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當然並非沒有信仰。他們的信仰就是民主和法律。他們信仰民主與法律的堅定性超過對一切宗教的信仰。此前提決定了這樣一種美國現實——經過數代民主與法律教育的美國當代青年，頭腦中的個人崇拜五花八門。有些是健康的，有些是不健康的，有些是病態的。
一、千萬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人開始走向美國。如今，中國和美國之間，“絲綢之路”已然鋪通。世界上，有許多路的說法是美好的。但是我以為，僅僅就說法而言——“絲綢之路”是最美好的。盡管，事實上的“絲綢之路”，乃是古代中國與別國的一條極為艱難的通商之路。
“走向美國”是目前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中國人內心裏的“絲綢之路”。它很具吸引力，充滿迷幻色彩。似乎，一個中國人，一旦“走向美國”，則意味著他或她的人生走向了理想和成功；而如果他或她居然還獲得了美國“綠卡”，那麽，似乎簡直意味著已經是一種成功了的人生的標誌了。
是否確乎如此呢？
正打算“走向美國”的中國人，不妨要知道一些“走向美國”的常識性問題；美國有某些像絲綢一樣美好的方麵，也有某些不怎麽美好的方麵——在這些方麵美國不但不像絲綢，反而像“玻璃纖維”。“玻璃纖維”——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十之八九都知道那是什麽——剛剛經過第一道工序的化纖團。它閃亮，但是絕不柔軟。它潔白，但是對皮膚有嚴重的傷害性。惡少年對他人進行報複的一種方式，就是暗包一團，趁人不備，往人皮膚最細嫩的地方一搓。那麽結果就會有無數肉眼幾乎看不到的纖刺紮入皮膚，頓時紅腫一片。輕則須用放大鏡照著鑷子一根根拔出，重則須住院……
對於正打算“走向美國”的中國人，了解這些方麵顯然也是必要的。
對於並不急著“走向美國”的中國人，對於僅僅對美國發生興趣（目前，又有哪一個中國人對美國毫無興趣呢！）隻想隔岸觀火霧裏看花地了解美國的中國人，美國也值得看看。它將對你以後是否打算“走向美國”發生影響。
中國人，包括世界上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紛紛“走向美國”去幹什麽呢？如果說“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路，那麽，“走向美國”的路，顯然也是一條商路——“走向美國”的中國人，銷售的已不再是絲綢，而首先是自己。這說起來有些尷尬，但幾乎接近著事實。走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中國人，其艱辛（還往往一路險象環生）是在走著的時候；今天“走向美國”的中國人，其艱辛卻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後。航空事業避免了走的艱辛。飛機使古代漫長的路途壓縮為十幾個小時。不僅毫不艱辛，而且會一路受到漂亮空姐周到熱情的照顧。
從前是——到了之後就一切順利了；
現在是——到了之後，一切的不順利和立足的艱辛才撲麵而來。
從前是——到了就趕快開始吆喝著賣東西；
現在是——到了就趕快開始推銷自己，證明自己，而非別種中國貨。
從前是——一個中國人怎麽樣美國人並不會太在意，主要看你的商品；
現在是——你到美國去既然推銷的不是商品而是自己，那麽人家便首先看你是一個怎樣的中國人。你在國內是一個優秀的中國人，人家可能並不認賬。人家另有衡量你優秀不優秀的標準。你在國內證明你自己優秀的那一職業那一專業，很可能在美國得不到公認。
幾乎有點兒是喋喋不休地三娘教子般地告誡我們這一點。我們應當感謝此種告誡——因為它分明是誠心誠意的，也是善意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散見於全國各報刊。旨在向中國人介紹美國，幫助中國人了解美國的文章，也屢見不鮮。電視中的有關節目、報刊欄目、互聯網絡，早已使美國具體化了、細節化了，對於中國人一點兒也不神秘了。想要知道的，幾乎都已經知道了。還不了解的，想要作進一步的了解，也極其簡單容易了。
但，最終的忠告是：“在美國千萬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
二、比醜聞更醜的是圍觀者的幸災樂禍
那個美國總統的緋聞，實際上已全無了半點兒所謂“桃色”，而被徹底塗上了“黃色”。當一個當代男人和一個當代女人的緋聞內容，被電台、電視台、報刊以及網絡，在長達近一年的時間裏反反複複地、連篇累牘地向全世界報道的情況之下；當這內容涉及該男人和該女人十餘次性關係的細節，並附有插圖的情況之下；當這內容像三級片一樣被貼上“少兒不宜”的標簽的情況之下——緋聞毫無疑問已經徹底變成了“黃色”。
緋聞一旦變成“黃色”的，並被傳播向全世界，也就毫無疑問徹底變成了醜聞。據我想來，古今中外的一切緋聞，十之八九總是包含有性的內容的。若將這一部分內容的細節一一道來，難免都是會帶有“黃色”的意味的。
緋聞變成醜聞，是比綿白糖變成糖水還簡單容易的事。一勺水可使一罐糖化稀，一瓢水可使一罐糖化水。隻要十分之一定量的性內容，往往便足以將一樁緋聞中的其他內容——諸如男女情感的前提、政治集團較量的背景、雙方個人及家庭心理承受力的極限、公眾對公眾人物的性隱私的病態興趣排開到仿佛不存在的程度，似乎視而不見最好。
就像一本《金瓶梅》，直接露骨的性的描寫，僅占二十分之一還不到的文字。幾乎所有此書的推崇者張口首先都要談它的社會認識價值，但又幾乎所有的愛書人，並不愛內容上刪除了那並不重要的二十分之一不到的文字的《金瓶梅》。盡管刪節本的社會認識價值肯定不至於受任何影響……
戴安娜的緋聞竟沒有被塗上“黃色”，也就幾乎始終是緋聞，不太算是醜聞。我真替戴安娜感到萬分的幸運。於是便不免相當替一九九八年的克林頓總統感到悲哀。我從最初就不視他的緋聞是醜聞。
現在也不。
現在，說實話，我非常非常同情他，並且，作為一個和他差不多同齡的中國男人，非常非常羨佩他的心理承受力。我很難想象在他目前所處的這一個“悲哀、艱難”（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語）的境況中，換了是我也會有同樣的心理承受力。
我能感受到美國的相當多一部分公眾，乃至全世界相當多一部分公眾，對克林頓陷入的狼狽之境所抱的幸災樂禍的快感。據我想來，這快感絕不僅僅發生在相當一部分公眾內心裏。肯定也發生在他的政敵們的內心裏。
也許（恐怕不是也許）還發生在另外許多國家的元首們的內心裏。
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第一強國的總統曆來是世界政壇的中心。
現在，他終於不再是這樣一種政治中心人物了，而變成了一樁“性醜聞”事件的中心人物。似乎連醉鬼都有資格輕蔑他。
克林頓——一個二十世紀尾聲中陷入“性醜聞”事件無法擺脫的男人；一個幾乎將人的尊嚴喪失盡淨的男人；一個二十世紀尾聲中最孤立無援的男人。我因此而同情他。
在他之前，似乎沒有哪一位國家元首的漫畫像，被“釘”在女人的真絲內褲廣告上。而那女人的身體伸展為十字架形；而那廣告登在美國某畫刊的插頁和封底；而那畫刊全世界發行，幾乎在全世界各大飯店的書刊架上以及書刊亭裏都不難發現……
總統也是人。
美國的總統也是人。
一想到在我們這個世界文明到了目前這一種程度以後，一個具體的活人的起碼的人格尊嚴被褻瀆到如此程度，一想到商人通過此種方式合法地大謀其利，我不禁不寒而栗。
據我想來，部分人類那一種病態的幸災樂禍的快感，以及商業行為的唯利是圖不擇手段，是遠比一位當總統的丈夫的婚外性關係更醜陋的。
科技的進步在許多方麵改變了人類。但人類以上的醜陋，從古代至現代，幾乎半點兒都沒被改變。而且，比古代更變本加厲，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心中對克林頓的同情，與我心中對人類自身心理醜陋現象的厭惡是並存的。
二十世紀尾聲中最孤立無援的公眾人物克林頓總統先生，似乎隻有一個心理可依靠、可信賴、可獲得些許無濟於事的安慰的人了——一個女人，他的夫人希拉裏。
當某些世人不禁讚賞希拉裏作為女人、作為妻子難能可貴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非同尋常的第三當事人姿態時，我心中想到的卻是他們的女兒。
是的，我也羨佩希拉裏夫人的各種難能可貴。但我心中還是在更多的時候想到他們的女兒。她畢竟還算是一個少女。她可能是二十世紀尾聲中心理遭到最嚴重傷害的少女。與她相比，戴安娜和查爾斯王儲的兩個兒子是幸運的——畢竟，作為少年，他們沒有看到他們父母各自的緋聞被各種媒體一股腦兒地塗上“黃色”。相反，在他們的母親不幸身亡之後，他們看到的是他們本國乃至全世界有那麽多的人為他們的母親傷心哭泣；他們看到的是那麽多的鮮花、那麽多的悼念方式、那麽多的盛讚文章。以至於他們小小的年紀，竟不得不煞有介事地於去年和今年兩次作出儼然大人似的反應——懇望那些崇拜他們母親的人節哀、理性、克製感情，盡量使各種悼念活動簡單化、正常化。
但克林頓夫婦的女兒卻隻有一種對公眾開口的選擇——替她的父親乞求寬恕。除了這一種選擇，再就是沉默地承受壓力。
