢後才允許我將其黏合複原。
中學時光看武俠小說，似乎是一件極為“大逆不道”，也被老師家長所強烈批判，將其視為“洪水猛獸”的事情。到了大學期間甚至畢業後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如何看待這種癡迷於武俠小說的態度：羞恥、困惑抑或慚愧？直到有一天，看到了一篇介紹著名科學家華羅庚和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對話的文章，其中華羅庚將武俠小說稱為“成年人的童話”，心中才豁然開朗。誰說不是呢？武俠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期望中快意恩仇、鮮衣怒馬的人從少年時代開始，到成年時代以後，就已經心向往之的傳奇故事！每個人都有一個江湖夢，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武俠小說的主角。但是，現實之殘酷打破了幻想，畢竟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大俠！所以，兒時不懂、成人難夢，它是成年人的童話，也是每個人心中最隱秘的夢想！誰都知道兒童需要童話，成人何嚐不需要自己的童話呢？其實許多大學者都愛讀武俠，甚至一些著名高等學府的教授們，都是武俠小說的“粉絲”。不少學者通過經濟學、曆史學、政治學等角度對武俠小說中的角色及其行為進行分析。現在，“金學”在我國甚至已經成為與“紅學”並列的一個文學研究門類。
三、法學視野下的金庸武俠小說的萌芽
武俠小說並不起源於金庸，金庸也不是現代唯一一個寫武俠小說的人。從我初識金庸到癡迷武俠，這其中也看了大量的各類武俠小說，也逐步知道了武俠小說界的若幹頂尖人物。號稱“武俠三劍客”的，當然是指金庸、梁羽生、古龍；“武俠四大家”則再加上溫瑞安，這些都是武俠小說界的“俠之大者”。雖然對“武俠三劍客”或者“武俠四大家”的小說幾乎看遍，不過私下覺得能夠讓人流連忘返、愛不釋手的，隻有金庸的武俠小說。梁羽生的武俠更像曆史小說，且每部中的曆史情節幾乎相似（隻是時間、地點、人物做了替換）；古龍的武俠更像是神話小說，人物心理、情節、行為跳躍極大且死亡率極高，“那風，起了；那雨，大了；那人，死了”，很多時候猶如朦朧詩一般；溫瑞安的武俠更像是公案小說，武俠中夾雜著各類案件，公案中夾雜著武俠故事。而金庸的武俠小說，就是明明白白擺在那裏的例子，其中對人性描寫之深刻、小說結構之嚴謹、文字運用之巧妙等，在近三十年來的文學作品之中，還找不出相似的例子來。金庸的武俠小說，既有明確的曆史時間依托和事件背景（很多時候幾乎真假不分），又有神話般的故事情節和公案般的正義追求，其史學功底、文學功底和武學功底，遠非其他大俠所能媲美。
本書萌芽於多年來對金庸武俠小說的熱愛，直接誘因則有二：一是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署名為葉克飛的80後所撰寫的《金庸政治學（一）》（譯林出版社2012年3月版），覺得既然有人從政治學角度解讀金庸的武俠小說，為什麽不能從法學角度來解讀呢？上網一搜，對金庸及其武俠的研究書籍很多，還真沒有從法學角度入手的解讀書籍呢！既然如此，作為一名多年來備受金庸武俠小說熏陶的讀者，作為一名從事法律研究多年的教師，這種事情為什麽不可以做做呢？二是在網上無意中發現，台灣華成律師事務所所長（大陸一般叫主任）劉孟錦律師，製作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看金庸學法律》（連載在“台灣法律網”，國內網站轉載後，被重新命名為《金庸法典》），還撰寫了《金庸小說法律談》等係列文章（非常遺憾沒有找到全文），以台灣地區現行律法來詮釋金庸名著中的一些事件，倒也視角獨特、寓教於樂。既然台灣律師能夠做這件事情，大陸律師為什麽不能做呢，大陸律師為什麽不能夠以大陸現行法律規定來詮釋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事件呢？說到做到，開始動筆。後來查找資料，發現大俠金庸竟然也有法律背景：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寧袁花鎮；1944年，考入重慶國立政治大學外文係，因對國民黨職業學生不滿投訴被勒令退學；曾經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後來，通過時任上海市法院院長和東吳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的堂兄查良鑒的關係，查良鏞進入東吳大學（今蘇州大學）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1949年曾發表過《從國家法論中國人民在海外的產權》等論文，為新中國政府繼承前政府在海外產權找到了充分的國際法依據。
