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高中生。
“老知青”、“後知青”，當年的高中生們，從十七八歲到三十餘歲的一切城市裏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無不參與到同一種競爭中——升學。
在大學的課堂上，在女大學生之間，當一名十八九歲的年齡最小的女大學生和她的二十八九歲的可能已經做了妻子的女同學坐在一起時，時代在尊重文化知識方麵曾經一度發生的斷裂就呈現出來了。
當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識化的強烈衝動，遠勝過今天時裝、減肥、美容、出國旅遊對她們的吸引。
一方麵是由於當年還沒有那些，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另一方麵，不能不承認，中國女性力圖通過知識化完善自身的可貴意識開始覺醒。而這一點，對於全世界的女性來說，其實都是最不容易的選擇。因為，孜孜苦讀考上大學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遠比埋頭苦幹掙上一大筆錢通過整容術將自己的臉整得端正些還需要執著的精神。而恰恰是那些被耽誤了十年的大齡大學生，尤其其中的女性，其苦讀之執著精神特別令人欽佩。四五年後曾有報紙做過調查，她們的畢業成績是令她們的許多老師深為滿意，甚至深為歎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學生的身份進入大學校門的她們，轉而毫不氣餒地成了夜大、電大、職工大學裏學習態度最具自覺性的“女生”。
從恢複高考到八十年代的最初兩三年，中國當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個字來概括——學習，學習，再學習。
在城市裏，你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她們捧讀的身影。有的是在讀刊物上發表的最新小說，這倒並不怎麽特別值得喝彩。因為支撐文學延續至今的主要讀者群，幾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連女性也不看小說了，全世界眾多的出版社就該倒閉了。好比如果某一天連男人都不看足球賽、不看拳擊賽了，那麽足球運動和拳擊運動就該壽終正寢了。但當年你也會不經意間發現她們手捧另外一些純知識性書籍全神貫注地讀著的身影，比如物理、化學、高等數學、曆史、文學史以及哲學史等。或在公共汽車站，或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或在商店排隊購買的人群中。她們的惜時如金令人怦然心動。她們大抵是些上夜大、電大或職工大學的女性。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公共汽車站或公共汽車上，那麽往往是下班的時間。她們的小包兒裏裝著一個麵包、一罐頭水，往往直接趕去上課。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商店的排隊購買人群中，那麽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們往往是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順便買些東西。
當年我曾見到過一次這樣的情形——那一天下著漾漾細雨，在前門二十二路公共汽車起點站，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子沒帶傘而捧著一冊幾何書看。她怕雨淋濕了書，將書捧在前邊一個人的傘底下，任憑自己被細雨淋著而又似乎渾然不覺。她的衣服分明地已經快濕透了，發上聚著一層非常細微的雨珠兒。我排在她身後，也沒帶傘。但我穿著風衣，並不在乎雨淋。我身後是一位老者，他撐著傘。他盡量將傘舉過我頭頂，撐向前邊。那麽一來，不但他自己被淋著，傘上淌下來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頭正欲開口提出抗議，瞬間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傘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閃身將他讓到了我前邊。那樣，他自己不會被雨淋著，也能將那位女子罩在傘下了。他對我說謝謝時，我內心裏卻被他的善意感動著，不知該說什麽好，隻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轉身，發現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後為她撐傘遮雨。然而她沒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將傘向她斜舉著，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純屬義務。直至一輛公共汽車開來，我們都上了車。那女子站在車上，仍一手握欄杆，一手持書，全神貫注地看。車上，許多人的目光不時投向她。人們的目光中包含著敬意，那是對於女性自強不息精神的敬意。
車到師範大學那一站，乘務員提醒她：“那位女同誌，別用功了，該下車了！”
雖然她不曾開過口，卻連乘務員都猜到了，她一準兒該在那一站下車。
她這才想起還沒買票，急將書夾在腋下，打算從小挎包裏往外掏錢。
而乘務員說：“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別耽誤你上課，也別耽誤司機開車……”
在車上許多人善意的笑聲中，她匆匆下了車，身影湧進師範大學校門的人流中。
當年，晚六點半至七點之間，某些開設“業大”的大學的校門口，其人流匆匆湧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們九點半以後才能離開大學回家。第二天當然要照常上班，所以“業大”又簡直可以叫作“夜大”。當年的許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九點半以後絕對地寂靜下來了。斯時如果有許多騎著自行車的身影從馬路上魚貫而過，那麽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輕的“業大”生。
如果你以為，當年的中國女性那一種求知若渴，純粹是對知識的毫無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實事求是的看法。
人對於知識的追求，大致可歸結為兩類：一類由於興趣，一類由於需要。
當年的中國女性，幾乎皆是由於需要而追求知識。更確切地說，是追求文憑。
文憑可以助她們較為順利地謀到自己理想的職業。
這一點與現在是一樣的，與以後也必是一樣的。
但那職業的理想與否，於當年的她們而言，其實又隻不過是由性質所決定的，在工資收入方麵其實並不能體現出什麽差異來。當年中國仍處於工資無差別的年代，也沒有什麽外資企業或商業集團頻頻地向她們招手，並釋放強大的吸引力。故她們追求文憑的原動力，又幾乎可以說與錢無關。
昨天的與錢無關也罷，今天的與錢密切相關也罷，隻不過是時代特征下知識或學曆價值的區別，隻不過是這種區別體現在兩個時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識內容，二者之間並不存在著可褒或貶之分。進言之，在中國今天這樣一個特征鮮明的商業時代，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追求知識或學曆以謀求高薪職業，不但並不褻瀆知識或學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時代一貫的法則。隻有極少數的人才能達到逆商業時代法則而單純追求知識的境界。這樣的人不但曆來極少，而且將越來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們為榜樣而批評大多數人順應時代法則的天經地義的現實態度的……
當年除了以上女性，工廠的青年女工們也在補習文化知識。有的工廠明文要求青年女工們進行初中文化考核，通過考核者才發給正式“上崗”證。所以當年找齊一套從初一到初三的課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運的。當年一套初中的舊課本在地攤上標以高價。當年某些家庭裏有這樣的情況——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補習教師，甚至兒女做父母的家庭補習教師。
當年許多城市裏的中青年女性都體會到一種時間上的緊迫感。無論是追求學曆的女性，還是應付文化補習的女工，見了麵，或在電話裏所交談的內容，往往都離不開“考試”二字。
有些人是為了和別人不一樣而考。
有些人是為了能和別人一樣而考。
無論男人或女人，其實每個人的潛意識裏，都存在著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
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
每個人的潛意識裏，又都存在著不甘低於別人的自強。
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
在中國以往的時代，無論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還是不甘低於別人的自強，其實現目的之途徑，幾乎概被堵死，隻留下了兩條可通行之路——一條是政治表現的路，另一條是工作能力的路。後一條路，對於工人是技術經驗，對於學生是勤奮精神。到了“文革”時期，連後一條路也被否定了，憑技術經驗成為先進典型的工人，幾乎一概被斥為“黑勞模”；靠天資和勤奮成績優秀的學生，幾乎一概被斥為“白專生”。
特殊社會允許人表現的途徑隻剩下了一條——政治。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有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麽？那你用政治表現換取吧！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麽？那你用政治表現來拯救自己吧！
這正是許多毫無政治素質可言的中國人“文革”時期狂熱無比地投身於政治表現大旋渦的原因。從這一人性上認識“文革”，據我看來，遠比從單純的政治的觀點上去認識要更直接些。
終於，“文革”的政治泡沫破滅了，許多自以為抓住了什麽標誌自己高於別人的東西的人，到頭來隻不過抓了兩手心的濕。知識和學曆，成為時代拋給人的另一種標誌，當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標誌。
這標誌甚至影響著當年適婚女性的擇偶觀。
“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學畢業生呢！”
倘“他”其餘條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適婚女性是樂於一見的。
正如今天有人對她們說：“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們中許多人的眼神會為之頓亮一樣。
大學畢業這一條，遂成為當年中國適婚女性最高擇偶標準之一。
認為自身條件優越的她們，甚至公開聲明非大學畢業生不嫁。
當然，今天之中國的許多待嫁女性，擇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這一項標準的。
但在當年，那乃是最高的標準之一。
在今天，卻差不多是最起碼的、最低的標準了。
當年，這一最高標準往往是前提。無此前提，某些原則如鐵的女性見都不見對方。
今天，這一標準往往隻不過是“參考分”。如果其餘硬性標準合格，這一標準寧願主動放棄，根本不再予以考慮。其餘的標準無非是相貌、健康情況、家庭負擔情況、性情等。除了學曆一條，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標準幾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餘的標準因人而異，天差地別——所異、所差、所別，往往由男人財力決定。財力往往被視為前提。前提滿意之下，餘項都顯得無足輕重了。
當年的標準，尤其當年的前提，隻維係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時代的一次次“解構”中完結了。
國門開放，許多有錢的或似乎有錢的港人、台胞、華僑、外國人一批批紛至遝來。於是一批批年輕貌美的中國姑娘挽其臂而去。
當年大賓館、大飯店的漂亮女服務員，如今做了境內中國男人妻子的，想來不會超過十之一二，致使後來那些大賓館、大飯店，因漂亮女服務員們的勢不可當的“流失”而煩而惱。再後來幹脆一改初衷，不專招漂亮的了，隻要看得過去的就錄用了。
年輕的中國知識女性們，在那些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麵前，心理曾何等的優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時代在讓她們嚐到點兒甜頭之後，似乎又開始惡意地嘲笑她們了！
連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都時來運轉，夢想成真，搖身一變而為尊貴之身的嬌妻美妾，那些擁有了大學文憑，不但外語流利，並且漂亮的女性，豈肯坐失良機，蹉跎其後，而不捷足先登？
於是，當年的中國男人的知識和學曆，其優越感在金錢的耀眼光芒下一敗塗地。
相對於女性在其他佳麗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當年，大學畢業生剛參加工作的工資隻不過五十幾元，碩士畢業生的工資也不過七十幾元，這比沒有學曆的同齡人的月工資已經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對比於境外的男人們，其工資隻不過十幾美金啊（按當年的匯率換算）！
於是，由學曆泛起的時代泡沫也很快破滅了。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幾年至九十年代前幾年，中國年輕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線攀升。盡管其間醜劇、鬧劇、悲劇時時披露報端，但孤注一擲者、破釜沉舟者、鋌而走險者源源不斷。
這一種現象有什麽不對頭的麽？許多中國人當年是這麽想的。
尤其某些剛剛用勤奮換來了學曆、在女性麵前的自我感覺剛剛好起來的待婚男人，內心裏感到無比失落。
僅僅幾年前，還有女性公開聲明非大學生不嫁，不成想才幾年，某些年輕漂亮的女性們卻往往這麽說了：“窮大學畢業生有什麽了不起？碩士又有什麽了不起？讓他們一邊兒稍息去，等我實在找不著中意的了再考慮他們！”
僅僅幾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輕的男性騙子，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學畢業生騙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幾年，他們卻開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擁有了高等學曆但天生不怎麽好看的女性，內心裏當然更是憤憤不平於此種時代現象的不良。豈止不良，在她們想來，簡直醜陋！簡直可憎！
當年我也是對此種時代現象持激烈批評態度的中國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細細想來，此種時代現象，實在是一種從古至今的極其正常的現象。
無論男人女人，總是希望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
無論男人女人，改變自身命運，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從來都是憧憬。
