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開始要嚴密監控以黎巴嫩為中心的中東地區往來於日本列島的所有航班、貨輪以及郵件！都聽清楚了嗎？”座落於日本東京皇宮附近霞關的日本公安調查廳總部之內，身為長官的小鬆重威此刻正麵對著自己麵前通過先進的視頻係統聚集一堂的調查一部、調查二部及遍布日本的各分支機構的主要負責人大聲的命令道。
一向自詡為東亞民主政治楷模的日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卻是不可不扣的警察國家。即便是被稱為日本曆史上最為開明的“大正德謨克拉西”（注3）時代，為了箝製民眾的思想，日本警視廳也在總監官房高等課中分離出了所謂的“特高課”。1915年更頒布了惡名昭彰的“治安維持法”，賦予“特高課”警察以高度的政治性，直屬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長指揮，在國家的名義下，將對人民的監控予以正當化。
二戰結束之後，盡管全權接管日本列島的美國軍方曾一度以清理軍國主義思想殘餘的名義解散了日本的秘密警察組織。但是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擔心日本本土也遭到共產主義思潮衝擊的美國政府還是祭起了“特務統治”的法寶，在日本國內成立了“法務廳特別審查局”展開了規模空前“赤狩”（即逮捕日本國內有共產主義傾向的民主人士）。
今天的日本公安調查廳可以說與當年的“法務廳特別審查局”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名義上除了負責調查監視日本共產黨和工會等團體並負責對中國、俄羅斯和朝鮮等國情報工作的調查一部之外，今天的日本公安調查廳還設有負責調查監視在日本的外國人的犯罪活動及日本右翼分子的調查二部。
不過隨著日本戰後政壇的紛亂局勢，原先肩負著是對內進行偵察、控製、監視國內持不同政見人士和團體；對外負責搜集反間諜、監視外僑，特別是中、朝僑民的日本公安調查廳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替政客解決“麻煩”的私人武裝。其工作除了驅逐環保人士，為政客掩醜一類的粗活之外。還有便是利用那種突發事件來轉移民眾視線。
而這一次在日本全國範圍對來自中東地區旅客的“強化治安”行動事實上也是來自於日本政壇元老的授意。在對日本公安調查廳所屬的2個調查部和全各地的分支機構完成了相關部署之後。身為長官的小鬆重威立刻撥通了外務省藤原貞敏子小姐的電話。“小鬆長官的效率真是令人欽佩啊！”在簡單的介紹完了自己的工作之後，電話那頭立即傳來了藤原貞敏子銀鈴般的笑聲。
“那裏！那裏！要不是藤原小姐第一時間帶回了赤軍再起的情報，我這一次可是會有大麻煩的呀！所以我想在合適的時候用私人的方式向藤原小姐表示一下謝意！”聽到藤原貞敏子那嫵媚的笑聲，小鬆重威感到自己全身的骨骼都仿佛瞬間要溶化掉了一下。語氣之中不免當即顯露出日本男人所特有的輕浮來。“那我就卻之不恭了！”電話那頭的藤原貞敏子竟然沒有絲毫推脫的意思。這一點更令已經吃了多次閉門羹的小鬆重威欣喜若狂。
放下了與小鬆重威的電話，藤原貞敏子又拿起了自己手邊的那張表格上，在日本公安調查廳的位置上打了一個鮮紅的勾。回到了日本之後，藤原貞敏子表麵上依舊是日本外務省的職員。和大多數日本政府的“貴n代”一樣。在曆任了歐洲局的日本駐法國文化參讚和中南美局的日本駐巴拉圭大使之後，藤原貞敏子將有資本進入日本外務省的高層，如果不出什麽意外的話，她很機會出任外務省最重要的亞洲和大洋洲局的副局長，為成為外相積蓄經驗和人脈。
但是理應正在休假之中的藤原貞敏子此刻卻並不清閑，短短一天的時間在位於日本京都的祖宅之中，藤原貞敏子便調動了自己所有的人脈和關係。調動了包括日本警察廳、公安調查廳、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乃至日本最高級別的情報機關—內閣情報調查室等各方麵的力量。而即便是如此如臨大敵的全麵動作，藤原貞敏子還是依舊無法放心。除了她所麵對的對手已經處心積慮、積蓄了太過於強大的力量之外，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在目前的情況下她還無法了解日本國內真正可以左右大局發展的一支力量—自衛隊的態度。
“赤軍”、“草雉劍”、“重信房子”、“自衛隊”藤原貞敏子伸出自己的芊芊玉指拿起筆在自己麵前的紙上寫下了這四個表麵上互不相關的名詞。對於日本赤軍的曆史，藤原貞敏子並不陌生。事實上這股曾經活躍於日本國內乃至全世界舞台之上的左翼激進勢力也是她來到日本的主要原因。日本赤軍最早出現於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直接的誘導因素是20世紀6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學生運動。
