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漿、油條、包子、米線，和後世一樣接地氣的早餐令他食欲大開，近來在他的影響下禦膳房也有了改變，那些華而不實的東西開始消失，取而代之是以好吃為主，兼顧賣相。
和朱由檢的行事風格如出一轍，以實用為準。
美美的用了個早餐，朱由檢來到了東暖閣。
每個皇帝都有每個皇帝處政的習慣，正德喜歡豹房，嘉靖常駐西苑，曆史上崇禎偏愛平台召對，而朱由檢，則喜歡在東暖閣處理一天的政務以及接見大臣。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什麽政務需要處理了，朝臣雖然繁忙，但作為掌總的皇帝，卻是悠閑無比，隻等著過年。
借著這個空檔，朱由檢也可以好好的理理思路，確定下來年的施政方針。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句話他還是聽過的。
攤開紙，慢慢磨好墨，朱由檢手執毛筆，慢慢平心靜氣，然後再雪白的紙張上寫下四個詞。
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這基本可以概括一個國家的方方麵麵，隨後，在每個詞的下麵，他又寫下幾個字，算是具體的事項分支。
吏治，稅收，農民軍，後金。
寫下幾個字後，在文化下麵，朱由檢徒然頓住了筆，麵對文化這一項，他竟然沒有什麽具體的事項浮現在腦海中。
明朝文化方麵，有什麽亟待解決的嗎？
朱由檢不知道，他對明朝的文化是了解極少的，不論是前世還是今生，都缺乏直觀的了解。
“這個先放放吧，先解決前麵幾個。”朱由檢將文化選項丟開，看向前麵幾個列出來的具體問題。
其中，和軍事有關的就有兩個。
治理國家，首在得人，所以朱由檢將吏治放在第一位。
目前朝堂上的主要派係勢力就是閹黨，然而對於閹黨，朱由檢卻始終放不下心來，不是害怕他們會造反，而是閹黨派係太繁雜了。
閹黨不過是一群失政治鬥爭敗者的抱團取暖，其內部齊楚浙昆等等黨派說不勝數，外敵壓迫時還能團結一致，然而大敵一去，自己就開始混亂爭鬥起來。
‘中宮案’開始審理後，朱由檢已經就發現這方麵的端倪了，幾個派係麵對東林黨一些人員的處置上，有著極大的分歧，若不是先皇新喪，怕是黨爭又要開啟了。
有些東西，開啟了不是說停下就能停下的。
如此混亂的態勢，上下不能一心，何談治理國家。
治大國如烹小鮮，那火候是相當重要的，若是掌控火候的手都不能理順，無法完好的控製，這小鮮肯定是要燒糊的。
當然，這樣的態勢對朱由檢是有好處的，至少他分化瓦解起來會輕鬆很多，不像崇禎麵對東林黨，任期內連殺十幾個內閣大臣都毫無卵用。
對於吏治，說實話，朱由檢沒有好的辦法，他後世隻是個小職員，輪不到他去考慮這種高大上的東西，後世高度信息化下的吏治，也無法給他提供經驗。
但沒有後世的經驗，他還有故紙堆。
朱由檢決定，將一代良相張居正的‘考成法’撿起來，並嚴格的執行下去。
考成法的具體內容朱由檢不知道，但沒關係，他還有內閣大臣，隻要交代下去，讓大臣整理出來就是。
不過是神宗朝的事情，各種文檔資料都在宮中堆著。
而且，雖然名字不對，但和後世的績效考核應該相差不大，中心無非是明確事權，責任到人，到期考核之類的。
整個製度並不負責，但關鍵是要執行下去，以目前朝堂懶散的風氣，難度是極大的，但隻要朱由檢堅持，日日監督，越到後麵，越容易。
貴在堅持。
‘考成法’就是朱由檢乾聖元年吏治方麵的施政核心，當然，若是可以，最好能推進一些冗官方麵的裁撤。
吏治想完了，就是稅收，也就是俗稱的錢糧。
從明麵上來看，大明的滅亡是沒有了可用的錢糧，具體怎麽沒的，裏麵的原因可複雜了，展開來講能講一本書，這裏就不贅述。
因為這個直觀的印象，朱由檢一登基，就是要看宮內的賬目，想看看內帑有多少錢，然而，真的是大失所望，
