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與佛學
所以王充為後一世紀的道家複興開辟了道路。在這裏，要再一次強調“道教”與“道家”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後者是哲學。我們要講的是道家哲學的複興，這種複興的道家哲學，我稱之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漢朝末年，道教也開始產生了。現在有人把這種民間的道教叫做新的道家。古文學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陰陽家成分，這些成分後來與道家混合，形成一種新型的雜家，叫做道教。在這個過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還原為師的地位，老子則變成教主，這種宗教模仿佛教，終於也有了廟宇、神職人員、宗教儀式。它變成一種有組織的宗教，幾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學，所以隻能叫做道教。
在這以前，佛教已經從印度經過中亞傳入中國。這裏也必須強調“佛教”與“佛學”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後者是哲學。剛才說過，佛教在製度組織方麵極大地啟發了道教。在宗教信仰方麵，道教的發展則是受到民族情緒的極大刺激，人們憤怒地注視著外來的佛教竟然勝利地侵入中國。有些人的確以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國本地的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又從它的外來對手借用了大量的東西，包括製度、儀式，以至大部分經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個有組織的宗教，還有它的哲學，即佛學。道教雖然一貫反對佛教，但是道家卻以佛學為盟友。當然，在出世方麵，道家不及佛學。可是在神秘的形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處。道家的“道”，道家說是不可名的；佛學的“真如”，佛學也說是不可言說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這樣的名詞術語，正是中國話所說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3世紀、4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一般都是道家，他們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的親密朋友。這些學者一般都精通佛典，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經典，特別是《莊子》。他們相聚時的談話，當時叫做“清談”。他們談到了“非非”的時候，就一笑無言，正是在無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這類場合，就出現了“禪”的精神。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學和道家哲學最精妙之處的結合。它對後來中國的哲學、詩詞、繪畫都有巨大的影響。我們將在第二十二章詳細討論它。
政治社會背景
現在，讓我們回到漢朝獨尊儒家和爾後複興道家的政治社會背景上來。儒家的勝利不是僅僅由於當時某些人的運氣或愛好。當時存在的一定的環境，使儒家的勝利簡直是不可避免的。
秦國征服六國，靠的是以法家哲學為基礎的殘酷無情的精神，這在對內控製和對外關係中都表現出來。秦朝亡了以後，人人就譴責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講儒家的仁義道德。武帝於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韓非以及蘇秦、張儀之學的人一律不準舉為賢良做官。（見《漢書·武帝紀》）
法家如是變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與法家距離最遠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很自然地發生了有利於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漢朝初期，所謂“黃老之學”的道家，實際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年至前157年在位）就深愛“黃老”，大曆史學家司馬談在其《論六家要旨》中對道家評價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學來說，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盡可能少管事情。所以聖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過多造成惡果，他就要盡量消除。這恰好是漢初的人所需要的，因為秦朝造成的苦難之一，就是管得過多。所以建立漢朝的高祖劉邦率領他的革命軍隊，進入秦朝首都長安的時候，就與人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廢除。（見《史記·高祖本紀》）漢朝的創建人就是這樣地實行“黃老之學”，雖然實行了，無疑是完全不自覺的。
