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平和李彥超在甘州城外與藥羅葛狄銀對答時，李從璟也在靈州跟李紹城談論眼下大唐禁軍的征戰形勢。
戰爭是門藝術，層麵越是高級，其藝術性也就體現得越是充分，到了國家戰爭這個份上，戰爭這架龐大機器的健康運轉，已經精密到常人難以想象的地步。
而且文明發展的程度越高，戰爭也就愈是精密，其藝術性也更加突出。部落時代的戰爭與宇宙時代的戰爭，可以說根本就不是一個存在。
戰爭有其固有成本，李從璟要降低攻河西、西域之戰的成本，除卻對戰爭各組成部分都“精打細算”之外，還要謀求迅速而幹淨的勝利。一場幹脆利落的大勝，與一場耗日持久的僵持戰的成本，也不可同日而語。
從這個意義上說，主要是帶領兵馬衝陣廝殺、召集戰士進行城池攻防的河西軍隊，被孟平說成是“不懂戰爭”，並非沒有道理。
“一場戰爭涉及整個國家的方方麵麵，大體而言依然是戰前、戰時、戰後三個過程，國、軍、民三個主體。於國家而言，國庫有多少錢、財、糧儲備，錢、財、糧在從國庫用於戰場的過程中，經官吏之手，會被貪墨幾何，路途運輸，會損耗幾何，這之間的‘轉化比例’是多少，轉化過程需要耗時多少，而國家能從民間征調多少物資，戰場附近的州縣又能供給多少，運往戰場的效率如何......凡此種種，是為戰爭決勝於國家。”
“於軍而言，軍紀是否嚴明，將士素質如何，爭勝之心是否強烈，各科技藝是否嫻熟，將校識得多少征戰之道，臨陣知道多少應變，甲胄是否堅固，兵刃是否銳利，弓弩是否齊備，火炮利器存量幾何，折損能否及時補充，傷員能否得到及時救治，新老士卒‘轉化率’有多少......凡此種種，是為戰爭決勝於軍隊。”
“於民而言，凡國家征戰，百姓願意承受多少賦稅增加，家家戶戶能為戰爭輸送幾個兒郎，國家號召之下，上至富戶大族，下至尋常百姓，能為戰爭捐獻多少錢財，有幾個能放棄手中活計甘為大軍運送糧秣成為輔兵。當戰爭不利時，百姓是唾罵國家無能還是挺身走上沙場，當強敵入侵時，百姓能否不顧身死走上城頭，又是否有能力上陣廝殺。民，軍之源也，一旦大戰起，舉國百姓是否齊心，又有多少人能成為後備軍，但凡國家需要，就能拿起武器走上沙場......當戰爭損耗大量財物，民不聊生之際，百姓是甘願為國家大義勒緊褲腰帶，還是會被有心人蠱惑，行反叛國家之事來為禍地方......凡此種種，是為戰爭決勝於百姓。”
這一日，李從璟站在靈州演武院的授課台上，親自為教室中的學生傳授戰爭之道。
“凡此種種，國家當有清楚認知，甚至當有明確計算，有此基礎，方有國家之戰。凡戰，必有軍事情報，有軍報情報，方有軍事謀劃，有軍事謀劃，才有大軍行動，否則，十萬大軍，數十萬民夫，如無頭蒼蠅一般放之於沙場，一旦稍有不慎，便是大動亂大災難。”
“戰前情報搜集的詳細程度，直接關係到大軍征戰之謀劃之勝敗，沒有詳盡之軍事情報，就沒有大軍之出動。大軍行軍路線，行軍腳程，紮營之地點，攻打目標之兵馬部署，大小戰鬥之投入，糧倉之選址，糧道之防衛，物資之調派，攻城掠地之章法，分進合擊之策略，都要有明確布置。慮勝，也慮敗，慮進，也慮退，有進攻謀劃，也要有撤退謀劃。兵法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又雲’‘廟算多者勝’，此之謂也。有如此謀劃，縱然戰場有變，應對起來才不至於慌亂，才不至於因小敗而貽害大局，縱然不勝，亦可立於不敗之地。僵持之戰，亦或慘勝，姑且耗費無數人命與錢財，何況是敗？屆時不僅人命與錢財大損，而國民之信心尊嚴亦損，還助漲敵寇之氣焰，壯大敵寇之實力，其害豈不為大！”
“每戰之後，傷員如何救治、安置，所得之地如何駐防，民眾如何安撫，財物如何聚攏然後快速運用於戰爭，戰略戰術部署如何及時調整......”
