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塔始終是長安城最討人喜歡的名勝,特別是春天。春風漸暖,行道兩旁的槐樹返青,在蓬蓬綠色裏,桃花、辛夷,次第開放,連風也被染上花香。進士科考試湊在初春二月放榜,在躍躍欲試的春華中,功成名就的得意也翻倍。


    白居易二十八歲那年,終於迎來這樣一個春天。他滿心想著從此在長安城裏做個受人尊敬的大官,為朝廷出力,並買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武則天神龍年間開始,新進士在杏園宴會之後,都要去慈恩寺中大雁塔下題名。白居易也不例外。他的好友元稹也許曾提示他,四十八年前,他們共同喜歡的那個窮困潦倒、不甚出名的詩人杜甫也曾經登塔作詩。


    也許並沒有。這座城市裏迎送過太多才華橫溢的年輕人,數不勝數。他們都曾經滿懷希望,來到這個國家最繁華的都市,相信會在這非富即貴的城市裏一覽眾山小。那時候他們都年輕,都擁有卓絕的詩才,光明的未來仿佛觸手可及。


    年輕的杜甫跳著腳在小酒館賭博,他對自己的才華太有信心,從沒想過往後歲月的大雨裏他會病在啟夏門邊的破屋中,積水成塘。天寶十五載(756年)的夏天,王維依然像往常一樣進宮早朝,並不知道自己很快將會成為安史之亂裏的一名俘虜。李白得意地寫詩描述他在玄宗的宮殿裏坐有象牙席,宴有黃金盤的恩寵,錯愕萬分地,他很快被皇帝放棄。


    命運最叛逆,從不輕易滿足人的心意。這幾乎是這本書裏所有故事的核心。


    得意的李隆基自以為心想事成,江山與愛情盡在掌握。太子被自己的鐵腕手段嚇得甚至不敢大聲說話。他不知道的是,當他沉浸在華清池水霧迷蒙的霓裳羽衣曲中時,漁陽戰鼓正動地而來。這是公元756年夏天,城市在細雨中傾倒。在這場始料未及的安史之亂中,他的兒子抓住機會,謀劃著對老父親二十年壓迫的報複。


    漁陽戰鼓傳至華清宮的那幾天,一個在長安蹉跎十年的倒黴詩人正越過驪山,他新得了八品官位,要把寄居異地的妻子兒女接到長安來住。黑夜裏,當他把凍僵的手指揣進懷裏,在山頂的北風中分辨出華清宮的樂曲聲時,他不知道,他的小兒子沒有等到他回家已經餓死了。他也不知道,這一次離開長安,就是他與這座記憶裏繁華富足的城市的永別。當他再次回來,它已經同這個國家的尊嚴一道被摧毀。但是,在這之後無盡的漂泊裏,他總費盡心力想要回到這座對他並不友好的城市,這是他的責任。這是杜甫的“長安奧德賽”。


    杜甫在安史之亂中被安祿山的軍隊抓回長安。他實在太不重要了,甚至可以在城裏四處走動。不同的是,他敬仰的詩人王維已經被反綁雙手,刀鞘搗嘴,從長安押解到洛陽。戰爭剛開始時,王維像許多老實的朝官一樣信賴他們的皇帝,在長安城裏大家族紛紛舉家南遷時選擇留在城裏。天寶十五載(756年)六月十三日,他像往常一樣進宮早朝,當宮門打開,隻有一地狼藉。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被拋棄了。這是王維“天之驕子的隕落”。


    與此同時被押進牢房關著的,還有李白。他被遠遠地關在潯陽,罪名是“從賊”。他知道自己在別人眼裏是個瘋子,但他不在乎。他想做官,想飛黃騰達,想要黃金盤子、碧玉酒杯。但是與身世清白、家族顯赫的小朋友杜甫不同,他甚至沒有參加考試的資格。所以,隻有“佯狂”,隻有鋌而走險。這是李白“賭徒”的故事。


