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
我的奮鬥富蘭克林成長自傳 作者：富蘭克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六章2
過了些時候，學院理事會從州長那領得了一張執照，組成了一個社團，從英國寄來了大量的捐款，地主們也捐了土地，州議會到現在為此也捐獻了不少資金，理事會的基金多了起來。
現在的費城大學就這樣成立了。
我從開始一直是其中的一個理事，到現在快40年了。
看到許多青年在這所大學裏受到教育，能夠以卓越的才能顯名揚姓，成為社會和國家的棟梁，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正如前麵所說的，我擺脫了私人業務的經營，當時我自認為已經獲得了一筆財產，雖然數目很有限，但足夠使我在未來的一生中獲得空閑的時間來從事哲理的探討和歡度晚年。
我從思朋斯博士那裏購買了他全部的儀器，他是從英國到美洲來講學的。
我很快著手做電學的實驗。
但是公眾卻認為我是個悠閑人，因而就抓住我來做事，政府各部門幾乎同時要我效勞。
州長任命我為治安推事；市政府選我做市議會議員，不久以後又選我做市參議員；全體人民又選我為州議員，在州議會中代表他們。
州議員這個職位特別使我樂意，因為我厭倦了孤坐一旁聽別人辯論的處境了。
作為州議會的秘書，我不能參加辯論，而這些辯論又是多麽的枯燥無味，我不得不在紙上畫畫數字方陣表、圓圈或是其他的任何東西來解悶。
而做了州議員就不同了，我認為在這個職位上我可以作出我更大的貢獻。
當然，如果說我對這些榮譽無動於衷的話未免有點虛偽，這些社會地位對我這樣出身低微的人來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確實感到很光榮，特別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些職位代表著社會輿論對我的自發稱讚，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釣譽得來的。
治安法官我試著做了一下，我出了幾次庭，也開庭聽人訴訟，但是我發現要做好這個工作僅憑我那點膚淺的習慣法知識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我漸漸避開這一職務，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議會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務。
每年我都當選州議會，連任10年之久。
我從不請求任何選舉人投我的票，也從不間接地表達我要求當選的願望。
在做州議員時，我的兒子當了州議會的秘書。
接下來的一年，我們要與印地安人在卡萊爾談判，州長送了個谘文給州議會，建議州議會從議員指定幾位議員同參議會中的一部分參議員共同組成一個談判委員會。
州議會就指定了我和議會長（諾裏斯先生）去，我們就奉命去卡萊爾會見了印地安人。
印地安人十分好酒，喝醉了酒後就發酒瘋，吵吵鬧鬧，無法無天，不守秩序，所以我們嚴格禁止賣任何酒給他們。
當他們為這禁酒而抱怨時。
我們就對他們說，如果在談判期間不喝酒，談判結束後我們願意給他們大量的甜酒。
他們答應了，也遵守了這一約定，因為他們除此之外買不到酒，所以不得不遵守。
談判進行得很安靜，很順利，結果也讓雙方滿意。
談判結束後，我們遵守前麵的約定給了他們甜酒，這是在下午。
他們男女老幼加在一起大約有100來號人，住在城外臨時性的四合院型的木屋裏。
到了晚上的時候，我們聽到外麵人聲嘈雜，委員們就跑出去看個究竟。
我們看見四合院的中央燃起了一個熊熊篝火，他們男男女女全喝的酩酊大醉，互相叫著，打著。
在昏暗的篝火下，隱約可見他們半裸的淡黑色的身體，他們互相追逐著，拿著火把相互毆打著，口中發出可怕的喊叫聲。
這種情景讓我們想起了想象中的地獄。
喧囂嘈雜聲經久不息，我們沒辦法，回到了我們的寓所。
午夜十分，幾個印地安人跑來，像打雷一般地敲我們的門，要求更多的甜酒，我們理都不想理他們。
第二天，他們發覺他們的行為過火了，不該打攪我們，所以派了3個酋長來道歉。
聲稱他們錯了，但是卻把錯誤推到甜酒身上，接著又設法寬宥甜酒，說：“創造萬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種東西有某一用途，不管這用途是什麽，就應該照著來用。
當神創造甜酒時，神說：‘這酒是給印地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們必須執行神的旨意。”
是呀，照他們這樣的邏輯，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滅這些生靈，給墾殖者讓出地方，那麽看來甜酒很可能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
它已經消滅了所有以前住在沿海一帶的部落了。
1751年，我的一個好友托馬斯邦德醫生想要在費城開辦一所醫院（一個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說這個計劃是我想出來的，但是這確實是他的主張），以便收容和治療窮苦無依的病人，不問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