如果從太空中遙望20世紀60年代的地球，整個蔚藍色的星球之上幾乎所有被海洋所包圍的陸地都被被紅色的革命熱情所覆蓋。從西方世界的美國、法國、德國、英國，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再到南美洲大陸的阿根廷、智利等國家。幾乎到處都是人頭攢動的青年，高舉著旗子、揮灑著汗水與熱血、表達著憤怒和反叛，在的大地之上遊走。
這種前所未有的極端思潮的出現，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既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嬰兒潮”和“人口爆炸”以及世界各國經濟的急速發展、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有越南戰爭和冷戰兩大陣營之間意識形態相互滲透的直接影響。但是在藤原貞敏子眼中任何一個政府機能健全的國家內部出現大範圍的學生運動其背後必然存在著政治勢力的推手。而這一點在日本也不例外。20世紀60年代末的日本學生運動的主流思潮是清算戰前軍國主義教育餘毒、反戰、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簽訂（當然也有反對學費上漲這個比較直接的主題）。如果僅從表麵上來看鼓動當時的日本學生走向與政府對抗的力量似乎應該來自於以日本共產黨為首的左翼勢力。
但事實上隨著藤原貞敏子來到日本並進入“菊之社”組織的高層，“日本赤軍”崛起的真相卻令她在第一時間幾乎瞠目結舌。真正在幕後不斷支持日本學生運動和後來的“日本赤軍”的力量竟是日本皇室。這個答案盡管令人匪夷所思。但真正細究起來卻並非全無道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慘敗，曾經在明治維新後乾綱獨斷的日本皇室被美國占領軍架空成了傀儡。連最後一絲“君權神授”的畫皮都被麥克阿瑟撕落在地。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皇室要想東山再起除了利用民間盲從而衝動的青年幾乎再無第二條道路可走。
理論上日本國內還有一些心懷“尊王攘夷”的極端右翼，但是在美國占領軍的長期掃蕩和華盛頓一手扶持的現代化政黨體製的拉攏之下。右翼的力量在20世紀60年代根本形不成氣候。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皇室惟有秘密支持與自己的理念幾乎背道而馳的日本左翼勢力。當然按照藤原貞敏子後來所閱讀的一些“菊之社”當年的絕密資料，事實上“日本皇室”扶植國內的左翼勢力除了向美國占領軍和日本國內那些對著美國人搖尾乞憐的政客施壓之外還有著精明的外部算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美國強大工業實力碾壓到死的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早已提出日本在未來要想擺脫美國的控製必須尋求外部力量的支援。而放眼全球可以與華盛頓一較高下的似乎隻有莫斯科主導之下的鐵幕帝國。但是斯拉夫人貪婪成性，曾在遠東與之周旋多年的日本人自然不會犯與虎謀皮的錯誤。而一場近在咫尺的朝鮮戰爭卻令日本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當時的日本眼中，日益崛起的嶄新中國已經成為了東亞地區無可取代的主導力量。盡管在朝鮮戰爭中，中國還要假蘇聯的一臂之力。但是可以想見加以時日中國必定會成為北拒蘇俄，東抗美帝的亞洲中心。而關於與未來強大的中國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國內便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股勢力。
根據“菊之社”內部的稱謂其中一股被稱為“遣唐派”。在“遣唐派”眼中未來的中國在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沉淪之後必然將再度雄起，成為象盛唐那樣的亞洲霸主乃至世界中心，而日本在走過50年的輝煌和戰爭的消耗後仍需要相當一段時間的雌伏。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日本不如仿效“奈良”和“平安”時代那樣向中國輸誠，依附於中國所建立的東亞新秩序之下。先借助中國的力量驅逐美國加之於日本列島的影響和桎梏。再通過貿易、科技和文化的交流，重新走向興盛和富強。