當然，還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寫作背景很大程度上是與著者的生存現狀有關。眾所周知，我國大陸高校教師雖然名義上比較輕鬆，但其實不然。各個高校為了生存和發展都有一係列的考評機製約束教師，比如學曆的要求從原來的本科到碩士到博士、博士後甚至有的高校對博士還區分“洋博士”和“土博士”；對職稱的要求從講師到副教授再到教授，現在開始又將其分為若幹級，以實現考核的精細化；對科研的要求，從文章到著作再到課題項目、各種獎勵，（文章數量）從無到有、（刊物級別）從普（通）到核（心）、（文章字數）從少到多、（轉引摘率）從低到高等等，不一而足。顯然，要想在高校中混出點名堂，有點作為，那是不容易的。2014年年底，湖北省首次在省內高校推行職稱分類評審，開始構建多元化複合型評價體係，把教師分為教學為主、科研為主、教學科研並重、社會服務與推廣四種類型，新評審標準對教師的評價不再“唯論文論”，潛心教學、科研推廣做得好的，也同樣可以評上教授。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外表看來，複合型評價體係打破了“唯論文論”的簡單標準，但畢竟教學、社會服務與推廣等標準是一個彈性的，容易被人操縱的東西，從“唯論文論”這個簡單的、數字化的評價體係轉變為“數字+評價”的彈性評價體係，對大多數教師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暫時真的不好說。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後書》4:7）。頗有同感的是，筆者在40歲以前也把“美好的仗”打過了、“當跑的路”跑盡了。拿到博士學位證書、教授職稱證書以後的最大好處，就是終於可以“不為五鬥米而折腰”，可以不完全按照國家和學校那套僵硬死板的考評機製轉，而是安安靜靜、平平淡淡地做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本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愛好來撰寫，幾乎沒有任何功利色彩。雖然這種探究談不上什麽理論深度和學術層次，但還是很高興、很樂意去做。百年前，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問英國登山家喬治·赫伯特·雷·馬洛裏（georgeherbertleighmallory,1886年6月18日-1924年6月8日）：“你們為什麽要登山（珠穆朗瑪）？”“becauseitisthere.”（因為山在那裏），登山者馬洛裏說完這句話便消失在海拔8100米的山峰裏，再也沒有回來。其實這個世上很多事，本沒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成功的人生隻有一個：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這句話記載在宋人葉夢得所作的《避暑錄話》中，用以說明北宋著名詞人柳永的受歡迎程度：“柳永為舉子時，多遊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於世，於是聲傳一時。餘仕丹徒，嚐見一西夏歸朝官雲：‘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
這句話現在被演繹為“凡有華人處，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充分說明金庸（本名查良鏞）武俠小說在華人世界的受歡迎程度。從1955年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到1972年封筆的武俠巨作《鹿鼎記》，金庸的武俠小說獲得最廣泛的讀者群：無論文人、商人，還是科學家或政治家，無論大學教授還是中學生，可以說不分職業、文化程度、社會地位，都有“金庸迷”。換句話說，從獲得諾貝爾獎的教授，到販夫走卒，從黃土高原到美利堅，各個階層、各個地方，都有“金庸迷”。於是有人說，在中國文學史上，恐怕隻有兩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戶曉，真正做到了寫盡中國的人生，那就是曹雪芹的《紅樓夢》以及查良鏞的武俠小說。2009年3月28日晚，由香港鳳凰衛視發起、聯合中國新聞社《北京青年報》《明報》等共同主辦的“世界因你而美麗——2008影響世界華人盛典”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舉行，年過八旬的金庸先生榮獲“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9月10日，中國作協七屆八次主席團會議全票通過決議，聘請作家金庸為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
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小說形式，西洋的《三個火槍手》或者日本的《宮本武藏》都不能視為武俠小說。金庸武俠小說的影響範圍，絕不僅限於華人世界，其武俠小說也先後被譯為多國文字，廣泛流傳於世界各地。英文版較早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雪山飛狐》（foxvntofthesnowymountain,1993年版）和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書劍恩仇錄》（thebookandthesword,2002年版）、《鹿鼎記》（thedeerandthecauldron,1998年版）；法語版有《射雕英雄傳》；日語版則是由日本最具規模的德間出版社出版日文版全集，並且多次再版。此外，東南亞地區已先後出版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馬來文等文字譯本，1995年出版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漢語簡體版本，其餘文種均是盜譯，流傳廣泛；韓文版的金庸武俠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末已大行其道，共有12家韓國出版社盜譯了金庸的全部武俠小說。直到2009年，金庸才正式授權韓國出版社出版他的韓文版作品。希伯來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後，在以色列大學生中也大受歡迎。
