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走到現在，肯定需要改變，但治國如治病，必須先明病理，查其究竟，才能對症下藥。
明朝走到現在這個地步，與太祖皇帝最初的國策分不開，宗室人口的問題，閹豎的問題，商業的問題，以及皇帝與士紳階層對立的問題等等。
當一個製度本身出了問題，那其他各種問題就會跟著出現，皇帝集權，官僚內部間的製衡，轉化為皇帝與文官的對抗，皇帝為了引援，隻好拉入太監，這是一條邏輯線，形成明朝獨有的政治特色。
王彥這時繼續說道：“宋朝在君臣製衡方麵已經接近完善，但其在軍事上，強幹弱枝，對武將的壓製，也造成了宋朝的敗亡。彥的想法是借鑒宋製的君臣製衡之道，改革大明的內閣製度，並且適當提升武將的地位。將大明改造成富比趙宋，強比漢唐，傳承萬世的大帝國。”
“趙宋君臣共治，大臣與君上亦師亦友，確實令人向往。”王朝聘開口道：“前些天我查看史書，見宋代侯延慶的《退齋筆錄》上有記載，宋神宗時，打算將一名犯罪的轉運使處死，宰相卻反對，理由是‘祖宗以來，未嚐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良久後說：‘可與刺麵，發配遠惡處。’門下侍郎惇又以‘士可殺，不可辱’的理由反對，最後神宗隻得作罷，皇帝感歎道：‘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大臣們則稱，‘如此快意事做不得也好’。若我大明朝君臣之間，能夠如此，那就是我士人之福，我王氏之幸。”
王夫之看著王彥卻提醒道：“君臣之爭，延續千年，如今體製，乃皇權獨尊，士衡想要製衡皇權，進行改革，恐怕不會那麽容易。到時不僅是皇帝，還有大批理學士人也會出來反對，但凡革新，都需要有思想，理念來吸引同道之人，士衡的革新思想，是什麽呢？”
思想是推動一切的源頭，自禮崩樂壞以來，春秋之際，百家爭鳴，那是中華民族思想最為輝煌的年代。
無數先輩，為了整個文明的出路，並發出無數思想的光輝，但大體而言，春秋之時，還是儒、法、墨、道四家爭雄。
彼時儒家思想，講仁者愛人，民貴君輕，讓國君施行仁政，孔聖人也說他自己“惶惶如喪家之犬”，可見儒家思想在列國紛爭的春秋並不受待見。
墨家思想主張“上賢”，“兼愛非攻”，可以說代表社會底層的墨家思想，是中國古代，最不受統治者待見的思想，“上賢”的意思是讓有才能的人來做官，恨不得國君都由大家一起推舉，這與今天的民主選舉有點像，“兼愛非攻”則是大家之間要有大愛，不要發動不義的戰爭。
這樣的思想，雖最符合普通民眾的利益，但顯然最受統治者厭惡，在曆朝曆代都要受到壓製和打擊。
在說道家思想，無為而治，在春秋戰國時代，什麽是無為，什麽是有為，你無為就得被有為的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兼並，諸侯們希望的是五霸那樣的有為。
百年演進，儒法道墨，最終以秦行法家，一掃六合，而結束了天下的紛爭，看似法家成為了四家紛爭的贏家。
秦以法家得天下，但卻也因法家二世而亡，隻得一說的是，法家的以法“製”國，以法“製”民，與今天的強調的法治完全不同，現在是“治”，秦法是“製”，是要製你。
秦的滅亡，證實了光靠法家，無法統治天下，所以漢初選擇了道家，無為而治，使天下修養生息，隨有文景之治。
此時天下修養生息數十載，地方已經恢複過來，一個新的問題隨之出現，事實正明道家也不能維持一個國家的長期運轉。
隨著天下經濟民生恢複過來，地方的實力逐漸強大，如果中央政府接著采取道家無為而治的態度，地方上的諸侯藩王們就要開始有所作為了。
七國之亂，使道家也與法家一樣失敗。
時間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家該選擇什麽樣的思想，除去根本不被統治者考慮的墨家之外，就隻剩下儒家還為登上曆史的舞台。
這時一個名叫董仲舒的男人出現了，向漢武帝提出被他改進過的儒家思想，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君權神授，來迎合統治者，隨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