毫無疑問，在她心理遭受到最嚴重傷害的日子裏，全世界這個國家那個國家中，肯定有另外的某些少女，身陷這樣或者那樣的不幸，身心也正遭受著這樣或者那樣的傷害——但後者們一有適當的機會，便可向社會發起呼救，向世人求取同情，向法律要求公正和庇護。
但美國的第一小姐目前直至永遠顯然都不大可能有這種資格。
因為正是美國的法律以公正得近乎冷酷無情的原則，將她的父親一步步穩而不亂地、完全符合章法地推到“性醜聞”的災難之中去的。
我這樣說，我對她的深切同情，以及對她的父親克林頓總統先生的同情，絕不意味著我對美國法律的心存成見，更不意味著我對它的譴責。恰恰相反，此事不能不使我再一次感到美國法律原則的無勢力可超越的權威性。
在這個世界第一強國裏，麵對法律一切權威以及權威人物都顯得那麽的渺小，那麽的卑微，那麽的脆弱，那麽的根本不堪一擊。
在這個世界第一強國裏，麵對法律，對於政治權威人物——從州長到市長到議員到副總統、總統們的要求，竟是多麽的嚴格！嚴格得近於苛刻，苛刻得仿佛故意——從誠實的品質（哪怕在某一件事上哪怕在學生時代說過謊話）到十幾美元稅金的繳納與否，到男女關係一二次失足（實際上僅僅一次就足以下台），都不是什麽“小節”。
在這個世界第一強國裏，對於政治權威人物、政治家乃至總統，幾乎一向寬大他們政治上所犯的一係列錯誤。這一點上美國人似乎不太要求他們的總統是完人。但是社會監督卻從不放過他們“小節”上的自律素質問題。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國家，尤其中國，卻顯然恰恰相反。據我想來，此相反對於美國意味著什麽，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麽，頗值得進一步分析。
對於某些國家，總統的醜聞，差不多一向被視為國家的醜聞。對於美國，任何一位總統的醜聞，一向被視為僅僅是某一個當總統的美國人自己的醜聞。美國幾乎一向從不因任何一位總統的醜聞而感到是國家的羞恥。
美國一向從毫不留情地公布此種性質的醜聞的過程中體現它的自信，證明它的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美國從不在乎他們的總統怎麽樣了。他們拋棄總統就像拋棄舊鞋子。但是美國並未因此而一步步衰敗下去。
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極為在乎他們的法律怎麽樣了。他們在乎這一點，就像每一位父母在乎他們的兒女怎麽樣了。也許這正是美國強盛不衰的條件之一。在同情克林頓總統的同時，我又不能不對美國的法律心懷肅然。
我承認，這肅然之中甚至不無悚然的成分。
三、民主若失莊重，何異於“文革”之瘋狂秀
坦誠——這是一種優秀的，有時甚至顯示出一個人的高貴性的品質。它在某種情況之下可以是矛，使最放肆的敵人也不禁心生敬畏；它在某種情況之下又可以是盾，有效地抵擋住最歹毒的敵人發動的攻擊。
但坦誠是有代價的。其代價是——公開承認自己的過失、缺點和錯誤，甚至需要公開承認自己在道德和品行方麵不是完人。非但不是完人，還是理應受到譴責的人。更甚至，需要公開承認任何人都絕不願公開承認的屬於隱私中的那一部分醜陋。這需要極大極大的勇氣。
如果人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那麽人往往會自然而然地認為——我已經很平凡很普通了，坦誠的結果，不是肯定會使我的人格和名譽受損嗎？也肯定會使我失去親人和朋友原本對我的好感吧？是的，很可能是這樣。但這往往又是暫時的。人一般情況之下卻不會這樣想。人心裏會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另外一種想法——難道坦誠真的比狡辯、掩蓋、否認對我更有利嗎？於是人放棄了維護自己尊嚴的最後的“武器”。於是人反而變得更加脆弱了。
如果人是一個名人，是名人中的名人——總統，那麽人往往會自然而然地認為——我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還則罷了，但我分明不是呀。坦誠的結果，不是等於自己在公眾麵前剝光了衣服，完全喪失了總統的尊嚴嗎？這將會置我的家人於何地？事關我的道德品行，承認了我還有何麵目繼續做總統呢？我還有何資格呼籲社會道德化？我還有何資格批評別人的不道德呢？繼而會想到他那一個黨派的得失、他那一屆政府的公眾形象，以及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威望和聲譽，以及他卸職後曆史對他的評價——毫無疑問，一位是大國總統的人，他選擇坦率的壓力是更巨大的，顧慮是更多的，也需要更非凡的勇氣。這時他心裏也會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另外一種想法——憑總統的影響力和權力，難道不可以靠狡辯、掩飾、否認，順利地擺脫開去嗎？
而這時他實際上已經開始在冒比坦誠的結果更難估計的危險了。
而在美國這樣一個黨派鬥爭每每勢不兩立、新聞監督一向無孔不入的國家裏，哪怕是總統，尤其是總統，幾乎注定了最終必成法律的俘虜。
在美國，一個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企圖掩蓋某一事實——比如婚外性關係，可能反倒容易些。而一位總統要成功地掩蓋這一點，簡直比用手掌完全掩蓋住自己的臉還難。因為他的企圖掩蓋，必定刺激新聞界更大的“窺淫癖”——這一點在美國比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突出，可稱之為“美國綜合征”，也必定更加刺激起他的敵人攻擊的能動性，同時必定會激怒法律。而這時他要應付的已不單單是新聞界的騷擾，要抵抗的也不單單是政敵們的進攻了。他的最堅決的敵人，已經是權威遠在其上的法律了……
我們遺憾地看到，治國頗有方略、很是盡職的克林頓總統，恰恰便是這樣一步步陷於令全世界人睽睽關注的困境的。
當全世界的媒體仿佛都對美國的現任總統的桃色事件表現出手舞足蹈般的亢奮和激動時，幾乎沒有媒體評說到萊溫斯基的那位“親密女友”。而我覺得，一個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總統，身邊若有那樣的一位朋友，實在也是很恐怖的。最近我接觸到兩位美國朋友，他們都極言她乃是因為不幸成了知情者，故屢受來自總統及總統手下人的警告和壓力，才不得不進行報複的。但我們從見諸國內外報端的、獨立檢察官斯塔爾的調查取證材料中，目前還沒有看到這方麵的內容。故我接觸到的兩位美國朋友的話不足為憑。而且，經我一問，方知他們是美國共和黨人。他們的話帶有政黨之間的偏見也是可想而知的。結果，作為萊溫斯基的朋友，她所知情的是“水門事件”性質的事，那麽她隱而不舉，則證明她非是一位有覺悟的、愛國的美國公民。但她所知情的，最初也不過就是純粹的男女關係。隻不過一方乃總統，具有所謂轟動性的新聞價值而已。顯然，她之所以能在電話的另一端錄下音來，是因為萊溫斯基直至那一時刻，仍視她為親密的朋友。她的行徑，無論怎麽解釋，都是相當卑劣的。據我想，她今後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將再難有朋友。美國的法律可以恕免她的行徑，美國的道德評判尺度，似乎也不會怎樣地譴責她。但是她的行徑，肯定會引起全世界許多人對自己交友原則的自省和警惕。而她也就在這一點上成了人們的反麵教員。
萊溫斯基也是一個頗值得分析的人。這個二十一歲的其貌平平的白宮女實習生，如果非是自己主動地、賣弄風情地去“傍”總統，顯然不至於在白宮那種特殊的時空內格外吸引總統的目光。我那兩位美國朋友告訴我，她除了對她的女友，至少還對十餘人炫耀過她與總統的性私情。這一點我倒是相信的。國外的媒體也報道過這一點。那麽足見她是一個虛榮到何種程度的淺薄小女子了。按照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來分析，她性心理的正常與否也是很值得懷疑的。為什麽會保留有那樣的一條裙子呢？保留它的意念是什麽呢？這種保留能給她帶來什麽樣的戀物滿足呢？
克林頓總統因這樣的一小女子而受辱於世，實在也是令人大跌眼鏡的。
緋聞乍傳，但萊溫斯基尚且未向獨立檢察官從實招來之前，總統克林頓是不能首先供認不諱的。這麽做坦誠倒是夠坦誠，主動倒是夠主動，但若不顧及萊溫斯基的感受，其實也是有違道德的。這意味著是單方麵出賣女當事人而巧獲坦誠美名。故他其實隻有兩種選擇——要麽在沉默中靜待事態的發展，而這不符合克林頓的性格；要麽共同與萊溫斯基商議對策，而這又必將落下妨礙司法的罪名。克林頓既然選擇了後者，那麽他當然也就隻能承受今天所麵對的困境了。
在萊溫斯基從實招來之後，克林頓有一次最適當的、足可以比較不卑不亢地顯示和證明他的坦誠的機會。他起碼可以表明這樣一種態度——如果美國隻能由一位完人或聖人做總統，那麽他不是，也可以因為自己並不是而下台；如果美國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位治國有方的總統，並且能夠寬恕他的道德失足，那麽他保證不再犯同類錯誤，並將以更積極的態度為美國服務，通過更盡職的服務證明更切實的懺悔。如果他能夠這樣，他的坦誠便具有了勇氣的閃光。並且將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提到了美國政界、新聞界、國會、司法機構和公眾麵前思考——美國究竟應該怎樣看待一位總統的功過才體現出一種客觀冷靜？總統犯了哪類錯誤或可寬大一次，犯了哪類錯誤才應定罪不饒？以及民主前提下的黨派監督、新聞監督、司法監督，要不要引導較多層次的原則？那原則的主要著眼點是什麽？……