他熱誠而又積極地為這一計劃募捐，但是因為這樣的計劃在美洲尚屬首創，人們還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後他到我這兒來，恭維我說，他發現了一個要實現公益事業的計劃，沒有我參加就不行。
他說：“因為我去向人們募捐，人們常問我：‘這件事你跟富蘭克林商量過沒有？
富蘭克林怎麽說？
’當我告訴他們我還沒有跟你談過，因為我認為這件事多少有點非你所長，他們就拒絕捐款，隻說他們將考慮這個計劃。”
我問了他這個計劃的性質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讓我覺得非常有益。
我不但自己捐了錢，而且熱誠把這計劃解釋給人們聽，勸他們捐款支持這一計劃。
不過在向人們募捐之前，我在報上發表了有關這一計劃的文章，以便讓大家在思想上有所準備。
在這樣的事情上是我一貫的做法，但是他卻忽略了這一關鍵的一步。
後來人們捐款比開始踴躍多了。
但是不久捐款就越來越少了，我知道如果州議會不加以援助，光靠民間的捐款是不夠的。
因此我就主張申請州議會津貼，接著就這樣行動了。
代表鄉村的議員們起初並不讚成這個計劃，他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觀點，說這樣的醫院隻對城裏人有好處，因此應該完全由城裏的市民出資來開辦。
同時他們也懷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讚成這樣的計劃。
和他們觀點正相反，我倒認為，它受到市民的普遍歡迎，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我們已經募到了2000多鎊的捐款。
可他們還是認為我的想法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
我的計劃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形成的。
我請求州議會允許我提出這樣一個議案，即按照捐款人的要求讓他們組成一個社團並給一些津貼。
州議會允許我這樣提出主要是考慮到如果他們不喜歡就可以把它否決掉。
我將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條款當作一個條件提出來即：“當這一議案被州議會通過時，捐款人應組成一個社團，選出理事和司庫，將募集起來的兩千鎊的基金（年息作為上述醫院免費對窮苦病人提供食物、看護、診治和醫藥所用）並向州議會議長提出適當的證明，州議長依法簽字並通知州司庫付與上述醫院司庫2000鎊，分兩年付清，每年一次，作為開辦修繕和裝修之用。”
這一條件使得該議案獲得通過，因為原先反對撥款的議員現在認為他們可以不費分文地獲得慈善家的美名，他們就讚成了這議案。
後來，在向人們募捐的時候，我們強調該議案中的有條件的諾言，這樣人們就更樂於捐助了，因為每人的捐款將變成雙倍。
這樣這個附帶條件在兩方麵都起了作用。
因此捐款的總數沒多久就超過了規定的必需的數目，我們提出獲得政府津貼的要求，這一要求被接受了，這就幫助我們提早實現了這一計劃。
不久我們建造了一所適宜而又美觀的大樓。
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醫院對人民是有益的，直到今天它還很興旺。
在我畢生的政治計劃中，沒有一樁事情的成功，按我的記憶，在當時能給我這麽多的快慰，或者事後回想時，我也能原諒我曾經耍過的一個小小計謀。
大概在這個時候，另外一個發起人吉爾伯特譚那德牧師，來看我要求我幫助他募捐興建一所新的教堂。
這所教堂將歸他手下的長老會使用，他們原來是懷特菲爾德先生的門徒。
但我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我不願意過分頻繁地向市民們募捐，致使他們對我不滿。
後來他又要我提供一張名單，列舉以往在募捐中我認為是慷慨好施，熱心公益事業的人的姓名。
這樣的名單我也拒絕給他，因為這些在以往募捐中好施的人們好心地答應了我募捐的請求，捐了款以後，我卻把他們指出來使他們受其他募捐人員的糾纏，那我就太不講道理了，所以這樣的事我決不能做的。
後來他要求我至少給他一些忠告，“這個我倒很樂意”，我說，“首先，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會出錢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會不會捐款的人募捐，並把那些已經捐了錢的人的名單給他們看，最後，也不要忽略那些你認為不肯出錢的人，因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會看錯的。”
他笑著向我道了謝，他說他願意接受我這些勸告。
他真的按我所說的做了，向每個人募捐了，結果是他得到捐款的總數比他預料的多得多。
他用這筆錢在拱門街修建了一所宏偉而又十分華麗的教堂。