“何謂戰爭？唯計劃二字。大軍征戰，不打無計劃之仗。計劃妥當，每一個將士，才能發揮最大戰力，每一分錢財，才能發揮最大作用，而沙場上每一將士每分錢財，皆是國家耗費十倍之力支持，此間輕重不可不查......如何打好一場戰爭，打一場恰到好處的戰爭，打一場壯大國家而非削弱國家的戰爭，怎能不是一門藝術？”
說到最後，李從璟總結道：“誠然，沙場之道，乃應變之道，沙場之上，有太多東西無法預料，事先也無法都探知，戰爭還得靠將士流血來打贏，但這不是戰爭缺少謀劃的借口。一言以蔽之，增加戰爭的已知和可控因素，減少戰爭的未知和不可控因素，再以絕對優勢去打每一場戰爭，才是贏得戰爭的取勝之道。”
給演武院的學生授課，李從璟早在幽州時就常做，洛陽演武院他也是常去的。演武院是李從璟宣揚他的軍事思想的戰場，實在不能忽視。隻不過做了皇帝之後，這種時候就很少了。
李從璟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在推動戰爭早日向“近現代”戰爭轉變，引導大唐的軍事人才，將戰爭這門學問做深做細。研究得深入研究得細致了，才會把事情做到更深入的層麵，做好做到極致，不僅戰爭如此，很多事都是這樣。
在李從璟看來，這個時代的戰爭，還是“略顯粗糙”了些。而大唐的戰爭之道這樣持續進步下去，日後必然獨占鼇頭。他想要將大唐建立成恒強帝國，首先得保證大唐的軍事實力舉世無雙——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兩部分。
當然，要將戰爭早日推進到“近現代”的地步，僅憑他方才講的那些，是遠遠不夠的。
曆史的發展有其必然基礎，無論是國家的“近現代”化還是軍事的“近現代”化，都需要物質水平跟上，或者說，需要生產力水平跟上，再直接點說，需要科技水平跟上。
這一點也是李從璟一直在花大精力去做的，李重美和趙普搗鼓出“高壓鍋”雛形後，經過持續改善，在李從璟的有意引導下，已經在向“蒸汽機”轉變，按照目前的趨勢，真正的“蒸汽機”不久就會出現。
換言之，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工業革命會提前到來，在大唐的天空下。
大唐的文明程度很高，李從璟並不擔心此舉是在拔苗助長。
至於某某階級某某主義的問題，他也毫不擔心。
從演武院出來，李從璟接到了甘州軍報。軍報上說，孟平、李彥超等人，已經著手準備決戰。
回到住處，李從璟召見了李紹城。靈州之戰結束有一段時日了，李紹城也不該一直呆在後方，河西是孟平和李彥超的，攻略西域也該李紹城大顯身手。軍功平分，才不會出現一家功勞獨大，功高震主的情況，這也是禦下之道。
好在大唐不缺軍事人才，李從璟也不用擔心，會因為要分功，而影響戰爭之取勝。
“這回大軍攻打河西，進展頗快，朕事先製定的‘閃電戰’之策，基本已經得到實現。既是如此，河西、西域交給爾等即可，朕也不必呆在靈州盯著，不日就能啟程回洛陽。”
與李紹城商討完諸事，李從璟靠上扶背，露出頗為輕鬆的笑意。
攻占河西全境，是大唐禁軍在入冬前必須完成的任務，以河西的地理條件和複雜情況，禁軍能取得這樣的戰果，的確稱得上是“閃電戰”——李從璟也確實參照了希特勒的戰術。