整個內帑隻有幾十萬兩銀子，這個數字，真的是看的朱由檢心拔涼拔涼的。
要知道這幾十萬兩可是供應整個皇宮六七萬（‘中宮案’後剩下的）宮女太監的開支，更不要說，此時天啟帝死了，他的喪葬費用也是從這裏出的。
曆史上崇禎就沒錢給哥哥建德陵，還是大臣們各自湊了些，將德陵給建起來，這種丟人的事，朱由檢是一次都不想幹。
好在‘中宮案’提供了幾萬的勞力，其中青壯就有七八千，而且還是無償免費使用，除了口糧外，其他物料都有現成，極大減小了他的支出，這才沒有再次出現群臣捐錢修建德陵的事故。
讓朱由檢稍微心安的是，他沒有裁撤礦監，下麵至少還有一些收入送進來，比如今年年底，就有一筆二十萬兩的銀子，會隨著許顯純的入京而押送到賬，總算能稍稍填補空虛的內帑。
既然內帑沒錢，那麽朝廷呢？
目前大明朝廷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收稅，而大明稅收的種類，則是主要是田稅，田稅以實物為主，銀兩為輔。糧食不說，銀兩除了各地截留的外，押送京師的，不過兩百多萬兩。
而這兩百多萬兩也是有用的，給百官勳戚發放俸祿，三大營的軍餉，皇宮的開支，七七八八的一下就用完了。
當然，這不是天啟年的所有收入，除了正稅外，因為遼東戰事爆發，還加征了遼響，這個遼響是從萬曆四十六年開始收的，每年都有，基本不變，大概在520萬兩左右。
不過在天啟三年，東林黨為了減輕自身負擔，以優恤百姓為名，減免了北直隸八府的田賦加派，又以西南發生“奢安之亂”為名，令湖廣、廣西、四川、雲南四省加派留作當地援黔援蜀之用，不再解往北京。
就這樣，經過東減西免，天啟三年的田畝加派隻收了348萬餘兩。遼東舊餉72萬兩，鹽稅加派32萬兩，新增關稅6.5萬兩，加上其他收入，總共收銀462萬餘兩。
天啟三年的遼餉收入是462萬兩，而因為當時遼東局勢惡化，遼餉支出高達628萬餘兩，由於赤字高達160多萬兩，於是又有了征收雜項的規定。
和朱由檢的行事風格如出一轍，以實用為準。
美美的用了個早餐，朱由檢來到了東暖閣。
每個皇帝都有每個皇帝處政的習慣，正德喜歡豹房，嘉靖常駐西苑，曆史上崇禎偏愛平台召對，而朱由檢，則喜歡在東暖閣處理一天的政務以及接見大臣。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什麽政務需要處理了，朝臣雖然繁忙，但作為掌總的皇帝，卻是悠閑無比，隻等著過年。
借著這個空檔，朱由檢也可以好好的理理思路，確定下來年的施政方針。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句話他還是聽過的。
攤開紙，慢慢磨好墨，朱由檢手執毛筆，慢慢平心靜氣，然後再雪白的紙張上寫下四個詞。
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這基本可以概括一個國家的方方麵麵，隨後，在每個詞的下麵，他又寫下幾個字，算是具體的事項分支。
吏治，稅收，農民軍，後金。
寫下幾個字後，在文化下麵，朱由檢徒然頓住了筆，麵對文化這一項，他竟然沒有什麽具體的事項浮現在腦海中。
明朝文化方麵，有什麽亟待解決的嗎？
朱由檢不知道，他對明朝的文化是了解極少的，不論是前世還是今生，都缺乏直觀的了解。
“這個先放放吧，先解決前麵幾個。”朱由檢將文化選項丟開，看向前麵幾個列出來的具體問題。
其中，和軍事有關的就有兩個。
治理國家，首在得人，所以朱由檢將吏治放在第一位。
目前朝堂上的主要派係勢力就是閹黨，然而對於閹黨，朱由檢卻始終放不下心來，不是害怕他們會造反，而是閹黨派係太繁雜了。
閹黨不過是一群失政治鬥爭敗者的抱團取暖，其內部齊楚浙昆等等黨派說不勝數，外敵壓迫時還能團結一致，然而大敵一去，自己就開始混亂爭鬥起來。