雖然，我們的城市規劃的很美觀整齊，我們的街道既寬且直，縱橫交錯，但是不幸的是這些街道年久失修，路麵已經壞了，每逢雨季，沉重的馬車就把路麵碾得泥濘不堪，使人裹足不前，而晴天裏塵土飛揚，讓人難以忍受。
我曾經一度在以前的澤西市場附近居住，當我看到市民們不得不在跋涉在汙泥中購買食物時，頗感不安。
後來在市場中央的一塊長條的地方鋪上了地磚，所以市民們一到市場就可以走上比較幹淨的地了，但是市場以外的街道還是泥濘不堪。
我跟人們也談論過這件事，也為它寫過文章，終於使得從市場到住宅前麵的人行道這一段街道鋪上了石板。
在一段時期內，使得人們不必弄髒鞋子就可以順利到達市場了。
但是，因為這條街的其他地方都未鋪上石板，所以當一輛馬車從泥路走上石板路時，就會把泥路上沾的泥路帶到石板路上，所以石板路上不久就堆滿了泥土，而又沒有人去清除這些汙泥。
因為這時城裏還沒有清潔工呢！
經過一番調查後，我找到了一個貧窮而又勤勞的人，他願意做街道清潔的工作，每星期掃兩次並把每家門前的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6便士作為酬勞。
接著我就寫了一張傳單，把它印出來了，指出這一筆小小的費用可以替街上的人們帶來的好處。
例如，人們腳上帶進來的汙泥減少了，我們家裏就可以比較容易幹淨了；街道清潔後，顧客更容易到店鋪來，顧客增多了就可以給店家帶來更多的生意了；而且在刮風的時候風沙不致吹到他們的貨物上去等等。
我給每家發了一張傳單，一兩天後我跑到各家去走訪，看究竟有多少人願意簽定合同支付這6便士。
各家都一致同意地簽了合同，那段時期內，這個計劃進展得很順利。
全體市民對於市場附近街道的清潔都感到很高興，因為它便利了大家。
這就使得人們普遍地要求把所有街道都鋪起來。
同時也使得人們也更願意為鋪路納稅。
過了一陣子，我起草了一個為費城築路的議案，並在州議會中把它提了出來。
這事在1757年，剛好在我去英國之前，我離開美洲之後，這議案才被通過，當時在評估稅額的方式方麵作了某些變更，這些變動我認為是不妥的，但通過的議案還附帶了有關路燈的條款，這倒是一個很大的改進。
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已故的約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經把一盞燈裝在了他的門口。
這樣，他就用實際的榜樣說明了路燈的作用，從而使人們想到在全城各處都點上燈。
有人把首創這一件公益事業的光榮歸於我，但實在是屬於那位先生的。
我隻是模仿了他的榜樣，在改進路燈的形狀方麵略有微功。
我們的路燈跟起初我們從倫敦買來的球狀路燈是不同的。
這些圓形的路燈有下列缺點：空氣不能從下麵進去，因此煙煤不能迅速地從上麵出去，煙煤隻能在圓球內打轉，黏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燈應發的光線，而且每天需要去擦拭燈罩，如果不小心一下就碰破了，那整個燈罩就沒用了。
因此我建議用四塊平整的玻璃拚湊起來，上麵裝上一個長長的煙囪使煙煤上升，而燈的下麵露出的縫隙可以使空氣進入，讓煙煤進一步上升。
這樣，燈罩就可以保持清潔，路燈可以光明燦爛到天明，不至於像倫敦的路燈那樣，在幾小時內就變得昏暗無光。
並且偶然碰到它，一般也隻會敲破一塊玻璃，重配很方便。
倫敦伏克斯可花園的球狀燈底下的孔洞使燈罩很幹淨。
我有時候覺得奇怪，為什麽倫敦的市民就沒有想到也在他們的路燈底下同樣開幾個孔。
果然他們的路燈底下也有孔，但是這些孔是有別的用途的，那就是，把麻線穿過這些孔懸掛下來，可以讓火焰迅速地傳遞到燈心。
至於放進空氣的用途，他們好像並沒有想到，因此，路燈點了幾小時後，倫敦街上已經黯然無光了。
提起這些改進，使我想起我在倫敦時曾向富特吉爾博士建議的一件事。
富特吉爾博士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優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業的一個偉大的創始人。
我看到在天晴的時候，倫敦的街道是從來沒有人掃的，塵土飛揚，任其厚厚地積存下來，一下雨這些塵土就變成了泥漿，滿街的泥漿，不堪涉足。
除了窮人拿著掃帚掃出的一條小道外，試圖穿越街道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過了幾天後，人們費大力氣把泥漿翻起來，倒進敞篷的馬車中。
當馬車在路上顛簸時，車身兩旁時時會顛出爛泥，飛濺四方，使過往路人苦惱不堪。
而倫敦市民不掃街道的理由據說是怕塵土飛揚會進入商店和住宅的窗戶。
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掃街原本花費不了多少時間。
一天早晨，我在克雷文街寓所的門口，我看見一個窮苦的婦人拿著一把樺樹枝掃帚在掃我門前的人行道。
她看上去蒼白瘦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樣子。
我問她是誰雇她來掃街，她說，“誰也沒有雇傭我，但是我很窮，我來富人門前掃地，希望他們會給我一點錢。”
我要她把整條街都掃幹淨，並且答應付她1先令。
當時是9點整，12點鍾她來要工錢。
起初我以為她動作遲緩，不可能做得這樣快，就派我的仆人去看個究竟。
仆人很快回來報告說整條街都掃得一幹二淨，所有的塵土都堆在了路中央的陰溝之中。
