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
推心置腹的談話能感染別人，池田會長奔走世界各地，與各國的首腦和學者會麵、懇談，從生命與生命的觸發，推演出人類幸福世界和平的前進步伐。這篇短文，他便展示了金庸先生在大時代中貫徹信念的精神境界。
波瀾萬丈的人生。如小說中的英雄人物一股“鋤強扶弱”的俠氣，正是金庸先生的人生。
他是一位人稱世界上無論到哪裏，“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說”的大作家。從市井小巷的販夫以至大學教授，中學生到老人家，大家都追看他的武俠小說。讀者人數不知有幾億，人數之多不可估計。有人說他的小說裏有“中國人的心靈故鄉”。
他小說裏的英雄人物，總是“見義勇為”的。將“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以至與惡人戰鬥，自己不惜走進危險的境地去。這是民眾心中的英雄。這些故事當中，有因懲戒弄權腐敗的貪官而被通緝的大俠，有為救朋友而不顧敵方正等待他來送死的壯士，有被他人陷害而蒙汙的正義之士，有為那些欲救自己心愛女子的丈夫而身陷火海的青年，也有多愁善感的少年經曆人生的試煉而成為英雄豪傑的故事。
金庸先生所描寫的，是本著信義、經千錘百煉的男兒，還有與他們一起麵對命運的“真情女性”。每一個人物在他的筆下都是有血有肉的，十個人就有十種不同的性格，無一相同。他說：“我最想寫的人物，是在困境中本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忍下去、排除萬難而奮鬥的人，因為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樣子啊！”這也就是金庸先生本人的人生吧！
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鏞，一九二四年生於浙江。他的先祖也是富有正義感的人。金庸先生最敬重的祖父查文清公，是清朝末年一位知縣。那時，在丹陽這地方，發生了民眾火燒基督教教堂的事件，起因是他們憎恨這西歐列強侵略者的先頭部隊。主謀者雖要被處刑，但保護他逃亡的就是查知縣。事後查知縣個人承擔所有責任，表現出“舍身救民”的氣概。
金庸先生的一生，就是秉承祖先這種“傲骨”。他在學校的成績名列第一，卻遭到兩次退學的處分。第一次是十七歲時，他在學校壁報上撰寫了一篇文章，諷刺人皆憎厭的訓導主任，結果得到同學們的喝彩，卻被校方開除學籍。第二次是二十歲時，他立誌要成為外交官而考進重慶大學，在那裏，他的成績也是第一名，但他不滿當時國民黨學生橫行校園、欺負其他同學的暴行，於是向校方投訴，結果反遭勒令退學。
後來，他在香港創辦《明報》，亦遇上多番波折。他對我說：“我常常堅守自己的主張，為此有時成為暗殺的目標，麵對威脅生命的重大壓力。不過，是非、善惡是清楚的，我從不向不合道理的壓力屈服。我對自己這樣說：‘即使危險迫在眼前，感到恐怖也不膽怯退卻。因為我不想被小說中的英雄們取笑啊！’”正如金庸先生所說，他自己也是個“奮不顧身”的男兒，當他的長子去世時，他仍繼續為報紙寫社評，因為他必須寫。
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的意誌，是無論什麽也不可以改變的。他小說中的人物說：“大丈夫能分清恩與仇。”即受到恩惠，便應盡所能去報答；受到惡意對待，也永不忘記對方，是分清黑白的行動者。所以能與善人交友，不會輕易交上惡人。這與連恩仇也很快忘記的日本人剛好相反。
另外，“大勇”與“蠻勇”是不同的，英雄不會露出英雄相。金庸先生仁厚大度、笑容滿麵、質樸寡言、毫不裝飾。他的學問如深山曠野般淵博，從口中流露出來的見解，如清流甘泉。“日本人即使在其他方麵優秀，但在國際感覺上就不可以這樣說。例如，某人縱有學問和優秀才能，但人際關係卻搞得不好，這樣會使人誤解他是個惡人。”他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到現在還未對其侵略行為做出誠懇的謝罪。“我的家庭本來很富裕，但遭日本軍燒掉了。母親在戰爭中因沒有足夠的藥物和看護而去世，弟弟也死了。”《論語》有雲：“小人之過必文。”犯了過錯，卻用說話來掩飾、否認的就是小人。若一而再地重複下去，便會不受信賴。日本也缺乏“義”啊！所謂“義者，人之大本也”，（《淮南子》）明白正確道理的人，才是人中之人，在中國來說，這就是所謂“文明”了。中國本來就是個對異民族寬容、開放的國家。金庸先生指出，在唐代非漢族人而成為宰相的最少有二十三人。不計較出身，從中國來看隻要有“文明”的話便可以，就是說，隻要同是走在“義”這條人間之道的話，就是朋友。這一點，跟日本以先天性“血統”來歸結的做法根本不同。在日本，如果引入了日本民族以外的“血統”的話，就永遠視他為“外人”。然而以文明來統合的，就是人間主義，是具有普遍性的。湯恩比博士的遺書也有“向中國學習”。這是說，今後向著全球一體化的時代，應向有史以來以一個文明圈發展過來的中國學習，好好學習她的智慧。最應要向中國學習的，不正是鄰國日本嗎？被評為最能表現出這種“中國心”的就是金庸文學。所謂這個“心”——就是貫徹與迫害戰鬥到底的信念，即使舍命也絕不後悔。我與金庸先生，就是以這種心情締結起友情的。我們一見麵，金庸先生便以堅決的口吻說：“中國有句格言：‘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不遭妒忌的人，絕不是大人物！”
原載於《明報月刊》二〇〇二年第一期
