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不僅在年代上繼承秦朝，而且在許多方麵也是繼承秦朝。它鞏固了秦朝首次實現的統一。
統一思想
為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許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的政策。秦統一六國之後，丞相李斯上書始皇帝，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製。……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史記·李斯列傳》）
然後李斯提出極端嚴厲的建議：一切史記，除了秦記；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獻，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都應當送交政府燒掉。至於任何個人若想求學，他們都應當“以吏為師”。（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帝批準了李斯的建議，於公元前213年付諸實施。這雖然是徹底掃蕩，實際上卻不過是長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邏輯的應用而已。韓非早已說過：“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
李斯建議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隻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曆史，一個思想。所以醫藥之類實用方技之書免於焚燒，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因為它們是技術書籍，與“意識形態”無關。
可是，正是秦朝的殘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漢朝繼之而興，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百家”著作又重見天日。漢朝統治者們雖然不讚成其前朝的極端措施，可是他們也感到，如果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還是一定要統一帝國內的思想。這是統一思想的第二次嚐試，是沿著與秦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在位）進行了這一番新的嚐試，他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對策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他在對策的結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正式宣布儒學為國家官方學說，《六經》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當然，儒家要鞏固這個新獲得的地位，需要用相當時間從其他對立的各家中擇取許多思想，從而使儒學變得與先秦儒學很不相同。前一章我們已經講到，這個折中混合的過程是怎樣進行的。而且自從武帝以後，政府總是使儒家比別家有更好的機會來闡發他們的學說。
董仲舒所說的大一統原則，也在《春秋公羊傳》中討論過。《春秋》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的解釋中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據董仲舒和公羊學派說，這個大一統，就是孔子作《春秋》時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製定的綱領之一。
武帝根據董仲舒建議而實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議的措施，要積極得多，也溫和得多，雖然兩者的目的同樣地在於統一整個帝國的思想。漢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樣不加區別地禁絕一切學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領域的真空，而是從“百家”之中選出一家，即儒家，給予獨尊的地位，作為國家的教義。還有一點不同，漢朝的措施沒有頒布對於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罰。它僅隻規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須學習《六經》和儒學。以儒學為國家教育的基礎，也就打下了中國的著名的考試製度的基礎，這種製度是用於擴充政府新官員的。這樣一來，漢朝的措施實際上是秦朝的措施與以前的私學相調和的產物。這種私學，自孔子以後越來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國第一個私學教師，現在變成了中國第一個國學教師。
孔子在漢代思想中的地位
這樣做的結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就變得很高了。大約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文獻，名叫“緯書”。緯，是與經相對的，譬如織布，有經有緯。漢朝許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經》，還有些意思沒有寫完，他們以為，孔子後來又作了《六緯》，與《六經》相配，以為補充。所以，隻有《六經》與《六緯》的結合，才構成孔子的全部教義。當然，這些緯書實際上都是漢朝人偽造的。
在緯書中，孔子的地位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緯，名叫“漢含孳”，它寫道：“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製法。”另一篇春秋緯，名叫“演孔圖”，說孔子是黑帝的兒子，還列舉了孔子生平的許多奇跡。這都是荒誕的虛構。這些緯書把孔子說成超人，說成神，能預知未來。這些說法若真正統治了中國，孔子的地位就類似耶穌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後，儒家中具有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頭腦的人，針對這些關於孔子和儒學的“非常可怪之論”，提出了抗議。他們認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隻是一個聖人。孔子既沒有預知有漢，更沒有為任何朝代製法。他不過繼承了過去偉大傳統的文化遺產，使之具有新的精神，傳之萬世罷了。
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之爭
儒家中的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為古文學派。這個學派的得名，是由於它聲稱擁有“秦火”焚書之前密藏的經書，都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相對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稱為今文學派，其得名是由於所用的經書是用漢朝通行的字體書寫的。
這兩個學派的爭論，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爭論之一，這裏不必詳說。這裏必須說的隻有一點，就是古文學派的興起，是對今文學派的反動，也是革命。西漢末年，古文學派得到劉歆（約公元前46—公元23）的支持。劉歆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由於他全力支持古文學派，到了後來，今文學派的人就攻擊他一手偽造了全部古文經，這是很冤枉的。
