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
可是不是一切人都能自己做到這一點。所以政府的職能就是幫助發展人性。董仲舒寫道：“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深察名號》）
王者以慶、賞、罰、刑為“四政”，相當於四季。董仲舒說：“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時之副》）
政府的組織也是以四季為模型。照董仲舒說，政府官員分為四級，是模仿一年有四季。每級每個官員下麵有三個副手，也是模仿一季有三月。官員像這樣分為四級，又是因為人的才能和德性也是自然地分為四等。所以政府選出那些應該當選的人，再按他們德才的自然等級而加以任用。“故天選四時、十二（月），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官製象天》）
天人關係既然如此密切，所以董仲舒認為，社會上政治的過失必然表現為自然界的異常現象。陰陽家早已提出這種學說，董仲舒則提供目的論的和機械論的解釋。
從目的論上講，人間的政治過失必然使天生氣，發怒。天怒的表現，是通過自然界的災異，諸如地震、日食、月食、旱災、水災。這都是天的警告，要人主改正錯誤。
從機械論上講，照董仲舒所說，則是“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物固以類相召也”（《同類相動》）。所以人的異常必然引起自然界的異常。董仲舒認為這完全是自然規律，毫無超自然的因素，這就與他在別處所講的目的論學說矛盾了。
曆史哲學
在第十二章我已經講到鄒衍如何以五德終始的學說解釋改朝換代。某個朝代，因為它用某德，必須用合乎此德的方式進行統治。董仲舒修改了這個學說，認為朝代的更迭不是根據五德運行，而是根據他所說的“三統”順序。三統是黑統、白統、赤統。每統各有其統治係統，每個朝代各正一統。（見《三代改製質文》）
照董仲舒的說法，在實際曆史上，夏朝（傳說在公元前2205年至前1766年）正黑統；商朝（約公元前1766年至約前1122年）正白統；周朝（約公元前1122年至前255年）正赤統。這形成曆史演變的循環。周朝以後的新朝代又要正黑統，照此循環下去。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在現代也用顏色表示社會組織的各種不同的係統，它也正是董仲舒所用的那三種顏色。按照他的學說，我們也許可以說，法西斯主義正黑統，資本主義正白統，共產主義正赤統。
當然，這隻不過是巧合。照董仲舒所說，三統並無根本不同。他認為，新王建立新朝代，是由於他受命於天。所以他必須做出某些外表上的改變，以顯示他受了新命。這些改變包括“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董仲舒說：“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改製之實。”（《楚莊王》）
改製並沒有改變基本原則，董仲舒稱之為“道”。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
王者受命於天的學說並不是新學說。《書經》中已有此說，孟子則把它說得更清楚。但是董仲舒把它納入他的總體的天人哲學中，使之更加明確了。
在封建時代，君主都是從祖先繼承權威。即使是秦始皇帝也不例外。創建漢朝的劉邦則不然，他出身平民，卻取得了天下。這需要某種理論根據，董仲舒就提供了這種根據。
董仲舒的王者受命於天的學說，既為行使皇權提供根據，又對行使皇權有所限製。皇帝必須注視天的喜怒表現，依照它來行事。漢朝的皇帝，以及以後各朝皇帝也或多或少地是一樣，就是用這一點檢驗他自己和他的政策，一旦出現災異使之不安的時候，就試圖改正。
董仲舒的三統說也對每個朝代的統治有所限製。一個皇家，無論多麽好，其統治時間是有限的。終點一到，它就得讓位給新朝，新朝的創建者又是受新命於天的。儒家就是用這樣的一些措施，試圖對專製君主的絕對權力加以約束。
對《春秋》的解釋
照董仲舒說，直接繼承周朝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漢朝。他斷言，實際上是孔子受天命繼周而正黑統。孔子不是實際的王，卻是合法的王。
這是一個奇怪的學說，但是董仲舒及其學派竟然堅持它，相信它。《春秋》本是孔子故鄉魯國的編年史，卻被他們（不正確地）認為是孔子的重要政治著作。他們說孔子在《春秋》中行使新王的權力。孔子正黑統，按照黑統進行了一切改製。董仲舒以解釋《春秋》而著名，能夠引用《春秋》來證實他哲學的各方麵。實際上，他不過是引《春秋》以為他的權威的主要來源。他的著作題為《春秋繁露》，原因就在此。
董仲舒分春秋時代（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為三世：孔子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據董仲舒說，孔子作《春秋》時，用不同的詞語記載這三世發生的事件。通過這些不同的“書法”就可以發現《春秋》的“微言大義”。