在下次下雨的時候，雨水就可以把塵土衝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陰溝，都會十分幹淨。
當時我認為若一個虛弱的婦人可以在3個小時之內掃完這條街，那麽一個強壯的男子或許隻需一半的時間就可以辦到。
這裏讓我說明，在這樣狹窄的街道中，與其兩邊靠著人行道各有一個陰溝，不如在街道中間開一條溝來得方便。
因為當一條街上的雨水從兩旁集中到中央時，會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它有足夠大的力量衝洗掉路上所積的塵土。
但是如果把它分為左右兩條水路，那水流的力量不足以衝刷幹淨路上的積土，隻能使它接觸到的泥土更加稀爛，車輪和馬腳就會把它們濺在人行道上，使道路變得泥濘肮髒，有時也會濺在行人身上。
我曾經向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為更有效地打掃和保持倫敦和韋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潔起見，本人建議雇傭看守若幹名，負責在幹旱的季節裏掃除塵土，在雨季裏作刮泥的工作。
每名看守人負責巡邏幾條大街小巷，他們要配置的掃帚和其他清道工具統一放置在固定的場所，以備他們所雇傭的清掃人員工作之用。
耙集在一起，上午泥土不可堆積在街上，以免被車輪和馬足揚起。
清道人員應備有若幹車輛，車身不是高高地裝在車輪上，而是應該低低地裝在滑盤上。
車底由格子構成，上鋪稻草，以保持倒入的泥漿的水分從車子底部排出。
除去大量的水，泥漿的重量將大大減輕。
這種車輛應放置在適當遠的地方，泥漿先用手推車運送，而泥車在將泥中水分排幹後，用馬匹把它們拖走。
之後我對這個建議的後半部分的可行性有些懷疑，因為有些街道很狹窄，泥車放在那裏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位置，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還以為那建議的前半部（主張在商店營業前清掃街道運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實可行的，因為夏天日子長。
一天早晨7點鍾，我走過倫敦河濱街和佛裏特街，看見雖然天已經亮了，太陽已經出來3個多小時了，可是還沒有一家店鋪開門。
倫敦的市民寧願在燭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覺，但是另一方麵，他們常常抱怨燭稅太高，燭價太貴，真有點荒唐啊！
也許有人以為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敘述。
雖然在刮風的時候，灰沙吹進一個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鋪是件小事，但是假如他們考慮到在人口眾多的城市裏有千千萬萬的人或者店鋪受到灰沙的襲擊，而且這樣的情況時時發生，那他們就會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們也不會妄加指責那些留意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人來了。
人類幸福不是由偶然的巨大的機遇帶來的而是由每天的時時發生的好事所積累而來的。
所以說，假如你教會一個貧窮的年輕人怎樣修飾自己，怎樣保養他的剃刀遠比給他1000個金幣要好得多。
這就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這些錢總有一天會花光的，隻會留下用錢不當的遺憾；但是另外一種情況，假如他學會了自己修麵，他就會逃開時常因等待理發師惡心的剪刀，還有那粗重的呼吸，肮髒的手指所帶來的不快，隨心所欲地想在哪個高興的時候做就在哪個時候做，而且器具也是令人感到舒適而又鋒利的。
本著這樣的思想，我大膽冒昧地寫下了上麵的文字，希望他們能夠對我所住的，所熱愛的城市提供一些有用的參考意見，或是對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這樣的用處。
曾經一度我被美洲的郵政總局局長任命為他的審計員管理幾個郵政所和幾個郵政官員，直到1753年他去世，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國郵政總局任命繼任了他的職位。
截止到我們上任時，美洲的郵政從來沒有給英國郵政總局上繳過利潤。
假如我們能夠創造利潤，我們可以從中提取六百英鎊作為我們的年薪，為了做到這一點，許多一係列改進的工作就必須要做了，有些開支開始又是不可避免的要花很多錢，所以在最初的4年裏，英國郵政總局欠我們900鎊。
但是不久都還清了；在我被一個行為怪誕的英國政府的大臣錯誤地卸職之前，在以後的文章裏我還會提到此事，我們已經使得它給英國政府創造了比愛爾蘭最高峰時的郵政收入還多3倍的純利潤。
自從那次錯誤的解職後，他們再也沒從美洲郵政局收到過一個子兒。
這年，郵政局的事情給了我一個去新英格蘭旅行的機遇。
新英格蘭的劍橋大學，出於他們的好意，授予了我一個文學碩士的學位。