李從璟一直在強調河西之戰的成本，強調這場戰爭的投入收獲比，而人類曆史上也鮮有比“閃電戰”投入收獲比更高的戰爭了。要實現“閃電戰”的部署，除卻準備、謀劃這些工作，需要的是軍隊擁有突出的硬實力——強大的運輸能力和軍事力量的壓倒性優勢。
大唐數量龐大的良馬和火炮利器，為“閃電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當然，眼下李從璟的“閃電戰”，比起希特勒的“閃電戰”，還是弱化版的，這是時代限製。
“此戰之勝，是乃陛下雄才大略之勝！”李紹城由衷道。
李從璟笑了笑，搖頭道：“戰爭何其龐大，豈是一人雄才大略就能決勝的。”
言罷，李從璟正色道：“此戰之勝，是大唐文明之勝！”
是的，在李從璟眼裏，這場戰爭若勝，是先進的大唐文明，對落後的河西文明的勝利。
中華曆史上有一個無法忽視的悖論：坐擁先進文明的中國，總是屢屢被落後的北方草原文明戰勝。
元朝、清朝的建立，是最突出和無可辯駁的證據。
蒙古人，位在漠北的漠北，女真滿人，位在遼東的遼東，中國擁有燦爛的文明、在全世界麵前光芒萬丈時，彼部還在茹毛飲血。
而彼部一旦起勢，短短數十年間，便能橫掃大江南北，入主中原。
這也是漢人心頭永遠無法抹去的痛。
其因何在？
一句簡單的“農耕文明的保守性，無法抵擋草原文明的侵略性”，無疑是不能解釋所有問題的。
一句簡單的“農耕文明的發展程度還不夠高，無法對草原文明形成絕對壓倒性的優勢”，也是不能解釋所有問題的。
野蠻戰勝文明，並不是必然，而是無奈。
在李從璟看來，這個原因其實再簡單不過。
中國的文明的確很先進，但中國的軍事，並沒有達到與先進文明相對應的高度。
中國文明的先進，在經濟，在文化，在政治，甚至在百業百工在所有方麵——唯獨，不在軍事。
手中拿的，仍然是刀槍，胯下騎的，仍然是戰馬，身上穿的，依然是甲胄，戰陣依仗的，依然是弓弩，居而堅守的，依然是城池，執掌萬千兵馬的，仍然是一個個大老粗——某些時候，甚至是比大老粗還不如的純粹文人。
明清與漢朝，近兩千年過去，可有本質區別？
中國對草原，可有絕對優勢？
沒有。
論文章，從駢四儷六，到唐詩宋詞，到明清小說，曆經蛻變。
論體製，從封建井田，到漢唐郡縣，到明清行省，曆經蛻變。
論保家衛國的最根本力量，軍事思想，軍隊建設，實無建樹。
中國不發展軍事文明。
偶有改變，也是大敵當前，苦著臉不得已做出應對。
從無主動追求進步的。
唯一的明朝火槍火炮，還是建立在元朝的基礎上，並且很快銷聲匿跡。
如是，草原人弓馬嫻熟，善騎射，而彪悍輕死，一朝成勢，中國不能擋也。
中國的軍事文明既然不比草原先進，將士素質又趕不上“窮山惡水”的刁民，最為依仗的軍事物資——戰馬，更是拍馬趕不上，如此，沙場之爭，焉能不敗？
河西、西域之戰，是李從璟提升大唐軍事文明——軟實力與硬實力的一大試驗場。與龐大的大唐軍事文明相比，“閃電戰”的戰術，不過就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李從璟也知道，要提高大唐的軍事文明，僅靠這些還不夠，最為重要的一點，還得保持大唐帝國的侵略性。
刀不用了生鏽，糧不吃會生黴，軍隊不用自然要腐壞。
戰爭，需要精益求精。
發展軍事文明，永無止境。
戰爭是門藝術，層麵越是高級，其藝術性也就體現得越是充分，到了國家戰爭這個份上，戰爭這架龐大機器的健康運轉，已經精密到常人難以想象的地步。