社會進化的三個階段
以前有三部重要的解釋《春秋》的書，即《三傳》，從漢朝起這《三傳》本身也成了經典。它們是《左傳》（可能本來不是整個地為解釋《春秋》而作，到後來才歸附上去）、《公羊傳》、《穀梁傳》。“三傳”都是以據說是作者的姓氏命名。其中以《公羊傳》的解釋，特別與董仲舒的學說相合。在《公羊傳》中有相同的三世說。東漢後期，何休（129—182）為《公羊傳》作解詁，進一步對這個學說進行了加工。
照何休的說法，《春秋》所記的過程，是孔子在理想上變“衰亂世”為“升平世”，再變為“太平世”的過程。何休以“所傳聞世”與“衰亂世”相配合，這是第一階段。在此階段，孔子集中他的全部注意於自己的魯國，以魯為改製中心。何休以“所聞世”與“升平世”相配合，這是第二階段。在此階段，孔子已經治好了本國，進而將安定和秩序傳到“中國”境內的其他華夏國家。最後，第三階段，何休以“所見世”與“太平世”相配合。在此階段，孔子不僅將安定和秩序傳到諸夏之國，而且開化了周圍的夷狄之國。在此階段，何休說：“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公羊傳》隱公元年注）當然，何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事孔子都實際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說，如果孔子當真有了權力、權威，他就會完成這些事。可是，即使如此，這個學說也仍然是荒誕的，因為孔子隻活在《春秋》三世的後期，怎麽可能做前期的事呢？
何休闡明的道路，是孔子從本國做起，進而治平天下。這條道路，與《大學》闡明的治國平天下的步驟相似。所以在這一方麵，《春秋》成了《大學》的例證。
這種將社會進化分為三階段的學說，又見於《禮記》的《禮運》篇。照《禮運》篇所說，第一階段是亂世，第二階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階段是“大同”之世。《禮運》篇描述的“大同”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竊切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雖然《禮運》篇作者說這種“大同”是在過去的黃金時代，它實際上代表了漢朝人當時的夢想。漢朝人看到的單純是政治統一，他們一定希望看到更多方麵的統一，像大同那樣的統一。
[1]不是西方，雖然西方是與秋相配的。據董氏說法，其原因是天“任陽不任陰”（《陰陽位》）。
可是不是一切人都能自己做到這一點。所以政府的職能就是幫助發展人性。董仲舒寫道：“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深察名號》）
王者以慶、賞、罰、刑為“四政”，相當於四季。董仲舒說：“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時之副》）
政府的組織也是以四季為模型。照董仲舒說，政府官員分為四級，是模仿一年有四季。每級每個官員下麵有三個副手，也是模仿一季有三月。官員像這樣分為四級，又是因為人的才能和德性也是自然地分為四等。所以政府選出那些應該當選的人，再按他們德才的自然等級而加以任用。“故天選四時、十二（月），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官製象天》）
天人關係既然如此密切，所以董仲舒認為，社會上政治的過失必然表現為自然界的異常現象。陰陽家早已提出這種學說，董仲舒則提供目的論的和機械論的解釋。
從目的論上講，人間的政治過失必然使天生氣，發怒。天怒的表現，是通過自然界的災異，諸如地震、日食、月食、旱災、水災。這都是天的警告，要人主改正錯誤。
從機械論上講，照董仲舒所說，則是“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物固以類相召也”（《同類相動》）。所以人的異常必然引起自然界的異常。董仲舒認為這完全是自然規律，毫無超自然的因素，這就與他在別處所講的目的論學說矛盾了。
曆史哲學
在第十二章我已經講到鄒衍如何以五德終始的學說解釋改朝換代。某個朝代，因為它用某德，必須用合乎此德的方式進行統治。董仲舒修改了這個學說，認為朝代的更迭不是根據五德運行，而是根據他所說的“三統”順序。三統是黑統、白統、赤統。每統各有其統治係統，每個朝代各正一統。（見《三代改製質文》）
照董仲舒的說法，在實際曆史上，夏朝（傳說在公元前2205年至前1766年）正黑統；商朝（約公元前1766年至約前1122年）正白統；周朝（約公元前1122年至前255年）正赤統。這形成曆史演變的循環。周朝以後的新朝代又要正黑統，照此循環下去。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在現代也用顏色表示社會組織的各種不同的係統，它也正是董仲舒所用的那三種顏色。按照他的學說，我們也許可以說，法西斯主義正黑統，資本主義正白統，共產主義正赤統。