足以證明坦誠的力量的例子是有的——我記不清這樣一件事前幾年具體發生在哪一個國家了：競選中，有記者當場問一位總統候選人，“您有過對您妻子不忠的行為嗎？”而他的妻子當時就站在他身邊。他沉吟片刻，莊重地回答：“有過。僅有一次。沒有任何人了解此事。現在我公開承認，身為前任總統，這是不好的。我保證再也不會發生第二次了。”——於是他轉身擁抱他的妻子，吻她，並說：“親愛的，我請求您的寬恕。”刹那間他的妻子熱淚盈眶說不出話來。全場肅然，繼而一片掌聲。
結果是人們又選這位已當過一屆總統的男人再次任總統。多麽遺憾！克林頓的坦誠，沒有表現在最應證明自己具有這一種可貴品質的時候。
他對政界、新聞界、國會、司法機構和全體美國人說了謊。
正如林肯的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時候對某些人說假話，可以在某些時候對一切人說假話，但你無法在一切時候對一切人說假話。”
據我看來，克林頓後來的坦誠也是可信的，但表現得太遲了。那一種坦誠已不可能具有勇氣的光彩，卻隻能給人以屈辱、無奈、羞愧難當的可憐的印象了。因此許多世人才分外地替他感到遺憾。
他目前仍擁有63%以上的支持率，說明了一半以上的美國公眾的理性和成熟。但這理性和成熟中，顯然也包含著不小的沮喪和失望。並且，再是一位治國能力不可低估的總統，形象破損到如此地步，其能力的繼續發揮也必大打折扣。而恰恰是這一點，對克林頓請求繼續為美國效勞的願望是極其不利的。因為美國換一屆總統是比小學校裏換一位班主任還尋常的事。
獨立檢察官斯塔爾在整個事件中給我這個中國人的思想影響是極為深刻又極為矛盾的。
一方麵，我從他身上看到一種鍥而不舍的、為了直抵事件真相毫不動搖地履行職責的司法原則和精神。我們中國人稱頌這一種精神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上拉下馬”。盡管在美國，總統不過是高級“打工仔”，其權威絲毫也不能與皇帝相提並論。但麵對總統本人的一次次斷然否認，麵對白宮律師的一次次強烈抗議和同樣具有說服力的反駁，能夠鍥而不舍地堅持調查下去，實在也需要頂住巨大的壓力。事件的發展自然而然地漸漸超出了緋聞本身，而變成了誠實與否的問題——在總統和萊溫斯基以及女友之間，必有一方公開說了謊。如果說謊的是後者們，那是美國社會中習以為常之事。但如果是前者，便是美國司法不可以等閑視之的事了。斯塔爾身上那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體現了美國司法令世人肅然而又悚然的獨立性，尤其對總統法律要求和約束的嚴厲性。相對於克林頓強調國會重點應放在國家問題上的呼籲，斯塔爾的鍥而不舍，令人聯想到中國京劇《鍘美案》中包公的一句鐵錚錚的唱詞——“先打官司後上朝”。
而另一方麵，斯塔爾身上也分明體現出一種陰暗的、堂而皇之地利用職權的報複快感。因為他所調查的，乃是緋聞的確實與否，非是報告一樁涉及總統的風流韻事的性情節。進言之，他的使命是證實總統誠實與否，非是報告總統的性方式。如果說總統在向公眾承認緋聞以前，報告中的一切性內容具有確定事實的法律依據的意義，那麽在總統公開承認緋聞以後，一切性內容實際上已經完全喪失了任何積極的法律意義，變成了一堆根本沒必要經由互聯網傳播於全世界的淫穢垃圾。在這一種情況之下，任何一方希望事先看到報告內容的要求，無論從何種意義上理解，其實都是妥當的考慮。這一要求的被拒絕，顯然是居心叵測的。這也就難怪白宮律師們指責斯塔爾“蓄意公開羞辱總統”了。據我看來，這指責是有道理的。於是斯塔爾給我的印象又仿佛是《悲慘世界》中的皇家警長沙威。沙威冷酷，但是並不低級庸俗。斯塔爾的報告，卻有既低級又庸俗的成分。太像我們中國時下打著“法製文學”招牌的某些既低級又庸俗的所謂“紀實報道”。
若指斥對方的“道德危機”，便理當采取相應高一點兒的道德姿態。否則，難以給人正派嚴肅的印象。甚至，自己也有可能墜入低級庸俗者流。美國的許多公眾因那些“少兒不宜”的內容議論紛紛，表示質疑，大概是斯塔爾所料想不到的吧？克林頓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也許恰證明了美國相當一部分公眾的逆反性。
美國的這一樁“總統緋聞”案，據我想來，無論對於美國，還是對於別國，包括中國，都具有比較典型的“示範教學”的意味兒。啟發世人思考——在良好的民主政體之下，黨派監督、新聞監督、公眾監督、國會審處和司法裁決，如何才能做到透明嚴正而又不失莊重？
民主製是迄今為止人類所實踐的最進步的國家政體，但最進步的並不意味著是最完善的，更非最完美的。黨同伐異的政治現象與炒作成癮的新聞現象，每每也使良好的民主政體蒙上鬧劇的輕浮色彩。所以才有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競選州長》的產生。
我對美國的民主從來是心向往之的。中國也必然總有一天進至民主的廊下。而且，現在正朝著這個理想的政體循序過渡著。像許多中國中青年知識分子一樣，我們視美國的民主為榜樣。但現在我倒覺得，似乎也不妨將尊師的目光望向英國、法國以及某些西歐民主國家——那些國家的民主似乎實踐得更莊重些。
民主若失了莊重，其實就和中國“文革”中演習過的“四大”差不了多少了。我們中國人，是否對美國的民主五體投地得太久了些呢？
美國，美國，請給中國做更其可敬些的民主的榜樣。
四、民主與性
依我看來，這已經不是一位現任美國總統的緋聞，而是一樁當代人類麵臨的大事件了。這一大事件向全人類的文明理念提出了一個頗值得沉思的問題——民主製固然是迄今為止最理想的國家體製，但它會不會也像別的一切事物一樣，甚至像專製一樣，被主宰人類政治的一部分政客，包括自以為是在維護民主的某些政治特權人士們的任性實踐而推向反麵？
來自美國的最新的一種說法是——連任總統的克林頓先生之心理很可能患有一種“病”。可愛的美國的心理學家們，替他們的飽嚐公開受辱滋味的總統作出醫學上的診斷——“獨孤求敗”。意思是站在人生成功的頂峰以後，對來之不易的輝煌油然心生出自我毀滅的傾向。心理學的結論經常是陰陽怪氣的。
這是到目前為止對總統緋聞的最高妙的一種說法，具有美國式思維的天真無邪，也具有美國式的大言不慚。仿佛在向全世界證明——看，即使發生在我們美國的醜聞，其根本性質也隻不過是一個男人厭煩了他的成功，好比一個孩子對他精心搭起的積木宮殿不感興趣了，自行推倒它，於是事件反而具有了足以令全世界人肅然而又悲愴的色彩似的。
如果誰因難耐那一份兒成功後的孤獨而弄瞎自己的眼睛而毀容，還不夠令世人唏噓的嗎？緋聞當然已經變成了醜聞。依我想來，已非是美國總統克林頓一人的醜聞，而是美國的醜聞，而是一個曾在民主方麵為全世界做出好榜樣，又一步步將民主推向其反麵的醜陋現象。
民主的基礎是人類高度的理性的自律。理性是民主的原則，是民主的靈魂。民主被推向反麵的過程，即理性被任性所取代、自律被放肆所取代的過程。斯塔爾的“報告”一經輸入互聯網，美國便等於在無禮地冒犯全世界。因為其中淫穢的內容，等於強加給了全世界的網上人類。美國等於在向全世界公然販“黃”。
美國這麽做的姿態顯得相當傲慢。它的行為話語是——美國可以這樣，美國有權這樣。而且，似乎還是——看，全世界隻有我們美國可以這樣做，有權這樣做，敢於這樣做。因而，似乎全世界都應該向偉大的美國脫帽致敬。
但是，我們知道，幾乎一切國家的法律中，都有這樣的條款——司法人員，不得假借執法名義，對強奸、通奸、賣淫等案件中的性過程、性細節、性昵語進行不必要的、沒有司法意義的審訊。違背這樣條款的人，其行為屬犯罪行為。
美國的法律中也有這樣的條款。斯塔爾所要向美國公眾證實的，應該是，而且隻能是——克林頓和萊溫斯基之間的緋聞是否屬實？克林頓是否不誠實？而非二人之間的性方式、次數、性細節以及性昵語。
但恰恰是當二人都先後在法律麵前承認了這一點，尤其是當克林頓在電視中公開承認了這一點後，那些色情的內容仍被堅持保留，並提供給全世界的網上人類看。
難怪英國的《泰晤士報》如此評論：“這色情影帶並非性的情景，而是性虐待狂，提問題比回答問題更令人討厭，這甚至對觀眾是一種侮辱。”
難怪《法國晚報》如此評論：“提問題的方式表現出毫無節製的極權主義，毫無意義的偷窺淫癖，令人感到可怕。”“毫無意義的偷窺淫癖”體現於尋常人，不過是品質問題；體現於一位獨立檢察官，則是司法性質問題。
不管斯塔爾的初衷如何，他都必將因此付出代價。緋聞事件以後，斯塔爾本人是否亦將陷於法律訴訟，甚至牽連美國國會司法委員會主席海德，再次引起全世界關注，將是難以預料之事。
果真如此，那時誰會替一位本身涉嫌“偷窺淫癖”的檢察官辯護呢？
以什麽樣的理由才能替一位知法犯法的檢察官辯得清白正當之名呢？
他自己的檢察官生涯，將很可能亦如克林頓的總統生涯一樣毀於一旦。
而事實上，依我看來，許多國家都有權利以人類司法尊嚴的名義和公開進行傳媒汙染的罪名——起訴美國。
當然，這種起訴隻能在世界司法聯合“道德法庭”的形式下進行。
依我看來，所謂“獨孤求敗”的非是美國總統克林頓，而是以那許多美國政客和政治權力人士為政治代表的美國。
當亞洲金融風暴來勢凶猛之後，美元堅挺攀升；當全世界許多國家都籠罩在經濟危機的陰影中，美國經濟依然強盛；美國的世界地位越來越高，是否使這一向以老大自居的國家，產生了一種有資本為所欲為的國家意識呢？
耗資四千萬美元的“總統調查”案以民主和司法的名義開始，似乎竟以褻瀆民主和褻瀆司法的名義接近尾聲。