推心置腹的談話能感染別人，池田會長奔走世界各地，與各國的首腦和學者會麵、懇談，從生命與生命的觸發，推演出人類幸福世界和平的前進步伐。這篇短文，他便展示了金庸先生在大時代中貫徹信念的精神境界。
波瀾萬丈的人生。如小說中的英雄人物一股“鋤強扶弱”的俠氣，正是金庸先生的人生。
他是一位人稱世界上無論到哪裏，“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說”的大作家。從市井小巷的販夫以至大學教授，中學生到老人家，大家都追看他的武俠小說。讀者人數不知有幾億，人數之多不可估計。有人說他的小說裏有“中國人的心靈故鄉”。
他小說裏的英雄人物，總是“見義勇為”的。將“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以至與惡人戰鬥，自己不惜走進危險的境地去。這是民眾心中的英雄。這些故事當中，有因懲戒弄權腐敗的貪官而被通緝的大俠，有為救朋友而不顧敵方正等待他來送死的壯士，有被他人陷害而蒙汙的正義之士，有為那些欲救自己心愛女子的丈夫而身陷火海的青年，也有多愁善感的少年經曆人生的試煉而成為英雄豪傑的故事。
金庸先生所描寫的，是本著信義、經千錘百煉的男兒，還有與他們一起麵對命運的“真情女性”。每一個人物在他的筆下都是有血有肉的，十個人就有十種不同的性格，無一相同。他說：“我最想寫的人物，是在困境中本著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忍下去、排除萬難而奮鬥的人，因為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樣子啊！”這也就是金庸先生本人的人生吧！
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鏞，一九二四年生於浙江。他的先祖也是富有正義感的人。金庸先生最敬重的祖父查文清公，是清朝末年一位知縣。那時，在丹陽這地方，發生了民眾火燒基督教教堂的事件，起因是他們憎恨這西歐列強侵略者的先頭部隊。主謀者雖要被處刑，但保護他逃亡的就是查知縣。事後查知縣個人承擔所有責任，表現出“舍身救民”的氣概。
金庸先生的一生，就是秉承祖先這種“傲骨”。他在學校的成績名列第一，卻遭到兩次退學的處分。第一次是十七歲時，他在學校壁報上撰寫了一篇文章，諷刺人皆憎厭的訓導主任，結果得到同學們的喝彩，卻被校方開除學籍。第二次是二十歲時，他立誌要成為外交官而考進重慶大學，在那裏，他的成績也是第一名，但他不滿當時國民黨學生橫行校園、欺負其他同學的暴行，於是向校方投訴，結果反遭勒令退學。
後來，他在香港創辦《明報》，亦遇上多番波折。他對我說：“我常常堅守自己的主張，為此有時成為暗殺的目標，麵對威脅生命的重大壓力。不過，是非、善惡是清楚的，我從不向不合道理的壓力屈服。我對自己這樣說：‘即使危險迫在眼前，感到恐怖也不膽怯退卻。因為我不想被小說中的英雄們取笑啊！’”正如金庸先生所說，他自己也是個“奮不顧身”的男兒，當他的長子去世時，他仍繼續為報紙寫社評，因為他必須寫。
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大丈夫的意誌，是無論什麽也不可以改變的。他小說中的人物說：“大丈夫能分清恩與仇。”即受到恩惠，便應盡所能去報答；受到惡意對待，也永不忘記對方，是分清黑白的行動者。所以能與善人交友，不會輕易交上惡人。這與連恩仇也很快忘記的日本人剛好相反。
另外，“大勇”與“蠻勇”是不同的，英雄不會露出英雄相。金庸先生仁厚大度、笑容滿麵、質樸寡言、毫不裝飾。他的學問如深山曠野般淵博，從口中流露出來的見解，如清流甘泉。“日本人即使在其他方麵優秀，但在國際感覺上就不可以這樣說。例如，某人縱有學問和優秀才能，但人際關係卻搞得不好，這樣會使人誤解他是個惡人。”他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到現在還未對其侵略行為做出誠懇的謝罪。“我的家庭本來很富裕，但遭日本軍燒掉了。母親在戰爭中因沒有足夠的藥物和看護而去世，弟弟也死了。”《論語》有雲：“小人之過必文。”犯了過錯，卻用說話來掩飾、否認的就是小人。若一而再地重複下去，便會不受信賴。日本也缺乏“義”啊！所謂“義者，人之大本也”，（《淮南子》）明白正確道理的人，才是人中之人，在中國來說，這就是所謂“文明”了。中國本來就是個對異民族寬容、開放的國家。金庸先生指出，在唐代非漢族人而成為宰相的最少有二十三人。不計較出身，從中國來看隻要有“文明”的話便可以，就是說，隻要同是走在“義”這條人間之道的話，就是朋友。這一點，跟日本以先天性“血統”來歸結的做法根本不同。在日本，如果引入了日本民族以外的“血統”的話，就永遠視他為“外人”。然而以文明來統合的，就是人間主義，是具有普遍性的。湯恩比博士的遺書也有“向中國學習”。這是說，今後向著全球一體化的時代，應向有史以來以一個文明圈發展過來的中國學習，好好學習她的智慧。最應要向中國學習的，不正是鄰國日本嗎？被評為最能表現出這種“中國心”的就是金庸文學。所謂這個“心”——就是貫徹與迫害戰鬥到底的信念，即使舍命也絕不後悔。我與金庸先生，就是以這種心情締結起友情的。我們一見麵，金庸先生便以堅決的口吻說：“中國有句格言：‘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不遭妒忌的人，絕不是大人物！”
原載於《明報月刊》二〇〇二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