二、初識金庸、癡迷武俠到成年人童話
初識金庸武俠小說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從小到大，雖然自己不算乖乖兒、優等生，但還算是父母庇護下的“聽話者”、老師教導不折不扣的“執行者”。一般父母老師不允許做的事情，大多還是不做的，雖然很多時候內心也“蠢蠢欲動”“躍躍欲試”。還記得1986年正在縣城城關中學讀初二，班上坐在後麵的幾個成績不太好的男同學總是鬼鬼祟祟進行著什麽“勾當”。我努力地湊過去想了解一下，被他們堅決地排斥開了。趁著他們一個疏忽，我終於搞清楚了他們正在看一套名為《射雕英雄傳》的書籍。這套書的具體出版社及出版年代已經沒有印象了，隻記得被印成了七至八冊的模樣，大家都在搶著要看。除了那個直接從外麵借回來的同學外，其他沒有一個同學是從頭看起的，拿到哪本就看哪本，沒有看到開頭又有什麽關係呢！為了趕時間（估計租金不便宜），大家基本上都在上課時看，壓在課本的下麵偷偷看。今天看來，這種做法雖然被視為“大逆不道”，卻似乎是很多同齡人的做法，如報紙上就有人提到當年其為防止被老師發現，隻能把小說放在抽屜裏，然後把教科書攤開遮住大半本書，從教科書的縫隙中“逐行掃描”。在我的苦苦哀求和“向老師報告”威脅的雙重作用下，終於也得到了看一節課的特權，就是這短短的一節課時間，我開始認識了黃蓉、郭靖、周伯通、歐陽鋒等形形色色的角色，開始了我的武俠之旅。
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我逐漸進入了他們的圈子，開始廣泛地閱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其實，所謂的“廣泛”，說法並不科學，當時也就是對《射雕英雄傳》《笑傲江湖》等少數幾部經典的反複閱讀。後來，覺得老是看別人借的書不好意思，決定自己購買一套《射雕英雄傳》。猶豫了好幾天，終於某日期期艾艾地走到書攤（當時的新華書店沒這種書賣）老板麵前，老板偷偷摸摸地從書攤下麵拿出了兩本淡黃色封皮、十六開本的《射雕英雄傳》（上下冊，長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1版）：“4元，要不要？”我看了看標價，明明是“3.60元”，老板要黑我0.4元。要知道我當時每天的早餐費也就0.2元，一般可以節約下4-6分錢，四元錢相當於我三個月早餐結餘！猶豫再三還是買下，這套書後來被看了多少遍已經數不清楚了，隻知道終於在某天晚上被父親發現壓在英語書下麵偷看時，怒火中燒地撕為兩半，直到高考完畢後才允許我將其黏合複原。
中學時光看武俠小說，似乎是一件極為“大逆不道”，也被老師家長所強烈批判，將其視為“洪水猛獸”的事情。到了大學期間甚至畢業後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如何看待這種癡迷於武俠小說的態度：羞恥、困惑抑或慚愧？直到有一天，看到了一篇介紹著名科學家華羅庚和武俠小說家梁羽生對話的文章，其中華羅庚將武俠小說稱為“成年人的童話”，心中才豁然開朗。誰說不是呢？武俠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期望中快意恩仇、鮮衣怒馬的人從少年時代開始，到成年時代以後，就已經心向往之的傳奇故事！每個人都有一個江湖夢，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武俠小說的主角。但是，現實之殘酷打破了幻想，畢竟不可能每個人都是大俠！所以，兒時不懂、成人難夢，它是成年人的童話，也是每個人心中最隱秘的夢想！誰都知道兒童需要童話，成人何嚐不需要自己的童話呢？其實許多大學者都愛讀武俠，甚至一些著名高等學府的教授們，都是武俠小說的“粉絲”。不少學者通過經濟學、曆史學、政治學等角度對武俠小說中的角色及其行為進行分析。現在，“金學”在我國甚至已經成為與“紅學”並列的一個文學研究門類。
三、法學視野下的金庸武俠小說的萌芽
武俠小說並不起源於金庸，金庸也不是現代唯一一個寫武俠小說的人。從我初識金庸到癡迷武俠，這其中也看了大量的各類武俠小說，也逐步知道了武俠小說界的若幹頂尖人物。號稱“武俠三劍客”的，當然是指金庸、梁羽生、古龍；“武俠四大家”則再加上溫瑞安，這些都是武俠小說界的“俠之大者”。雖然對“武俠三劍客”或者“武俠四大家”的小說幾乎看遍，不過私下覺得能夠讓人流連忘返、愛不釋手的，隻有金庸的武俠小說。梁羽生的武俠更像曆史小說，且每部中的曆史情節幾乎相似（隻是時間、地點、人物做了替換）；古龍的武俠更像是神話小說，人物心理、情節、行為跳躍極大且死亡率極高，“那風，起了；那雨，大了；那人，死了”，很多時候猶如朦朧詩一般；溫瑞安的武俠更像是公案小說，武俠中夾雜著各類案件，公案中夾雜著武俠故事。而金庸的武俠小說，就是明明白白擺在那裏的例子，其中對人性描寫之深刻、小說結構之嚴謹、文字運用之巧妙等，在近三十年來的文學作品之中，還找不出相似的例子來。金庸的武俠小說，既有明確的曆史時間依托和事件背景（很多時候幾乎真假不分），又有神話般的故事情節和公案般的正義追求，其史學功底、文學功底和武學功底，遠非其他大俠所能媲美。