正如克林頓因自己的不誠實而一失足成千古恨，斯塔爾也將因自己歪曲了司法的尊嚴，並因自己變相地向全世界販“黃”而廣受譴責。他報告中那些色情內容，在k級電影和小說中，不值一提。但在引起全世界矚目的法案中，隻能也隻有被視為垃圾。“獨孤求敗”的美國顯然也如克林頓總統一樣，最終被塗上了鬧劇的特色。
依我想來，聯合國將來很有可能就此進行嚴肅的思考——即以什麽樣的方式限製某些大國，在全世界麵前公開褻瀆民主和司法尊嚴的不良的、肆無忌憚的影像。因為，民主和司法尊嚴，乃是全人類千百年來的偉大的理性成果。雖然美國一向自認為是實踐的榜樣——但它從來不僅僅屬於美國，而屬於世界……
一想到全世界（當然包括美國）那麽多偉大的先賢為人類的民主和司法尊嚴所做的傑出貢獻，被一些個現代政客任性地糟蹋為鬧劇，真是令人歎惜……
五、誰還崇拜這個高級“打工仔”？
“二戰”結束以後，社會主義陣營逐漸開始形成。考察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其共同的特色可歸納數條，其中最基本的一條是個人崇拜。
個人崇拜現象在人類曆史上最初隻不過是早期宗教現象。它是早期王權政治希望實現卻一直難以實現的。在許多國家裏，宗教存在的曆史幾乎與王權存在的曆史一樣悠久。中國也是這樣一個國家。因而宗教與王權在悠久的曆史過程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同樣地爭取人類的忠心。
王權爭取人心的方式是許以現實利益，即榮華富貴。
宗教爭取人心的方式是靈魂寄托，即天堂。
王權乃現實之物。王權的統治要求人為它進行忠貞不貳的服務。故人向王權誓忠時，誓詞大致都是一樣的，甘為它赴湯蹈火直至為它去死。
宗教乃虛幻之物。宗教的統治要求人自覺自願地將靈魂歸屬於它。故人皈依宗教時，誓詞也大致都是一樣的，忠誠可屬於任何人，比如帝王、主人、朋友、愛情，但信仰隻屬於宗教。
有信仰才有崇拜。
故當忠誠與信仰發生矛盾時，人隻有三種選擇——要麽履行忠誠的誓言，此時他的靈魂便背叛了信仰，死後難入天堂。除非他後來深刻懺悔，並獲得宗教的寬恕。要麽顧全信仰，也就是保持靈魂的原則。此時他必冒犯王權，並且必因此喪失王權賜給他的現實利益。甚至可能被王權視為叛逆砍掉腦袋。要麽選擇自殺。
人類曆史上，宗教與王權發生衝突的次數是不少的。但是最終誰也征服不了誰，每一次都以雙方的相互妥協讓步而結束。於是宗教與王權在一輪新的蜜月期相互利用。王權的代表人物作虔誠的信徒表率；宗教宣布他不但是王者，同時是宗教最信賴的兒子。當宗教承認人對王權的忠誠也完全符合教旨時，王權則鼓勵人對宗教的虔誠。
故在許多國家裏，前幾個世紀的人們既喊過“國王萬歲”，也喊過“教皇萬歲”。但一般情況下，宗教總是比王權表現得超凡脫俗一些。它欣慰於人的崇拜，卻不願聽到“萬歲”二字。因為宗教是永恒的。隻有在宗教討伐戰爭中，為宗教而戰的聖鬥士們才那麽呼喊過。
誕生於半個世紀前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一律限製，甚至根本取締宗教。於是信仰隻剩下了一種內容，那就是政治思想。強大的政治宣傳使政治思想宗教化是很容易的。於是超越於民主製度之上的宗教化了的政治思想領袖，自然而然地帶有宗教領袖的色彩。政治人物一旦身處近乎宗教領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人類的近代個人崇拜現象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主觀和客觀在此點上相互取悅；變相的宗教信仰和變相的王權忠誠在此點上合二為一。
當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以後，世界上另外一些國家的政治特色鮮明起來了。其中尤以美國的政治特色最為突出。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曆史中完全沒有王權統治痕跡的國家。所以從第一代美國人至當代美國人，無一人喊過“國王萬歲”。從沒喊過“國王萬歲”的美國人當然也絕不會習慣於喊“總統萬歲”。美國曆史之短使它來不及形成自己的宗教傳統之根基。雖然許多城市和鄉村都有教堂，某些美國人的宗教虔誠，是他們的移民先人從別國帶到美國的。故百年前的英國人、法國人曾輕蔑地諷刺美國人是“沒有信仰的美國人”或“隻崇拜金錢的美國人”。
美國人當然並非沒有信仰。他們的信仰就是民主和法律。他們信仰民主與法律的堅定性超過對一切宗教的信仰。此前提決定了這樣一種美國現實——經過數代民主與法律教育的美國當代青年，頭腦中的個人崇拜五花八門，有些是健康的，有些是不健康的，有些是病態的。總而言之，幾乎皆屬青春原發性質的，與思想信仰無關的個人崇拜。崇拜多多，崇拜總統的卻極少極少。
幾十年前，杜勒斯的外孫上小學時，有天回到家裏激動地問母親：“媽媽，你為什麽從沒告訴過我，我的外祖父曾做過總統？而曆史課本上都寫到了！”
他的母親平靜地說：“你激動什麽？這實在沒有什麽可激動的。自從美國誕生以來，每隔四年就選出一位總統，這不是很平常的事嗎？”
這是典型的美國人對總統的看法。美國人一代一代地將這種平常心的看法傳給下一代。因而使美國總統在美國人心目中是這樣一種人物——全美地位最高的“打工仔”，美國公眾是他的老板。任何一個最最普通的美國人，都有義務評說和監督他身為總統的表現如何，都有權利指責他稱職或不稱職。以監督總統為義務，以指責總統為權利，美國的政治特色，使美國的公眾特色也極為突出。大約沒有任何一個美國人會這樣認為——他的某一個同胞一旦當了總統以後，理所當然地便是美國人民的精神之父或思想之父了。美國曆史上是很出現過幾位可被尊為精神之父或思想之父的傑出人物的。但是他們都並沒產生過做總統的念頭，美國公眾當然也就從沒選過他們。
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公眾這位“大老板”給予美國總統這位美國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級的“打工仔”的待遇是極優越的，僅次於某些石油國家的國王們。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一個美國人一旦成為總統，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這些都是美國人賜給美國總統的。美國人這麽看。因為他們如果不信任他，不選他，他就得不到。故美國人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的態度都是一樣的——隨時準備收回他們的信任。
但是在美國近半個世紀的曆史中，真的遭彈劾下台的美國總統似乎還沒有——二十六年前的“水門事件”迫使尼克鬆選擇了辭職。尼克鬆當年陷入的困境與今天克林頓陷入的困境性質極為不同。“水門事件”是純粹的政治醜聞而非“桃色醜聞”。美國曆史上似乎還沒有一位總統在任期間因“桃色醜聞”而“觸礁擱淺”被迫下台的。
肯尼迪至今仍是美國曆史上最為年輕的頗有帥哥風度的總統。他生前雖已有緋聞風傳，但與夢露的私情卻是在被暗殺後圍繞夢露撲朔迷離的死因大範圍公開於社會的。“性”的話題非是當時新聞評說所關注的焦點。
與克林頓相比，似乎連肯尼迪也是幸運的。肯尼迪處在世界政治化的時期。他是美國政治最年輕的代言人，因而受到過許多美國青年的政治崇拜。他的帥哥風度也使許多美國青年婦女迷戀得如醉如癡。肯尼迪生前獲得的，是克林頓生前想獲得也不可能獲得的。肯尼迪死後獲得的，將注定了更與克林頓無緣了。
據我看來，就帥哥風度而言，克林頓是一位僅次於肯尼迪的總統。他所犯的“錯誤”，是一位帥哥式的總統需極難能可貴的自律定力才可避免的。他顯然做得並不那麽難能可貴。
六年前，當他參選民主黨總統提名時，與一位叫珍妮佛·花的女士的婚外情傳聞就幾乎使他的參選夭折。兩年前，波拉·瓊斯又控訴他在任阿肯色州長時曾對她進行“性騷擾”。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兩次，或屬性訛詐，或競爭中的政治攻擊；但此一次，卻被一位叫斯塔爾的獨立檢察官坐實釘牢了。
獨立檢察官斯塔爾是否蓄意報複，“抓住一點，不及其餘”？萊溫斯基的女友的做法是否違背普遍道德？網上個體戶麥特·德拉吉是否是一個隻要自己一舉成名，不管別人死活的家夥？美國司法是否小題大做？某些新聞攻勢背後是否有欲置克林頓於萬劫不複之地的政治操縱——世人對這些都是不甚感興趣的，感興趣的似乎隻是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一位身為當代美國總統的中年男子，因一個二十一歲的、容貌平平的小女子大倒其黴，看他怎樣收場？
全世界的新聞媒介及大文化“工業”，其實都明顯地呈現著某種俗惡的傾向。這傾向又俗惡又現代。在它飼喂之下的當代人，似乎對許多事都已喪失了思考，一味地隻要新聞，新聞，新聞！如同患了饑餓症的孩子張著大嘴不停地叫“還吃！還吃！”並且，越來越偏食於刺激性食物。
我的一位美國朋友這麽說：“這件事的沒完沒了倒使我可憐起克林頓來了，他不是已經公開懺悔了嗎？”
我的另一位美國朋友說：“克林頓真丟人！肯尼迪搞的女人是夢露，而他搞的那是什麽女人啊！美國總統的身份就那麽低了嗎？”
而我的一位年輕的、身為中國官員的朋友說：“若論當官，明擺著，還是在咱們中國當的好，雖然工資表上的工資有限！”
美國特色的政治，一向和美國的曆屆總統們玩“憋死牛”。美國總統們的最佳成績，隻不過是和棋。稍有差失，則會身敗名裂。他們永遠都休想操縱美國特色的政治。他們永遠是那一特色的政治操縱的對象。即使他們的傑出和偉大，也無不是在這一前提下發揮的。