尤其是女人，在一個商業時代的大門迎麵敞開之際，對於物質生活的虛榮追求，自古強烈於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們在數量上絕對代表不了普遍。
女人要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隻有一種，而且是最古老、最傳統的一種，那就是嫁給一個能給予她們那一種生活的男人。
這方式雖古老，但絕對沒有過時，目前仍在全世界許多國家裏被許多女性繼續沿襲著。
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這既是人性的特點，也是許多獸、禽乃至蟲的本能特點。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這一特點，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特點。
從數千年的中國文化中，我們不難看出對於中國女性這一特點的四種有意思的態度。
第一種是慫恿的態度，是曆代達官顯貴及富賈豪紳們的態度。他們的生活內容往往伴隨著聲色犬馬。皇帝本人及其皇族在他們中地位至高無上，生活也往往最奢靡荒淫。他們用他們的文化慫恿女性心安理得地“傍”富“傍”權，是為著他們天經地義地占有女性。倘美麗的女性們居然接受另外某種文化的影響，居然視榮華富貴如糞土，居然認為被選入宮去伴一位往往足可以做自己父親甚至祖父的老頭子是不幸，那他們將多麽地不開心呢？
最典型的是那出叫《遊龍戲鳳》的清代戲。這戲至今仍經常在舞台上演著，仍經常在電視裏播著。內容無非是微服散心的正德皇帝偶住一小店，見店妹子俊俏可愛，於是“戲”之。這《遊龍戲鳳》中的一個“戲”字，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男人對於女人，愛悅之，每“戲”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對男人往往也這樣。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戲”過董永。
少男“戲”少女，倘那少男非是惡少，其行徑也不過就是紈絝。倘那少女看著那少年頓生好感，心照不宣，“戲”又可視為兩廂情願，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態，有時還是生活中的妙態。
《西廂記》中的張生戲鶯鶯，為什麽成為名戲而不令人反感呢？因為張生風流倜儻，一表人才，不但與鶯鶯品貌般配，年齡也相當，故看戲的人們巴望他們做夫妻。
《遊龍戲鳳》中的皇爺，胡子一大把了，年齡足可做那店妹子的父親了。他之“戲鳳”，實在經不起細想。細想就很醜。他憑什麽可以肆無忌憚地“戲鳳”呢？非憑別的，隻不過憑他是“龍”。仿佛“龍”是沒年齡概念的，仿佛再老的“龍”在女性眼裏也必是美少年無疑。
那被“戲”的店妹子又是怎樣的一種心理呢？起初當然是反感的，繼而羞惱。及至一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是龍，於是受寵若驚起來，於是極其情願地投懷送抱。於是一夜的主動殷勤，侍奉枕席而唯恐不周，獻處女之身而備感榮耀。
中國數千年的文化中，有很粗實的一脈，就是靠《遊龍戲鳳》之類慫恿女性傍權貴有理，攀榮華得意。
這裏要舉一個相反的例子。德國的某世皇帝，有一次也是微服散心，也是經過一個村子，也是遇著一個非是俊俏的店妹子而是相貌平平的村女。當她知道那坐在華麗馬車裏的男子是皇帝，不禁地驚訝於皇帝的病懨懨和醜陋，而且滿村裏嚷嚷著“比我丈夫可差多啦！”——她丈夫那時正在草庫裏為皇車的馬鍘草。皇帝當時周圍沒有仆從，以至於不得不親自下了皇車，請求村婦別再亂嚷嚷了。如果那德國的某世皇帝也要“戲”她，分明地，她不太會極其情願地投懷送抱。
在全部的德國文化中，不乏宮闈秘史，但據我所知，似乎沒有《遊龍戲鳳》之類。西方的皇帝們，從十六七世紀以後，就基本上沒有合法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之類了。所以“洋龍”好色，也隻有偷情。
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那很粗實的一脈，對於中國女性的性尊嚴影響深遠至今。
所以，現今權者“戲鳳”、富者“戲鳳”的現象比比皆是。每見某些女性們一旦傍緊攀牢，青春得意，卻較少聽說她們多麽的不情願。
第二種是批判的態度。
北齊時的《顏氏家訓》中說：“婚姻勿貪勢家。”
隋朝的《文中子》篇內有言：“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嫁女莫望高，女心願所宜”（“高”指門第，“宜”意適宜）、“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等等，不一而足。
這是男人對女性的道德教化，或是男人們對有女兒的另一些男人們的告誡。
這一脈文化也很粗實。在它的批判視野裏，一個女子一旦被斥為嫌貧愛富，她似乎就比為富不仁的男人可憎百倍了。
這一脈文化，大抵是那些無權無勢並且沒指望榮華富貴起來的男人們繼承和發展的。至今批判的鋒芒仍然時時畢露，而且仍大抵是同一類男人的文化聲音。他們的文化心理不析自明，說透了包含著這麽一種意思——“窈窕淑女”，王者好逑，權者好逑，富者好逑，“君子”亦好逑也！淑女淑女，眸子明兮。既為淑女，美目不應隻望向王者、權者、富者，時不時地，也該青睞君子們些個！
這一脈文化，難免地，總會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窮酸“君子”們的醋勁兒。而從古至今的中國美人兒們，時機到來，又大抵總是要義無反顧地背叛這一種文化，投向王者、權者、富者們的懷抱中去的。“君子”們醋勁兒十足的牢騷與諷刺，在她們，隻不過當成誹謗，並不怎樣在乎的。
第三種是聊以自慰的態度。
典型的文化代表作是《浮生六記》，作者叫沈複，大約一個半世紀前的清代文人。說他是文人有點兒不確切，因為他並不以文為生。除寫了詩，大約也隻寫過《浮生六記》這麽一本七萬字左右的書。它非是一本虛構的小說之類，而是一本分六個篇章敘述夫妻日常生活瑣事的書，具有自傳性、自白性、紀實性，或可歸於生活筆記文學。筆調平和儒雅，從容委婉，有行雲流水、月清竹秀之風格。不能不承認作者文學的修養甚高，是謂文人，亦正可也。
這《浮生六記》雖入冊文史，然作者生前並不曾因此書而聲譽鵲起、名噪一時、獲利多多。此書也不曾怎樣地在世上盛傳過。
應該說是林語堂使此書珠澤重現，令後代文人們刮目相看的。林氏將它譯成了英文，介紹給了西方讀者。於是此書的名氣，就很有點兒“牆內開花牆外紅”、“出口轉內銷”的意味了。
當年，上海某電影公司將它拍成了電影，接著又被搬上了舞台，使萬千觀眾一灑其同情之淚。
俞平伯教授當年還編撰了《沈三白年譜》，以七萬餘字之書，而獲名人所梳記之年譜者，大約在中國的文學史上，除沈複無第二人。
《浮生六記》的六個篇章依次是——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山記曆、養生記道。
林語堂喜歡此書，推崇此書，蓋因書中所記一個叫“芸”的女子。她是沈複的妻，年長沈複十個月，故沈複每與她夫妻私語時昵稱其“姊”。
這位芸，用林語堂的話說——“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因為確有其人，林氏又說她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
為什麽林氏給予她如此之高的讚賞呢？
第一，因為她雖然“並非最美麗”，但卻是“有風韻的麗人”。這極符合全世界古今中外男人喜歡女人的共識——她起碼該稱得上是麗人，她須有別樣的風韻。用現代點兒的詞，或可叫“氣質”，或可叫“成熟的魅力”。全世界古今中外的男人，對於女性，傳統心理上有兩種“戀結”，或稍長伊人幾歲，視她為“妹妹加情人加妻子”的一個情感綜合寄托的尤物。或自己的年齡略小於她，視她為“姊姊加情人加妻子”的一個情感綜合依賴的“實體”。賈寶玉在林妹妹和寶姐姐之間的兩難割舍，便是男人這一種心理的標本。
芸這位麗人的風韻究竟如何呢？——“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
削肩乃中國傳統美人兒的標準之一。
瘦不露骨是世界現代美人兒的苗條新概念。
而長項又幾乎是模特的要求。
足見芸真的稱得上是一位麗人。當之無愧。
她也有美中不足之處——“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態，令人之意也消”。
第二，芸這位麗人，按當時年代來看，屬“知識女性”無疑。“生而穎慧”，“嫻女紅”。我們都知道的，女紅乃使女性心思自靜之技。她又善做詩，有“秋浸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不禁地令人聯想到李清照。進而由李清照其詞其人，反觀芸氣質上的接近。
第三，芸“四齡失怙”，家道隨之清貧，因而芸是儉樸的。“但見滿室鮮衣（著在別的女子身上），芸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製精巧，詢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不但儉樸，不但“嫻女紅”，而且做的鞋也美觀。這樣的優點，很合中國文人的情懷。因他們大抵清貧，即使富裕一時，也富不到哪兒去。物質上慕奢華的女人，他們縱然暗愛之，也是財力上養不大起的。故有自知之明，偷香竊玉前者無妨，娶妻還是覺得後者可靠。
第四，中國的傳統文人們，一旦與芸這樣一位“賢達的美德特別齊全”的女性幸結姻緣，幸福體現在哪些方麵呢？——可與她“促膝暢談書畫文學乳腐鹵瓜”；“背著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觀望洋洋萬頃的湖水，而歎天地寬廣，或者同到萬年橋去賞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國，誰不願陪她參觀倫敦博物院，看她狂喜落淚玩摩中世紀的彩金抄本？”
第五，我想，這一點肯定也極重要——那就是這位芸，使她的丈夫享受到“最溫柔細膩的閨房之樂”，即所謂男女天倫之樂。“自此耳鬢廝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這樣的一對夫婦，按林氏的說法，是“兩位平常的雅人”。從他們簡樸的生活中，從他們熱愛遊山玩水、喜閱山林泉石等大自然美的性情中，從他們“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閑的清福”的恬淡自適的生活中，“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他們的生平中表現出來。
而那“精華”又是什麽呢？
林氏將其歸結為一種“玩世”的哲學。他承認這種哲學有消極的一麵。但是他強調，“在另一方麵，現代人需要這一種玩世的清鮮的風，因為這對他是有益的”。而他認為“在中國的消極的哲學力量裏，有一些東西很像子宮或山穀”，因此他進一步認為，那是一種“放浪的偉大的消極”。認為與之相反的，驅使人“向前瞻望的哲學”，亦即不斷追求什麽目標的哲學，實在地“比古今哲學中的玩世思想遺害更大”。因而他以相當肅然的目光看待陶淵明。
我也喜歡陶淵明的詩。我也一向以肅然的目光看待陶淵明自甘清寂無為的人生態度（因為實難做到，也隻有肅然地保持大的敬意）。我也由於林語堂和沈三白兩位男人脈脈含情的筆觸，而坦白我所愛的女性，正是一生中可望而不可求的“芸”們。
這位芸，又據我想來，淡泊虛名維護自身真性情，如林黛玉；而胸懷大度，通情達理，又如薛寶釵。釵黛二女子的優點，在她身上雙璧合一了。
用林氏的話說，這樣的品貌皆佳的女子，“誰不願意娶她為妻”呢？
她諸美德中最令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歎服的是，她見了一位美俏的歌伎，根本無須丈夫開口，便揣摩透了丈夫的心思，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為篷室——二房婦也。
這麽偉大的女性，如此善解人意的妻子，即使在情愛觀念開放得不能再開放的今天的西方，也簡直“先鋒”得無人可比啊！
但是問題接著就來了——他們尋求恬淡自適的生活，靠什麽為經濟基礎呢？
靠夫家。
因為沈複的父親在幕府“專役相迓”，是相當於現今“禮賓司長”的官吏。
因而他們非但不必自食其力，日常起居飲食且有下人服侍著。
而她的公公看不慣她的種種“自由行徑”，便翻臉將兒子、媳婦一並逐出家門，她便“從此半生顛倒於窮困之中，沒有閑情也沒有錢可以享遊山之樂”了。
於是引得其後的中國文人們對他們同情得不得了，也替他們憤慨得不得了。按現今的說法，分明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是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對待”。
我也是有同情心的人。故我讀《浮生六記》至芸的死、三白的相思，心情也是為之淒然的。
那沈複後來再未續娶。
但有當官的朋友贈了他一妾。
他以嫖妓為常事。這“嫖”字，用於文人身上，似大不敬，那麽便說“狎妓”吧。
並且他善狎。每與妓“或小酌於平台，或清談於寮內，不令唱歌，不強多飲，溫存體恤”。故“每上其艇，（妓們）呼餘聲不絕。餘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至者”。
“餘四月在彼處，共費百餘金，得嚐荔枝鮮果，亦生平快事。後鴇兒欲索五百金，強餘納喜（妓名）。餘患其擾，遂圖歸計。”而“喜兒因餘不往，幾尋短見”。於是大發“半年一覺揚州夢，贏得花船薄幸名”之文人佯歎……
妻子死了，父子親和了，於是他結束了窮困，又有錢遊山玩水狎妓地恬淡自適樂而不疲了。
通過《浮生六記》，我們比較清楚明白了，中國傳統文人們理想的自在無為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一位人生務實的父親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掙下一份家產，可供他終生無憂無慮，豐衣足食；可資助他自在無為地遊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擁抱，以及享受諸多他所喜歡的女性的姿色。
中國傳統文人理想的妻子應該是芸那樣的女性——首先她須是麗人。其次她須有至少幾分藝術細胞。因為這是使她有風韻、有情調的前提。她還須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溫柔細膩的性愛。她還須愛他所愛，比如與他談詩論畫、陪他遊山玩水並且愛他所愛的另外的女人，半點兒妒意也沒有地替他搭橋引線。最後，倘他們窮困了（這一般幾乎總是要窮困下去的，連大觀園都這麽敗落下去了，何況文人們的家），她須倍加溫柔、倍加細膩、倍加體貼地嗬護他、關懷他，與他相依為命，絕不棄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點和美德的妻子，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妻子。但，在這一種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們關於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響之下，中國女性倘溫柔地一代代地接受著，實踐著，完善著，以身作則著，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還可能是別種典型的女性麽？
芸固然是值得男人們終生愛戀的女性。《浮生六記》固然是對人生頗具參考和禪悟價值的一本書，沈三白對妻子生前的愛和死後的思，固然也足以令其他形形色色的文人型男人們唏噓落淚，但是我們如果轉而一想，中國大批地滋生著沈三白式的文人的時期，差不多正是法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同期，縱觀整個歐洲，許多男性知識分子受此運動激勵，對社會進步、對女性的自由解放做出種種傑出貢獻，不禁地就會心生一問：中國的傳統文人們，可曾想到對社會、對中國女性的自由與解放做點兒什麽？
答案是，他們頭腦中幾乎什麽打算都不曾有過。