康涅狄格州的耶魯大學，曾經也授予了一個同樣的學位給我，因此，雖然我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但是我憑著我的自學還是分享了大學的榮譽。
他們也是由於我在自然學科中對電學方麵的發現和成績而授予我榮譽的。
過了些時候，學院理事會從州長那領得了一張執照，組成了一個社團，從英國寄來了大量的捐款，地主們也捐了土地，州議會到現在為此也捐獻了不少資金，理事會的基金多了起來。
現在的費城大學就這樣成立了。
我從開始一直是其中的一個理事，到現在快40年了。
看到許多青年在這所大學裏受到教育，能夠以卓越的才能顯名揚姓，成為社會和國家的棟梁，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正如前麵所說的，我擺脫了私人業務的經營，當時我自認為已經獲得了一筆財產，雖然數目很有限，但足夠使我在未來的一生中獲得空閑的時間來從事哲理的探討和歡度晚年。
我從思朋斯博士那裏購買了他全部的儀器，他是從英國到美洲來講學的。
我很快著手做電學的實驗。
但是公眾卻認為我是個悠閑人，因而就抓住我來做事，政府各部門幾乎同時要我效勞。
州長任命我為治安推事；市政府選我做市議會議員，不久以後又選我做市參議員；全體人民又選我為州議員，在州議會中代表他們。
州議員這個職位特別使我樂意，因為我厭倦了孤坐一旁聽別人辯論的處境了。
作為州議會的秘書，我不能參加辯論，而這些辯論又是多麽的枯燥無味，我不得不在紙上畫畫數字方陣表、圓圈或是其他的任何東西來解悶。
而做了州議員就不同了，我認為在這個職位上我可以作出我更大的貢獻。
當然，如果說我對這些榮譽無動於衷的話未免有點虛偽，這些社會地位對我這樣出身低微的人來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確實感到很光榮，特別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些職位代表著社會輿論對我的自發稱讚，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釣譽得來的。
治安法官我試著做了一下，我出了幾次庭，也開庭聽人訴訟，但是我發現要做好這個工作僅憑我那點膚淺的習慣法知識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我漸漸避開這一職務，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議會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務。
每年我都當選州議會，連任10年之久。
我從不請求任何選舉人投我的票，也從不間接地表達我要求當選的願望。
在做州議員時，我的兒子當了州議會的秘書。
接下來的一年，我們要與印地安人在卡萊爾談判，州長送了個谘文給州議會，建議州議會從議員指定幾位議員同參議會中的一部分參議員共同組成一個談判委員會。
州議會就指定了我和議會長（諾裏斯先生）去，我們就奉命去卡萊爾會見了印地安人。
印地安人十分好酒，喝醉了酒後就發酒瘋，吵吵鬧鬧，無法無天，不守秩序，所以我們嚴格禁止賣任何酒給他們。
當他們為這禁酒而抱怨時。
我們就對他們說，如果在談判期間不喝酒，談判結束後我們願意給他們大量的甜酒。
他們答應了，也遵守了這一約定，因為他們除此之外買不到酒，所以不得不遵守。
談判進行得很安靜，很順利，結果也讓雙方滿意。
談判結束後，我們遵守前麵的約定給了他們甜酒，這是在下午。
他們男女老幼加在一起大約有100來號人，住在城外臨時性的四合院型的木屋裏。
到了晚上的時候，我們聽到外麵人聲嘈雜，委員們就跑出去看個究竟。
我們看見四合院的中央燃起了一個熊熊篝火，他們男男女女全喝的酩酊大醉，互相叫著，打著。
在昏暗的篝火下，隱約可見他們半裸的淡黑色的身體，他們互相追逐著，拿著火把相互毆打著，口中發出可怕的喊叫聲。
這種情景讓我們想起了想象中的地獄。
喧囂嘈雜聲經久不息，我們沒辦法，回到了我們的寓所。
午夜十分，幾個印地安人跑來，像打雷一般地敲我們的門，要求更多的甜酒，我們理都不想理他們。
第二天，他們發覺他們的行為過火了，不該打攪我們，所以派了3個酋長來道歉。
聲稱他們錯了，但是卻把錯誤推到甜酒身上，接著又設法寬宥甜酒，說：“創造萬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種東西有某一用途，不管這用途是什麽，就應該照著來用。
當神創造甜酒時，神說：‘這酒是給印地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們必須執行神的旨意。”
是呀，照他們這樣的邏輯，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滅這些生靈，給墾殖者讓出地方，那麽看來甜酒很可能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
它已經消滅了所有以前住在沿海一帶的部落了。
1751年，我的一個好友托馬斯邦德醫生想要在費城開辦一所醫院（一個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說這個計劃是我想出來的，但是這確實是他的主張），以便收容和治療窮苦無依的病人，不問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