美國特色的政治，美國人擁護，美國人玩得起，玩得瀟灑自如，而且從沒輸過。因玩不好輸了的，永遠隻能是美國總統們。美國特色的政治，從來不在乎將任何一位總統作為代價。
這就是美國！
全世界玩總統的大玩家——令世人矚目……
一、千萬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
眾所周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人開始走向美國。如今，中國和美國之間，“絲綢之路”已然鋪通。世界上，有許多路的說法是美好的。但是我以為，僅僅就說法而言——“絲綢之路”是最美好的。盡管，事實上的“絲綢之路”，乃是古代中國與別國的一條極為艱難的通商之路。
“走向美國”是目前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中國人內心裏的“絲綢之路”。它很具吸引力，充滿迷幻色彩。似乎，一個中國人，一旦“走向美國”，則意味著他或她的人生走向了理想和成功；而如果他或她居然還獲得了美國“綠卡”，那麽，似乎簡直意味著已經是一種成功了的人生的標誌了。
是否確乎如此呢？
正打算“走向美國”的中國人，不妨要知道一些“走向美國”的常識性問題；美國有某些像絲綢一樣美好的方麵，也有某些不怎麽美好的方麵——在這些方麵美國不但不像絲綢，反而像“玻璃纖維”。“玻璃纖維”——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十之八九都知道那是什麽——剛剛經過第一道工序的化纖團。它閃亮，但是絕不柔軟。它潔白，但是對皮膚有嚴重的傷害性。惡少年對他人進行報複的一種方式，就是暗包一團，趁人不備，往人皮膚最細嫩的地方一搓。那麽結果就會有無數肉眼幾乎看不到的纖刺紮入皮膚，頓時紅腫一片。輕則須用放大鏡照著鑷子一根根拔出，重則須住院……
對於正打算“走向美國”的中國人，了解這些方麵顯然也是必要的。
對於並不急著“走向美國”的中國人，對於僅僅對美國發生興趣（目前，又有哪一個中國人對美國毫無興趣呢！）隻想隔岸觀火霧裏看花地了解美國的中國人，美國也值得看看。它將對你以後是否打算“走向美國”發生影響。
中國人，包括世界上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人，紛紛“走向美國”去幹什麽呢？如果說“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路，那麽，“走向美國”的路，顯然也是一條商路——“走向美國”的中國人，銷售的已不再是絲綢，而首先是自己。這說起來有些尷尬，但幾乎接近著事實。走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中國人，其艱辛（還往往一路險象環生）是在走著的時候；今天“走向美國”的中國人，其艱辛卻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後。航空事業避免了走的艱辛。飛機使古代漫長的路途壓縮為十幾個小時。不僅毫不艱辛，而且會一路受到漂亮空姐周到熱情的照顧。
從前是——到了之後就一切順利了；
現在是——到了之後，一切的不順利和立足的艱辛才撲麵而來。
從前是——到了就趕快開始吆喝著賣東西；
現在是——到了就趕快開始推銷自己，證明自己，而非別種中國貨。
從前是——一個中國人怎麽樣美國人並不會太在意，主要看你的商品；
現在是——你到美國去既然推銷的不是商品而是自己，那麽人家便首先看你是一個怎樣的中國人。你在國內是一個優秀的中國人，人家可能並不認賬。人家另有衡量你優秀不優秀的標準。你在國內證明你自己優秀的那一職業那一專業，很可能在美國得不到公認。
幾乎有點兒是喋喋不休地三娘教子般地告誡我們這一點。我們應當感謝此種告誡——因為它分明是誠心誠意的，也是善意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散見於全國各報刊。旨在向中國人介紹美國，幫助中國人了解美國的文章，也屢見不鮮。電視中的有關節目、報刊欄目、互聯網絡，早已使美國具體化了、細節化了，對於中國人一點兒也不神秘了。想要知道的，幾乎都已經知道了。還不了解的，想要作進一步的了解，也極其簡單容易了。
但，最終的忠告是：“在美國千萬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
二、比醜聞更醜的是圍觀者的幸災樂禍
那個美國總統的緋聞，實際上已全無了半點兒所謂“桃色”，而被徹底塗上了“黃色”。當一個當代男人和一個當代女人的緋聞內容，被電台、電視台、報刊以及網絡，在長達近一年的時間裏反反複複地、連篇累牘地向全世界報道的情況之下；當這內容涉及該男人和該女人十餘次性關係的細節，並附有插圖的情況之下；當這內容像三級片一樣被貼上“少兒不宜”的標簽的情況之下——緋聞毫無疑問已經徹底變成了“黃色”。
緋聞一旦變成“黃色”的，並被傳播向全世界，也就毫無疑問徹底變成了醜聞。據我想來，古今中外的一切緋聞，十之八九總是包含有性的內容的。若將這一部分內容的細節一一道來，難免都是會帶有“黃色”的意味的。
緋聞變成醜聞，是比綿白糖變成糖水還簡單容易的事。一勺水可使一罐糖化稀，一瓢水可使一罐糖化水。隻要十分之一定量的性內容，往往便足以將一樁緋聞中的其他內容——諸如男女情感的前提、政治集團較量的背景、雙方個人及家庭心理承受力的極限、公眾對公眾人物的性隱私的病態興趣排開到仿佛不存在的程度，似乎視而不見最好。
就像一本《金瓶梅》，直接露骨的性的描寫，僅占二十分之一還不到的文字。幾乎所有此書的推崇者張口首先都要談它的社會認識價值，但又幾乎所有的愛書人，並不愛內容上刪除了那並不重要的二十分之一不到的文字的《金瓶梅》。盡管刪節本的社會認識價值肯定不至於受任何影響……
戴安娜的緋聞竟沒有被塗上“黃色”，也就幾乎始終是緋聞，不太算是醜聞。我真替戴安娜感到萬分的幸運。於是便不免相當替一九九八年的克林頓總統感到悲哀。我從最初就不視他的緋聞是醜聞。
現在也不。
現在，說實話，我非常非常同情他，並且，作為一個和他差不多同齡的中國男人，非常非常羨佩他的心理承受力。我很難想象在他目前所處的這一個“悲哀、艱難”（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語）的境況中，換了是我也會有同樣的心理承受力。
我能感受到美國的相當多一部分公眾，乃至全世界相當多一部分公眾，對克林頓陷入的狼狽之境所抱的幸災樂禍的快感。據我想來，這快感絕不僅僅發生在相當一部分公眾內心裏。肯定也發生在他的政敵們的內心裏。
也許（恐怕不是也許）還發生在另外許多國家的元首們的內心裏。
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第一強國的總統曆來是世界政壇的中心。
現在，他終於不再是這樣一種政治中心人物了，而變成了一樁“性醜聞”事件的中心人物。似乎連醉鬼都有資格輕蔑他。
克林頓——一個二十世紀尾聲中陷入“性醜聞”事件無法擺脫的男人；一個幾乎將人的尊嚴喪失盡淨的男人；一個二十世紀尾聲中最孤立無援的男人。我因此而同情他。
在他之前，似乎沒有哪一位國家元首的漫畫像，被“釘”在女人的真絲內褲廣告上。而那女人的身體伸展為十字架形；而那廣告登在美國某畫刊的插頁和封底；而那畫刊全世界發行，幾乎在全世界各大飯店的書刊架上以及書刊亭裏都不難發現……
總統也是人。
美國的總統也是人。
一想到在我們這個世界文明到了目前這一種程度以後，一個具體的活人的起碼的人格尊嚴被褻瀆到如此程度，一想到商人通過此種方式合法地大謀其利，我不禁不寒而栗。
據我想來，部分人類那一種病態的幸災樂禍的快感，以及商業行為的唯利是圖不擇手段，是遠比一位當總統的丈夫的婚外性關係更醜陋的。
科技的進步在許多方麵改變了人類。但人類以上的醜陋，從古代至現代，幾乎半點兒都沒被改變。而且，比古代更變本加厲，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心中對克林頓的同情，與我心中對人類自身心理醜陋現象的厭惡是並存的。
二十世紀尾聲中最孤立無援的公眾人物克林頓總統先生，似乎隻有一個心理可依靠、可信賴、可獲得些許無濟於事的安慰的人了——一個女人，他的夫人希拉裏。
當某些世人不禁讚賞希拉裏作為女人、作為妻子難能可貴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非同尋常的第三當事人姿態時，我心中想到的卻是他們的女兒。
是的，我也羨佩希拉裏夫人的各種難能可貴。但我心中還是在更多的時候想到他們的女兒。她畢竟還算是一個少女。她可能是二十世紀尾聲中心理遭到最嚴重傷害的少女。與她相比，戴安娜和查爾斯王儲的兩個兒子是幸運的——畢竟，作為少年，他們沒有看到他們父母各自的緋聞被各種媒體一股腦兒地塗上“黃色”。相反，在他們的母親不幸身亡之後，他們看到的是他們本國乃至全世界有那麽多的人為他們的母親傷心哭泣；他們看到的是那麽多的鮮花、那麽多的悼念方式、那麽多的盛讚文章。以至於他們小小的年紀，竟不得不煞有介事地於去年和今年兩次作出儼然大人似的反應——懇望那些崇拜他們母親的人節哀、理性、克製感情，盡量使各種悼念活動簡單化、正常化。
但克林頓夫婦的女兒卻隻有一種對公眾開口的選擇——替她的父親乞求寬恕。除了這一種選擇，再就是沉默地承受壓力。