所以道家哲學正好符合漢初統治者的需要，他們的政策是除秦苛法，與民休息，使國家在長期的耗盡一切的戰爭後恢複元氣。到了元氣恢複了，道家哲學就不再適用了，而需要一個進一步建設的綱領。統治者們在儒家學說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會、政治哲學是保守的，同時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於它本質上是貴族政治的哲學；它又革命，就在於它給予這種貴族政治以新的解釋。它維護君子與小人的區別，這一點是孔子時代的封建的中國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時堅決主張，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不應當像原先那樣根據血統，而應當根據才德。因此它認為，有德有才的人應當就是在社會居於高位的人，這樣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章已經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以家族製度為骨幹，儒家學說給予家族製度以理論根據。隨著封建製度的解體，老百姓從封建主手裏解放出來，但是舊有的家族製度仍然存在。因而儒家學說作為現存社會製度的理論根據也仍然存在。
廢除封建製度的主要後果，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正式分開。當然，事實上新的地主們在當地社會上擁有很大勢力，包括政治勢力。可是至少在職務上他們不是當地的政治統治者，雖然他們通過財富和聲望時常能夠對國家任命的官員施加影響。這總算前進了一步。
新的貴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許多人遠遠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們全都需要儒家專門提供的一些知識。這就是有關繁文縟禮的知識，要靠這些來維持社會差別。漢朝的創建者劉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對手之後，第一個行動就是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一起，製定朝儀。首次試行新的朝儀之後，劉邦滿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的做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讚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為什麽新的貴族喜歡儒家學說，即便是對於它的真正精神他們也許反對，也許不知。
可是最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個事實，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稱為“孔子學派”，很不確切，須知儒家就是“儒”家。這種“儒”不僅是思想家，而且是學者，他們精通古代文化遺產，這種雙重身份是別家所不具備的。他們教授古代文獻，保存偉大的文化傳統，對它們做出他們能夠做出的最好的解釋。在一個農業國家，人們總是尊重過去，所以這些儒也總是最有影響。
至於法家，雖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從未全部被人拋棄。在第十三章，我已經指出，法家是些現實的政治家。他們是能夠針對新的政治狀況提出新的統治法術的人。所以，隨著中華帝國版圖的擴展，統治者們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論和技術。這就使得漢朝以來的正統儒家，總是責備各朝的統治者是“儒表法裏”。但是在實際上，不論儒家學說、法家學說，各有其應用的適當範圍。儒家學說的專用範圍是社會組織、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學術界。法家學說的專用範圍則限於實際政治的理論和技術。
道家也有行時的機會。中國曆史上有幾個時期，政治、社會秩序大亂，人們對於古代經典的研究一無時間，二無興趣，很自然地傾向於批評現存的政治、社會製度。在這樣的時代，儒家學說自然衰落，道家學說自然興盛。這時候道家學說提供尖銳的批評，以反對現存的政治、社會製度；還提供逃避現實的思想體係，以避開傷害和危險。這些正適合生於亂世的人們的需要。