此時儒法道墨四家之爭，雖然以儒家的獲勝而告終，但此儒以非彼儒，等發展到宋明時期，儒家仁者愛人，民貴君輕等思想，都被壓製。
從春秋戰國，到董仲舒分流，再到南宋朱熹，儒家思想，也從一門學說，變成一種統治技術，最後成了一門宗教，其過程就是儒家-儒術-儒教。
王彥聽了王夫之的問題，心裏一陣沉思，半晌之後，才站起身來，毅然道：“正本清源，存孔孟，斥儒術，滅理教，仁者愛人。”
王彥的話語，王夫之並不吃驚，他本人也是反對理學的先鋒之一，此外浙東黃宗羲也有“天下為主，君為客。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等等言語。
“士衡是要複興古儒，以春秋儒家的思想，來限製皇權嗎？”王夫之微笑道。
王彥點點頭，“我是有這種想法，但自古改革，時間漫長，反複極大，而要複興古儒，傳播思想，就更是難上加難。眼下我還是以抗清為第一要務，傳播思想，進行改革，隻能先慢慢布局。”
王朝聘聽了這麽久，已經完全明白，“打擊理學之事，並不簡單。自王守仁創立心學以來，我王門子弟，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等七個學派，先後與理學抗衡，等到泰州學派的李贄，自刎死於獄中之後，我心學更是日漸勢危矣。如今陽明心學已經有百年有餘，而我江右王門的心學卻始終沒有發展起來，可見理學的根深蒂固。”
王夫之點點頭道：“父親說的不錯，理學有朝廷支持，其他學說很難發展，士衡現在就開始布局，是十分必要的。現在有士衡在朝中，想要傳播新學說，要比之前心學的傳播容易許多，士衡打算先從哪裏開始呢？”
王彥坐下，看著王介之道：“我之前寫信給兄長，其實就是想讓兄長過來國子監教授心學。我王氏家學師承江右王門，乃心學一支，而心學出自孟子，符合我複興古儒之意。如今朝廷官員缺額嚴重，國子監的監生肯定會受到朝廷重用，如果他們都受到心學和古儒的影響，對於今後的改革，必然大有易處。”
明朝走到現在這個地步，與太祖皇帝最初的國策分不開，宗室人口的問題，閹豎的問題，商業的問題，以及皇帝與士紳階層對立的問題等等。
當一個製度本身出了問題，那其他各種問題就會跟著出現，皇帝集權，官僚內部間的製衡，轉化為皇帝與文官的對抗，皇帝為了引援，隻好拉入太監，這是一條邏輯線，形成明朝獨有的政治特色。
王彥這時繼續說道：“宋朝在君臣製衡方麵已經接近完善，但其在軍事上，強幹弱枝，對武將的壓製，也造成了宋朝的敗亡。彥的想法是借鑒宋製的君臣製衡之道，改革大明的內閣製度，並且適當提升武將的地位。將大明改造成富比趙宋，強比漢唐，傳承萬世的大帝國。”
“趙宋君臣共治，大臣與君上亦師亦友，確實令人向往。”王朝聘開口道：“前些天我查看史書，見宋代侯延慶的《退齋筆錄》上有記載，宋神宗時，打算將一名犯罪的轉運使處死，宰相卻反對，理由是‘祖宗以來，未嚐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良久後說：‘可與刺麵，發配遠惡處。’門下侍郎惇又以‘士可殺，不可辱’的理由反對，最後神宗隻得作罷，皇帝感歎道：‘快意事做不得一件。’大臣們則稱，‘如此快意事做不得也好’。若我大明朝君臣之間，能夠如此，那就是我士人之福，我王氏之幸。”
王夫之看著王彥卻提醒道：“君臣之爭，延續千年，如今體製，乃皇權獨尊，士衡想要製衡皇權，進行改革，恐怕不會那麽容易。到時不僅是皇帝，還有大批理學士人也會出來反對，但凡革新，都需要有思想，理念來吸引同道之人，士衡的革新思想，是什麽呢？”
思想是推動一切的源頭，自禮崩樂壞以來，春秋之際，百家爭鳴，那是中華民族思想最為輝煌的年代。
無數先輩，為了整個文明的出路，並發出無數思想的光輝，但大體而言，春秋之時，還是儒、法、墨、道四家爭雄。
彼時儒家思想，講仁者愛人，民貴君輕，讓國君施行仁政，孔聖人也說他自己“惶惶如喪家之犬”，可見儒家思想在列國紛爭的春秋並不受待見。