毫無疑問，在她心理遭受到最嚴重傷害的日子裏，全世界這個國家那個國家中，肯定有另外的某些少女，身陷這樣或者那樣的不幸，身心也正遭受著這樣或者那樣的傷害——但後者們一有適當的機會，便可向社會發起呼救，向世人求取同情，向法律要求公正和庇護。
但美國的第一小姐目前直至永遠顯然都不大可能有這種資格。
因為正是美國的法律以公正得近乎冷酷無情的原則，將她的父親一步步穩而不亂地、完全符合章法地推到“性醜聞”的災難之中去的。
我這樣說，我對她的深切同情，以及對她的父親克林頓總統先生的同情，絕不意味著我對美國法律的心存成見，更不意味著我對它的譴責。恰恰相反，此事不能不使我再一次感到美國法律原則的無勢力可超越的權威性。
在這個世界第一強國裏，麵對法律一切權威以及權威人物都顯得那麽的渺小，那麽的卑微，那麽的脆弱，那麽的根本不堪一擊。
在這個世界第一強國裏，麵對法律，對於政治權威人物——從州長到市長到議員到副總統、總統們的要求，竟是多麽的嚴格！嚴格得近於苛刻，苛刻得仿佛故意——從誠實的品質（哪怕在某一件事上哪怕在學生時代說過謊話）到十幾美元稅金的繳納與否，到男女關係一二次失足（實際上僅僅一次就足以下台），都不是什麽“小節”。
在這個世界第一強國裏，對於政治權威人物、政治家乃至總統，幾乎一向寬大他們政治上所犯的一係列錯誤。這一點上美國人似乎不太要求他們的總統是完人。但是社會監督卻從不放過他們“小節”上的自律素質問題。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國家，尤其中國，卻顯然恰恰相反。據我想來，此相反對於美國意味著什麽，對於中國意味著什麽，頗值得進一步分析。
對於某些國家，總統的醜聞，差不多一向被視為國家的醜聞。對於美國，任何一位總統的醜聞，一向被視為僅僅是某一個當總統的美國人自己的醜聞。美國幾乎一向從不因任何一位總統的醜聞而感到是國家的羞恥。
美國一向從毫不留情地公布此種性質的醜聞的過程中體現它的自信，證明它的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美國從不在乎他們的總統怎麽樣了。他們拋棄總統就像拋棄舊鞋子。但是美國並未因此而一步步衰敗下去。
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極為在乎他們的法律怎麽樣了。他們在乎這一點，就像每一位父母在乎他們的兒女怎麽樣了。也許這正是美國強盛不衰的條件之一。在同情克林頓總統的同時，我又不能不對美國的法律心懷肅然。
我承認，這肅然之中甚至不無悚然的成分。
三、民主若失莊重，何異於“文革”之瘋狂秀
坦誠——這是一種優秀的，有時甚至顯示出一個人的高貴性的品質。它在某種情況之下可以是矛，使最放肆的敵人也不禁心生敬畏；它在某種情況之下又可以是盾，有效地抵擋住最歹毒的敵人發動的攻擊。
但坦誠是有代價的。其代價是——公開承認自己的過失、缺點和錯誤，甚至需要公開承認自己在道德和品行方麵不是完人。非但不是完人，還是理應受到譴責的人。更甚至，需要公開承認任何人都絕不願公開承認的屬於隱私中的那一部分醜陋。這需要極大極大的勇氣。
如果人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那麽人往往會自然而然地認為——我已經很平凡很普通了，坦誠的結果，不是肯定會使我的人格和名譽受損嗎？也肯定會使我失去親人和朋友原本對我的好感吧？是的，很可能是這樣。但這往往又是暫時的。人一般情況之下卻不會這樣想。人心裏會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另外一種想法——難道坦誠真的比狡辯、掩蓋、否認對我更有利嗎？於是人放棄了維護自己尊嚴的最後的“武器”。於是人反而變得更加脆弱了。
如果人是一個名人，是名人中的名人——總統，那麽人往往會自然而然地認為——我是平凡的人普通的人還則罷了，但我分明不是呀。坦誠的結果，不是等於自己在公眾麵前剝光了衣服，完全喪失了總統的尊嚴嗎？這將會置我的家人於何地？事關我的道德品行，承認了我還有何麵目繼續做總統呢？我還有何資格呼籲社會道德化？我還有何資格批評別人的不道德呢？繼而會想到他那一個黨派的得失、他那一屆政府的公眾形象，以及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威望和聲譽，以及他卸職後曆史對他的評價——毫無疑問，一位是大國總統的人，他選擇坦率的壓力是更巨大的，顧慮是更多的，也需要更非凡的勇氣。這時他心裏也會自然而然地滋生出另外一種想法——憑總統的影響力和權力，難道不可以靠狡辯、掩飾、否認，順利地擺脫開去嗎？
而這時他實際上已經開始在冒比坦誠的結果更難估計的危險了。
而在美國這樣一個黨派鬥爭每每勢不兩立、新聞監督一向無孔不入的國家裏，哪怕是總統，尤其是總統，幾乎注定了最終必成法律的俘虜。
在美國，一個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企圖掩蓋某一事實——比如婚外性關係，可能反倒容易些。而一位總統要成功地掩蓋這一點，簡直比用手掌完全掩蓋住自己的臉還難。因為他的企圖掩蓋，必定刺激新聞界更大的“窺淫癖”——這一點在美國比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突出，可稱之為“美國綜合征”，也必定更加刺激起他的敵人攻擊的能動性，同時必定會激怒法律。而這時他要應付的已不單單是新聞界的騷擾，要抵抗的也不單單是政敵們的進攻了。他的最堅決的敵人，已經是權威遠在其上的法律了……
我們遺憾地看到，治國頗有方略、很是盡職的克林頓總統，恰恰便是這樣一步步陷於令全世界人睽睽關注的困境的。
當全世界的媒體仿佛都對美國的現任總統的桃色事件表現出手舞足蹈般的亢奮和激動時，幾乎沒有媒體評說到萊溫斯基的那位“親密女友”。而我覺得，一個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總統，身邊若有那樣的一位朋友，實在也是很恐怖的。最近我接觸到兩位美國朋友，他們都極言她乃是因為不幸成了知情者，故屢受來自總統及總統手下人的警告和壓力，才不得不進行報複的。但我們從見諸國內外報端的、獨立檢察官斯塔爾的調查取證材料中，目前還沒有看到這方麵的內容。故我接觸到的兩位美國朋友的話不足為憑。而且，經我一問，方知他們是美國共和黨人。他們的話帶有政黨之間的偏見也是可想而知的。結果，作為萊溫斯基的朋友，她所知情的是“水門事件”性質的事，那麽她隱而不舉，則證明她非是一位有覺悟的、愛國的美國公民。但她所知情的，最初也不過就是純粹的男女關係。隻不過一方乃總統，具有所謂轟動性的新聞價值而已。顯然，她之所以能在電話的另一端錄下音來，是因為萊溫斯基直至那一時刻，仍視她為親密的朋友。她的行徑，無論怎麽解釋，都是相當卑劣的。據我想，她今後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將再難有朋友。美國的法律可以恕免她的行徑，美國的道德評判尺度，似乎也不會怎樣地譴責她。但是她的行徑，肯定會引起全世界許多人對自己交友原則的自省和警惕。而她也就在這一點上成了人們的反麵教員。
萊溫斯基也是一個頗值得分析的人。這個二十一歲的其貌平平的白宮女實習生，如果非是自己主動地、賣弄風情地去“傍”總統，顯然不至於在白宮那種特殊的時空內格外吸引總統的目光。我那兩位美國朋友告訴我，她除了對她的女友，至少還對十餘人炫耀過她與總統的性私情。這一點我倒是相信的。國外的媒體也報道過這一點。那麽足見她是一個虛榮到何種程度的淺薄小女子了。按照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來分析，她性心理的正常與否也是很值得懷疑的。為什麽會保留有那樣的一條裙子呢？保留它的意念是什麽呢？這種保留能給她帶來什麽樣的戀物滿足呢？
克林頓總統因這樣的一小女子而受辱於世，實在也是令人大跌眼鏡的。
緋聞乍傳，但萊溫斯基尚且未向獨立檢察官從實招來之前，總統克林頓是不能首先供認不諱的。這麽做坦誠倒是夠坦誠，主動倒是夠主動，但若不顧及萊溫斯基的感受，其實也是有違道德的。這意味著是單方麵出賣女當事人而巧獲坦誠美名。故他其實隻有兩種選擇——要麽在沉默中靜待事態的發展，而這不符合克林頓的性格；要麽共同與萊溫斯基商議對策，而這又必將落下妨礙司法的罪名。克林頓既然選擇了後者，那麽他當然也就隻能承受今天所麵對的困境了。
在萊溫斯基從實招來之後，克林頓有一次最適當的、足可以比較不卑不亢地顯示和證明他的坦誠的機會。他起碼可以表明這樣一種態度——如果美國隻能由一位完人或聖人做總統，那麽他不是，也可以因為自己並不是而下台；如果美國所需要的首先是一位治國有方的總統，並且能夠寬恕他的道德失足，那麽他保證不再犯同類錯誤，並將以更積極的態度為美國服務，通過更盡職的服務證明更切實的懺悔。如果他能夠這樣，他的坦誠便具有了勇氣的閃光。並且將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提到了美國政界、新聞界、國會、司法機構和公眾麵前思考——美國究竟應該怎樣看待一位總統的功過才體現出一種客觀冷靜？總統犯了哪類錯誤或可寬大一次，犯了哪類錯誤才應定罪不饒？以及民主前提下的黨派監督、新聞監督、司法監督，要不要引導較多層次的原則？那原則的主要著眼點是什麽？……