近年來，我看出這兩派的來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兩派，今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繼續，古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現實派的繼續。換句話說，今文學派出於孟子學派，古文學派出於荀子學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這一段話，現代學者長期困惑莫解。《中庸》據說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裏，在《孟子》裏，都沒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裏，還是有這樣的話：“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裏也這樣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公孫醜下》）這些話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門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相信天人感應和曆史循環。我們會想起，這些學說在陰陽五行家中都是很顯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與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聯係，那麽，上述的荀子對子思、孟子的非議就更加有意義了。因為董仲舒觀點的原型如果真的出於孟子一派，則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新發展，根據董仲舒來判斷孟子，則孟子也的確可以說是“僻違”而“幽隱”了。
這個假說，還有事實可以增加它的力量。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為《春秋》是孔子所作，都特別重視《春秋》。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的說法是，孔子作《春秋》，是做天子所做的事。從這個說法，很容易得出董仲舒的說法，說是孔子果真受天命為天子。
還有一個事實，就是董仲舒闡明他的人性學說時，總是毫不隱諱地拿它與孟子的人性學說做比較。在前一章已經指出，二人的人性學說的不同，實際上隻是用語的不同。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假說，認為今文學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繼續，那麽就隻有假定古文學派是儒家現實派即荀子一派的繼續，才合乎道理。正因為如此，所以公元1世紀的古文學派思想家，都具有與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在這方麵，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響，前麵已經講過了）。
揚雄和王充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是古文學派成員，就是持有自然主義宇宙觀的實例。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滿了“反者道之動”的思想，這正是《老子》和《易經》的基本思想。
揚雄還寫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擊陰陽家。當然，他在《法言》中也稱讚了孟子。不過這也無礙於我的假說，因為孟子雖有某些陰陽家的傾向，可是從未走到像漢代今文學派那樣的極端。
古文學派最大的思想家無疑是王充（公元27—約1），他以驚人的科學的懷疑精神，反對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論衡》。他談到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時寫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論衡·佚文篇》）又說：“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論衡·薄葬篇》）
王充用這種精神有力地攻擊了陰陽家的學說，特別是天人感應的學說，無論是目的論的，還是機械論的。關於天人感應論的目的論方麵，他寫道：“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論衡·譴告篇》）
關於此論的機械論方麵，他說：“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順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論衡·變動篇》）
統一思想
為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秦采取了許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的政策。秦統一六國之後，丞相李斯上書始皇帝，說：“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製。……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史記·李斯列傳》）
然後李斯提出極端嚴厲的建議：一切史記，除了秦記；一切“百家”思想的著作和其他文獻，除了由博士官保管的，除了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都應當送交政府燒掉。至於任何個人若想求學，他們都應當“以吏為師”。（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始皇帝批準了李斯的建議，於公元前213年付諸實施。這雖然是徹底掃蕩，實際上卻不過是長期存在的法家思想合乎邏輯的應用而已。韓非早已說過：“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
李斯建議的目的很明白。他肯定是希望隻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曆史，一個思想。所以醫藥之類實用方技之書免於焚燒，用我們現在的話說，是因為它們是技術書籍，與“意識形態”無關。
可是，正是秦朝的殘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漢朝繼之而興，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百家”著作又重見天日。漢朝統治者們雖然不讚成其前朝的極端措施，可是他們也感到，如果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還是一定要統一帝國內的思想。這是統一思想的第二次嚐試，是沿著與秦朝不同的路線進行的。
漢武帝（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在位）進行了這一番新的嚐試，他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
公元前136年左右，董仲舒在對策中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他在對策的結論中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