本書萌芽於多年來對金庸武俠小說的熱愛，直接誘因則有二：一是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署名為葉克飛的80後所撰寫的《金庸政治學（一）》（譯林出版社2012年3月版），覺得既然有人從政治學角度解讀金庸的武俠小說，為什麽不能從法學角度來解讀呢？上網一搜，對金庸及其武俠的研究書籍很多，還真沒有從法學角度入手的解讀書籍呢！既然如此，作為一名多年來備受金庸武俠小說熏陶的讀者，作為一名從事法律研究多年的教師，這種事情為什麽不可以做做呢？二是在網上無意中發現，台灣華成律師事務所所長（大陸一般叫主任）劉孟錦律師，製作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看金庸學法律》（連載在“台灣法律網”，國內網站轉載後，被重新命名為《金庸法典》），還撰寫了《金庸小說法律談》等係列文章（非常遺憾沒有找到全文），以台灣地區現行律法來詮釋金庸名著中的一些事件，倒也視角獨特、寓教於樂。既然台灣律師能夠做這件事情，大陸律師為什麽不能做呢，大陸律師為什麽不能夠以大陸現行法律規定來詮釋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事件呢？說到做到，開始動筆。後來查找資料，發現大俠金庸竟然也有法律背景：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出生在浙江海寧袁花鎮；1944年，考入重慶國立政治大學外文係，因對國民黨職業學生不滿投訴被勒令退學；曾經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後來，通過時任上海市法院院長和東吳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的堂兄查良鑒的關係，查良鏞進入東吳大學（今蘇州大學）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1949年曾發表過《從國家法論中國人民在海外的產權》等論文，為新中國政府繼承前政府在海外產權找到了充分的國際法依據。
當然，還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寫作背景很大程度上是與著者的生存現狀有關。眾所周知，我國大陸高校教師雖然名義上比較輕鬆，但其實不然。各個高校為了生存和發展都有一係列的考評機製約束教師，比如學曆的要求從原來的本科到碩士到博士、博士後甚至有的高校對博士還區分“洋博士”和“土博士”；對職稱的要求從講師到副教授再到教授，現在開始又將其分為若幹級，以實現考核的精細化；對科研的要求，從文章到著作再到課題項目、各種獎勵，（文章數量）從無到有、（刊物級別）從普（通）到核（心）、（文章字數）從少到多、（轉引摘率）從低到高等等，不一而足。顯然，要想在高校中混出點名堂，有點作為，那是不容易的。2014年年底，湖北省首次在省內高校推行職稱分類評審，開始構建多元化複合型評價體係，把教師分為教學為主、科研為主、教學科研並重、社會服務與推廣四種類型，新評審標準對教師的評價不再“唯論文論”，潛心教學、科研推廣做得好的，也同樣可以評上教授。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外表看來，複合型評價體係打破了“唯論文論”的簡單標準，但畢竟教學、社會服務與推廣等標準是一個彈性的，容易被人操縱的東西，從“唯論文論”這個簡單的、數字化的評價體係轉變為“數字+評價”的彈性評價體係，對大多數教師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暫時真的不好說。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後書》4:7）。頗有同感的是，筆者在40歲以前也把“美好的仗”打過了、“當跑的路”跑盡了。拿到博士學位證書、教授職稱證書以後的最大好處，就是終於可以“不為五鬥米而折腰”，可以不完全按照國家和學校那套僵硬死板的考評機製轉，而是安安靜靜、平平淡淡地做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本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愛好來撰寫，幾乎沒有任何功利色彩。雖然這種探究談不上什麽理論深度和學術層次，但還是很高興、很樂意去做。百年前，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問英國登山家喬治·赫伯特·雷·馬洛裏（georgeherbertleighmallory,1886年6月18日-1924年6月8日）：“你們為什麽要登山（珠穆朗瑪）？”“becauseitisthere.”（因為山在那裏），登山者馬洛裏說完這句話便消失在海拔8100米的山峰裏，再也沒有回來。其實這個世上很多事，本沒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成功的人生隻有一個：按照自己的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