與“遣唐派”相對的則是“抗元派”。“抗元派”並不否認中國的再度崛起。但是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強盛所帶來的將會為東亞帶來一個富有攻擊性的地區霸主。未來的中國將會象忽必烈時代的蒙元那樣對四鄰用兵，而首當其衝的必然是一衣帶水的日本。在這樣的情況下，但憑日本的力量將無力與之正麵抗衡。必須借助美國的力量。不過“抗元派”也不主張日本處處受製於美國，完全將列島的沉浮交由華盛頓來操控。畢竟在國家利益麵前，所有的紙麵同盟和甜言蜜語都靠不住。
“遣唐派”和“抗元派”雖然立場不同，但是在手段上卻是相近的。他們認為鼓動日本各階層之中最為激進的學生在國內製造混亂，既有利於向美國展示“大和民族”的力量，同時也可以聲援當時與美、蘇同時交惡的中國。也正因如此在日本國內的學潮慢慢陷入低落的情況下，更為激進的日本赤軍開始登上曆史舞台。
準確地說，日本赤軍共分為“赤軍派”，“聯合赤軍”和“日本赤軍”三大派係。而其中“赤軍派”和“聯合赤軍”用“菊之社”的話說都是失敗的“調試品”（試驗品）。畢竟“菊之社”需要的不是在日本國內製造混亂的革命者。而是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張揚日本旗幟的國際恐怖分子集團。在這個方麵又被稱為“阿拉伯赤軍”的“日本赤軍”顯然最符合“菊之社”的期許。也正因如此活躍於中東地區的“日本赤軍”的政治生命要比另兩支同宗兄弟長的多。
在令“日本赤軍”一戰成名的以色列特拉維夫的羅德機場（今天的本.古裏安機場）襲擊事件中，3名來自日本的恐怖分子用捷克製v-58型衝鋒槍和手榴彈殺傷了100名無辜民眾。日本政府為此輕鬆的獲得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好感，乃至於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中輕鬆過關。甚至連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日本政府仍可以借助“日本赤軍”的能量從伊拉克接回被薩達姆扣為人肉盾牌的日本僑民。
不過連參與以色列特拉維夫襲擊事件的“日本赤軍”成員中唯一的幸存者—岡本公三也無法解釋自己千裏迢迢的來中東趟渾水的原因。隻能在以色列的軍事法庭上陳述動機時說：“作為日本人當然應該回日本鬧革命，但我認為世界革命應該在全世界發起，不應該有地域性特點。”如此草薦人名的說法，背後是日本“菊之社”在中東地區的廣泛投資和培植勢力。在日本看來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東地區正是避開美、蘇兩大勢力的包夾，擴充自身軍事勢力的理想平台。
即使是在“日本赤軍”最活躍的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他們在中東地區也沒有再獨立實施恐怖襲擊。顯然在“菊之社”看來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行動已經獲取了不擅長權謀的阿拉伯人足夠的信任。君不按在阿拉伯世界，屠殺平民的那三個日本已經成為了英雄。那年出生的阿拉伯男孩，據說有相當多人的名字叫“okudaira”，就為了紀念那位為阿拉伯人犧牲了的日本人奧平剛士。阿拉伯人也沒有忘記被捕的岡本公三。馬以談判，無論是秘密的還是公開的，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人釋放的名單中，第一名始終是“岡本公三”。再繼續獨立在中東發動恐怖襲擊非但起不到“錦上添花”的效果，反而會導致以色列的報複。
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赤軍”的攻擊目標開始轉向了東南亞，而這一個時間段恰恰是日本企業大規模“南進”與日益崛起的東南亞四小龍爭奪當地市場的關鍵節點。“日本赤軍”在那場商戰的背後為那些被稱為“日本經濟師團”的株式會社提供了多大的助力或許永遠是一個謎。
隨著中東局勢的緩和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市場的穩固。“日本赤軍”對於“菊之社”的利用價值開始逐漸衰竭。而作為“日本赤軍”最高領導人的重信房子個人權力欲望的膨脹和失控更令“菊之社”不得不作出了棄子的選擇。1987年丸岡修和泉水博的先後被捕背後都有“菊之社”的操控，但這種打擊更多的是為了清洗“日本赤軍”中重信房子的個人勢力，並非將“日本赤軍”連根拔起。而在“菊之社”內部的“草雉劍”係統接管了“日本赤軍”的領導權後，這支逐漸淡出世人視野的國際恐怖組織集團變得更加危險。他們已經不再甘心成為日本政府的影子兵團，這一次他們要作的是“平成維新”。