他熱誠而又積極地為這一計劃募捐，但是因為這樣的計劃在美洲尚屬首創，人們還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後他到我這兒來，恭維我說，他發現了一個要實現公益事業的計劃，沒有我參加就不行。
他說：“因為我去向人們募捐，人們常問我：‘這件事你跟富蘭克林商量過沒有？
富蘭克林怎麽說？
’當我告訴他們我還沒有跟你談過，因為我認為這件事多少有點非你所長，他們就拒絕捐款，隻說他們將考慮這個計劃。”
我問了他這個計劃的性質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讓我覺得非常有益。
我不但自己捐了錢，而且熱誠把這計劃解釋給人們聽，勸他們捐款支持這一計劃。
不過在向人們募捐之前，我在報上發表了有關這一計劃的文章，以便讓大家在思想上有所準備。
在這樣的事情上是我一貫的做法，但是他卻忽略了這一關鍵的一步。
後來人們捐款比開始踴躍多了。
但是不久捐款就越來越少了，我知道如果州議會不加以援助，光靠民間的捐款是不夠的。
因此我就主張申請州議會津貼，接著就這樣行動了。
代表鄉村的議員們起初並不讚成這個計劃，他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觀點，說這樣的醫院隻對城裏人有好處，因此應該完全由城裏的市民出資來開辦。
同時他們也懷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讚成這樣的計劃。
和他們觀點正相反，我倒認為，它受到市民的普遍歡迎，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我們已經募到了2000多鎊的捐款。
可他們還是認為我的想法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
我的計劃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形成的。
我請求州議會允許我提出這樣一個議案，即按照捐款人的要求讓他們組成一個社團並給一些津貼。
州議會允許我這樣提出主要是考慮到如果他們不喜歡就可以把它否決掉。
我將其中的一個重要的條款當作一個條件提出來即：“當這一議案被州議會通過時，捐款人應組成一個社團，選出理事和司庫，將募集起來的兩千鎊的基金（年息作為上述醫院免費對窮苦病人提供食物、看護、診治和醫藥所用）並向州議會議長提出適當的證明，州議長依法簽字並通知州司庫付與上述醫院司庫2000鎊，分兩年付清，每年一次，作為開辦修繕和裝修之用。”
這一條件使得該議案獲得通過，因為原先反對撥款的議員現在認為他們可以不費分文地獲得慈善家的美名，他們就讚成了這議案。
後來，在向人們募捐的時候，我們強調該議案中的有條件的諾言，這樣人們就更樂於捐助了，因為每人的捐款將變成雙倍。
這樣這個附帶條件在兩方麵都起了作用。
因此捐款的總數沒多久就超過了規定的必需的數目，我們提出獲得政府津貼的要求，這一要求被接受了，這就幫助我們提早實現了這一計劃。
不久我們建造了一所適宜而又美觀的大樓。
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醫院對人民是有益的，直到今天它還很興旺。
在我畢生的政治計劃中，沒有一樁事情的成功，按我的記憶，在當時能給我這麽多的快慰，或者事後回想時，我也能原諒我曾經耍過的一個小小計謀。
大概在這個時候，另外一個發起人吉爾伯特譚那德牧師，來看我要求我幫助他募捐興建一所新的教堂。
這所教堂將歸他手下的長老會使用，他們原來是懷特菲爾德先生的門徒。
但我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請求，因為我不願意過分頻繁地向市民們募捐，致使他們對我不滿。
後來他又要我提供一張名單，列舉以往在募捐中我認為是慷慨好施，熱心公益事業的人的姓名。
這樣的名單我也拒絕給他，因為這些在以往募捐中好施的人們好心地答應了我募捐的請求，捐了款以後，我卻把他們指出來使他們受其他募捐人員的糾纏，那我就太不講道理了，所以這樣的事我決不能做的。
後來他要求我至少給他一些忠告，“這個我倒很樂意”，我說，“首先，你先向那些你知道一定會出錢的人募捐，第二，向那些你不知道究竟會不會捐款的人募捐，並把那些已經捐了錢的人的名單給他們看，最後，也不要忽略那些你認為不肯出錢的人，因為其中有些人可能你會看錯的。”
他笑著向我道了謝，他說他願意接受我這些勸告。
他真的按我所說的做了，向每個人募捐了，結果是他得到捐款的總數比他預料的多得多。
他用這筆錢在拱門街修建了一所宏偉而又十分華麗的教堂。
雖然，我們的城市規劃的很美觀整齊，我們的街道既寬且直，縱橫交錯，但是不幸的是這些街道年久失修，路麵已經壞了，每逢雨季，沉重的馬車就把路麵碾得泥濘不堪，使人裹足不前，而晴天裏塵土飛揚，讓人難以忍受。
我曾經一度在以前的澤西市場附近居住，當我看到市民們不得不在跋涉在汙泥中購買食物時，頗感不安。
後來在市場中央的一塊長條的地方鋪上了地磚，所以市民們一到市場就可以走上比較幹淨的地了，但是市場以外的街道還是泥濘不堪。
