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立場，使我們想起傑裏米·邊沁的“功利哲學”。他在《道德立法原理導言》中說：“‘天然’使人類為二種最上威權所統治，此二威權，即是快樂與苦痛。隻此二威權能指出人應做什麽，決定人將做什麽。”“功利哲學即承認人類服從此二威權之事實，而以之為哲學的基礎。此哲學之目的，在以理性、法律維持幸福。”這樣，邊沁把善惡歸結為快樂、苦痛的問題。照他的說法，道德的目的就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後期墨家也是這麽做的。他們給利、害下了定義之後，又以利的定義為基礎，進而為各種道德下定義。他們說：“忠，以為利而強君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經上》）“利民”的意思也就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關於兼愛學說，後期墨家認為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兼”，也就是“周”。《小取》篇說：“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為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就是說，必需遍愛一切人，才算愛人；但是不必需遍不愛一切人，才算不愛人。這與乘馬不同。不必需騎一切馬才算騎馬，但是必需不騎一切馬，才算不騎馬。這就是愛人的“周”與乘馬的“不周”的不同。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一些他所愛的人。例如，每個人都愛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光憑人總會愛一些人，這個事實，不能說他愛一切人。但是在否定方麵，他若害了某些人，哪怕是他自己的孩子，憑這一點就可以說他不愛人，墨家的推理就是這樣。
辯護兼愛說
針對後期墨家的這個觀點，當時有兩個主要的反對意見。第一個是說，世界上人的數目是無窮的；那麽，一個人怎麽可能兼愛一切人？這個反對意見叫做“無窮害兼”。第二個是說，如果說有一個人你還沒有愛，就不能算愛人，那麽就不應當有“殺盜”的刑罰。這個反對意見叫做“殺盜，殺人也”。後期墨家用他們的“辯”試圖反駁這些反對意見。
《經下》篇說：“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就是說，“無窮”與“兼”不是不相容的，其理由，隻看是否充滿，就知道了。《經說下》發揮此說如下：“無（反對者）：‘南方有窮，則可盡（中國古代一般人相信南方無窮）；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知；則可盡，不可盡，未可知。人之盈之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悖！’（答：）‘人若不盈無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答的意思是說，人若沒有充滿無窮的地區，則人數是有窮的。數盡有窮的數目，並不困難。人若竟已充滿無窮的地區，則原來假定是無窮的地區，其實是有窮的。曆盡有窮的地區，也不困難。
“殺盜，殺人也”是反對墨家的另一個主要意見，因為殺人與兼愛有矛盾。對這個反對意見，《小取》答複如下：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
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是，則雖盜，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無難矣。
後期墨家用這樣的“辯”，反駁了認為“殺盜”不合兼愛的反對意見。
對其他各家的批評
後期墨家用他們的“辯”，不僅反駁其他各家反對墨家的意見，而且批評其他各家。例如，《墨經》中有許多反對名家辯論的意見。我們會記得，惠施有“合同異”之辯。在他的“十事”中他由“萬物畢同”的前提，得出“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的結論。在後期墨家看來，這是一個謬論，它是由“同”字的歧義引起的。他們指出“同”有四種。《經上》篇說：“同：重、體、合、類。”《經說上》解釋說：“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經上》和《經說上》還討論了“異”，異與同正好相反。
《墨經》並沒有點惠施的名。事實上，《墨經》各篇也沒有點任何人的名。但是，從對於“同”字的分析看，惠施的謬誤也就清楚了。說“萬物畢同”，是說它們同類，是“類同”。但是說“天地一體也”，是說它們有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是“體同”。由類同為真的命題不能推論出體同的命題也為真，雖然都用了“同”字。
對於公孫龍的“離堅白”之辯，後期墨家隻從實際存在於物理世界的具體的堅白石著想。所以他們主張堅、白同時存在於石中，認為“堅白不相外也”（《經上》），“必相盈也”（《經說下》）。“不相外”就是不互相排斥，“相盈”就是互相滲透。
後期墨家也批評了道家。《經下》篇說：“學之益也，說在誹者。”《經說下》篇解釋說：“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悖！”