歸根結底，芸那樣的女性，幾乎隻適合生存在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
而那個時代以前的中國傳統文人們，又大抵總是攀結在封建王權的四周。而王權是仇視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的，是女性解放的最反動也最腐朽的堡壘。而中國傳統文人們，最積極的也最令後代同類美化和吹噓的，也不過就是“放浪的玩世哲學”、“偉大”的消極的遁世哲學、自適其樂的逃避現實的哲學。
沈複式的男人，是此種中國男人叢林中司空見慣的一株。他的“根”其實寄生於封建土壤中。那土壤一旦不供給他養分，他就隻有落魄，隻有窮困潦倒，當然也就談不上維護他所愛的妻子的命運了。
而芸，卻不過是恰巧被他的枝所掛住的一隻美麗的風箏。她死了，他安慰自己和緬懷她的方式，卻隻不過是去狎他以為有些像她的妓。
第四種是特別理想主義的態度。代表文人理想的如《梁山伯與祝英台》。祝英台寧可一死，也絕不入馬家的門。由於她視富貴如糞土的立場堅定不移，極受“梁山伯”們欣賞，於是幻想與她雙雙化蝶。代表市民理想的如《白蛇傳》。富家子弟、豪門子弟中也是不乏翩翩美少年的，但貌如神女的白娘子死心塌地愛清貧的許仙，雖被鎮於塔下而此情不渝不移，於是成為後世“許仙”們心目中最美的愛神。代表農民理想的如《天仙配》和《牛郎織女》。世上的美人不是與“牛郎”們、“董永”們無緣分麽？“牛郎”們、“董永”們也不必傷心，更不必憤世嫉俗。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某個女兒，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動了凡心下界來做他們的妻子。
由於事實上這個世界極少有專門嫌富愛貧的美女，所以這第四種文化源遠流長。現實中得不到的，理想中擁有。
與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相反，西方文化鼓勵女性通過最容易的方式，亦即通過嫁給富貴男人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卑賤命運，使自己過上富貴的生活。西方文化中這一種鼓勵的熱忱，有時類乎男孩兒鼓勵膽小的女孩兒爬樹或登房頂。並且在女孩兒那麽做了以後予以表揚，你看，多麽簡單！隻要你敢想，沒有什麽達不到的目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好萊塢精心炮製了一部又一部“灰姑娘”題材的影片。
蕭伯納曾說：“窮人家的女兒是他們的原始股。”他是出於對窮人們的深切同情而這麽說的。
但是好萊塢那些善於炮製“灰姑娘”題材的影片的編劇們、導演們、製片們另有說法。
他們說，如果你是一個漂亮的姑娘，你竟享受不到榮華富貴，那麽太遺憾了！那麽是你自己的過錯，完全怨不得別人，也別怪社會的不公平。
他們說，如果誰家有一個漂亮的女兒而居然窮著，那麽這一戶人家的父母的頭腦一定太癡呆了！趕快“拋股”哇！
他們不但承認窮人家的女兒是父母的原始股，而且進一步明確指出，窮人家的漂亮女兒是價值百萬千萬的原始股。對於這一種股資的白白浪費是令人心疼的！
因而，在好萊塢的老片中，尤其一些黑白老片中，每每出現一位漂亮的小女子，她可絕不像“灰姑娘”那麽逆來順受，她不但風情萬種而且頗有心計。她到某一富家去做女仆，不久便產生了這樣一種自然而然的念頭：我為什麽不可以讓男主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並且愛上我、迷上我？我為什麽不可以成為這一富家的女主人？於是影片結束時男主人墜入情網皆大歡喜。
好萊塢曾將許多此類內容的影片發行到世界各地，影片中那些漂亮的小女子們不但使世界各地的男人們愛得不行，也被世界各地漂亮然而命運卑賤的小女子們視為榜樣。
好萊塢的匠心獨具之處在於，它直指女性之人性的特點，順應之而不是企圖通過說教扭轉之。它從來也沒打算承擔這樣的道德義務。
美國文化對美國女性有影響麽？
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有。
全世界的女性中，美國女性的追求意識——不觸犯法律前提之下的追求意識，是最公開、最大膽、最不受束縛的。
那麽，受美國文化影響的美國女性，是否都非常嫌貧愛富，非常的傍富豪沒商量、攀權貴沒商量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否。這又為什麽呢？道理簡單，因為90％以上的美國人處於生活水平比較高而又彼此差不太多的情況之下。貧富懸殊在西方許多國家並不像在中國呈現得這麽咄咄逼人。一個嫁齡女性即使漂亮，她的選擇範圍無非輻射向兩個方麵：或者輻射向極少數的富者權者，或者輻射向大多數的男人群體。而她們要求達到的生活，倘不過分奢侈，又幾乎是大多數男人都能和她共同奮鬥達到的。這使她何必整天去做“灰姑娘”的神話夢不醒？又何必非要去傍富攀權？於是，她決定嫁不嫁給一個男人，考慮的因素，反而比較能夠超越於物質之上。
在貧富懸殊的剪刀差越來越大、作為社會現象愈演愈烈的時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質所誘惑。而物質對她們的誘惑力，遠遠強於文化束縛對她們的影響。她們擁抱住物質而反叛文化時，她們以為她們擁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中國某些女人以她們比男人敏感的神經，觸覺到了時代的興奮的中樞區。它反射給她們的信號是，欲望時代的集貿商場即將大開張，你有什麽可交易的？容貌即資本，青春即股票。它並且暗示她們，二者之和，遠遠大於一個女人頭腦中所可能容納的全部知識的價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一樣。
那時，社會行業還沒有發展到今天這麽豐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幹的知識女性，倘要憑其才幹和知識獲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幾乎是癡心妄想之事。
於是她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國內轉向國外。在國外，對才幹和知識的尊重毫不含糊地體現為金錢的結算方式，並且是以美元兌換價值的。而那時在中國，通過金錢對才幹和知識進行結算的方式，仍是一種扭捏的、曖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進行的方式，仿佛有悖於全體中國人對才幹和知識的常規思想觀念。誰若獲得了數千元的獎金，肯定引起嫉妒；幾萬元的獎金，會成為轟動性的新聞。那時在中國，隻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幹、有知識的女性尚活得這麽憋屈，企圖瀟灑也瀟灑不起來；那些沒才幹、沒知識甚至一無所長，卻有容貌資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會自甘資本閑置、股票貶值呢？而在中國，她們曆來對於物質生活質量的向往是最強烈的。這是人類社會中一個關於女性的公開的秘密。
於是，以上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女性，那時都渴望著同一種男人出現在她們的生命裏——能帶她們離開中國大陸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還是台灣人，不管他是哪一國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兒的身份或秘書或雇員的身份，包括女傭的身份。總之什麽身份都不計較，隻要能帶她出去，她便如願以償。
於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們的命中貴人。
今天，我們回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從中期開始，整個八十年代對折為兩頁。而你不能說它是兩頁，因為它並未從中線那兒被裁剪開；你也不能說它是一頁，因為兩個半頁上所記載的內容竟是那麽的不同。
常規的曆史進程中，一般不會產生這樣的時代現象。
此時代現象說明，曆史的進程一旦加快，幾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區別。而普遍的人們，也仿佛每差五歲便如隔代了。所謂道即變，人亦即變。道變速，人亦變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前期，某些中國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強不息使中國男人們為之肅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後期，某些中國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國男人們為之愕然。
盡管，這兩類中國女性加起來，在數量上仍是少數。
但經由她們所體現的中國女性的時代意識的特征，畢竟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後著上了極為濃重的色彩，以至於使其他的色彩顯得淡化了，難以成為特征了。
最後值得總結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交易自身之目的達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們掃視過去，其實真正獲得幸福的相當有限，她們中不少人結果甚至相當不幸。有些女性甚至無國、無家、無夫、無子、無業、無產，除了跌價的容貌資本和貶值的青春股票，實際上幾乎一無所獲，證明她們當年的交易自身並不能算是成功之舉。
女人通過嫁給某類男人的古老方式達到改變命運過另外一種生活之目的，雖比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點，雖不必加以苛求的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點。無論以多麽“現代”的盒子包裝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識裏越強烈，女性越現代不起來。
無論那目標表麵看起來多麽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多麽能引起別人的羨慕，本質上仍是初級的——是以依附於男人為目標前提的。
五、她們如野生植物一般活
某些中國女性“外銷”自己的“新洋務運動”，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始，直至一九九三年後才勢微漸止。她們的年齡普遍在三十五歲以下，年齡最小者十六七歲。因年齡小，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達到合法移民年齡的事屢聞不鮮；因年齡大，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求接近於更容易“外銷”歲數的事也屢聞不鮮。那些年內，由中國女性推波助瀾的“新移民潮”，衝擊著亞洲、歐洲、澳洲的許多國家。既使那些國家的華人移民數量劇增，也使國內許多城市的家庭夫妻離異、子女雙親殘缺。有知識的憑學曆去闖，有才能的憑才能去闖，有技長的憑技長去闖；無知識、無才能、無技長可言的，則僅憑容貌和青春資本去闖；連容貌和青春兩項也夠不上資本的，憑一往無前的盲目的勇氣去闖。
“洋插隊”一詞便是概括這一現象而產生的。“洋”字與“插隊”二字相結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甜。當然，她們當中也確有不少人，在異國真的嚐到了愛情的甜，事業有成的甜，家庭美滿的甜，人生幸福的甜。這些甜，也當然地原本就不該被國界和國籍隔著。在一方國土內獲得不到，去別國尋找亦確是天經地義之事。歐洲國家彼此鄰近，歐洲的男人們早就這樣了，後來歐洲的女人們也開始這樣了。其動因和目的與中國女性們十分一致。中國女性仿佛企圖用她們的行動證明——世界並不算太大，國與國都離得很近。
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迅猛騰飛，令世界“拍案驚奇”，刮目相看。但“騰飛”之中，今天看來，泡沫的成分極其顯明。
但是經濟的泡沫現象，在短期內向有頭腦的人提供的發達之機反而尤其的多。許多人其實隻需抓住一次機遇便可永久地改變命運，不管那機遇是否在泡沫裏。泡沫經濟的遊戲之所以對一個國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險，是針對大多數人的長久利益而言的。當泡沫滅落，大多數人不但往往隻空抓了兩手濕，而且極可能連曾經擁有過的利益也喪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蓋“遊戲”的諸種規則，使之變得似有似無，時隱時現，於是無規則的機遇隨著泡沫上下翻湧眼花繚亂，似乎比比皆是。有頭腦的人適時抓到它比在“遊戲”規則極為分明的情況下抓到它更容易。
於是“洋插隊”的中國男人和女人們，麵對異國的“遊戲”規則抓不住時，便轉身回首，望向祖國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們和她們，在異國學到了、積累了在中國學不到、積累不成的經驗。那種種的經驗對於他們是有用的，也是寶貴的。正是那種種經驗告訴他們，中國的機會也多得值得回來一顯身手。於是，攢下些外匯的帶著經驗，沒攢下外匯的帶著半個外國身份，匆匆地又登上歸國的航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這樣一些“洋插隊”過的女性，在中國的大城市裏，既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和表演，也有相當特色的表現和表演。後一種表現和表演，每每伴隨著坑蒙拐騙，每每自身也帶有泡沫性。
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犯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漸多起來。倘僅以北京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訴我——當年三分之一左右的經濟罪案都由有“洋插隊”經曆的女性充當這樣或那樣的角色。
盡管如此，另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不少“洋插隊”的女性，以她們較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營造了一道道當代都市女性的亮麗風景線。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員”的“花名冊”上，留下過她們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領麗人”中，閃現過她們的身影。
她們中湧現過第一代、第二代女經理、女總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經紀人、女策劃人。
對於今天服裝、美容、健身、保健乃至許多文化行業的發展，她們曾起到過功不可沒的作用。她們一方麵是這些行業引領消費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麵，可能同時是宣傳者、廣告者。
與她們的能力、經濟和風采一競高下的，是那些並不曾“洋插隊”過的女性。後者們對機會的企盼期比較長，準備期也比較長，因為身在本國環境中，機會一旦來臨，自然出手更及時些。所以，二者相比，後者的事業往往是自己的。自己之上，並不再有老板。而前者的事業，則往往不是自己的。雖然優越著，背後還有老板。雖然掙的是外匯，但總歸不過是傭金。
這樣兩類中國女性，當年曾使許許多多的中國男人驚呼“陰盛陽衰”，驚呼到處都是“女強人”。某些男人在哀歎自己“疲軟”的同時，不禁對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佩服得五體投地膜拜頂禮。