足以證明坦誠的力量的例子是有的——我記不清這樣一件事前幾年具體發生在哪一個國家了：競選中，有記者當場問一位總統候選人，“您有過對您妻子不忠的行為嗎？”而他的妻子當時就站在他身邊。他沉吟片刻，莊重地回答：“有過。僅有一次。沒有任何人了解此事。現在我公開承認，身為前任總統，這是不好的。我保證再也不會發生第二次了。”——於是他轉身擁抱他的妻子，吻她，並說：“親愛的，我請求您的寬恕。”刹那間他的妻子熱淚盈眶說不出話來。全場肅然，繼而一片掌聲。
結果是人們又選這位已當過一屆總統的男人再次任總統。多麽遺憾！克林頓的坦誠，沒有表現在最應證明自己具有這一種可貴品質的時候。
他對政界、新聞界、國會、司法機構和全體美國人說了謊。
正如林肯的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時候對某些人說假話，可以在某些時候對一切人說假話，但你無法在一切時候對一切人說假話。”
據我看來，克林頓後來的坦誠也是可信的，但表現得太遲了。那一種坦誠已不可能具有勇氣的光彩，卻隻能給人以屈辱、無奈、羞愧難當的可憐的印象了。因此許多世人才分外地替他感到遺憾。
他目前仍擁有63%以上的支持率，說明了一半以上的美國公眾的理性和成熟。但這理性和成熟中，顯然也包含著不小的沮喪和失望。並且，再是一位治國能力不可低估的總統，形象破損到如此地步，其能力的繼續發揮也必大打折扣。而恰恰是這一點，對克林頓請求繼續為美國效勞的願望是極其不利的。因為美國換一屆總統是比小學校裏換一位班主任還尋常的事。
獨立檢察官斯塔爾在整個事件中給我這個中國人的思想影響是極為深刻又極為矛盾的。
一方麵，我從他身上看到一種鍥而不舍的、為了直抵事件真相毫不動搖地履行職責的司法原則和精神。我們中國人稱頌這一種精神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上拉下馬”。盡管在美國，總統不過是高級“打工仔”，其權威絲毫也不能與皇帝相提並論。但麵對總統本人的一次次斷然否認，麵對白宮律師的一次次強烈抗議和同樣具有說服力的反駁，能夠鍥而不舍地堅持調查下去，實在也需要頂住巨大的壓力。事件的發展自然而然地漸漸超出了緋聞本身，而變成了誠實與否的問題——在總統和萊溫斯基以及女友之間，必有一方公開說了謊。如果說謊的是後者們，那是美國社會中習以為常之事。但如果是前者，便是美國司法不可以等閑視之的事了。斯塔爾身上那一種鍥而不舍的精神，體現了美國司法令世人肅然而又悚然的獨立性，尤其對總統法律要求和約束的嚴厲性。相對於克林頓強調國會重點應放在國家問題上的呼籲，斯塔爾的鍥而不舍，令人聯想到中國京劇《鍘美案》中包公的一句鐵錚錚的唱詞——“先打官司後上朝”。
而另一方麵，斯塔爾身上也分明體現出一種陰暗的、堂而皇之地利用職權的報複快感。因為他所調查的，乃是緋聞的確實與否，非是報告一樁涉及總統的風流韻事的性情節。進言之，他的使命是證實總統誠實與否，非是報告總統的性方式。如果說總統在向公眾承認緋聞以前，報告中的一切性內容具有確定事實的法律依據的意義，那麽在總統公開承認緋聞以後，一切性內容實際上已經完全喪失了任何積極的法律意義，變成了一堆根本沒必要經由互聯網傳播於全世界的淫穢垃圾。在這一種情況之下，任何一方希望事先看到報告內容的要求，無論從何種意義上理解，其實都是妥當的考慮。這一要求的被拒絕，顯然是居心叵測的。這也就難怪白宮律師們指責斯塔爾“蓄意公開羞辱總統”了。據我看來，這指責是有道理的。於是斯塔爾給我的印象又仿佛是《悲慘世界》中的皇家警長沙威。沙威冷酷，但是並不低級庸俗。斯塔爾的報告，卻有既低級又庸俗的成分。太像我們中國時下打著“法製文學”招牌的某些既低級又庸俗的所謂“紀實報道”。
若指斥對方的“道德危機”，便理當采取相應高一點兒的道德姿態。否則，難以給人正派嚴肅的印象。甚至，自己也有可能墜入低級庸俗者流。美國的許多公眾因那些“少兒不宜”的內容議論紛紛，表示質疑，大概是斯塔爾所料想不到的吧？克林頓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也許恰證明了美國相當一部分公眾的逆反性。
美國的這一樁“總統緋聞”案，據我想來，無論對於美國，還是對於別國，包括中國，都具有比較典型的“示範教學”的意味兒。啟發世人思考——在良好的民主政體之下，黨派監督、新聞監督、公眾監督、國會審處和司法裁決，如何才能做到透明嚴正而又不失莊重？
民主製是迄今為止人類所實踐的最進步的國家政體，但最進步的並不意味著是最完善的，更非最完美的。黨同伐異的政治現象與炒作成癮的新聞現象，每每也使良好的民主政體蒙上鬧劇的輕浮色彩。所以才有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競選州長》的產生。
我對美國的民主從來是心向往之的。中國也必然總有一天進至民主的廊下。而且，現在正朝著這個理想的政體循序過渡著。像許多中國中青年知識分子一樣，我們視美國的民主為榜樣。但現在我倒覺得，似乎也不妨將尊師的目光望向英國、法國以及某些西歐民主國家——那些國家的民主似乎實踐得更莊重些。
民主若失了莊重，其實就和中國“文革”中演習過的“四大”差不了多少了。我們中國人，是否對美國的民主五體投地得太久了些呢？
美國，美國，請給中國做更其可敬些的民主的榜樣。
四、民主與性
依我看來，這已經不是一位現任美國總統的緋聞，而是一樁當代人類麵臨的大事件了。這一大事件向全人類的文明理念提出了一個頗值得沉思的問題——民主製固然是迄今為止最理想的國家體製，但它會不會也像別的一切事物一樣，甚至像專製一樣，被主宰人類政治的一部分政客，包括自以為是在維護民主的某些政治特權人士們的任性實踐而推向反麵？
來自美國的最新的一種說法是——連任總統的克林頓先生之心理很可能患有一種“病”。可愛的美國的心理學家們，替他們的飽嚐公開受辱滋味的總統作出醫學上的診斷——“獨孤求敗”。意思是站在人生成功的頂峰以後，對來之不易的輝煌油然心生出自我毀滅的傾向。心理學的結論經常是陰陽怪氣的。
這是到目前為止對總統緋聞的最高妙的一種說法，具有美國式思維的天真無邪，也具有美國式的大言不慚。仿佛在向全世界證明——看，即使發生在我們美國的醜聞，其根本性質也隻不過是一個男人厭煩了他的成功，好比一個孩子對他精心搭起的積木宮殿不感興趣了，自行推倒它，於是事件反而具有了足以令全世界人肅然而又悲愴的色彩似的。
如果誰因難耐那一份兒成功後的孤獨而弄瞎自己的眼睛而毀容，還不夠令世人唏噓的嗎？緋聞當然已經變成了醜聞。依我想來，已非是美國總統克林頓一人的醜聞，而是美國的醜聞，而是一個曾在民主方麵為全世界做出好榜樣，又一步步將民主推向其反麵的醜陋現象。
民主的基礎是人類高度的理性的自律。理性是民主的原則，是民主的靈魂。民主被推向反麵的過程，即理性被任性所取代、自律被放肆所取代的過程。斯塔爾的“報告”一經輸入互聯網，美國便等於在無禮地冒犯全世界。因為其中淫穢的內容，等於強加給了全世界的網上人類。美國等於在向全世界公然販“黃”。
美國這麽做的姿態顯得相當傲慢。它的行為話語是——美國可以這樣，美國有權這樣。而且，似乎還是——看，全世界隻有我們美國可以這樣做，有權這樣做，敢於這樣做。因而，似乎全世界都應該向偉大的美國脫帽致敬。
但是，我們知道，幾乎一切國家的法律中，都有這樣的條款——司法人員，不得假借執法名義，對強奸、通奸、賣淫等案件中的性過程、性細節、性昵語進行不必要的、沒有司法意義的審訊。違背這樣條款的人，其行為屬犯罪行為。
美國的法律中也有這樣的條款。斯塔爾所要向美國公眾證實的，應該是，而且隻能是——克林頓和萊溫斯基之間的緋聞是否屬實？克林頓是否不誠實？而非二人之間的性方式、次數、性細節以及性昵語。
但恰恰是當二人都先後在法律麵前承認了這一點，尤其是當克林頓在電視中公開承認了這一點後，那些色情的內容仍被堅持保留，並提供給全世界的網上人類看。
難怪英國的《泰晤士報》如此評論：“這色情影帶並非性的情景，而是性虐待狂，提問題比回答問題更令人討厭，這甚至對觀眾是一種侮辱。”
難怪《法國晚報》如此評論：“提問題的方式表現出毫無節製的極權主義，毫無意義的偷窺淫癖，令人感到可怕。”“毫無意義的偷窺淫癖”體現於尋常人，不過是品質問題；體現於一位獨立檢察官，則是司法性質問題。
不管斯塔爾的初衷如何，他都必將因此付出代價。緋聞事件以後，斯塔爾本人是否亦將陷於法律訴訟，甚至牽連美國國會司法委員會主席海德，再次引起全世界關注，將是難以預料之事。
果真如此，那時誰會替一位本身涉嫌“偷窺淫癖”的檢察官辯護呢？
以什麽樣的理由才能替一位知法犯法的檢察官辯得清白正當之名呢？
他自己的檢察官生涯，將很可能亦如克林頓的總統生涯一樣毀於一旦。
而事實上，依我看來，許多國家都有權利以人類司法尊嚴的名義和公開進行傳媒汙染的罪名——起訴美國。
當然，這種起訴隻能在世界司法聯合“道德法庭”的形式下進行。
依我看來，所謂“獨孤求敗”的非是美國總統克林頓，而是以那許多美國政客和政治權力人士為政治代表的美國。
當亞洲金融風暴來勢凶猛之後，美元堅挺攀升；當全世界許多國家都籠罩在經濟危機的陰影中，美國經濟依然強盛；美國的世界地位越來越高，是否使這一向以老大自居的國家，產生了一種有資本為所欲為的國家意識呢？
耗資四千萬美元的“總統調查”案以民主和司法的名義開始，似乎竟以褻瀆民主和褻瀆司法的名義接近尾聲。
正如克林頓因自己的不誠實而一失足成千古恨，斯塔爾也將因自己歪曲了司法的尊嚴，並因自己變相地向全世界販“黃”而廣受譴責。他報告中那些色情內容，在k級電影和小說中，不值一提。但在引起全世界矚目的法案中，隻能也隻有被視為垃圾。“獨孤求敗”的美國顯然也如克林頓總統一樣，最終被塗上了鬧劇的特色。