當然，這隻不過是巧合。照董仲舒所說，三統並無根本不同。他認為，新王建立新朝代，是由於他受命於天。所以他必須做出某些外表上的改變，以顯示他受了新命。這些改變包括“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董仲舒說：“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改製之實。”（《楚莊王》）
改製並沒有改變基本原則，董仲舒稱之為“道”。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
王者受命於天的學說並不是新學說。《書經》中已有此說，孟子則把它說得更清楚。但是董仲舒把它納入他的總體的天人哲學中，使之更加明確了。
在封建時代，君主都是從祖先繼承權威。即使是秦始皇帝也不例外。創建漢朝的劉邦則不然，他出身平民，卻取得了天下。這需要某種理論根據，董仲舒就提供了這種根據。
董仲舒的王者受命於天的學說，既為行使皇權提供根據，又對行使皇權有所限製。皇帝必須注視天的喜怒表現，依照它來行事。漢朝的皇帝，以及以後各朝皇帝也或多或少地是一樣，就是用這一點檢驗他自己和他的政策，一旦出現災異使之不安的時候，就試圖改正。
董仲舒的三統說也對每個朝代的統治有所限製。一個皇家，無論多麽好，其統治時間是有限的。終點一到，它就得讓位給新朝，新朝的創建者又是受新命於天的。儒家就是用這樣的一些措施，試圖對專製君主的絕對權力加以約束。
對《春秋》的解釋
照董仲舒說，直接繼承周朝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漢朝。他斷言，實際上是孔子受天命繼周而正黑統。孔子不是實際的王，卻是合法的王。
這是一個奇怪的學說，但是董仲舒及其學派竟然堅持它，相信它。《春秋》本是孔子故鄉魯國的編年史，卻被他們（不正確地）認為是孔子的重要政治著作。他們說孔子在《春秋》中行使新王的權力。孔子正黑統，按照黑統進行了一切改製。董仲舒以解釋《春秋》而著名，能夠引用《春秋》來證實他哲學的各方麵。實際上，他不過是引《春秋》以為他的權威的主要來源。他的著作題為《春秋繁露》，原因就在此。
董仲舒分春秋時代（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為三世：孔子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據董仲舒說，孔子作《春秋》時，用不同的詞語記載這三世發生的事件。通過這些不同的“書法”就可以發現《春秋》的“微言大義”。
社會進化的三個階段
以前有三部重要的解釋《春秋》的書，即《三傳》，從漢朝起這《三傳》本身也成了經典。它們是《左傳》（可能本來不是整個地為解釋《春秋》而作，到後來才歸附上去）、《公羊傳》、《穀梁傳》。“三傳”都是以據說是作者的姓氏命名。其中以《公羊傳》的解釋，特別與董仲舒的學說相合。在《公羊傳》中有相同的三世說。東漢後期，何休（129—182）為《公羊傳》作解詁，進一步對這個學說進行了加工。
照何休的說法，《春秋》所記的過程，是孔子在理想上變“衰亂世”為“升平世”，再變為“太平世”的過程。何休以“所傳聞世”與“衰亂世”相配合，這是第一階段。在此階段，孔子集中他的全部注意於自己的魯國，以魯為改製中心。何休以“所聞世”與“升平世”相配合，這是第二階段。在此階段，孔子已經治好了本國，進而將安定和秩序傳到“中國”境內的其他華夏國家。最後，第三階段，何休以“所見世”與“太平世”相配合。在此階段，孔子不僅將安定和秩序傳到諸夏之國，而且開化了周圍的夷狄之國。在此階段，何休說：“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公羊傳》隱公元年注）當然，何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事孔子都實際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說，如果孔子當真有了權力、權威，他就會完成這些事。可是，即使如此，這個學說也仍然是荒誕的，因為孔子隻活在《春秋》三世的後期，怎麽可能做前期的事呢？
何休闡明的道路，是孔子從本國做起，進而治平天下。這條道路，與《大學》闡明的治國平天下的步驟相似。所以在這一方麵，《春秋》成了《大學》的例證。
這種將社會進化分為三階段的學說，又見於《禮記》的《禮運》篇。照《禮運》篇所說，第一階段是亂世，第二階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階段是“大同”之世。《禮運》篇描述的“大同”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竊切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雖然《禮運》篇作者說這種“大同”是在過去的黃金時代，它實際上代表了漢朝人當時的夢想。漢朝人看到的單純是政治統一，他們一定希望看到更多方麵的統一，像大同那樣的統一。
[1]不是西方，雖然西方是與秋相配的。據董氏說法，其原因是天“任陽不任陰”（《陰陽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