其實，世界依然是一個男權主宰的世界，中國尤其是。某些女人們盡管手眼觸天、能力廣大、神通非凡，但事業的成功，往往還是離不開某些權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廣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嗬護與關照。
我們說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呈現明顯的泡沫成分，並不意味著否定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切實績。泡沫非全部成分，實績是不可低估的。
有統計表明，一九九三年以後，國外投資大幅度上升，外企與合資企業的數量猛增，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新行業不斷湧現……所有這些，都為中國女性證明個人能力和才幹的表現與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驅動條件。
從普遍性的規律上講，男人們不得不承認，女性是影響男人成為什麽樣的人的第一位導師。
那麽，誰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導師？
是時代。
時代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最後一位負責“結業”的導師。
在時代的教導之下，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的影響和要求倘與時代衝突，那麽大多數女性都會傾向時代，並配合時代共同顛覆男性文化對女性之人性的強加。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年輕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羨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閡種種，又是看不順眼。
然而新生代們如魚得水。她們的前代女性，首先成為她們的競爭對手。前者在競爭中往往由於對時代的不適應處於劣勢，大獲全勝的後者，接著便以挑戰的姿態向男人們示威。
一切時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們的歡呼。
一切夜生活的場所，皆可見她們及時行樂的身影。
一切新行業，都驚喜於她們躍躍欲試充滿熱忱的加盟。
“靠節儉能富起來麽？得靠機遇！”——這是她們的致富觀。無疑是很正確的。可時代從前沒給過女性什麽機會，因而她們前代的女性大多數是節儉型的。她們的致富觀，分明包含著對前代女性的嘲諷。
在許多種場合下，你會發現某些年紀輕輕的女性，與形形色色的年紀往往可做她們父親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經地共商大計，策劃一筆投資數額幾千萬甚至幾億的項目。如果你以為隻不過是異想天開，那就大錯特錯了。後來成為事實的例子舉不勝舉。
徐誌摩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
叔本華與尼采是兩位十分蔑視女性的哲學家。
尼采說過一句特別刻毒的名言：“如果你打算與女人交往，最好帶上鞭子。”
由於他如此蔑視女性，所以又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不能設想一個男人是哲學家而同時有太太。”
叔本華則認為，山裏有老虎，草裏有蛇，世上有女人，除了這一自然現象，對於女人再無討論之必要。
徐誌摩的文章是為了批評叔本華寫的。他在文章中說道：“但這近百年卻大大地換樣了。不僅在學理上我們對女性的根本觀念完全地改變了，不僅婦女在社會的地位上改變了，不僅她的人格在人類所有活動裏取得了與男子同等的認識，並且女子們實際上已經給了我們可驚的成績，在學識上，在事業上……”
我們今天重讀徐誌摩的文章，一方麵自然會讚成他對女性的公正，另一方麵，卻難免地會覺得他過於熱情，言辭誇張。因為，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大多數中國女性其實並未“現代”到他所表揚的那一種程度。他所歌頌的女性，隻不過是他所經常接近著的、當時在中國屬於極少數的、知識女性中的某一類而已。
但是，如果用他文章中的那一段話來作為對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的評價，而不是作為對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女性的評價，則非常客觀，一點兒也沒有誇張的意味兒了。
林語堂曾這樣解釋他為什麽最喜歡同女子講話——“她們能看透一切的矛盾、淺薄、浮華，我很信賴她們的直覺和生存的本能——她們的所謂‘第六感’。在她們重情感輕理智的表麵之下，她們能攫住現實，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這個。她們懂得人生，而男人卻隻知理論。”
我之所以引用林語堂這段話，乃因其中有幾點對女性的肯定，借以評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是新生代女性，也是相當準確的。
第一，直覺。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許多年輕女性的直覺，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們的直覺，所接受的是時代中樞神經區發射的訊號，是大直覺，往往敏感於男人們數倍。倒是男人們反而常常顯得很滯後，很遲鈍。它成全她們在經濟活動中穩操勝券，以至於某些男人每向她們請教。他們信賴她們的直覺，往往受益匪淺。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為她們對生存質量的標準和要求提高了，故她們的本能充滿強烈的欲望意味兒。而欲望驅使她們最大程度地發揮能量，這使她們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女性都不安於現狀。
第三，能攫住現實。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幾乎一概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傳統理念從她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遠比從男人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於她們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現實，所以她們又幾乎一概是目的主義者。這在男人們看來，也許太不可愛。她們也是明白這一點的。但她們自有理由——在許多方麵成功了的男人們又有哪一個不是徹底的目的主義者？憑什麽女人就不能有目的？憑什麽女人就不能為了那目的之達到而足智多謀？她們自有另一套使她們變得仿佛依然可愛的方法——引導男人們及時行樂。從表麵看，往往是男人們在向女人們提供行樂的條件和機會，因為他們埋單。而實際上，從最終的效果看，是女人在陪男人們。這時她們就盡量表現她們的天真、純情、柔弱，心無任何功利之念和頭腦的極其簡單。她們知道普遍的男人們喜歡她們這樣。她們善於在某些時候暫時隱藏了目的投男人們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們對人生之理解，與數年前相比已大為不同，甚至可以說大為進步。數年前，在她們中許多人看來，“傍大款”便是最容易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徑。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權貴或富有男人長期寵愛，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後來她們悟到了，那不過是楊貴妃式的女人的人生。與武則天一比，楊貴妃隻不過是一個可悲可憐的女性罷了。她們倒寧肯從男人那兒少要點兒寵愛，多討些實惠。尤其，當她們與男人的關係無望成為夫妻時，她們給予男人的每一份溫柔，都要求男人們加倍地償還以實惠。她們無不希望擁有完全受自己權力控製的、純粹的、個人的一番事業，當然這事業主要指經濟方麵的。她們對這一種事業的渴求，強烈於對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為道理是明擺著的，一個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控製的經濟基礎上的女人，隻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實在並不困難。
當然，這樣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而我們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許多女性持此種人生觀。這畢竟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爭先恐後自售其容其身要爭氣得多。
上文林語堂的話中有一句是說得相當嚴謹的——“在她們重情感輕理智的表麵之下”。
林氏此話證明，他並不認為女性一向地、一概地重情感，一向地、一概地輕理智。他認為這是她們給男人們的表麵印象，傳統印象。
而我想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大城市裏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們中特別年輕漂亮的，其實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們像一切時代的一切女性一樣，有情感的需要，但是並不怎麽在乎失去。渴望愛的撫慰，但是也頗善於玩味無愛的寂寞。她們有寂寞之時，但絕對地並不苦悶；她們有流淚之時，但主要由於失意而很少由於內疚。她們實際付出的交際時間和精力往往多於戀愛。在她們那兒兩者常常是這樣掂量的——交際產生交情，而廣泛的男女交情比專一的愛情更有助於自己事業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愛情還是交情。情人節男人親自送給她們一束玫瑰，便可得到她們的一次甜吻。在她們的生日請她們到大飯店去“撮”一頓，她們望著那男人的目光便會始終含情脈脈。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況之下送她名貴的首飾，她們很可能會撲入他的懷裏驚喜地說：“啊，我的至愛！”——就像首飾廣告裏的情形那樣。而她們越是變得極端地信賴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則越在一些瑣碎的、雞毛蒜皮的細節方麵誇張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樣。她們以上的種種行徑又簡直可以說都是身不由己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可信任度已大麵積地從中國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業雖然空前地多了，每個人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空間似乎反而越來越小、越來越擁塞了。呈現在社會許多方麵的競爭是那麽的激烈，有時甚至是那麽的世態炎涼冷酷無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們想做的事情。
毋庸諱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新生代女性，表麵看來頭腦似乎史無前例地簡單了，而實際上史無前例地精明、史無前例地富有心機了。所謂“內方外圓”，普遍的從前時代的中國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麵上見棱見角，其內心也往往是“圓”的，女人天性的成分居多。所以從前時代，最不服氣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終在與男人的較量和競爭中敗北，被男人降服。而男人利用製勝的，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點。當然，個例總是有的，比如武則天、呂後、慈禧、鳳姐……正因為太是個例，所以從前的女人們即使心中暗暗欽佩也不敢公開地表示，所以從前的男人們一再地通過文學和戲劇曆數她們的陰險歹毒。相比從前時代的中國女性，尤其是遵循傳統的行為典範的女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們，具有明顯的反傳統、反禮教、反淑女型典範的時代傾向。這意味著是她們以新一代的整體姿態對一向由男人們安排社會秩序、安排女性命運的現實的挑戰。這種挑戰是初級階段的，是無數個體成功欲望的本能匯聚在一起所呈現的；其個體“戰術”也是初級階段的，簡單的，相似的，無非以男人之道還治男人之身，反過來利用男人與女人打交道時的天性弱點罷了。她們中許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許多人也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價。那代價使她們年紀輕輕心中便充滿了滄桑感，使她們表麵看來朝氣蓬勃著、精神抖擻著、姿態生動著，而實際上已陷入疲憊，已經從心理上過早地老了。
於是她們中派生出了女“獨身族”。
她們成功了或失意了、受傷了以後，從社會大校場上抽身便走，這意味著人生“戰略”上的一種轉移或撤退。倘為成功者，帶著傷痕大隱於市，體會功成身退的自慰。毫無家族權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並且獲得某種成功居然不曾受過傷，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這樣的事是不多的。倘為失意者，則一邊自療傷口一邊總結教訓，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失意本身即傷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這一類女性不僅內心更加地“方”了，而且其外也不複“圓”。那曾“圓”過的外形變得模糊了，暈開了，邊線若有若無了。如果說暈是月亮的框子，那麽以守為攻是她們的心理的框子。她們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內其實並不萬念俱灰，而是處於高度的“備戰”狀態。倘她們東山再起擁有了一定的實力，她們往往對男人具有報複性。即使並不如此，也往往對男人不屑一顧，予以輕蔑。當然，也有人陷於較長久的自哀自憐不能自拔。更有人並不急流勇退，以獨身“女強人”的姿態為自己標定一個比一個高的目標，鼓勵自己實現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企圖在這種無休止的過程中忘記自己是女性，仿佛變成了中性人。
女“獨身族”們幾乎沒有不自言獨身瀟灑、獨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們知道，女性一旦成熟為女人，獨身肯定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獨身隻在一種情況下可稱為理智的選擇，那就是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這一種相對性，決定了無論對於男人還是女人，獨身的選擇起點是較低的。