墨家思想主張“上賢”，“兼愛非攻”，可以說代表社會底層的墨家思想，是中國古代，最不受統治者待見的思想，“上賢”的意思是讓有才能的人來做官，恨不得國君都由大家一起推舉，這與今天的民主選舉有點像，“兼愛非攻”則是大家之間要有大愛，不要發動不義的戰爭。
這樣的思想，雖最符合普通民眾的利益，但顯然最受統治者厭惡，在曆朝曆代都要受到壓製和打擊。
在說道家思想，無為而治，在春秋戰國時代，什麽是無為，什麽是有為，你無為就得被有為的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兼並，諸侯們希望的是五霸那樣的有為。
百年演進，儒法道墨，最終以秦行法家，一掃六合，而結束了天下的紛爭，看似法家成為了四家紛爭的贏家。
秦以法家得天下，但卻也因法家二世而亡，隻得一說的是，法家的以法“製”國，以法“製”民，與今天的強調的法治完全不同，現在是“治”，秦法是“製”，是要製你。
秦的滅亡，證實了光靠法家，無法統治天下，所以漢初選擇了道家，無為而治，使天下修養生息，隨有文景之治。
此時天下修養生息數十載，地方已經恢複過來，一個新的問題隨之出現，事實正明道家也不能維持一個國家的長期運轉。
隨著天下經濟民生恢複過來，地方的實力逐漸強大，如果中央政府接著采取道家無為而治的態度，地方上的諸侯藩王們就要開始有所作為了。
七國之亂，使道家也與法家一樣失敗。
時間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家該選擇什麽樣的思想，除去根本不被統治者考慮的墨家之外，就隻剩下儒家還為登上曆史的舞台。
這時一個名叫董仲舒的男人出現了，向漢武帝提出被他改進過的儒家思想，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天人感應、三綱五常，君權神授，來迎合統治者，隨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
此時儒法道墨四家之爭，雖然以儒家的獲勝而告終，但此儒以非彼儒，等發展到宋明時期，儒家仁者愛人，民貴君輕等思想，都被壓製。
從春秋戰國，到董仲舒分流，再到南宋朱熹，儒家思想，也從一門學說，變成一種統治技術，最後成了一門宗教，其過程就是儒家-儒術-儒教。
王彥聽了王夫之的問題，心裏一陣沉思，半晌之後，才站起身來，毅然道：“正本清源，存孔孟，斥儒術，滅理教，仁者愛人。”
王彥的話語，王夫之並不吃驚，他本人也是反對理學的先鋒之一，此外浙東黃宗羲也有“天下為主，君為客。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等等言語。
“士衡是要複興古儒，以春秋儒家的思想，來限製皇權嗎？”王夫之微笑道。
王彥點點頭，“我是有這種想法，但自古改革，時間漫長，反複極大，而要複興古儒，傳播思想，就更是難上加難。眼下我還是以抗清為第一要務，傳播思想，進行改革，隻能先慢慢布局。”
王朝聘聽了這麽久，已經完全明白，“打擊理學之事，並不簡單。自王守仁創立心學以來，我王門子弟，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等七個學派，先後與理學抗衡，等到泰州學派的李贄，自刎死於獄中之後，我心學更是日漸勢危矣。如今陽明心學已經有百年有餘，而我江右王門的心學卻始終沒有發展起來，可見理學的根深蒂固。”
王夫之點點頭道：“父親說的不錯，理學有朝廷支持，其他學說很難發展，士衡現在就開始布局，是十分必要的。現在有士衡在朝中，想要傳播新學說，要比之前心學的傳播容易許多，士衡打算先從哪裏開始呢？”
王彥坐下，看著王介之道：“我之前寫信給兄長，其實就是想讓兄長過來國子監教授心學。我王氏家學師承江右王門，乃心學一支，而心學出自孟子，符合我複興古儒之意。如今朝廷官員缺額嚴重，國子監的監生肯定會受到朝廷重用，如果他們都受到心學和古儒的影響，對於今後的改革，必然大有易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