依我想來，聯合國將來很有可能就此進行嚴肅的思考——即以什麽樣的方式限製某些大國，在全世界麵前公開褻瀆民主和司法尊嚴的不良的、肆無忌憚的影像。因為，民主和司法尊嚴，乃是全人類千百年來的偉大的理性成果。雖然美國一向自認為是實踐的榜樣——但它從來不僅僅屬於美國，而屬於世界……
一想到全世界（當然包括美國）那麽多偉大的先賢為人類的民主和司法尊嚴所做的傑出貢獻，被一些個現代政客任性地糟蹋為鬧劇，真是令人歎惜……
五、誰還崇拜這個高級“打工仔”？
“二戰”結束以後，社會主義陣營逐漸開始形成。考察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其共同的特色可歸納數條，其中最基本的一條是個人崇拜。
個人崇拜現象在人類曆史上最初隻不過是早期宗教現象。它是早期王權政治希望實現卻一直難以實現的。在許多國家裏，宗教存在的曆史幾乎與王權存在的曆史一樣悠久。中國也是這樣一個國家。因而宗教與王權在悠久的曆史過程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同樣地爭取人類的忠心。
王權爭取人心的方式是許以現實利益，即榮華富貴。
宗教爭取人心的方式是靈魂寄托，即天堂。
王權乃現實之物。王權的統治要求人為它進行忠貞不貳的服務。故人向王權誓忠時，誓詞大致都是一樣的，甘為它赴湯蹈火直至為它去死。
宗教乃虛幻之物。宗教的統治要求人自覺自願地將靈魂歸屬於它。故人皈依宗教時，誓詞也大致都是一樣的，忠誠可屬於任何人，比如帝王、主人、朋友、愛情，但信仰隻屬於宗教。
有信仰才有崇拜。
故當忠誠與信仰發生矛盾時，人隻有三種選擇——要麽履行忠誠的誓言，此時他的靈魂便背叛了信仰，死後難入天堂。除非他後來深刻懺悔，並獲得宗教的寬恕。要麽顧全信仰，也就是保持靈魂的原則。此時他必冒犯王權，並且必因此喪失王權賜給他的現實利益。甚至可能被王權視為叛逆砍掉腦袋。要麽選擇自殺。
人類曆史上，宗教與王權發生衝突的次數是不少的。但是最終誰也征服不了誰，每一次都以雙方的相互妥協讓步而結束。於是宗教與王權在一輪新的蜜月期相互利用。王權的代表人物作虔誠的信徒表率；宗教宣布他不但是王者，同時是宗教最信賴的兒子。當宗教承認人對王權的忠誠也完全符合教旨時，王權則鼓勵人對宗教的虔誠。
故在許多國家裏，前幾個世紀的人們既喊過“國王萬歲”，也喊過“教皇萬歲”。但一般情況下，宗教總是比王權表現得超凡脫俗一些。它欣慰於人的崇拜，卻不願聽到“萬歲”二字。因為宗教是永恒的。隻有在宗教討伐戰爭中，為宗教而戰的聖鬥士們才那麽呼喊過。
誕生於半個世紀前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一律限製，甚至根本取締宗教。於是信仰隻剩下了一種內容，那就是政治思想。強大的政治宣傳使政治思想宗教化是很容易的。於是超越於民主製度之上的宗教化了的政治思想領袖，自然而然地帶有宗教領袖的色彩。政治人物一旦身處近乎宗教領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人類的近代個人崇拜現象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主觀和客觀在此點上相互取悅；變相的宗教信仰和變相的王權忠誠在此點上合二為一。
當社會主義陣營解體以後，世界上另外一些國家的政治特色鮮明起來了。其中尤以美國的政治特色最為突出。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曆史中完全沒有王權統治痕跡的國家。所以從第一代美國人至當代美國人，無一人喊過“國王萬歲”。從沒喊過“國王萬歲”的美國人當然也絕不會習慣於喊“總統萬歲”。美國曆史之短使它來不及形成自己的宗教傳統之根基。雖然許多城市和鄉村都有教堂，某些美國人的宗教虔誠，是他們的移民先人從別國帶到美國的。故百年前的英國人、法國人曾輕蔑地諷刺美國人是“沒有信仰的美國人”或“隻崇拜金錢的美國人”。
美國人當然並非沒有信仰。他們的信仰就是民主和法律。他們信仰民主與法律的堅定性超過對一切宗教的信仰。此前提決定了這樣一種美國現實——經過數代民主與法律教育的美國當代青年，頭腦中的個人崇拜五花八門，有些是健康的，有些是不健康的，有些是病態的。總而言之，幾乎皆屬青春原發性質的，與思想信仰無關的個人崇拜。崇拜多多，崇拜總統的卻極少極少。
幾十年前，杜勒斯的外孫上小學時，有天回到家裏激動地問母親：“媽媽，你為什麽從沒告訴過我，我的外祖父曾做過總統？而曆史課本上都寫到了！”
他的母親平靜地說：“你激動什麽？這實在沒有什麽可激動的。自從美國誕生以來，每隔四年就選出一位總統，這不是很平常的事嗎？”
這是典型的美國人對總統的看法。美國人一代一代地將這種平常心的看法傳給下一代。因而使美國總統在美國人心目中是這樣一種人物——全美地位最高的“打工仔”，美國公眾是他的老板。任何一個最最普通的美國人，都有義務評說和監督他身為總統的表現如何，都有權利指責他稱職或不稱職。以監督總統為義務，以指責總統為權利，美國的政治特色，使美國的公眾特色也極為突出。大約沒有任何一個美國人會這樣認為——他的某一個同胞一旦當了總統以後，理所當然地便是美國人民的精神之父或思想之父了。美國曆史上是很出現過幾位可被尊為精神之父或思想之父的傑出人物的。但是他們都並沒產生過做總統的念頭，美國公眾當然也就從沒選過他們。
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公眾這位“大老板”給予美國總統這位美國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級的“打工仔”的待遇是極優越的，僅次於某些石油國家的國王們。因為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一個美國人一旦成為總統，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這些都是美國人賜給美國總統的。美國人這麽看。因為他們如果不信任他，不選他，他就得不到。故美國人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的態度都是一樣的——隨時準備收回他們的信任。
但是在美國近半個世紀的曆史中，真的遭彈劾下台的美國總統似乎還沒有——二十六年前的“水門事件”迫使尼克鬆選擇了辭職。尼克鬆當年陷入的困境與今天克林頓陷入的困境性質極為不同。“水門事件”是純粹的政治醜聞而非“桃色醜聞”。美國曆史上似乎還沒有一位總統在任期間因“桃色醜聞”而“觸礁擱淺”被迫下台的。
肯尼迪至今仍是美國曆史上最為年輕的頗有帥哥風度的總統。他生前雖已有緋聞風傳，但與夢露的私情卻是在被暗殺後圍繞夢露撲朔迷離的死因大範圍公開於社會的。“性”的話題非是當時新聞評說所關注的焦點。
與克林頓相比，似乎連肯尼迪也是幸運的。肯尼迪處在世界政治化的時期。他是美國政治最年輕的代言人，因而受到過許多美國青年的政治崇拜。他的帥哥風度也使許多美國青年婦女迷戀得如醉如癡。肯尼迪生前獲得的，是克林頓生前想獲得也不可能獲得的。肯尼迪死後獲得的，將注定了更與克林頓無緣了。
據我看來，就帥哥風度而言，克林頓是一位僅次於肯尼迪的總統。他所犯的“錯誤”，是一位帥哥式的總統需極難能可貴的自律定力才可避免的。他顯然做得並不那麽難能可貴。
六年前，當他參選民主黨總統提名時，與一位叫珍妮佛·花的女士的婚外情傳聞就幾乎使他的參選夭折。兩年前，波拉·瓊斯又控訴他在任阿肯色州長時曾對她進行“性騷擾”。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兩次，或屬性訛詐，或競爭中的政治攻擊；但此一次，卻被一位叫斯塔爾的獨立檢察官坐實釘牢了。
獨立檢察官斯塔爾是否蓄意報複，“抓住一點，不及其餘”？萊溫斯基的女友的做法是否違背普遍道德？網上個體戶麥特·德拉吉是否是一個隻要自己一舉成名，不管別人死活的家夥？美國司法是否小題大做？某些新聞攻勢背後是否有欲置克林頓於萬劫不複之地的政治操縱——世人對這些都是不甚感興趣的，感興趣的似乎隻是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一位身為當代美國總統的中年男子，因一個二十一歲的、容貌平平的小女子大倒其黴，看他怎樣收場？
全世界的新聞媒介及大文化“工業”，其實都明顯地呈現著某種俗惡的傾向。這傾向又俗惡又現代。在它飼喂之下的當代人，似乎對許多事都已喪失了思考，一味地隻要新聞，新聞，新聞！如同患了饑餓症的孩子張著大嘴不停地叫“還吃！還吃！”並且，越來越偏食於刺激性食物。
我的一位美國朋友這麽說：“這件事的沒完沒了倒使我可憐起克林頓來了，他不是已經公開懺悔了嗎？”
我的另一位美國朋友說：“克林頓真丟人！肯尼迪搞的女人是夢露，而他搞的那是什麽女人啊！美國總統的身份就那麽低了嗎？”
而我的一位年輕的、身為中國官員的朋友說：“若論當官，明擺著，還是在咱們中國當的好，雖然工資表上的工資有限！”
美國特色的政治，一向和美國的曆屆總統們玩“憋死牛”。美國總統們的最佳成績，隻不過是和棋。稍有差失，則會身敗名裂。他們永遠都休想操縱美國特色的政治。他們永遠是那一特色的政治操縱的對象。即使他們的傑出和偉大，也無不是在這一前提下發揮的。
美國特色的政治，美國人擁護，美國人玩得起，玩得瀟灑自如，而且從沒輸過。因玩不好輸了的，永遠隻能是美國總統們。美國特色的政治，從來不在乎將任何一位總統作為代價。
這就是美國！
全世界玩總統的大玩家——令世人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