‘中宮案’開始審理後，朱由檢已經就發現這方麵的端倪了，幾個派係麵對東林黨一些人員的處置上，有著極大的分歧，若不是先皇新喪，怕是黨爭又要開啟了。
有些東西，開啟了不是說停下就能停下的。
如此混亂的態勢，上下不能一心，何談治理國家。
治大國如烹小鮮，那火候是相當重要的，若是掌控火候的手都不能理順，無法完好的控製，這小鮮肯定是要燒糊的。
當然，這樣的態勢對朱由檢是有好處的，至少他分化瓦解起來會輕鬆很多，不像崇禎麵對東林黨，任期內連殺十幾個內閣大臣都毫無卵用。
對於吏治，說實話，朱由檢沒有好的辦法，他後世隻是個小職員，輪不到他去考慮這種高大上的東西，後世高度信息化下的吏治，也無法給他提供經驗。
但沒有後世的經驗，他還有故紙堆。
朱由檢決定，將一代良相張居正的‘考成法’撿起來，並嚴格的執行下去。
考成法的具體內容朱由檢不知道，但沒關係，他還有內閣大臣，隻要交代下去，讓大臣整理出來就是。
不過是神宗朝的事情，各種文檔資料都在宮中堆著。
而且，雖然名字不對，但和後世的績效考核應該相差不大，中心無非是明確事權，責任到人，到期考核之類的。
整個製度並不負責，但關鍵是要執行下去，以目前朝堂懶散的風氣，難度是極大的，但隻要朱由檢堅持，日日監督，越到後麵，越容易。
貴在堅持。
‘考成法’就是朱由檢乾聖元年吏治方麵的施政核心，當然，若是可以，最好能推進一些冗官方麵的裁撤。
吏治想完了，就是稅收，也就是俗稱的錢糧。
從明麵上來看，大明的滅亡是沒有了可用的錢糧，具體怎麽沒的，裏麵的原因可複雜了，展開來講能講一本書，這裏就不贅述。
因為這個直觀的印象，朱由檢一登基，就是要看宮內的賬目，想看看內帑有多少錢，然而，真的是大失所望，
整個內帑隻有幾十萬兩銀子，這個數字，真的是看的朱由檢心拔涼拔涼的。
要知道這幾十萬兩可是供應整個皇宮六七萬（‘中宮案’後剩下的）宮女太監的開支，更不要說，此時天啟帝死了，他的喪葬費用也是從這裏出的。
曆史上崇禎就沒錢給哥哥建德陵，還是大臣們各自湊了些，將德陵給建起來，這種丟人的事，朱由檢是一次都不想幹。
好在‘中宮案’提供了幾萬的勞力，其中青壯就有七八千，而且還是無償免費使用，除了口糧外，其他物料都有現成，極大減小了他的支出，這才沒有再次出現群臣捐錢修建德陵的事故。
讓朱由檢稍微心安的是，他沒有裁撤礦監，下麵至少還有一些收入送進來，比如今年年底，就有一筆二十萬兩的銀子，會隨著許顯純的入京而押送到賬，總算能稍稍填補空虛的內帑。
既然內帑沒錢，那麽朝廷呢？
目前大明朝廷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收稅，而大明稅收的種類，則是主要是田稅，田稅以實物為主，銀兩為輔。糧食不說，銀兩除了各地截留的外，押送京師的，不過兩百多萬兩。
而這兩百多萬兩也是有用的，給百官勳戚發放俸祿，三大營的軍餉，皇宮的開支，七七八八的一下就用完了。
當然，這不是天啟年的所有收入，除了正稅外，因為遼東戰事爆發，還加征了遼響，這個遼響是從萬曆四十六年開始收的，每年都有，基本不變，大概在520萬兩左右。
不過在天啟三年，東林黨為了減輕自身負擔，以優恤百姓為名，減免了北直隸八府的田賦加派，又以西南發生“奢安之亂”為名，令湖廣、廣西、四川、雲南四省加派留作當地援黔援蜀之用，不再解往北京。
就這樣，經過東減西免，天啟三年的田畝加派隻收了348萬餘兩。遼東舊餉72萬兩，鹽稅加派32萬兩，新增關稅6.5萬兩，加上其他收入，總共收銀462萬餘兩。
天啟三年的遼餉收入是462萬兩，而因為當時遼東局勢惡化，遼餉支出高達628萬餘兩，由於赤字高達160多萬兩，於是又有了征收雜項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