她們也知道這一點。
知道而偏說獨身的瀟灑和獨身的美好，足見她們是多麽的言不由衷，又是多麽的內心苦楚。
讓我們祝願她們都能早日有情人終成眷屬，告別她們本性上其實並不願恪守的“獨身主義”。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一些女大學生們，第一崇拜財富，第二崇拜權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具有極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異，還可以列出另外的許多條。但前四條無疑已包含了她們最主要的崇拜內容，無非順序的先後不同。
她們中畢業後分配在電台、電視台、報刊雜誌的文科大學生們，按著自己的喜好一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國綜合文化的老麵孔。電台、電視台的節目審查製度依然相當嚴格，她們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來，她們已按著自己的喜好占領了全國大多數報刊雜誌的半壁江山。如果說中國的大文化內容空前豐富了，風格空前絢麗了，包裝特
“老知青”、“後知青”，當年的高中生們，從十七八歲到三十餘歲的一切城市裏的男女，凡求知若渴的，無不參與到同一種競爭中——升學。
在大學的課堂上，在女大學生之間，當一名十八九歲的年齡最小的女大學生和她的二十八九歲的可能已經做了妻子的女同學坐在一起時，時代在尊重文化知識方麵曾經一度發生的斷裂就呈現出來了。
當年，女性要求和向往自身知識化的強烈衝動，遠勝過今天時裝、減肥、美容、出國旅遊對她們的吸引。
一方麵是由於當年還沒有那些，甚至可以說主要是由於這個原因；另一方麵，不能不承認，中國女性力圖通過知識化完善自身的可貴意識開始覺醒。而這一點，對於全世界的女性來說，其實都是最不容易的選擇。因為，孜孜苦讀考上大學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遠比埋頭苦幹掙上一大筆錢通過整容術將自己的臉整得端正些還需要執著的精神。而恰恰是那些被耽誤了十年的大齡大學生，尤其其中的女性，其苦讀之執著精神特別令人欽佩。四五年後曾有報紙做過調查，她們的畢業成績是令她們的許多老師深為滿意，甚至深為歎服的。
不能以正式大學生的身份進入大學校門的她們，轉而毫不氣餒地成了夜大、電大、職工大學裏學習態度最具自覺性的“女生”。
從恢複高考到八十年代的最初兩三年，中國當代女性，主要指中青年女性，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可用七個字來概括——學習，學習，再學習。
在城市裏，你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她們捧讀的身影。有的是在讀刊物上發表的最新小說，這倒並不怎麽特別值得喝彩。因為支撐文學延續至今的主要讀者群，幾乎一向是女性。如果某一天連女性也不看小說了，全世界眾多的出版社就該倒閉了。好比如果某一天連男人都不看足球賽、不看拳擊賽了，那麽足球運動和拳擊運動就該壽終正寢了。但當年你也會不經意間發現她們手捧另外一些純知識性書籍全神貫注地讀著的身影，比如物理、化學、高等數學、曆史、文學史以及哲學史等。或在公共汽車站，或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或在商店排隊購買的人群中。她們的惜時如金令人怦然心動。她們大抵是些上夜大、電大或職工大學的女性。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公共汽車站或公共汽車上，那麽往往是下班的時間。她們的小包兒裏裝著一個麵包、一罐頭水，往往直接趕去上課。若你發現她們是在商店的排隊購買人群中，那麽那一天往往是星期日，她們往往是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順便買些東西。
當年我曾見到過一次這樣的情形——那一天下著漾漾細雨，在前門二十二路公共汽車起點站，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子沒帶傘而捧著一冊幾何書看。她怕雨淋濕了書，將書捧在前邊一個人的傘底下，任憑自己被細雨淋著而又似乎渾然不覺。她的衣服分明地已經快濕透了，發上聚著一層非常細微的雨珠兒。我排在她身後，也沒帶傘。但我穿著風衣，並不在乎雨淋。我身後是一位老者，他撐著傘。他盡量將傘舉過我頭頂，撐向前邊。那麽一來，不但他自己被淋著，傘上淌下來的雨滴也落在了我肩上。我回頭正欲開口提出抗議，瞬間明白了，他是想用自己的傘替那位女子遮住雨。我立刻閃身將他讓到了我前邊。那樣，他自己不會被雨淋著，也能將那位女子罩在傘下了。他對我說謝謝時，我內心裏卻被他的善意感動著，不知該說什麽好，隻有笑笑。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轉身，發現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後為她撐傘遮雨。然而她沒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將傘向她斜舉著，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純屬義務。直至一輛公共汽車開來，我們都上了車。那女子站在車上，仍一手握欄杆，一手持書，全神貫注地看。車上，許多人的目光不時投向她。人們的目光中包含著敬意，那是對於女性自強不息精神的敬意。
車到師範大學那一站，乘務員提醒她：“那位女同誌，別用功了，該下車了！”
雖然她不曾開過口，卻連乘務員都猜到了，她一準兒該在那一站下車。
她這才想起還沒買票，急將書夾在腋下，打算從小挎包裏往外掏錢。
而乘務員說：“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別耽誤你上課，也別耽誤司機開車……”
在車上許多人善意的笑聲中，她匆匆下了車，身影湧進師範大學校門的人流中。
當年，晚六點半至七點之間，某些開設“業大”的大學的校門口，其人流匆匆湧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們九點半以後才能離開大學回家。第二天當然要照常上班，所以“業大”又簡直可以叫作“夜大”。當年的許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九點半以後絕對地寂靜下來了。斯時如果有許多騎著自行車的身影從馬路上魚貫而過，那麽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輕的“業大”生。
如果你以為，當年的中國女性那一種求知若渴，純粹是對知識的毫無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實事求是的看法。
人對於知識的追求，大致可歸結為兩類：一類由於興趣，一類由於需要。
當年的中國女性，幾乎皆是由於需要而追求知識。更確切地說，是追求文憑。
文憑可以助她們較為順利地謀到自己理想的職業。
這一點與現在是一樣的，與以後也必是一樣的。
但那職業的理想與否，於當年的她們而言，其實又隻不過是由性質所決定的，在工資收入方麵其實並不能體現出什麽差異來。當年中國仍處於工資無差別的年代，也沒有什麽外資企業或商業集團頻頻地向她們招手，並釋放強大的吸引力。故她們追求文憑的原動力，又幾乎可以說與錢無關。
昨天的與錢無關也罷，今天的與錢密切相關也罷，隻不過是時代特征下知識或學曆價值的區別，隻不過是這種區別體現在兩個時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識內容，二者之間並不存在著可褒或貶之分。進言之，在中國今天這樣一個特征鮮明的商業時代，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追求知識或學曆以謀求高薪職業，不但並不褻瀆知識或學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時代一貫的法則。隻有極少數的人才能達到逆商業時代法則而單純追求知識的境界。這樣的人不但曆來極少，而且將越來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們為榜樣而批評大多數人順應時代法則的天經地義的現實態度的……
當年除了以上女性，工廠的青年女工們也在補習文化知識。有的工廠明文要求青年女工們進行初中文化考核，通過考核者才發給正式“上崗”證。所以當年找齊一套從初一到初三的課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運的。當年一套初中的舊課本在地攤上標以高價。當年某些家庭裏有這樣的情況——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補習教師，甚至兒女做父母的家庭補習教師。
當年許多城市裏的中青年女性都體會到一種時間上的緊迫感。無論是追求學曆的女性，還是應付文化補習的女工，見了麵，或在電話裏所交談的內容，往往都離不開“考試”二字。
有些人是為了和別人不一樣而考。
有些人是為了能和別人一樣而考。
無論男人或女人，其實每個人的潛意識裏，都存在著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
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
每個人的潛意識裏，又都存在著不甘低於別人的自強。
當年的時代說：那麽，你知識化起來吧！
在中國以往的時代，無論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還是不甘低於別人的自強，其實現目的之途徑，幾乎概被堵死，隻留下了兩條可通行之路——一條是政治表現的路，另一條是工作能力的路。後一條路，對於工人是技術經驗，對於學生是勤奮精神。到了“文革”時期，連後一條路也被否定了，憑技術經驗成為先進典型的工人，幾乎一概被斥為“黑勞模”；靠天資和勤奮成績優秀的學生，幾乎一概被斥為“白專生”。
特殊社會允許人表現的途徑隻剩下了一條——政治。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有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麽？那你用政治表現換取吧！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麽？那你用政治表現來拯救自己吧！
這正是許多毫無政治素質可言的中國人“文革”時期狂熱無比地投身於政治表現大旋渦的原因。從這一人性上認識“文革”，據我看來，遠比從單純的政治的觀點上去認識要更直接些。
終於，“文革”的政治泡沫破滅了，許多自以為抓住了什麽標誌自己高於別人的東西的人，到頭來隻不過抓了兩手心的濕。知識和學曆，成為時代拋給人的另一種標誌，當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標誌。
這標誌甚至影響著當年適婚女性的擇偶觀。
“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學畢業生呢！”
倘“他”其餘條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適婚女性是樂於一見的。
正如今天有人對她們說：“給你介紹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們中許多人的眼神會為之頓亮一樣。
大學畢業這一條，遂成為當年中國適婚女性最高擇偶標準之一。
認為自身條件優越的她們，甚至公開聲明非大學畢業生不嫁。
當然，今天之中國的許多待嫁女性，擇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這一項標準的。
但在當年，那乃是最高的標準之一。
在今天，卻差不多是最起碼的、最低的標準了。
當年，這一最高標準往往是前提。無此前提，某些原則如鐵的女性見都不見對方。
今天，這一標準往往隻不過是“參考分”。如果其餘硬性標準合格，這一標準寧願主動放棄，根本不再予以考慮。其餘的標準無非是相貌、健康情況、家庭負擔情況、性情等。除了學曆一條，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標準幾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餘的標準因人而異，天差地別——所異、所差、所別，往往由男人財力決定。財力往往被視為前提。前提滿意之下，餘項都顯得無足輕重了。
當年的標準，尤其當年的前提，隻維係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時代的一次次“解構”中完結了。
國門開放，許多有錢的或似乎有錢的港人、台胞、華僑、外國人一批批紛至遝來。於是一批批年輕貌美的中國姑娘挽其臂而去。
當年大賓館、大飯店的漂亮女服務員，如今做了境內中國男人妻子的，想來不會超過十之一二，致使後來那些大賓館、大飯店，因漂亮女服務員們的勢不可當的“流失”而煩而惱。再後來幹脆一改初衷，不專招漂亮的了，隻要看得過去的就錄用了。
年輕的中國知識女性們，在那些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麵前，心理曾何等的優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時代在讓她們嚐到點兒甜頭之後，似乎又開始惡意地嘲笑她們了！
連賓館和飯店的女服務員們都時來運轉，夢想成真，搖身一變而為尊貴之身的嬌妻美妾，那些擁有了大學文憑，不但外語流利，並且漂亮的女性，豈肯坐失良機，蹉跎其後，而不捷足先登？
於是，當年的中國男人的知識和學曆，其優越感在金錢的耀眼光芒下一敗塗地。
相對於女性在其他佳麗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當年，大學畢業生剛參加工作的工資隻不過五十幾元，碩士畢業生的工資也不過七十幾元，這比沒有學曆的同齡人的月工資已經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對比於境外的男人們，其工資隻不過十幾美金啊（按當年的匯率換算）！
於是，由學曆泛起的時代泡沫也很快破滅了。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幾年至九十年代前幾年，中國年輕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線攀升。盡管其間醜劇、鬧劇、悲劇時時披露報端，但孤注一擲者、破釜沉舟者、鋌而走險者源源不斷。
這一種現象有什麽不對頭的麽？許多中國人當年是這麽想的。
尤其某些剛剛用勤奮換來了學曆、在女性麵前的自我感覺剛剛好起來的待婚男人，內心裏感到無比失落。
僅僅幾年前，還有女性公開聲明非大學生不嫁，不成想才幾年，某些年輕漂亮的女性們卻往往這麽說了：“窮大學畢業生有什麽了不起？碩士又有什麽了不起？讓他們一邊兒稍息去，等我實在找不著中意的了再考慮他們！”
僅僅幾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輕的男性騙子，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學畢業生騙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幾年，他們卻開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擁有了高等學曆但天生不怎麽好看的女性，內心裏當然更是憤憤不平於此種時代現象的不良。豈止不良，在她們想來，簡直醜陋！簡直可憎！
當年我也是對此種時代現象持激烈批評態度的中國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細細想來，此種時代現象，實在是一種從古至今的極其正常的現象。
無論男人女人，總是希望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