而且文明發展的程度越高，戰爭也就愈是精密，其藝術性也更加突出。部落時代的戰爭與宇宙時代的戰爭，可以說根本就不是一個存在。
戰爭有其固有成本，李從璟要降低攻河西、西域之戰的成本，除卻對戰爭各組成部分都“精打細算”之外，還要謀求迅速而幹淨的勝利。一場幹脆利落的大勝，與一場耗日持久的僵持戰的成本，也不可同日而語。
從這個意義上說，主要是帶領兵馬衝陣廝殺、召集戰士進行城池攻防的河西軍隊，被孟平說成是“不懂戰爭”，並非沒有道理。
“一場戰爭涉及整個國家的方方麵麵，大體而言依然是戰前、戰時、戰後三個過程，國、軍、民三個主體。於國家而言，國庫有多少錢、財、糧儲備，錢、財、糧在從國庫用於戰場的過程中，經官吏之手，會被貪墨幾何，路途運輸，會損耗幾何，這之間的‘轉化比例’是多少，轉化過程需要耗時多少，而國家能從民間征調多少物資，戰場附近的州縣又能供給多少，運往戰場的效率如何......凡此種種，是為戰爭決勝於國家。”
“於軍而言，軍紀是否嚴明，將士素質如何，爭勝之心是否強烈，各科技藝是否嫻熟，將校識得多少征戰之道，臨陣知道多少應變，甲胄是否堅固，兵刃是否銳利，弓弩是否齊備，火炮利器存量幾何，折損能否及時補充，傷員能否得到及時救治，新老士卒‘轉化率’有多少......凡此種種，是為戰爭決勝於軍隊。”
“於民而言，凡國家征戰，百姓願意承受多少賦稅增加，家家戶戶能為戰爭輸送幾個兒郎，國家號召之下，上至富戶大族，下至尋常百姓，能為戰爭捐獻多少錢財，有幾個能放棄手中活計甘為大軍運送糧秣成為輔兵。當戰爭不利時，百姓是唾罵國家無能還是挺身走上沙場，當強敵入侵時，百姓能否不顧身死走上城頭，又是否有能力上陣廝殺。民，軍之源也，一旦大戰起，舉國百姓是否齊心，又有多少人能成為後備軍，但凡國家需要，就能拿起武器走上沙場......當戰爭損耗大量財物，民不聊生之際，百姓是甘願為國家大義勒緊褲腰帶，還是會被有心人蠱惑，行反叛國家之事來為禍地方......凡此種種，是為戰爭決勝於百姓。”
這一日，李從璟站在靈州演武院的授課台上，親自為教室中的學生傳授戰爭之道。
“凡此種種，國家當有清楚認知，甚至當有明確計算，有此基礎，方有國家之戰。凡戰，必有軍事情報，有軍報情報，方有軍事謀劃，有軍事謀劃，才有大軍行動，否則，十萬大軍，數十萬民夫，如無頭蒼蠅一般放之於沙場，一旦稍有不慎，便是大動亂大災難。”
“戰前情報搜集的詳細程度，直接關係到大軍征戰之謀劃之勝敗，沒有詳盡之軍事情報，就沒有大軍之出動。大軍行軍路線，行軍腳程，紮營之地點，攻打目標之兵馬部署，大小戰鬥之投入，糧倉之選址，糧道之防衛，物資之調派，攻城掠地之章法，分進合擊之策略，都要有明確布置。慮勝，也慮敗，慮進，也慮退，有進攻謀劃，也要有撤退謀劃。兵法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又雲’‘廟算多者勝’，此之謂也。有如此謀劃，縱然戰場有變，應對起來才不至於慌亂，才不至於因小敗而貽害大局，縱然不勝，亦可立於不敗之地。僵持之戰，亦或慘勝，姑且耗費無數人命與錢財，何況是敗？屆時不僅人命與錢財大損，而國民之信心尊嚴亦損，還助漲敵寇之氣焰，壯大敵寇之實力，其害豈不為大！”
“每戰之後，傷員如何救治、安置，所得之地如何駐防，民眾如何安撫，財物如何聚攏然後快速運用於戰爭，戰略戰術部署如何及時調整......”