漢朝亡於公元220年，接著是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全國才告結束。這四個世紀，有兩個特征。一個特征是頻繁的戰爭和朝代的更迭，一係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中部和南部，一係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北部。另一個特征是幾個遊牧民族的興起，有的是用武力越過長城，定居華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北方的幾個朝代就是他們建立的，其勢力始終未能擴展到長江。由於這些政治特征，這四個世紀通稱“六朝”，又稱“南北朝”。
這是一個在政治、社會方麵的黑暗世紀，悲觀主義極為流行。有些方麵它很像歐洲的中世紀，時間也有一段是同時。這時候，在歐洲，基督教成為統治力量；在中國，新的宗教——佛教迅速發展。可是，若是說，這是文化低落的世紀，那就完全錯了——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取“文化”一詞的狹義，那就可以說，在這個世紀，在幾個方麵，我們達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繪畫、書法、詩歌和哲學在這個時期都是極好的。
下麵兩章就來講這個時期主要的本國哲學，這個哲學我名為“新道家”。
所以王充為後一世紀的道家複興開辟了道路。在這裏，要再一次強調“道教”與“道家”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後者是哲學。我們要講的是道家哲學的複興，這種複興的道家哲學，我稱之為“新道家”。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漢朝末年，道教也開始產生了。現在有人把這種民間的道教叫做新的道家。古文學派清除了儒家中的陰陽家成分，這些成分後來與道家混合，形成一種新型的雜家，叫做道教。在這個過程中，孔子的地位由神的地位還原為師的地位，老子則變成教主，這種宗教模仿佛教，終於也有了廟宇、神職人員、宗教儀式。它變成一種有組織的宗教，幾乎完全看不出先秦道家哲學，所以隻能叫做道教。
在這以前，佛教已經從印度經過中亞傳入中國。這裏也必須強調“佛教”與“佛學”的區別，前者是宗教，後者是哲學。剛才說過，佛教在製度組織方麵極大地啟發了道教。在宗教信仰方麵，道教的發展則是受到民族情緒的極大刺激，人們憤怒地注視著外來的佛教竟然勝利地侵入中國。有些人的確以為佛教是夷狄之教。所以道教是中國本地的信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取代佛教的本地宗教而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它又從它的外來對手借用了大量的東西，包括製度、儀式，以至大部分經典的形式。
但是，佛教除了是一個有組織的宗教，還有它的哲學，即佛學。道教雖然一貫反對佛教，但是道家卻以佛學為盟友。當然，在出世方麵，道家不及佛學。可是在神秘的形式上，二者很有相似之處。道家的“道”，道家說是不可名的；佛學的“真如”，佛學也說是不可言說的。它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是“非一”，也不是“非多”。這樣的名詞術語，正是中國話所說的“想入非非”。
在公元3世紀、4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一般都是道家，他們又常常是著名的佛教和尚的親密朋友。這些學者一般都精通佛典，這些和尚一般都精通道家經典，特別是《莊子》。他們相聚時的談話，當時叫做“清談”。他們談到了“非非”的時候，就一笑無言，正是在無言中彼此了解了。
在這類場合，就出現了“禪”的精神。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支，它真正是佛學和道家哲學最精妙之處的結合。它對後來中國的哲學、詩詞、繪畫都有巨大的影響。我們將在第二十二章詳細討論它。
政治社會背景
現在，讓我們回到漢朝獨尊儒家和爾後複興道家的政治社會背景上來。儒家的勝利不是僅僅由於當時某些人的運氣或愛好。當時存在的一定的環境，使儒家的勝利簡直是不可避免的。
秦國征服六國，靠的是以法家哲學為基礎的殘酷無情的精神，這在對內控製和對外關係中都表現出來。秦朝亡了以後，人人就譴責法家的苛刻，完全不講儒家的仁義道德。武帝於公元前140年就宣布，凡是治申不害、商鞅、韓非以及蘇秦、張儀之學的人一律不準舉為賢良做官。（見《漢書·武帝紀》）
法家如是變成秦的替罪羊。在其他各家中，與法家距離最遠的是儒家和道家，所以很自然地發生了有利於儒家、道家的反作用。漢朝初期，所謂“黃老之學”的道家，實際上十分盛行。例如武帝的祖父文帝（公元前179年至前157年在位）就深愛“黃老”，大曆史學家司馬談在其《論六家要旨》中對道家評價最高。