一向自詡為東亞民主政治楷模的日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卻是不可不扣的警察國家。即便是被稱為日本曆史上最為開明的“大正德謨克拉西”（注3）時代，為了箝製民眾的思想，日本警視廳也在總監官房高等課中分離出了所謂的“特高課”。1915年更頒布了惡名昭彰的“治安維持法”，賦予“特高課”警察以高度的政治性，直屬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長指揮，在國家的名義下，將對人民的監控予以正當化。
二戰結束之後，盡管全權接管日本列島的美國軍方曾一度以清理軍國主義思想殘餘的名義解散了日本的秘密警察組織。但是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擔心日本本土也遭到共產主義思潮衝擊的美國政府還是祭起了“特務統治”的法寶，在日本國內成立了“法務廳特別審查局”展開了規模空前“赤狩”（即逮捕日本國內有共產主義傾向的民主人士）。
今天的日本公安調查廳可以說與當年的“法務廳特別審查局”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名義上除了負責調查監視日本共產黨和工會等團體並負責對中國、俄羅斯和朝鮮等國情報工作的調查一部之外，今天的日本公安調查廳還設有負責調查監視在日本的外國人的犯罪活動及日本右翼分子的調查二部。
不過隨著日本戰後政壇的紛亂局勢，原先肩負著是對內進行偵察、控製、監視國內持不同政見人士和團體；對外負責搜集反間諜、監視外僑，特別是中、朝僑民的日本公安調查廳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替政客解決“麻煩”的私人武裝。其工作除了驅逐環保人士，為政客掩醜一類的粗活之外。還有便是利用那種突發事件來轉移民眾視線。
而這一次在日本全國範圍對來自中東地區旅客的“強化治安”行動事實上也是來自於日本政壇元老的授意。在對日本公安調查廳所屬的2個調查部和全各地的分支機構完成了相關部署之後。身為長官的小鬆重威立刻撥通了外務省藤原貞敏子小姐的電話。“小鬆長官的效率真是令人欽佩啊！”在簡單的介紹完了自己的工作之後，電話那頭立即傳來了藤原貞敏子銀鈴般的笑聲。
“那裏！那裏！要不是藤原小姐第一時間帶回了赤軍再起的情報，我這一次可是會有大麻煩的呀！所以我想在合適的時候用私人的方式向藤原小姐表示一下謝意！”聽到藤原貞敏子那嫵媚的笑聲，小鬆重威感到自己全身的骨骼都仿佛瞬間要溶化掉了一下。語氣之中不免當即顯露出日本男人所特有的輕浮來。“那我就卻之不恭了！”電話那頭的藤原貞敏子竟然沒有絲毫推脫的意思。這一點更令已經吃了多次閉門羹的小鬆重威欣喜若狂。
放下了與小鬆重威的電話，藤原貞敏子又拿起了自己手邊的那張表格上，在日本公安調查廳的位置上打了一個鮮紅的勾。回到了日本之後，藤原貞敏子表麵上依舊是日本外務省的職員。和大多數日本政府的“貴n代”一樣。在曆任了歐洲局的日本駐法國文化參讚和中南美局的日本駐巴拉圭大使之後，藤原貞敏子將有資本進入日本外務省的高層，如果不出什麽意外的話，她很機會出任外務省最重要的亞洲和大洋洲局的副局長，為成為外相積蓄經驗和人脈。
但是理應正在休假之中的藤原貞敏子此刻卻並不清閑，短短一天的時間在位於日本京都的祖宅之中，藤原貞敏子便調動了自己所有的人脈和關係。調動了包括日本警察廳、公安調查廳、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乃至日本最高級別的情報機關—內閣情報調查室等各方麵的力量。而即便是如此如臨大敵的全麵動作，藤原貞敏子還是依舊無法放心。除了她所麵對的對手已經處心積慮、積蓄了太過於強大的力量之外，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在目前的情況下她還無法了解日本國內真正可以左右大局發展的一支力量—自衛隊的態度。
“赤軍”、“草雉劍”、“重信房子”、“自衛隊”藤原貞敏子伸出自己的芊芊玉指拿起筆在自己麵前的紙上寫下了這四個表麵上互不相關的名詞。對於日本赤軍的曆史，藤原貞敏子並不陌生。事實上這股曾經活躍於日本國內乃至全世界舞台之上的左翼激進勢力也是她來到日本的主要原因。日本赤軍最早出現於上個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其直接的誘導因素是20世紀6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學生運動。