我跟人們也談論過這件事，也為它寫過文章，終於使得從市場到住宅前麵的人行道這一段街道鋪上了石板。
在一段時期內，使得人們不必弄髒鞋子就可以順利到達市場了。
但是，因為這條街的其他地方都未鋪上石板，所以當一輛馬車從泥路走上石板路時，就會把泥路上沾的泥路帶到石板路上，所以石板路上不久就堆滿了泥土，而又沒有人去清除這些汙泥。
因為這時城裏還沒有清潔工呢！
經過一番調查後，我找到了一個貧窮而又勤勞的人，他願意做街道清潔的工作，每星期掃兩次並把每家門前的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6便士作為酬勞。
接著我就寫了一張傳單，把它印出來了，指出這一筆小小的費用可以替街上的人們帶來的好處。
例如，人們腳上帶進來的汙泥減少了，我們家裏就可以比較容易幹淨了；街道清潔後，顧客更容易到店鋪來，顧客增多了就可以給店家帶來更多的生意了；而且在刮風的時候風沙不致吹到他們的貨物上去等等。
我給每家發了一張傳單，一兩天後我跑到各家去走訪，看究竟有多少人願意簽定合同支付這6便士。
各家都一致同意地簽了合同，那段時期內，這個計劃進展得很順利。
全體市民對於市場附近街道的清潔都感到很高興，因為它便利了大家。
這就使得人們普遍地要求把所有街道都鋪起來。
同時也使得人們也更願意為鋪路納稅。
過了一陣子，我起草了一個為費城築路的議案，並在州議會中把它提了出來。
這事在1757年，剛好在我去英國之前，我離開美洲之後，這議案才被通過，當時在評估稅額的方式方麵作了某些變更，這些變動我認為是不妥的，但通過的議案還附帶了有關路燈的條款，這倒是一個很大的改進。
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已故的約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經把一盞燈裝在了他的門口。
這樣，他就用實際的榜樣說明了路燈的作用，從而使人們想到在全城各處都點上燈。
有人把首創這一件公益事業的光榮歸於我，但實在是屬於那位先生的。
我隻是模仿了他的榜樣，在改進路燈的形狀方麵略有微功。
我們的路燈跟起初我們從倫敦買來的球狀路燈是不同的。
這些圓形的路燈有下列缺點：空氣不能從下麵進去，因此煙煤不能迅速地從上麵出去，煙煤隻能在圓球內打轉，黏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燈應發的光線，而且每天需要去擦拭燈罩，如果不小心一下就碰破了，那整個燈罩就沒用了。
因此我建議用四塊平整的玻璃拚湊起來，上麵裝上一個長長的煙囪使煙煤上升，而燈的下麵露出的縫隙可以使空氣進入，讓煙煤進一步上升。
這樣，燈罩就可以保持清潔，路燈可以光明燦爛到天明，不至於像倫敦的路燈那樣，在幾小時內就變得昏暗無光。
並且偶然碰到它，一般也隻會敲破一塊玻璃，重配很方便。
倫敦伏克斯可花園的球狀燈底下的孔洞使燈罩很幹淨。
我有時候覺得奇怪，為什麽倫敦的市民就沒有想到也在他們的路燈底下同樣開幾個孔。
果然他們的路燈底下也有孔，但是這些孔是有別的用途的，那就是，把麻線穿過這些孔懸掛下來，可以讓火焰迅速地傳遞到燈心。
至於放進空氣的用途，他們好像並沒有想到，因此，路燈點了幾小時後，倫敦街上已經黯然無光了。
提起這些改進，使我想起我在倫敦時曾向富特吉爾博士建議的一件事。
富特吉爾博士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優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業的一個偉大的創始人。
我看到在天晴的時候，倫敦的街道是從來沒有人掃的，塵土飛揚，任其厚厚地積存下來，一下雨這些塵土就變成了泥漿，滿街的泥漿，不堪涉足。
除了窮人拿著掃帚掃出的一條小道外，試圖穿越街道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過了幾天後，人們費大力氣把泥漿翻起來，倒進敞篷的馬車中。
當馬車在路上顛簸時，車身兩旁時時會顛出爛泥，飛濺四方，使過往路人苦惱不堪。
而倫敦市民不掃街道的理由據說是怕塵土飛揚會進入商店和住宅的窗戶。
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掃街原本花費不了多少時間。
一天早晨，我在克雷文街寓所的門口，我看見一個窮苦的婦人拿著一把樺樹枝掃帚在掃我門前的人行道。
她看上去蒼白瘦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樣子。
我問她是誰雇她來掃街，她說，“誰也沒有雇傭我，但是我很窮，我來富人門前掃地，希望他們會給我一點錢。”
我要她把整條街都掃幹淨，並且答應付她1先令。
當時是9點整，12點鍾她來要工錢。
起初我以為她動作遲緩，不可能做得這樣快，就派我的仆人去看個究竟。
仆人很快回來報告說整條街都掃得一幹二淨，所有的塵土都堆在了路中央的陰溝之中。
在下次下雨的時候，雨水就可以把塵土衝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陰溝，都會十分幹淨。
當時我認為若一個虛弱的婦人可以在3個小時之內掃完這條街，那麽一個強壯的男子或許隻需一半的時間就可以辦到。
這裏讓我說明，在這樣狹窄的街道中，與其兩邊靠著人行道各有一個陰溝，不如在街道中間開一條溝來得方便。