無論男人女人，改變自身命運，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從來都是憧憬。
尤其是女人，在一個商業時代的大門迎麵敞開之際，對於物質生活的虛榮追求，自古強烈於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們在數量上絕對代表不了普遍。
女人要過上比別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隻有一種，而且是最古老、最傳統的一種，那就是嫁給一個能給予她們那一種生活的男人。
這方式雖古老，但絕對沒有過時，目前仍在全世界許多國家裏被許多女性繼續沿襲著。
通過最容易的方式達到某種目的，這既是人性的特點，也是許多獸、禽乃至蟲的本能特點。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這一特點，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特點。
從數千年的中國文化中，我們不難看出對於中國女性這一特點的四種有意思的態度。
第一種是慫恿的態度，是曆代達官顯貴及富賈豪紳們的態度。他們的生活內容往往伴隨著聲色犬馬。皇帝本人及其皇族在他們中地位至高無上，生活也往往最奢靡荒淫。他們用他們的文化慫恿女性心安理得地“傍”富“傍”權，是為著他們天經地義地占有女性。倘美麗的女性們居然接受另外某種文化的影響，居然視榮華富貴如糞土，居然認為被選入宮去伴一位往往足可以做自己父親甚至祖父的老頭子是不幸，那他們將多麽地不開心呢？
最典型的是那出叫《遊龍戲鳳》的清代戲。這戲至今仍經常在舞台上演著，仍經常在電視裏播著。內容無非是微服散心的正德皇帝偶住一小店，見店妹子俊俏可愛，於是“戲”之。這《遊龍戲鳳》中的一個“戲”字，是非常耐人尋味的。
男人對於女人，愛悅之，每“戲”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對男人往往也這樣。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戲”過董永。
少男“戲”少女，倘那少男非是惡少，其行徑也不過就是紈絝。倘那少女看著那少年頓生好感，心照不宣，“戲”又可視為兩廂情願，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態，有時還是生活中的妙態。
《西廂記》中的張生戲鶯鶯，為什麽成為名戲而不令人反感呢？因為張生風流倜儻，一表人才，不但與鶯鶯品貌般配，年齡也相當，故看戲的人們巴望他們做夫妻。
《遊龍戲鳳》中的皇爺，胡子一大把了，年齡足可做那店妹子的父親了。他之“戲鳳”，實在經不起細想。細想就很醜。他憑什麽可以肆無忌憚地“戲鳳”呢？非憑別的，隻不過憑他是“龍”。仿佛“龍”是沒年齡概念的，仿佛再老的“龍”在女性眼裏也必是美少年無疑。
那被“戲”的店妹子又是怎樣的一種心理呢？起初當然是反感的，繼而羞惱。及至一知道對方的真實身份是龍，於是受寵若驚起來，於是極其情願地投懷送抱。於是一夜的主動殷勤，侍奉枕席而唯恐不周，獻處女之身而備感榮耀。
中國數千年的文化中，有很粗實的一脈，就是靠《遊龍戲鳳》之類慫恿女性傍權貴有理，攀榮華得意。
這裏要舉一個相反的例子。德國的某世皇帝，有一次也是微服散心，也是經過一個村子，也是遇著一個非是俊俏的店妹子而是相貌平平的村女。當她知道那坐在華麗馬車裏的男子是皇帝，不禁地驚訝於皇帝的病懨懨和醜陋，而且滿村裏嚷嚷著“比我丈夫可差多啦！”——她丈夫那時正在草庫裏為皇車的馬鍘草。皇帝當時周圍沒有仆從，以至於不得不親自下了皇車，請求村婦別再亂嚷嚷了。如果那德國的某世皇帝也要“戲”她，分明地，她不太會極其情願地投懷送抱。
在全部的德國文化中，不乏宮闈秘史，但據我所知，似乎沒有《遊龍戲鳳》之類。西方的皇帝們，從十六七世紀以後，就基本上沒有合法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之類了。所以“洋龍”好色，也隻有偷情。
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那很粗實的一脈，對於中國女性的性尊嚴影響深遠至今。
所以，現今權者“戲鳳”、富者“戲鳳”的現象比比皆是。每見某些女性們一旦傍緊攀牢，青春得意，卻較少聽說她們多麽的不情願。
第二種是批判的態度。
北齊時的《顏氏家訓》中說：“婚姻勿貪勢家。”
隋朝的《文中子》篇內有言：“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嫁女莫望高，女心願所宜”（“高”指門第，“宜”意適宜）、“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等等，不一而足。
這是男人對女性的道德教化，或是男人們對有女兒的另一些男人們的告誡。
這一脈文化也很粗實。在它的批判視野裏，一個女子一旦被斥為嫌貧愛富，她似乎就比為富不仁的男人可憎百倍了。
這一脈文化，大抵是那些無權無勢並且沒指望榮華富貴起來的男人們繼承和發展的。至今批判的鋒芒仍然時時畢露，而且仍大抵是同一類男人的文化聲音。他們的文化心理不析自明，說透了包含著這麽一種意思——“窈窕淑女”，王者好逑，權者好逑，富者好逑，“君子”亦好逑也！淑女淑女，眸子明兮。既為淑女，美目不應隻望向王者、權者、富者，時不時地，也該青睞君子們些個！
這一脈文化，難免地，總會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窮酸“君子”們的醋勁兒。而從古至今的中國美人兒們，時機到來，又大抵總是要義無反顧地背叛這一種文化，投向王者、權者、富者們的懷抱中去的。“君子”們醋勁兒十足的牢騷與諷刺，在她們，隻不過當成誹謗，並不怎樣在乎的。
第三種是聊以自慰的態度。
典型的文化代表作是《浮生六記》，作者叫沈複，大約一個半世紀前的清代文人。說他是文人有點兒不確切，因為他並不以文為生。除寫了詩，大約也隻寫過《浮生六記》這麽一本七萬字左右的書。它非是一本虛構的小說之類，而是一本分六個篇章敘述夫妻日常生活瑣事的書，具有自傳性、自白性、紀實性，或可歸於生活筆記文學。筆調平和儒雅，從容委婉，有行雲流水、月清竹秀之風格。不能不承認作者文學的修養甚高，是謂文人，亦正可也。
這《浮生六記》雖入冊文史，然作者生前並不曾因此書而聲譽鵲起、名噪一時、獲利多多。此書也不曾怎樣地在世上盛傳過。
應該說是林語堂使此書珠澤重現，令後代文人們刮目相看的。林氏將它譯成了英文，介紹給了西方讀者。於是此書的名氣，就很有點兒“牆內開花牆外紅”、“出口轉內銷”的意味了。
當年，上海某電影公司將它拍成了電影，接著又被搬上了舞台，使萬千觀眾一灑其同情之淚。
俞平伯教授當年還編撰了《沈三白年譜》，以七萬餘字之書，而獲名人所梳記之年譜者，大約在中國的文學史上，除沈複無第二人。
《浮生六記》的六個篇章依次是——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山記曆、養生記道。
林語堂喜歡此書，推崇此書，蓋因書中所記一個叫“芸”的女子。她是沈複的妻，年長沈複十個月，故沈複每與她夫妻私語時昵稱其“姊”。
這位芸，用林語堂的話說——“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因為確有其人，林氏又說她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
為什麽林氏給予她如此之高的讚賞呢？
第一，因為她雖然“並非最美麗”，但卻是“有風韻的麗人”。這極符合全世界古今中外男人喜歡女人的共識——她起碼該稱得上是麗人，她須有別樣的風韻。用現代點兒的詞，或可叫“氣質”，或可叫“成熟的魅力”。全世界古今中外的男人，對於女性，傳統心理上有兩種“戀結”，或稍長伊人幾歲，視她為“妹妹加情人加妻子”的一個情感綜合寄托的尤物。或自己的年齡略小於她，視她為“姊姊加情人加妻子”的一個情感綜合依賴的“實體”。賈寶玉在林妹妹和寶姐姐之間的兩難割舍，便是男人這一種心理的標本。
芸這位麗人的風韻究竟如何呢？——“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
削肩乃中國傳統美人兒的標準之一。
瘦不露骨是世界現代美人兒的苗條新概念。
而長項又幾乎是模特的要求。
足見芸真的稱得上是一位麗人。當之無愧。
她也有美中不足之處——“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種纏綿之態，令人之意也消”。
第二，芸這位麗人，按當時年代來看，屬“知識女性”無疑。“生而穎慧”，“嫻女紅”。我們都知道的，女紅乃使女性心思自靜之技。她又善做詩，有“秋浸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不禁地令人聯想到李清照。進而由李清照其詞其人，反觀芸氣質上的接近。
第三，芸“四齡失怙”，家道隨之清貧，因而芸是儉樸的。“但見滿室鮮衣（著在別的女子身上），芸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製精巧，詢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不但儉樸，不但“嫻女紅”，而且做的鞋也美觀。這樣的優點，很合中國文人的情懷。因他們大抵清貧，即使富裕一時，也富不到哪兒去。物質上慕奢華的女人，他們縱然暗愛之，也是財力上養不大起的。故有自知之明，偷香竊玉前者無妨，娶妻還是覺得後者可靠。
第四，中國的傳統文人們，一旦與芸這樣一位“賢達的美德特別齊全”的女性幸結姻緣，幸福體現在哪些方麵呢？——可與她“促膝暢談書畫文學乳腐鹵瓜”；“背著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觀望洋洋萬頃的湖水，而歎天地寬廣，或者同到萬年橋去賞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國，誰不願陪她參觀倫敦博物院，看她狂喜落淚玩摩中世紀的彩金抄本？”
第五，我想，這一點肯定也極重要——那就是這位芸，使她的丈夫享受到“最溫柔細膩的閨房之樂”，即所謂男女天倫之樂。“自此耳鬢廝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這樣的一對夫婦，按林氏的說法，是“兩位平常的雅人”。從他們簡樸的生活中，從他們熱愛遊山玩水、喜閱山林泉石等大自然美的性情中，從他們“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閑的清福”的恬淡自適的生活中，“中國處世哲學的精華”在他們的生平中表現出來。
而那“精華”又是什麽呢？
林氏將其歸結為一種“玩世”的哲學。他承認這種哲學有消極的一麵。但是他強調，“在另一方麵，現代人需要這一種玩世的清鮮的風，因為這對他是有益的”。而他認為“在中國的消極的哲學力量裏，有一些東西很像子宮或山穀”，因此他進一步認為，那是一種“放浪的偉大的消極”。認為與之相反的，驅使人“向前瞻望的哲學”，亦即不斷追求什麽目標的哲學，實在地“比古今哲學中的玩世思想遺害更大”。因而他以相當肅然的目光看待陶淵明。
我也喜歡陶淵明的詩。我也一向以肅然的目光看待陶淵明自甘清寂無為的人生態度（因為實難做到，也隻有肅然地保持大的敬意）。我也由於林語堂和沈三白兩位男人脈脈含情的筆觸，而坦白我所愛的女性，正是一生中可望而不可求的“芸”們。
這位芸，又據我想來，淡泊虛名維護自身真性情，如林黛玉；而胸懷大度，通情達理，又如薛寶釵。釵黛二女子的優點，在她身上雙璧合一了。
用林氏的話說，這樣的品貌皆佳的女子，“誰不願意娶她為妻”呢？
她諸美德中最令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歎服的是，她見了一位美俏的歌伎，根本無須丈夫開口，便揣摩透了丈夫的心思，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為篷室——二房婦也。
這麽偉大的女性，如此善解人意的妻子，即使在情愛觀念開放得不能再開放的今天的西方，也簡直“先鋒”得無人可比啊！
但是問題接著就來了——他們尋求恬淡自適的生活，靠什麽為經濟基礎呢？
靠夫家。
因為沈複的父親在幕府“專役相迓”，是相當於現今“禮賓司長”的官吏。
因而他們非但不必自食其力，日常起居飲食且有下人服侍著。
而她的公公看不慣她的種種“自由行徑”，便翻臉將兒子、媳婦一並逐出家門，她便“從此半生顛倒於窮困之中，沒有閑情也沒有錢可以享遊山之樂”了。
於是引得其後的中國文人們對他們同情得不得了，也替他們憤慨得不得了。按現今的說法，分明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是受到了極“不公平的對待”。
我也是有同情心的人。故我讀《浮生六記》至芸的死、三白的相思，心情也是為之淒然的。
那沈複後來再未續娶。
但有當官的朋友贈了他一妾。
他以嫖妓為常事。這“嫖”字，用於文人身上，似大不敬，那麽便說“狎妓”吧。
並且他善狎。每與妓“或小酌於平台，或清談於寮內，不令唱歌，不強多飲，溫存體恤”。故“每上其艇，（妓們）呼餘聲不絕。餘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至者”。
“餘四月在彼處，共費百餘金，得嚐荔枝鮮果，亦生平快事。後鴇兒欲索五百金，強餘納喜（妓名）。餘患其擾，遂圖歸計。”而“喜兒因餘不往，幾尋短見”。於是大發“半年一覺揚州夢，贏得花船薄幸名”之文人佯歎……
妻子死了，父子親和了，於是他結束了窮困，又有錢遊山玩水狎妓地恬淡自適樂而不疲了。
通過《浮生六記》，我們比較清楚明白了，中國傳統文人們理想的自在無為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一位人生務實的父親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掙下一份家產，可供他終生無憂無慮，豐衣足食；可資助他自在無為地遊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擁抱，以及享受諸多他所喜歡的女性的姿色。
中國傳統文人理想的妻子應該是芸那樣的女性——首先她須是麗人。其次她須有至少幾分藝術細胞。因為這是使她有風韻、有情調的前提。她還須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溫柔細膩的性愛。她還須愛他所愛，比如與他談詩論畫、陪他遊山玩水並且愛他所愛的另外的女人，半點兒妒意也沒有地替他搭橋引線。最後，倘他們窮困了（這一般幾乎總是要窮困下去的，連大觀園都這麽敗落下去了，何況文人們的家），她須倍加溫柔、倍加細膩、倍加體貼地嗬護他、關懷他，與他相依為命，絕不棄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點和美德的妻子，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妻子。但，在這一種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們關於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響之下，中國女性倘溫柔地一代代地接受著，實踐著，完善著，以身作則著，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還可能是別種典型的女性麽？
芸固然是值得男人們終生愛戀的女性。《浮生六記》固然是對人生頗具參考和禪悟價值的一本書，沈三白對妻子生前的愛和死後的思，固然也足以令其他形形色色的文人型男人們唏噓落淚，但是我們如果轉而一想，中國大批地滋生著沈三白式的文人的時期，差不多正是法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同期，縱觀整個歐洲，許多男性知識分子受此運動激勵，對社會進步、對女性的自由解放做出種種傑出貢獻，不禁地就會心生一問：中國的傳統文人們，可曾想到對社會、對中國女性的自由與解放做點兒什麽？
答案是，他們頭腦中幾乎什麽打算都不曾有過。
歸根結底，芸那樣的女性，幾乎隻適合生存在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
而那個時代以前的中國傳統文人們，又大抵總是攀結在封建王權的四周。而王權是仇視一個文明進步的時代的，是女性解放的最反動也最腐朽的堡壘。而中國傳統文人們，最積極的也最令後代同類美化和吹噓的，也不過就是“放浪的玩世哲學”、“偉大”的消極的遁世哲學、自適其樂的逃避現實的哲學。