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正式宣布儒學為國家官方學說，《六經》在其中占統治地位，當然，儒家要鞏固這個新獲得的地位，需要用相當時間從其他對立的各家中擇取許多思想，從而使儒學變得與先秦儒學很不相同。前一章我們已經講到，這個折中混合的過程是怎樣進行的。而且自從武帝以後，政府總是使儒家比別家有更好的機會來闡發他們的學說。
董仲舒所說的大一統原則，也在《春秋公羊傳》中討論過。《春秋》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的解釋中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據董仲舒和公羊學派說，這個大一統，就是孔子作《春秋》時為他的理想中的新朝代製定的綱領之一。
武帝根據董仲舒建議而實施的措施，比起李斯向始皇帝建議的措施，要積極得多，也溫和得多，雖然兩者的目的同樣地在於統一整個帝國的思想。漢朝的措施，不是像秦朝的措施那樣不加區別地禁絕一切學派的思想，造成思想領域的真空，而是從“百家”之中選出一家，即儒家，給予獨尊的地位，作為國家的教義。還有一點不同，漢朝的措施沒有頒布對於私自教授其他各家思想的刑罰。它僅隻規定，凡是希望做官的人都必須學習《六經》和儒學。以儒學為國家教育的基礎，也就打下了中國的著名的考試製度的基礎，這種製度是用於擴充政府新官員的。這樣一來，漢朝的措施實際上是秦朝的措施與以前的私學相調和的產物。這種私學，自孔子以後越來越普遍了。有趣的是，中國第一個私學教師，現在變成了中國第一個國學教師。
孔子在漢代思想中的地位
這樣做的結果，孔子的地位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就變得很高了。大約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文獻，名叫“緯書”。緯，是與經相對的，譬如織布，有經有緯。漢朝許多人相信，孔子作了《六經》，還有些意思沒有寫完，他們以為，孔子後來又作了《六緯》，與《六經》相配，以為補充。所以，隻有《六經》與《六緯》的結合，才構成孔子的全部教義。當然，這些緯書實際上都是漢朝人偽造的。
在緯書中，孔子的地位達到了空前絕後的高度。例如，有一篇春秋緯，名叫“漢含孳”，它寫道：“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製法。”另一篇春秋緯，名叫“演孔圖”，說孔子是黑帝的兒子，還列舉了孔子生平的許多奇跡。這都是荒誕的虛構。這些緯書把孔子說成超人，說成神，能預知未來。這些說法若真正統治了中國，孔子的地位就類似耶穌的地位，儒家就成了地道的宗教了。
可是不久以後，儒家中具有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頭腦的人，針對這些關於孔子和儒學的“非常可怪之論”，提出了抗議。他們認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王，隻是一個聖人。孔子既沒有預知有漢，更沒有為任何朝代製法。他不過繼承了過去偉大傳統的文化遺產，使之具有新的精神，傳之萬世罷了。
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之爭
儒家中的這些人形成了一派，名為古文學派。這個學派的得名，是由於它聲稱擁有“秦火”焚書之前密藏的經書，都是用古文字體書寫的。相對立的一派，有董仲舒等人，稱為今文學派，其得名是由於所用的經書是用漢朝通行的字體書寫的。
這兩個學派的爭論，是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爭論之一，這裏不必詳說。這裏必須說的隻有一點，就是古文學派的興起，是對今文學派的反動，也是革命。西漢末年，古文學派得到劉歆（約公元前46—公元23）的支持。劉歆是當時最大的學者之一。由於他全力支持古文學派，到了後來，今文學派的人就攻擊他一手偽造了全部古文經，這是很冤枉的。
近年來，我看出這兩派的來源很可能上溯到先秦儒家的兩派，今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理想派的繼續，古文學派可能是先秦儒家現實派的繼續。換句話說，今文學派出於孟子學派，古文學派出於荀子學派。
《荀子》有一篇《非十二子》，其中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這一段話，現代學者長期困惑莫解。《中庸》據說是子思作的，可是在《中庸》裏，在《孟子》裏，都沒有提到五行。但是在《中庸》裏，還是有這樣的話：“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第二十四章）《孟子》裏也這樣說過：“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公孫醜下》）這些話似乎可以表明，孟子和《中庸》的作者（如果不是子思本人，也一定是子思門人）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相信天人感應和曆史循環。我們會想起，這些學說在陰陽五行家中都是很顯著的。
若把董仲舒看成與孟子一派有一定的聯係，那麽，上述的荀子對子思、孟子的非議就更加有意義了。因為董仲舒觀點的原型如果真的出於孟子一派，則董仲舒是孟子一派的新發展，根據董仲舒來判斷孟子，則孟子也的確可以說是“僻違”而“幽隱”了。
這個假說，還有事實可以增加它的力量。這就是，孟子和董仲舒都以為《春秋》是孔子所作，都特別重視《春秋》。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的說法是，孔子作《春秋》，是做天子所做的事。從這個說法，很容易得出董仲舒的說法，說是孔子果真受天命為天子。
還有一個事實，就是董仲舒闡明他的人性學說時，總是毫不隱諱地拿它與孟子的人性學說做比較。在前一章已經指出，二人的人性學說的不同，實際上隻是用語的不同。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假說，認為今文學派是儒家理想派即孟子一派的繼續，那麽就隻有假定古文學派是儒家現實派即荀子一派的繼續，才合乎道理。正因為如此，所以公元1世紀的古文學派思想家，都具有與荀子和道家相似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在這方麵，荀子本人是受道家影響，前麵已經講過了）。
揚雄和王充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是古文學派成員，就是持有自然主義宇宙觀的實例。他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充滿了“反者道之動”的思想，這正是《老子》和《易經》的基本思想。
揚雄還寫了一部《法言》，在其中攻擊陰陽家。當然，他在《法言》中也稱讚了孟子。不過這也無礙於我的假說，因為孟子雖有某些陰陽家的傾向，可是從未走到像漢代今文學派那樣的極端。
古文學派最大的思想家無疑是王充（公元27—約1），他以驚人的科學的懷疑精神，反對偶像崇拜。他的主要著作是《論衡》。他談到這部著作特有的精神時寫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論衡·佚文篇》）又說：“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論衡·薄葬篇》）
王充用這種精神有力地攻擊了陰陽家的學說，特別是天人感應的學說，無論是目的論的，還是機械論的。關於天人感應論的目的論方麵，他寫道：“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論衡·譴告篇》）
關於此論的機械論方麵，他說：“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順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論衡·變動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