“何謂戰爭？唯計劃二字。大軍征戰，不打無計劃之仗。計劃妥當，每一個將士，才能發揮最大戰力，每一分錢財，才能發揮最大作用，而沙場上每一將士每分錢財，皆是國家耗費十倍之力支持，此間輕重不可不查......如何打好一場戰爭，打一場恰到好處的戰爭，打一場壯大國家而非削弱國家的戰爭，怎能不是一門藝術？”
說到最後，李從璟總結道：“誠然，沙場之道，乃應變之道，沙場之上，有太多東西無法預料，事先也無法都探知，戰爭還得靠將士流血來打贏，但這不是戰爭缺少謀劃的借口。一言以蔽之，增加戰爭的已知和可控因素，減少戰爭的未知和不可控因素，再以絕對優勢去打每一場戰爭，才是贏得戰爭的取勝之道。”
給演武院的學生授課，李從璟早在幽州時就常做，洛陽演武院他也是常去的。演武院是李從璟宣揚他的軍事思想的戰場，實在不能忽視。隻不過做了皇帝之後，這種時候就很少了。
李從璟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在推動戰爭早日向“近現代”戰爭轉變，引導大唐的軍事人才，將戰爭這門學問做深做細。研究得深入研究得細致了，才會把事情做到更深入的層麵，做好做到極致，不僅戰爭如此，很多事都是這樣。
在李從璟看來，這個時代的戰爭，還是“略顯粗糙”了些。而大唐的戰爭之道這樣持續進步下去，日後必然獨占鼇頭。他想要將大唐建立成恒強帝國，首先得保證大唐的軍事實力舉世無雙——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兩部分。
當然，要將戰爭早日推進到“近現代”的地步，僅憑他方才講的那些，是遠遠不夠的。
曆史的發展有其必然基礎，無論是國家的“近現代”化還是軍事的“近現代”化，都需要物質水平跟上，或者說，需要生產力水平跟上，再直接點說，需要科技水平跟上。
這一點也是李從璟一直在花大精力去做的，李重美和趙普搗鼓出“高壓鍋”雛形後，經過持續改善，在李從璟的有意引導下，已經在向“蒸汽機”轉變，按照目前的趨勢，真正的“蒸汽機”不久就會出現。
換言之，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工業革命會提前到來，在大唐的天空下。
大唐的文明程度很高，李從璟並不擔心此舉是在拔苗助長。
至於某某階級某某主義的問題，他也毫不擔心。
從演武院出來，李從璟接到了甘州軍報。軍報上說，孟平、李彥超等人，已經著手準備決戰。
回到住處，李從璟召見了李紹城。靈州之戰結束有一段時日了，李紹城也不該一直呆在後方，河西是孟平和李彥超的，攻略西域也該李紹城大顯身手。軍功平分，才不會出現一家功勞獨大，功高震主的情況，這也是禦下之道。
好在大唐不缺軍事人才，李從璟也不用擔心，會因為要分功，而影響戰爭之取勝。
“這回大軍攻打河西，進展頗快，朕事先製定的‘閃電戰’之策，基本已經得到實現。既是如此，河西、西域交給爾等即可，朕也不必呆在靈州盯著，不日就能啟程回洛陽。”
與李紹城商討完諸事，李從璟靠上扶背，露出頗為輕鬆的笑意。
攻占河西全境，是大唐禁軍在入冬前必須完成的任務，以河西的地理條件和複雜情況，禁軍能取得這樣的戰果，的確稱得上是“閃電戰”——李從璟也確實參照了希特勒的戰術。