這是批評老子的話：“絕學無憂。”（《老子》第二十章）老子這句話認為學是無益的。照後期墨家所說，學和教是互相關聯的，若要絕學，也要絕教。隻要有教，則必有學；教若有益，學就不會無益。既然以“學無益”為教，這個教的本身正好證明學是有益的。
《經下》篇說：“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經說下》篇解釋說：“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其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這解釋是說：說話的時候，人們所說的，不是相同，就是相異。一人說是“狗”，另一人說是“犬”，就是相同。一人說是“牛”，另一人說是“馬”，就是相異。（這就是說，有相異，就有辯。）沒有人獲勝，就無辯。辯，就是其中有人說是如此，另有人說不是如此。誰說得對誰就獲勝。
《經下》篇又說：“以言為盡悖，悖。說在其言。”《經說下》篇解釋說：“以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這解釋是說：以言為盡悖，此說不可以成立。如果持此說的人，其言可以成立，則至少此言不悖，還是有些言可以成立；如果其言不可成立，則以此說為當者也就錯了。
《經下》篇又說：“知，知之否之是同也，悖。說在無以也。”就是說，說知之與不知之是相同的，此說悖，理由在於“無以”，即沒有憑借。《經說下》解釋說：“知，論之，非知無以也。”就是說，隻要有知識，就有關於知識的討論。除非沒有知識，才沒有憑借來討論。
《經下》篇還說：“非誹者悖，說在弗非。”就是說，譴責批評，是悖謬的，理由在於“弗非”，即不譴責。《經說下》解釋說：“非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誹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就是說，譴責批評，就是譴責你自己的譴責。如果你不譴責批評，也就沒有什麽可以譴責的。如果你不能夠譴責批評，這就意味著不譴責批評。
這都是對於莊子的批評。莊子以為，在辯論中，什麽也不能夠決定。他說，即使有人獲勝，勝者未必正確，敗者未必錯誤。但是在後期墨家看來，莊子說這番話，正是表明他不同意於別人，他正是在和別人辯論。他若辯贏了，這個事實不就正好證明他錯了？莊子又說：“大辯不言。”還說：“言辯而不及。”（《莊子·齊物論》）所以“言盡悖”。莊子還進一步認為，萬物各從自己的道、自己的意見來看，都是正確的，這個不應當批評那個。但是在後期墨家看來，莊子所說的就是“言”，其本身就是批評別人。如果“言盡悖”，莊子的這個“言”難道就不悖嗎？如果一切批評都應當受到譴責，那麽莊子的批評就應當第一個受到譴責。莊子還侈談不要有知識的重要性。但是他這樣侈談和討論，本身就是一種知識。若真的沒有知識了，那就連他的討論也沒有了。
後期墨家在批評道家的時候，揭示出了一些也在西方哲學中出現過的邏輯悖論，隻有在現代建立了新的邏輯學，這些悖論才得到解決。因此在當代邏輯學中，後期墨家所做的批評不再有效了。可是，我們看到後期墨家如此富於邏輯頭腦，實在令人讚歎。他們試圖創造一個認識論和邏輯學的純係統，這是中國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
後期墨家也是這麽做的。他們給利、害下了定義之後，又以利的定義為基礎，進而為各種道德下定義。他們說：“忠，以為利而強君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經上》）“利民”的意思也就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
關於兼愛學說，後期墨家認為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兼”，也就是“周”。《小取》篇說：“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為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就是說，必需遍愛一切人，才算愛人；但是不必需遍不愛一切人，才算不愛人。這與乘馬不同。不必需騎一切馬才算騎馬，但是必需不騎一切馬，才算不騎馬。這就是愛人的“周”與乘馬的“不周”的不同。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一些他所愛的人。例如，每個人都愛他自己的孩子。所以光憑人總會愛一些人，這個事實，不能說他愛一切人。但是在否定方麵，他若害了某些人，哪怕是他自己的孩子，憑這一點就可以說他不愛人，墨家的推理就是這樣。
辯護兼愛說
針對後期墨家的這個觀點，當時有兩個主要的反對意見。第一個是說，世界上人的數目是無窮的；那麽，一個人怎麽可能兼愛一切人？這個反對意見叫做“無窮害兼”。第二個是說，如果說有一個人你還沒有愛，就不能算愛人，那麽就不應當有“殺盜”的刑罰。這個反對意見叫做“殺盜，殺人也”。後期墨家用他們的“辯”試圖反駁這些反對意見。
《經下》篇說：“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就是說，“無窮”與“兼”不是不相容的，其理由，隻看是否充滿，就知道了。《經說下》發揮此說如下：“無（反對者）：‘南方有窮，則可盡（中國古代一般人相信南方無窮）；無窮，則不可盡。有窮，無窮，未可知；則可盡，不可盡，未可知。人之盈之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盡愛也，悖！’（答：）‘人若不盈無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答的意思是說，人若沒有充滿無窮的地區，則人數是有窮的。數盡有窮的數目，並不困難。人若竟已充滿無窮的地區，則原來假定是無窮的地區，其實是有窮的。曆盡有窮的地區，也不困難。