因為當一條街上的雨水從兩旁集中到中央時，會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它有足夠大的力量衝洗掉路上所積的塵土。
但是如果把它分為左右兩條水路，那水流的力量不足以衝刷幹淨路上的積土，隻能使它接觸到的泥土更加稀爛，車輪和馬腳就會把它們濺在人行道上，使道路變得泥濘肮髒，有時也會濺在行人身上。
我曾經向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為更有效地打掃和保持倫敦和韋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潔起見，本人建議雇傭看守若幹名，負責在幹旱的季節裏掃除塵土，在雨季裏作刮泥的工作。
每名看守人負責巡邏幾條大街小巷，他們要配置的掃帚和其他清道工具統一放置在固定的場所，以備他們所雇傭的清掃人員工作之用。
耙集在一起，上午泥土不可堆積在街上，以免被車輪和馬足揚起。
清道人員應備有若幹車輛，車身不是高高地裝在車輪上，而是應該低低地裝在滑盤上。
車底由格子構成，上鋪稻草，以保持倒入的泥漿的水分從車子底部排出。
除去大量的水，泥漿的重量將大大減輕。
這種車輛應放置在適當遠的地方，泥漿先用手推車運送，而泥車在將泥中水分排幹後，用馬匹把它們拖走。
之後我對這個建議的後半部分的可行性有些懷疑，因為有些街道很狹窄，泥車放在那裏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位置，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還以為那建議的前半部（主張在商店營業前清掃街道運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實可行的，因為夏天日子長。
一天早晨7點鍾，我走過倫敦河濱街和佛裏特街，看見雖然天已經亮了，太陽已經出來3個多小時了，可是還沒有一家店鋪開門。
倫敦的市民寧願在燭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覺，但是另一方麵，他們常常抱怨燭稅太高，燭價太貴，真有點荒唐啊！
也許有人以為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敘述。
雖然在刮風的時候，灰沙吹進一個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鋪是件小事，但是假如他們考慮到在人口眾多的城市裏有千千萬萬的人或者店鋪受到灰沙的襲擊，而且這樣的情況時時發生，那他們就會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們也不會妄加指責那些留意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人來了。
人類幸福不是由偶然的巨大的機遇帶來的而是由每天的時時發生的好事所積累而來的。
所以說，假如你教會一個貧窮的年輕人怎樣修飾自己，怎樣保養他的剃刀遠比給他1000個金幣要好得多。
這就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這些錢總有一天會花光的，隻會留下用錢不當的遺憾；但是另外一種情況，假如他學會了自己修麵，他就會逃開時常因等待理發師惡心的剪刀，還有那粗重的呼吸，肮髒的手指所帶來的不快，隨心所欲地想在哪個高興的時候做就在哪個時候做，而且器具也是令人感到舒適而又鋒利的。
本著這樣的思想，我大膽冒昧地寫下了上麵的文字，希望他們能夠對我所住的，所熱愛的城市提供一些有用的參考意見，或是對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這樣的用處。
曾經一度我被美洲的郵政總局局長任命為他的審計員管理幾個郵政所和幾個郵政官員，直到1753年他去世，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國郵政總局任命繼任了他的職位。
截止到我們上任時，美洲的郵政從來沒有給英國郵政總局上繳過利潤。
假如我們能夠創造利潤，我們可以從中提取六百英鎊作為我們的年薪，為了做到這一點，許多一係列改進的工作就必須要做了，有些開支開始又是不可避免的要花很多錢，所以在最初的4年裏，英國郵政總局欠我們900鎊。
但是不久都還清了；在我被一個行為怪誕的英國政府的大臣錯誤地卸職之前，在以後的文章裏我還會提到此事，我們已經使得它給英國政府創造了比愛爾蘭最高峰時的郵政收入還多3倍的純利潤。
自從那次錯誤的解職後，他們再也沒從美洲郵政局收到過一個子兒。
這年，郵政局的事情給了我一個去新英格蘭旅行的機遇。
新英格蘭的劍橋大學，出於他們的好意，授予了我一個文學碩士的學位。
康涅狄格州的耶魯大學，曾經也授予了一個同樣的學位給我，因此，雖然我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但是我憑著我的自學還是分享了大學的榮譽。
他們也是由於我在自然學科中對電學方麵的發現和成績而授予我榮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