如果從太空中遙望20世紀60年代的地球，整個蔚藍色的星球之上幾乎所有被海洋所包圍的陸地都被被紅色的革命熱情所覆蓋。從西方世界的美國、法國、德國、英國，到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再到南美洲大陸的阿根廷、智利等國家。幾乎到處都是人頭攢動的青年，高舉著旗子、揮灑著汗水與熱血、表達著憤怒和反叛，在的大地之上遊走。
這種前所未有的極端思潮的出現，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既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嬰兒潮”和“人口爆炸”以及世界各國經濟的急速發展、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有越南戰爭和冷戰兩大陣營之間意識形態相互滲透的直接影響。但是在藤原貞敏子眼中任何一個政府機能健全的國家內部出現大範圍的學生運動其背後必然存在著政治勢力的推手。而這一點在日本也不例外。20世紀60年代末的日本學生運動的主流思潮是清算戰前軍國主義教育餘毒、反戰、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簽訂（當然也有反對學費上漲這個比較直接的主題）。如果僅從表麵上來看鼓動當時的日本學生走向與政府對抗的力量似乎應該來自於以日本共產黨為首的左翼勢力。
但事實上隨著藤原貞敏子來到日本並進入“菊之社”組織的高層，“日本赤軍”崛起的真相卻令她在第一時間幾乎瞠目結舌。真正在幕後不斷支持日本學生運動和後來的“日本赤軍”的力量竟是日本皇室。這個答案盡管令人匪夷所思。但真正細究起來卻並非全無道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慘敗，曾經在明治維新後乾綱獨斷的日本皇室被美國占領軍架空成了傀儡。連最後一絲“君權神授”的畫皮都被麥克阿瑟撕落在地。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皇室要想東山再起除了利用民間盲從而衝動的青年幾乎再無第二條道路可走。
理論上日本國內還有一些心懷“尊王攘夷”的極端右翼，但是在美國占領軍的長期掃蕩和華盛頓一手扶持的現代化政黨體製的拉攏之下。右翼的力量在20世紀60年代根本形不成氣候。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皇室惟有秘密支持與自己的理念幾乎背道而馳的日本左翼勢力。當然按照藤原貞敏子後來所閱讀的一些“菊之社”當年的絕密資料，事實上“日本皇室”扶植國內的左翼勢力除了向美國占領軍和日本國內那些對著美國人搖尾乞憐的政客施壓之外還有著精明的外部算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被美國強大工業實力碾壓到死的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早已提出日本在未來要想擺脫美國的控製必須尋求外部力量的支援。而放眼全球可以與華盛頓一較高下的似乎隻有莫斯科主導之下的鐵幕帝國。但是斯拉夫人貪婪成性，曾在遠東與之周旋多年的日本人自然不會犯與虎謀皮的錯誤。而一場近在咫尺的朝鮮戰爭卻令日本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當時的日本眼中，日益崛起的嶄新中國已經成為了東亞地區無可取代的主導力量。盡管在朝鮮戰爭中，中國還要假蘇聯的一臂之力。但是可以想見加以時日中國必定會成為北拒蘇俄，東抗美帝的亞洲中心。而關於與未來強大的中國之間的關係，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國內便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股勢力。
根據“菊之社”內部的稱謂其中一股被稱為“遣唐派”。在“遣唐派”眼中未來的中國在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沉淪之後必然將再度雄起，成為象盛唐那樣的亞洲霸主乃至世界中心，而日本在走過50年的輝煌和戰爭的消耗後仍需要相當一段時間的雌伏。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日本不如仿效“奈良”和“平安”時代那樣向中國輸誠，依附於中國所建立的東亞新秩序之下。先借助中國的力量驅逐美國加之於日本列島的影響和桎梏。再通過貿易、科技和文化的交流，重新走向興盛和富強。