    後來人總愛叫李白“李翰林”。翰林學士象征著文采、皇帝的信任、與政治中心的親近。李白曾經做過翰林待詔。貞元年間,監修國史的宰相韋執誼在翰林院的材料裏發現,“翰林學士”與“翰林待詔”有天壤之別。不過,此時他還沒心情理會這細微的差別,他年輕的同事柳宗元和劉禹錫,背靠著皇帝的支持,擁有風光無限的權力。貞元二十一年(805年),他們將發動一場變革。他們想除去安史之亂後國家的弊病,成為這個時代的英雄。在他們看不見的暗處,已經聚集起不滿、嫉妒和報複。這是柳宗元與劉禹錫“詩人的旅途”。


    柳宗元、劉禹錫及積極支持永貞革新的朝官被流放,偌大的朝堂一下子空了出來,機會落在了白居易與元稹的頭上。風水輪流轉,現在,由他們來承受嫉妒與報複,但白居易想不到的是,報複的方向,是家庭裏一樁誰也不願意提起的隱私。這是“去他的《長恨歌》”的故事。


    白居易晚年住在洛陽,拿工資,不幹活,他對國家的責任感消磨成對大宅子、漂亮姑娘和替自己編文集的強烈興趣。當然,他還熱情地吹捧後輩詩人。老朋友令狐楚第一次把自己的幕僚李商隱介紹給白居易,一把年紀的白居易對麵前十七歲的天才驚為天人,連連說“我來生給你做兒子”。李商隱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小名取作“白老”。那時候,李商隱有文壇領袖的提攜,還有一個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令狐綯(táo)。他滿以為他們的友誼可以延續前世今生,超越時間。沒想到,一生太長,已夠變卦許多次。這是李商隱與令狐綯“最後時過境遷,再回想誰的臉”。


    李商隱一次次徒勞無功地去長安參加進士科考試的同時,沒有獲得通行許可的日本請益僧圓仁偷偷留在了中國。一次又一次被拒絕不能動搖他在大唐求法巡禮的決心。當他終於進入長安城時,交了好運:左街功德使仇士良是虔誠的佛教徒,他管理長安縣一切寺院,也擁有控製皇帝與朝廷的權力。在他的庇佑下,圓仁萬事順意。但他不知道,新近登基的武宗皇帝與他的宰相李德裕正在醞釀一件大事,不僅要殺了仇士良,還要把佛教徒與寺院毀滅。這是“圓仁的最後旅行”。


    唐代是後世最願意提起的時代:最繁華,最驕傲,最有包容與進取心。但這本書裏的故事,大多發生在繁華之後:安史之亂帶給這個國家毀滅性的打擊,但在這場戰亂之後,這個朝代依然延續了一百四十多年。與我們的常識相反,最偉大的唐代詩人們,我們最熟悉的那些名字,其實大多出現在這個並不常常被提起的、日漸熄滅的“唐朝”。在這裏,盛唐飽滿多汁的自信漸漸幹癟下去,釀出一點兒苦澀。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詩句曾經是他們用來炫耀才華、交換功名,鋪展開自己人生地位與財富的籌碼。在時代的懸崖上,詩句與文章,找到它更有價值的位置:它擁抱人心的無助,叩問命運的規則,向漸漸駛離的曆史丟出最後求生的繩索。


    在這些故事裏,我們跟隨史籍與傳說各不相同的敘述角度,試圖回到微妙不同的曆史現場。但是,在每一個關鍵的岔道口,總能找到截然不同的敘述,每一種都振振有詞,仿佛抓住你手掌的手相占卜者。我也隻能在這些迷茫的分岔點選擇相信某種敘述,跟隨它走下去。幸運的是,詩人們慎重流傳下詩集與文集,如同篇幅巨大綿長、喋喋不休的獨白,穿過時間迷霧重重的遮蔽,邀請我們進入某個瞬間他們動蕩的內心。


    意在被銘記的,都在被忘記——古老的城市被時間和戰爭摧毀,成為平原上一座土丘。宮殿傾頹,紀念碑摧毀,盛名與功績都化為塵埃。但詩句流傳,如同一個奇跡,帶著千年前日常生活的艱辛,和詩人的一部分靈魂。


    哪怕它屢屢成為考試的題目、比賽的內容,詩歌從來不是任何時代的必需品,在我們的時代更不例外。但因為這一部分陌生人交付陌生人的靈魂,在少數人那裏,它將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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