沈複式的男人，是此種中國男人叢林中司空見慣的一株。他的“根”其實寄生於封建土壤中。那土壤一旦不供給他養分，他就隻有落魄，隻有窮困潦倒，當然也就談不上維護他所愛的妻子的命運了。
而芸，卻不過是恰巧被他的枝所掛住的一隻美麗的風箏。她死了，他安慰自己和緬懷她的方式，卻隻不過是去狎他以為有些像她的妓。
第四種是特別理想主義的態度。代表文人理想的如《梁山伯與祝英台》。祝英台寧可一死，也絕不入馬家的門。由於她視富貴如糞土的立場堅定不移，極受“梁山伯”們欣賞，於是幻想與她雙雙化蝶。代表市民理想的如《白蛇傳》。富家子弟、豪門子弟中也是不乏翩翩美少年的，但貌如神女的白娘子死心塌地愛清貧的許仙，雖被鎮於塔下而此情不渝不移，於是成為後世“許仙”們心目中最美的愛神。代表農民理想的如《天仙配》和《牛郎織女》。世上的美人不是與“牛郎”們、“董永”們無緣分麽？“牛郎”們、“董永”們也不必傷心，更不必憤世嫉俗。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某個女兒，說不定哪一天就會動了凡心下界來做他們的妻子。
由於事實上這個世界極少有專門嫌富愛貧的美女，所以這第四種文化源遠流長。現實中得不到的，理想中擁有。
與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相反，西方文化鼓勵女性通過最容易的方式，亦即通過嫁給富貴男人的方式，改變自己的卑賤命運，使自己過上富貴的生活。西方文化中這一種鼓勵的熱忱，有時類乎男孩兒鼓勵膽小的女孩兒爬樹或登房頂。並且在女孩兒那麽做了以後予以表揚，你看，多麽簡單！隻要你敢想，沒有什麽達不到的目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好萊塢精心炮製了一部又一部“灰姑娘”題材的影片。
蕭伯納曾說：“窮人家的女兒是他們的原始股。”他是出於對窮人們的深切同情而這麽說的。
但是好萊塢那些善於炮製“灰姑娘”題材的影片的編劇們、導演們、製片們另有說法。
他們說，如果你是一個漂亮的姑娘，你竟享受不到榮華富貴，那麽太遺憾了！那麽是你自己的過錯，完全怨不得別人，也別怪社會的不公平。
他們說，如果誰家有一個漂亮的女兒而居然窮著，那麽這一戶人家的父母的頭腦一定太癡呆了！趕快“拋股”哇！
他們不但承認窮人家的女兒是父母的原始股，而且進一步明確指出，窮人家的漂亮女兒是價值百萬千萬的原始股。對於這一種股資的白白浪費是令人心疼的！
因而，在好萊塢的老片中，尤其一些黑白老片中，每每出現一位漂亮的小女子，她可絕不像“灰姑娘”那麽逆來順受，她不但風情萬種而且頗有心計。她到某一富家去做女仆，不久便產生了這樣一種自然而然的念頭：我為什麽不可以讓男主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並且愛上我、迷上我？我為什麽不可以成為這一富家的女主人？於是影片結束時男主人墜入情網皆大歡喜。
好萊塢曾將許多此類內容的影片發行到世界各地，影片中那些漂亮的小女子們不但使世界各地的男人們愛得不行，也被世界各地漂亮然而命運卑賤的小女子們視為榜樣。
好萊塢的匠心獨具之處在於，它直指女性之人性的特點，順應之而不是企圖通過說教扭轉之。它從來也沒打算承擔這樣的道德義務。
美國文化對美國女性有影響麽？
答案是肯定的：當然有。
全世界的女性中，美國女性的追求意識——不觸犯法律前提之下的追求意識，是最公開、最大膽、最不受束縛的。
那麽，受美國文化影響的美國女性，是否都非常嫌貧愛富，非常的傍富豪沒商量、攀權貴沒商量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否。這又為什麽呢？道理簡單，因為90％以上的美國人處於生活水平比較高而又彼此差不太多的情況之下。貧富懸殊在西方許多國家並不像在中國呈現得這麽咄咄逼人。一個嫁齡女性即使漂亮，她的選擇範圍無非輻射向兩個方麵：或者輻射向極少數的富者權者，或者輻射向大多數的男人群體。而她們要求達到的生活，倘不過分奢侈，又幾乎是大多數男人都能和她共同奮鬥達到的。這使她何必整天去做“灰姑娘”的神話夢不醒？又何必非要去傍富攀權？於是，她決定嫁不嫁給一個男人，考慮的因素，反而比較能夠超越於物質之上。
在貧富懸殊的剪刀差越來越大、作為社會現象愈演愈烈的時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質所誘惑。而物質對她們的誘惑力，遠遠強於文化束縛對她們的影響。她們擁抱住物質而反叛文化時，她們以為她們擁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中國某些女人以她們比男人敏感的神經，觸覺到了時代的興奮的中樞區。它反射給她們的信號是，欲望時代的集貿商場即將大開張，你有什麽可交易的？容貌即資本，青春即股票。它並且暗示她們，二者之和，遠遠大於一個女人頭腦中所可能容納的全部知識的價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一樣。
那時，社會行業還沒有發展到今天這麽豐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幹的知識女性，倘要憑其才幹和知識獲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幾乎是癡心妄想之事。
於是她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國內轉向國外。在國外，對才幹和知識的尊重毫不含糊地體現為金錢的結算方式，並且是以美元兌換價值的。而那時在中國，通過金錢對才幹和知識進行結算的方式，仍是一種扭捏的、曖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進行的方式，仿佛有悖於全體中國人對才幹和知識的常規思想觀念。誰若獲得了數千元的獎金，肯定引起嫉妒；幾萬元的獎金，會成為轟動性的新聞。那時在中國，隻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幹、有知識的女性尚活得這麽憋屈，企圖瀟灑也瀟灑不起來；那些沒才幹、沒知識甚至一無所長，卻有容貌資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會自甘資本閑置、股票貶值呢？而在中國，她們曆來對於物質生活質量的向往是最強烈的。這是人類社會中一個關於女性的公開的秘密。
於是，以上兩種截然不同的中國女性，那時都渴望著同一種男人出現在她們的生命裏——能帶她們離開中國大陸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還是台灣人，不管他是哪一國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還是年輕的，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兒的身份或秘書或雇員的身份，包括女傭的身份。總之什麽身份都不計較，隻要能帶她出去，她便如願以償。
於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們的命中貴人。
今天，我們回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從中期開始，整個八十年代對折為兩頁。而你不能說它是兩頁，因為它並未從中線那兒被裁剪開；你也不能說它是一頁，因為兩個半頁上所記載的內容竟是那麽的不同。
常規的曆史進程中，一般不會產生這樣的時代現象。
此時代現象說明，曆史的進程一旦加快，幾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區別。而普遍的人們，也仿佛每差五歲便如隔代了。所謂道即變，人亦即變。道變速，人亦變速。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前期，某些中國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強不息使中國男人們為之肅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後期，某些中國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國男人們為之愕然。
盡管，這兩類中國女性加起來，在數量上仍是少數。
但經由她們所體現的中國女性的時代意識的特征，畢竟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後著上了極為濃重的色彩，以至於使其他的色彩顯得淡化了，難以成為特征了。
最後值得總結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交易自身之目的達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們掃視過去，其實真正獲得幸福的相當有限，她們中不少人結果甚至相當不幸。有些女性甚至無國、無家、無夫、無子、無業、無產，除了跌價的容貌資本和貶值的青春股票，實際上幾乎一無所獲，證明她們當年的交易自身並不能算是成功之舉。
女人通過嫁給某類男人的古老方式達到改變命運過另外一種生活之目的，雖比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點，雖不必加以苛求的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點。無論以多麽“現代”的盒子包裝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識裏越強烈，女性越現代不起來。
無論那目標表麵看起來多麽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多麽能引起別人的羨慕，本質上仍是初級的——是以依附於男人為目標前提的。
五、她們如野生植物一般活
某些中國女性“外銷”自己的“新洋務運動”，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始，直至一九九三年後才勢微漸止。她們的年齡普遍在三十五歲以下，年齡最小者十六七歲。因年齡小，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達到合法移民年齡的事屢聞不鮮；因年齡大，想方設法更改年齡以求接近於更容易“外銷”歲數的事也屢聞不鮮。那些年內，由中國女性推波助瀾的“新移民潮”，衝擊著亞洲、歐洲、澳洲的許多國家。既使那些國家的華人移民數量劇增，也使國內許多城市的家庭夫妻離異、子女雙親殘缺。有知識的憑學曆去闖，有才能的憑才能去闖，有技長的憑技長去闖；無知識、無才能、無技長可言的，則僅憑容貌和青春資本去闖；連容貌和青春兩項也夠不上資本的，憑一往無前的盲目的勇氣去闖。
“洋插隊”一詞便是概括這一現象而產生的。“洋”字與“插隊”二字相結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甜。當然，她們當中也確有不少人，在異國真的嚐到了愛情的甜，事業有成的甜，家庭美滿的甜，人生幸福的甜。這些甜，也當然地原本就不該被國界和國籍隔著。在一方國土內獲得不到，去別國尋找亦確是天經地義之事。歐洲國家彼此鄰近，歐洲的男人們早就這樣了，後來歐洲的女人們也開始這樣了。其動因和目的與中國女性們十分一致。中國女性仿佛企圖用她們的行動證明——世界並不算太大，國與國都離得很近。
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迅猛騰飛，令世界“拍案驚奇”，刮目相看。但“騰飛”之中，今天看來，泡沫的成分極其顯明。
但是經濟的泡沫現象，在短期內向有頭腦的人提供的發達之機反而尤其的多。許多人其實隻需抓住一次機遇便可永久地改變命運，不管那機遇是否在泡沫裏。泡沫經濟的遊戲之所以對一個國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險，是針對大多數人的長久利益而言的。當泡沫滅落，大多數人不但往往隻空抓了兩手濕，而且極可能連曾經擁有過的利益也喪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蓋“遊戲”的諸種規則，使之變得似有似無，時隱時現，於是無規則的機遇隨著泡沫上下翻湧眼花繚亂，似乎比比皆是。有頭腦的人適時抓到它比在“遊戲”規則極為分明的情況下抓到它更容易。
於是“洋插隊”的中國男人和女人們，麵對異國的“遊戲”規則抓不住時，便轉身回首，望向祖國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們和她們，在異國學到了、積累了在中國學不到、積累不成的經驗。那種種的經驗對於他們是有用的，也是寶貴的。正是那種種經驗告訴他們，中國的機會也多得值得回來一顯身手。於是，攢下些外匯的帶著經驗，沒攢下外匯的帶著半個外國身份，匆匆地又登上歸國的航機。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這樣一些“洋插隊”過的女性，在中國的大城市裏，既有相當出色的表現和表演，也有相當特色的表現和表演。後一種表現和表演，每每伴隨著坑蒙拐騙，每每自身也帶有泡沫性。
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犯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漸多起來。倘僅以北京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訴我——當年三分之一左右的經濟罪案都由有“洋插隊”經曆的女性充當這樣或那樣的角色。
盡管如此，另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不少“洋插隊”的女性，以她們較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營造了一道道當代都市女性的亮麗風景線。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員”的“花名冊”上，留下過她們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領麗人”中，閃現過她們的身影。
她們中湧現過第一代、第二代女經理、女總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經紀人、女策劃人。
對於今天服裝、美容、健身、保健乃至許多文化行業的發展，她們曾起到過功不可沒的作用。她們一方麵是這些行業引領消費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麵，可能同時是宣傳者、廣告者。
與她們的能力、經濟和風采一競高下的，是那些並不曾“洋插隊”過的女性。後者們對機會的企盼期比較長，準備期也比較長，因為身在本國環境中，機會一旦來臨，自然出手更及時些。所以，二者相比，後者的事業往往是自己的。自己之上，並不再有老板。而前者的事業，則往往不是自己的。雖然優越著，背後還有老板。雖然掙的是外匯，但總歸不過是傭金。
這樣兩類中國女性，當年曾使許許多多的中國男人驚呼“陰盛陽衰”，驚呼到處都是“女強人”。某些男人在哀歎自己“疲軟”的同時，不禁對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佩服得五體投地膜拜頂禮。
其實，世界依然是一個男權主宰的世界，中國尤其是。某些女人們盡管手眼觸天、能力廣大、神通非凡，但事業的成功，往往還是離不開某些權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廣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嗬護與關照。
我們說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呈現明顯的泡沫成分，並不意味著否定一九九三年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切實績。泡沫非全部成分，實績是不可低估的。