與“遣唐派”相對的則是“抗元派”。“抗元派”並不否認中國的再度崛起。但是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強盛所帶來的將會為東亞帶來一個富有攻擊性的地區霸主。未來的中國將會象忽必烈時代的蒙元那樣對四鄰用兵，而首當其衝的必然是一衣帶水的日本。在這樣的情況下，但憑日本的力量將無力與之正麵抗衡。必須借助美國的力量。不過“抗元派”也不主張日本處處受製於美國，完全將列島的沉浮交由華盛頓來操控。畢竟在國家利益麵前，所有的紙麵同盟和甜言蜜語都靠不住。
“遣唐派”和“抗元派”雖然立場不同，但是在手段上卻是相近的。他們認為鼓動日本各階層之中最為激進的學生在國內製造混亂，既有利於向美國展示“大和民族”的力量，同時也可以聲援當時與美、蘇同時交惡的中國。也正因如此在日本國內的學潮慢慢陷入低落的情況下，更為激進的日本赤軍開始登上曆史舞台。
準確地說，日本赤軍共分為“赤軍派”，“聯合赤軍”和“日本赤軍”三大派係。而其中“赤軍派”和“聯合赤軍”用“菊之社”的話說都是失敗的“調試品”（試驗品）。畢竟“菊之社”需要的不是在日本國內製造混亂的革命者。而是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張揚日本旗幟的國際恐怖分子集團。在這個方麵又被稱為“阿拉伯赤軍”的“日本赤軍”顯然最符合“菊之社”的期許。也正因如此活躍於中東地區的“日本赤軍”的政治生命要比另兩支同宗兄弟長的多。
在令“日本赤軍”一戰成名的以色列特拉維夫的羅德機場（今天的本.古裏安機場）襲擊事件中，3名來自日本的恐怖分子用捷克製v-58型衝鋒槍和手榴彈殺傷了100名無辜民眾。日本政府為此輕鬆的獲得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好感，乃至於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中輕鬆過關。甚至連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日本政府仍可以借助“日本赤軍”的能量從伊拉克接回被薩達姆扣為人肉盾牌的日本僑民。
不過連參與以色列特拉維夫襲擊事件的“日本赤軍”成員中唯一的幸存者—岡本公三也無法解釋自己千裏迢迢的來中東趟渾水的原因。隻能在以色列的軍事法庭上陳述動機時說：“作為日本人當然應該回日本鬧革命，但我認為世界革命應該在全世界發起，不應該有地域性特點。”如此草薦人名的說法，背後是日本“菊之社”在中東地區的廣泛投資和培植勢力。在日本看來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東地區正是避開美、蘇兩大勢力的包夾，擴充自身軍事勢力的理想平台。
即使是在“日本赤軍”最活躍的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他們在中東地區也沒有再獨立實施恐怖襲擊。顯然在“菊之社”看來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的行動已經獲取了不擅長權謀的阿拉伯人足夠的信任。君不按在阿拉伯世界，屠殺平民的那三個日本已經成為了英雄。那年出生的阿拉伯男孩，據說有相當多人的名字叫“okudaira”，就為了紀念那位為阿拉伯人犧牲了的日本人奧平剛士。阿拉伯人也沒有忘記被捕的岡本公三。馬以談判，無論是秘密的還是公開的，巴勒斯坦人要求以色列人釋放的名單中，第一名始終是“岡本公三”。再繼續獨立在中東發動恐怖襲擊非但起不到“錦上添花”的效果，反而會導致以色列的報複。
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赤軍”的攻擊目標開始轉向了東南亞，而這一個時間段恰恰是日本企業大規模“南進”與日益崛起的東南亞四小龍爭奪當地市場的關鍵節點。“日本赤軍”在那場商戰的背後為那些被稱為“日本經濟師團”的株式會社提供了多大的助力或許永遠是一個謎。
隨著中東局勢的緩和以及日本在東南亞市場的穩固。“日本赤軍”對於“菊之社”的利用價值開始逐漸衰竭。而作為“日本赤軍”最高領導人的重信房子個人權力欲望的膨脹和失控更令“菊之社”不得不作出了棄子的選擇。1987年丸岡修和泉水博的先後被捕背後都有“菊之社”的操控，但這種打擊更多的是為了清洗“日本赤軍”中重信房子的個人勢力，並非將“日本赤軍”連根拔起。而在“菊之社”內部的“草雉劍”係統接管了“日本赤軍”的領導權後，這支逐漸淡出世人視野的國際恐怖組織集團變得更加危險。他們已經不再甘心成為日本政府的影子兵團，這一次他們要作的是“平成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