按照道家的政治哲學來說，好的政府不要多管事情，而要盡可能少管事情。所以聖王在位，如果他的前王管事過多造成惡果，他就要盡量消除。這恰好是漢初的人所需要的，因為秦朝造成的苦難之一，就是管得過多。所以建立漢朝的高祖劉邦率領他的革命軍隊，進入秦朝首都長安的時候，就與人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此以外，秦朝的苛法全部廢除。（見《史記·高祖本紀》）漢朝的創建人就是這樣地實行“黃老之學”，雖然實行了，無疑是完全不自覺的。
所以道家哲學正好符合漢初統治者的需要，他們的政策是除秦苛法，與民休息，使國家在長期的耗盡一切的戰爭後恢複元氣。到了元氣恢複了，道家哲學就不再適用了，而需要一個進一步建設的綱領。統治者們在儒家學說中找到了它。
儒家的社會、政治哲學是保守的，同時又是革命的。它保守，就在於它本質上是貴族政治的哲學；它又革命，就在於它給予這種貴族政治以新的解釋。它維護君子與小人的區別，這一點是孔子時代的封建的中國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它同時堅決主張，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不應當像原先那樣根據血統，而應當根據才德。因此它認為，有德有才的人應當就是在社會居於高位的人，這樣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章已經指出，中國古代社會以家族製度為骨幹，儒家學說給予家族製度以理論根據。隨著封建製度的解體，老百姓從封建主手裏解放出來，但是舊有的家族製度仍然存在。因而儒家學說作為現存社會製度的理論根據也仍然存在。
廢除封建製度的主要後果，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正式分開。當然，事實上新的地主們在當地社會上擁有很大勢力，包括政治勢力。可是至少在職務上他們不是當地的政治統治者，雖然他們通過財富和聲望時常能夠對國家任命的官員施加影響。這總算前進了一步。
新的貴族，如官僚和地主，有許多人遠遠不是儒家所要求的有德有才的人，可是他們全都需要儒家專門提供的一些知識。這就是有關繁文縟禮的知識，要靠這些來維持社會差別。漢朝的創建者劉邦降服了他的一切對手之後，第一個行動就是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一起，製定朝儀。首次試行新的朝儀之後，劉邦滿意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的做法，他的同行儒者有些人很不讚成，但是成功了，由此可以看出為什麽新的貴族喜歡儒家學說，即便是對於它的真正精神他們也許反對，也許不知。
可是最為重要的，是我在第三章指出的一個事實，就是西方人把儒家稱為“孔子學派”，很不確切，須知儒家就是“儒”家。這種“儒”不僅是思想家，而且是學者，他們精通古代文化遺產，這種雙重身份是別家所不具備的。他們教授古代文獻，保存偉大的文化傳統，對它們做出他們能夠做出的最好的解釋。在一個農業國家，人們總是尊重過去，所以這些儒也總是最有影響。
至於法家，雖然成了秦的替罪羊，可是也從未全部被人拋棄。在第十三章，我已經指出，法家是些現實的政治家。他們是能夠針對新的政治狀況提出新的統治法術的人。所以，隨著中華帝國版圖的擴展，統治者們不能不依靠法家的理論和技術。這就使得漢朝以來的正統儒家，總是責備各朝的統治者是“儒表法裏”。但是在實際上，不論儒家學說、法家學說，各有其應用的適當範圍。儒家學說的專用範圍是社會組織、精神的和道德的文明，以及學術界。法家學說的專用範圍則限於實際政治的理論和技術。
道家也有行時的機會。中國曆史上有幾個時期，政治、社會秩序大亂，人們對於古代經典的研究一無時間，二無興趣，很自然地傾向於批評現存的政治、社會製度。在這樣的時代，儒家學說自然衰落，道家學說自然興盛。這時候道家學說提供尖銳的批評，以反對現存的政治、社會製度；還提供逃避現實的思想體係，以避開傷害和危險。這些正適合生於亂世的人們的需要。
漢朝亡於公元220年，接著是長期的分裂和混亂，直到公元589年隋朝統一全國才告結束。這四個世紀，有兩個特征。一個特征是頻繁的戰爭和朝代的更迭，一係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中部和南部，一係列的朝代統治中國的北部。另一個特征是幾個遊牧民族的興起，有的是用武力越過長城，定居華北；有的是和平移入的。北方的幾個朝代就是他們建立的，其勢力始終未能擴展到長江。由於這些政治特征，這四個世紀通稱“六朝”，又稱“南北朝”。
這是一個在政治、社會方麵的黑暗世紀，悲觀主義極為流行。有些方麵它很像歐洲的中世紀，時間也有一段是同時。這時候，在歐洲，基督教成為統治力量；在中國，新的宗教——佛教迅速發展。可是，若是說，這是文化低落的世紀，那就完全錯了——有些人就是這樣說的。恰恰相反，如果我們取“文化”一詞的狹義，那就可以說，在這個世紀，在幾個方麵，我們達到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高峰。繪畫、書法、詩歌和哲學在這個時期都是極好的。
下麵兩章就來講這個時期主要的本國哲學，這個哲學我名為“新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