有統計表明，一九九三年以後，國外投資大幅度上升，外企與合資企業的數量猛增，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新行業不斷湧現……所有這些，都為中國女性證明個人能力和才幹的表現與表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驅動條件。
從普遍性的規律上講，男人們不得不承認，女性是影響男人成為什麽樣的人的第一位導師。
那麽，誰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導師？
是時代。
時代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麽樣的人的最後一位負責“結業”的導師。
在時代的教導之下，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的影響和要求倘與時代衝突，那麽大多數女性都會傾向時代，並配合時代共同顛覆男性文化對女性之人性的強加。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老年女性，目光望向比自己年輕得多的新生代女性，又是羨慕，又是佩服，又是隔閡種種，又是看不順眼。
然而新生代們如魚得水。她們的前代女性，首先成為她們的競爭對手。前者在競爭中往往由於對時代的不適應處於劣勢，大獲全勝的後者，接著便以挑戰的姿態向男人們示威。
一切時髦的事物，首先受到新生代女性們的歡呼。
一切夜生活的場所，皆可見她們及時行樂的身影。
一切新行業，都驚喜於她們躍躍欲試充滿熱忱的加盟。
“靠節儉能富起來麽？得靠機遇！”——這是她們的致富觀。無疑是很正確的。可時代從前沒給過女性什麽機會，因而她們前代的女性大多數是節儉型的。她們的致富觀，分明包含著對前代女性的嘲諷。
在許多種場合下，你會發現某些年紀輕輕的女性，與形形色色的年紀往往可做她們父親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經地共商大計，策劃一筆投資數額幾千萬甚至幾億的項目。如果你以為隻不過是異想天開，那就大錯特錯了。後來成為事實的例子舉不勝舉。
徐誌摩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叔本華與叔本華的婦女論》。
叔本華與尼采是兩位十分蔑視女性的哲學家。
尼采說過一句特別刻毒的名言：“如果你打算與女人交往，最好帶上鞭子。”
由於他如此蔑視女性，所以又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不能設想一個男人是哲學家而同時有太太。”
叔本華則認為，山裏有老虎，草裏有蛇，世上有女人，除了這一自然現象，對於女人再無討論之必要。
徐誌摩的文章是為了批評叔本華寫的。他在文章中說道：“但這近百年卻大大地換樣了。不僅在學理上我們對女性的根本觀念完全地改變了，不僅婦女在社會的地位上改變了，不僅她的人格在人類所有活動裏取得了與男子同等的認識，並且女子們實際上已經給了我們可驚的成績，在學識上，在事業上……”
我們今天重讀徐誌摩的文章，一方麵自然會讚成他對女性的公正，另一方麵，卻難免地會覺得他過於熱情，言辭誇張。因為，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大多數中國女性其實並未“現代”到他所表揚的那一種程度。他所歌頌的女性，隻不過是他所經常接近著的、當時在中國屬於極少數的、知識女性中的某一類而已。
但是，如果用他文章中的那一段話來作為對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的評價，而不是作為對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女性的評價，則非常客觀，一點兒也沒有誇張的意味兒了。
林語堂曾這樣解釋他為什麽最喜歡同女子講話——“她們能看透一切的矛盾、淺薄、浮華，我很信賴她們的直覺和生存的本能——她們的所謂‘第六感’。在她們重情感輕理智的表麵之下，她們能攫住現實，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這個。她們懂得人生，而男人卻隻知理論。”
我之所以引用林語堂這段話，乃因其中有幾點對女性的肯定，借以評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是新生代女性，也是相當準確的。
第一，直覺。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許多年輕女性的直覺，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們的直覺，所接受的是時代中樞神經區發射的訊號，是大直覺，往往敏感於男人們數倍。倒是男人們反而常常顯得很滯後，很遲鈍。它成全她們在經濟活動中穩操勝券，以至於某些男人每向她們請教。他們信賴她們的直覺，往往受益匪淺。
第二，生存的本能。
因為她們對生存質量的標準和要求提高了，故她們的本能充滿強烈的欲望意味兒。而欲望驅使她們最大程度地發揮能量，這使她們比以往任何時代的女性都不安於現狀。
第三，能攫住現實。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幾乎一概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傳統理念從她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遠比從男人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於她們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現實，所以她們又幾乎一概是目的主義者。這在男人們看來，也許太不可愛。她們也是明白這一點的。但她們自有理由——在許多方麵成功了的男人們又有哪一個不是徹底的目的主義者？憑什麽女人就不能有目的？憑什麽女人就不能為了那目的之達到而足智多謀？她們自有另一套使她們變得仿佛依然可愛的方法——引導男人們及時行樂。從表麵看，往往是男人們在向女人們提供行樂的條件和機會，因為他們埋單。而實際上，從最終的效果看，是女人在陪男人們。這時她們就盡量表現她們的天真、純情、柔弱，心無任何功利之念和頭腦的極其簡單。她們知道普遍的男人們喜歡她們這樣。她們善於在某些時候暫時隱藏了目的投男人們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
普遍的她們對人生之理解，與數年前相比已大為不同，甚至可以說大為進步。數年前，在她們中許多人看來，“傍大款”便是最容易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徑。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權貴或富有男人長期寵愛，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後來她們悟到了，那不過是楊貴妃式的女人的人生。與武則天一比，楊貴妃隻不過是一個可悲可憐的女性罷了。她們倒寧肯從男人那兒少要點兒寵愛，多討些實惠。尤其，當她們與男人的關係無望成為夫妻時，她們給予男人的每一份溫柔，都要求男人們加倍地償還以實惠。她們無不希望擁有完全受自己權力控製的、純粹的、個人的一番事業，當然這事業主要指經濟方麵的。她們對這一種事業的渴求，強烈於對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為道理是明擺著的，一個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控製的經濟基礎上的女人，隻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實在並不困難。
當然，這樣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而我們要指出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許多女性持此種人生觀。這畢竟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爭先恐後自售其容其身要爭氣得多。
上文林語堂的話中有一句是說得相當嚴謹的——“在她們重情感輕理智的表麵之下”。
林氏此話證明，他並不認為女性一向地、一概地重情感，一向地、一概地輕理智。他認為這是她們給男人們的表麵印象，傳統印象。
而我想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大城市裏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們中特別年輕漂亮的，其實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們像一切時代的一切女性一樣，有情感的需要，但是並不怎麽在乎失去。渴望愛的撫慰，但是也頗善於玩味無愛的寂寞。她們有寂寞之時，但絕對地並不苦悶；她們有流淚之時，但主要由於失意而很少由於內疚。她們實際付出的交際時間和精力往往多於戀愛。在她們那兒兩者常常是這樣掂量的——交際產生交情，而廣泛的男女交情比專一的愛情更有助於自己事業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愛情還是交情。情人節男人親自送給她們一束玫瑰，便可得到她們的一次甜吻。在她們的生日請她們到大飯店去“撮”一頓，她們望著那男人的目光便會始終含情脈脈。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況之下送她名貴的首飾，她們很可能會撲入他的懷裏驚喜地說：“啊，我的至愛！”——就像首飾廣告裏的情形那樣。而她們越是變得極端地信賴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則越在一些瑣碎的、雞毛蒜皮的細節方麵誇張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樣。她們以上的種種行徑又簡直可以說都是身不由己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可信任度已大麵積地從中國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業雖然空前地多了，每個人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空間似乎反而越來越小、越來越擁塞了。呈現在社會許多方麵的競爭是那麽的激烈，有時甚至是那麽的世態炎涼冷酷無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們想做的事情。
毋庸諱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新生代女性，表麵看來頭腦似乎史無前例地簡單了，而實際上史無前例地精明、史無前例地富有心機了。所謂“內方外圓”，普遍的從前時代的中國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麵上見棱見角，其內心也往往是“圓”的，女人天性的成分居多。所以從前時代，最不服氣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終在與男人的較量和競爭中敗北，被男人降服。而男人利用製勝的，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點。當然，個例總是有的，比如武則天、呂後、慈禧、鳳姐……正因為太是個例，所以從前的女人們即使心中暗暗欽佩也不敢公開地表示，所以從前的男人們一再地通過文學和戲劇曆數她們的陰險歹毒。相比從前時代的中國女性，尤其是遵循傳統的行為典範的女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們，具有明顯的反傳統、反禮教、反淑女型典範的時代傾向。這意味著是她們以新一代的整體姿態對一向由男人們安排社會秩序、安排女性命運的現實的挑戰。這種挑戰是初級階段的，是無數個體成功欲望的本能匯聚在一起所呈現的；其個體“戰術”也是初級階段的，簡單的，相似的，無非以男人之道還治男人之身，反過來利用男人與女人打交道時的天性弱點罷了。她們中許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許多人也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價。那代價使她們年紀輕輕心中便充滿了滄桑感，使她們表麵看來朝氣蓬勃著、精神抖擻著、姿態生動著，而實際上已陷入疲憊，已經從心理上過早地老了。
於是她們中派生出了女“獨身族”。
她們成功了或失意了、受傷了以後，從社會大校場上抽身便走，這意味著人生“戰略”上的一種轉移或撤退。倘為成功者，帶著傷痕大隱於市，體會功成身退的自慰。毫無家族權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並且獲得某種成功居然不曾受過傷，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這樣的事是不多的。倘為失意者，則一邊自療傷口一邊總結教訓，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失意本身即傷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這一類女性不僅內心更加地“方”了，而且其外也不複“圓”。那曾“圓”過的外形變得模糊了，暈開了，邊線若有若無了。如果說暈是月亮的框子，那麽以守為攻是她們的心理的框子。她們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內其實並不萬念俱灰，而是處於高度的“備戰”狀態。倘她們東山再起擁有了一定的實力，她們往往對男人具有報複性。即使並不如此，也往往對男人不屑一顧，予以輕蔑。當然，也有人陷於較長久的自哀自憐不能自拔。更有人並不急流勇退，以獨身“女強人”的姿態為自己標定一個比一個高的目標，鼓勵自己實現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企圖在這種無休止的過程中忘記自己是女性，仿佛變成了中性人。
女“獨身族”們幾乎沒有不自言獨身瀟灑、獨身也美好的。
然而我們知道，女性一旦成熟為女人，獨身肯定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
獨身隻在一種情況下可稱為理智的選擇，那就是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
這一種相對性，決定了無論對於男人還是女人，獨身的選擇起點是較低的。
她們也知道這一點。
知道而偏說獨身的瀟灑和獨身的美好，足見她們是多麽的言不由衷，又是多麽的內心苦楚。
讓我們祝願她們都能早日有情人終成眷屬，告別她們本性上其實並不願恪守的“獨身主義”。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一些女大學生們，第一崇拜財富，第二崇拜權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具有極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異，還可以列出另外的許多條。但前四條無疑已包含了她們最主要的崇拜內容，無非順序的先後不同。
她們中畢業後分配在電台、電視台、報刊雜誌的文科大學生們，按著自己的喜好一改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國綜合文化的老麵孔。電台、電視台的節目審查製度依然相當嚴格，她們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來，她們已按著自己的喜好占領了全國大多數報刊雜誌的半壁江山。如果說中國的大文化內容空前豐富了，風格空前絢麗了，包裝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