“殺盜，殺人也”是反對墨家的另一個主要意見，因為殺人與兼愛有矛盾。對這個反對意見，《小取》答複如下：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
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是，則雖盜，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非殺人也，無難矣。
後期墨家用這樣的“辯”，反駁了認為“殺盜”不合兼愛的反對意見。
對其他各家的批評
後期墨家用他們的“辯”，不僅反駁其他各家反對墨家的意見，而且批評其他各家。例如，《墨經》中有許多反對名家辯論的意見。我們會記得，惠施有“合同異”之辯。在他的“十事”中他由“萬物畢同”的前提，得出“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的結論。在後期墨家看來，這是一個謬論，它是由“同”字的歧義引起的。他們指出“同”有四種。《經上》篇說：“同：重、體、合、類。”《經說上》解釋說：“同：二名一實，重同也；不外於兼，體同也；俱處於室，合同也；有以同，類同也。”《經上》和《經說上》還討論了“異”，異與同正好相反。
《墨經》並沒有點惠施的名。事實上，《墨經》各篇也沒有點任何人的名。但是，從對於“同”字的分析看，惠施的謬誤也就清楚了。說“萬物畢同”，是說它們同類，是“類同”。但是說“天地一體也”，是說它們有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是“體同”。由類同為真的命題不能推論出體同的命題也為真，雖然都用了“同”字。
對於公孫龍的“離堅白”之辯，後期墨家隻從實際存在於物理世界的具體的堅白石著想。所以他們主張堅、白同時存在於石中，認為“堅白不相外也”（《經上》），“必相盈也”（《經說下》）。“不相外”就是不互相排斥，“相盈”就是互相滲透。
後期墨家也批評了道家。《經下》篇說：“學之益也，說在誹者。”《經說下》篇解釋說：“學也，以為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為無益也，教，悖！”
這是批評老子的話：“絕學無憂。”（《老子》第二十章）老子這句話認為學是無益的。照後期墨家所說，學和教是互相關聯的，若要絕學，也要絕教。隻要有教，則必有學；教若有益，學就不會無益。既然以“學無益”為教，這個教的本身正好證明學是有益的。
《經下》篇說：“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經說下》篇解釋說：“謂，所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其或謂之馬也。俱無勝，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這解釋是說：說話的時候，人們所說的，不是相同，就是相異。一人說是“狗”，另一人說是“犬”，就是相同。一人說是“牛”，另一人說是“馬”，就是相異。（這就是說，有相異，就有辯。）沒有人獲勝，就無辯。辯，就是其中有人說是如此，另有人說不是如此。誰說得對誰就獲勝。
《經下》篇又說：“以言為盡悖，悖。說在其言。”《經說下》篇解釋說：“以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這解釋是說：以言為盡悖，此說不可以成立。如果持此說的人，其言可以成立，則至少此言不悖，還是有些言可以成立；如果其言不可成立，則以此說為當者也就錯了。
《經下》篇又說：“知，知之否之是同也，悖。說在無以也。”就是說，說知之與不知之是相同的，此說悖，理由在於“無以”，即沒有憑借。《經說下》解釋說：“知，論之，非知無以也。”就是說，隻要有知識，就有關於知識的討論。除非沒有知識，才沒有憑借來討論。
《經下》篇還說：“非誹者悖，說在弗非。”就是說，譴責批評，是悖謬的，理由在於“弗非”，即不譴責。《經說下》解釋說：“非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誹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就是說，譴責批評，就是譴責你自己的譴責。如果你不譴責批評，也就沒有什麽可以譴責的。如果你不能夠譴責批評，這就意味著不譴責批評。
這都是對於莊子的批評。莊子以為，在辯論中，什麽也不能夠決定。他說，即使有人獲勝，勝者未必正確，敗者未必錯誤。但是在後期墨家看來，莊子說這番話，正是表明他不同意於別人，他正是在和別人辯論。他若辯贏了，這個事實不就正好證明他錯了？莊子又說：“大辯不言。”還說：“言辯而不及。”（《莊子·齊物論》）所以“言盡悖”。莊子還進一步認為，萬物各從自己的道、自己的意見來看，都是正確的，這個不應當批評那個。但是在後期墨家看來，莊子所說的就是“言”，其本身就是批評別人。如果“言盡悖”，莊子的這個“言”難道就不悖嗎？如果一切批評都應當受到譴責，那麽莊子的批評就應當第一個受到譴責。莊子還侈談不要有知識的重要性。但是他這樣侈談和討論，本身就是一種知識。若真的沒有知識了，那就連他的討論也沒有了。
後期墨家在批評道家的時候，揭示出了一些也在西方哲學中出現過的邏輯悖論，隻有在現代建立了新的邏輯學，這些悖論才得到解決。因此在當代邏輯學中，後期墨家所做的批評不再有效了。可是，我們看到後期墨家如此富於邏輯頭腦，實在令人讚歎。他們試圖創造一個認識論和邏輯學的純係統，這是中國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