李從璟一直在強調河西之戰的成本，強調這場戰爭的投入收獲比，而人類曆史上也鮮有比“閃電戰”投入收獲比更高的戰爭了。要實現“閃電戰”的部署，除卻準備、謀劃這些工作，需要的是軍隊擁有突出的硬實力——強大的運輸能力和軍事力量的壓倒性優勢。
大唐數量龐大的良馬和火炮利器，為“閃電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當然，眼下李從璟的“閃電戰”，比起希特勒的“閃電戰”，還是弱化版的，這是時代限製。
“此戰之勝，是乃陛下雄才大略之勝！”李紹城由衷道。
李從璟笑了笑，搖頭道：“戰爭何其龐大，豈是一人雄才大略就能決勝的。”
言罷，李從璟正色道：“此戰之勝，是大唐文明之勝！”
是的，在李從璟眼裏，這場戰爭若勝，是先進的大唐文明，對落後的河西文明的勝利。
中華曆史上有一個無法忽視的悖論：坐擁先進文明的中國，總是屢屢被落後的北方草原文明戰勝。
元朝、清朝的建立，是最突出和無可辯駁的證據。
蒙古人，位在漠北的漠北，女真滿人，位在遼東的遼東，中國擁有燦爛的文明、在全世界麵前光芒萬丈時，彼部還在茹毛飲血。
而彼部一旦起勢，短短數十年間，便能橫掃大江南北，入主中原。
這也是漢人心頭永遠無法抹去的痛。
其因何在？
一句簡單的“農耕文明的保守性，無法抵擋草原文明的侵略性”，無疑是不能解釋所有問題的。
一句簡單的“農耕文明的發展程度還不夠高，無法對草原文明形成絕對壓倒性的優勢”，也是不能解釋所有問題的。
野蠻戰勝文明，並不是必然，而是無奈。
在李從璟看來，這個原因其實再簡單不過。
中國的文明的確很先進，但中國的軍事，並沒有達到與先進文明相對應的高度。
中國文明的先進，在經濟，在文化，在政治，甚至在百業百工在所有方麵——唯獨，不在軍事。
手中拿的，仍然是刀槍，胯下騎的，仍然是戰馬，身上穿的，依然是甲胄，戰陣依仗的，依然是弓弩，居而堅守的，依然是城池，執掌萬千兵馬的，仍然是一個個大老粗——某些時候，甚至是比大老粗還不如的純粹文人。
明清與漢朝，近兩千年過去，可有本質區別？
中國對草原，可有絕對優勢？
沒有。
論文章，從駢四儷六，到唐詩宋詞，到明清小說，曆經蛻變。
論體製，從封建井田，到漢唐郡縣，到明清行省，曆經蛻變。
論保家衛國的最根本力量，軍事思想，軍隊建設，實無建樹。
中國不發展軍事文明。
偶有改變，也是大敵當前，苦著臉不得已做出應對。
從無主動追求進步的。
唯一的明朝火槍火炮，還是建立在元朝的基礎上，並且很快銷聲匿跡。
如是，草原人弓馬嫻熟，善騎射，而彪悍輕死，一朝成勢，中國不能擋也。
中國的軍事文明既然不比草原先進，將士素質又趕不上“窮山惡水”的刁民，最為依仗的軍事物資——戰馬，更是拍馬趕不上，如此，沙場之爭，焉能不敗？
河西、西域之戰，是李從璟提升大唐軍事文明——軟實力與硬實力的一大試驗場。與龐大的大唐軍事文明相比，“閃電戰”的戰術，不過就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李從璟也知道，要提高大唐的軍事文明，僅靠這些還不夠，最為重要的一點，還得保持大唐帝國的侵略性。
刀不用了生鏽，糧不吃會生黴，軍隊不用自然要腐壞。
戰爭，需要精益求精。
發展軍事文明，永無止境。